之前写文章介绍了一个网上的例子叫“剧场效益”（提出者为“安阳郭山”），有读者来问，按照例子中的逻辑，当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是否会造成整体利益的最小化？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对经济学基本上一无所知，仅有一点点来自于实际生活的常识。所以特地问了一位经济学专业的朋友，向他请教这一例子在经济学中的寓意和解决之道。今天的文章是我的提问和他的回答，以及我对此的理解。算是一篇学习记录。
先把例子再说一遍，可能有好多朋友之前没有读到。
一个剧院，本来大家都坐着看戏，相互之间形成一种平衡,我们称为“初始平衡”。
这时候有人为了更好的观影效果，站起来看戏，他的行为导致后面的人没法看了，于是后面的人也跟着站起来。最后导致所有的人都站起来看戏，这种状态我们称为“二次平衡”。
有人为了追求更好的效果，站到椅子上看戏，那么刚才的事情又发生了——所有的人都站到椅子上看戏了。这时候我们称为“三次平衡”。
现在来分析一下，在第三次平衡之后，所有的观众都面临同样的窘境：
其一，付出了更多的体力代价和精神代价，站在椅子上看戏比坐下看戏难受多了。
其二，观影效果与“初始平衡”时一模一样。
其三，要想回到“初次平衡”，也就是要想回到“坐下看戏”已经不可能了，一旦坐下，你将什么也看不到。
所以，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都为了追求更大的私利而付出了艰巨的代价，最后却谁都没有得到好处。那么这是否表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会导致整体利益最小化呢？”
以下是朋友的回答（我添加了一部分解释）：
在这个问题中，首先要明确这世上不存在一种利益叫“整体利益”。只有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利益，而没有抽象的“整体利益”。（也就是说，只有一个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才能构成“利益”的主体，有血有肉才能对“利益”有感知。整体没有感知，不痛不痒，所以没有利益可言。）所以这个问题正确的表述应该是“当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终是否会造成普遍的个体利益受损？”
至少从上述的例子来看是这样的。但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会发生的，如果你在看戏，前面一个人忽然站起来了，你肯定不会跟着站起，而是叫他坐下。他如果不肯坐下，那么剧场的管理员会介入到这个事情当中强迫他坐下，否则他会被带离剧场。这说明，当我们进入剧场看戏的时候，我们手中是握有某些“权利”的。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权利”。该权利来自于哪里？来自于“购买”，也就是说，你是买了票才准许进场的，那么当你支付的时候，你在购买“产权”。不仅购买了演出的内容，你还购买了演出时长内的座位和秩序。当一个人站起来的时候，他并没有侵犯所谓的“整体利益”，他挡住了谁就侵犯了谁的利益，侵权者与被侵权者都是具体的。这时候握有“产权”的被侵犯者肯定不答应。所以，上述例子中的窘境很好解决，只要明确私有产权（买票入场），并有执法者（剧院管理员）保障私有产权，那么就不会存在接下来的一连串事情。
那么在没有私有产权的情况下，是不是会造成上述问题呢？会的。典型的例子叫“公地悲剧”：一群牧民在一块公共草场放羊。一个牧民想多养一只羊增加收益，虽然他明知草场上羊的数量已经太多了，再增加羊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牧民将如何取舍？如果每人都从自己私利出发，肯定会选择多养羊，每一位牧民都这样做的时候，“公地悲剧”就上演了－－草场持续退化，羊群饿死，最终导致所有牧民破产。
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这样思考：
其一：是否真的无法明确产权？有好多“公地”其实是“伪公地”，它本来完全可以私人拥有的，但是由于很多缘故，它被公有了。所以首先应该尽可能的明确产权，只有在产权实在不能明确的领域才可以讨论“公地悲剧”。
其二：“公地悲剧”是一个经济学的模型，是为了做研究而设定的一种纯粹的、极端的情况，现实状况要复杂得多。如果真的无法明确产权，那么使用者相互之间是否可以自行确定规则？公地悲剧假定用户之间是不沟通、不协商的，而在现实之中人是有这个沟通能力的。在沟通之后互相妥协，并且能确立一些简单的规则。涉及到具体的行业、具体的事件，该行业的从业人员是最清楚其中利害关系的，不能简单地说一定怎么办，而应当将这个“怎么办”的问题交给参与者本身。
其三：肯定有无法协商的情况，这时候需要更大的力量介入，这个力量是“政府”，只有政府具备终极强制的能力。这是必不可少的，马路上有红绿灯也是政府行为的一种。一个良好的政府负责维护秩序，维护法律法规。譬如环境问题就是一个“公地悲剧”，空气、水都是流动的，是没办法划定“私人产权”的，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必须作为。
还有一个模型叫囚徒困境，甲乙两人分别囚禁，彼此不通消息，如果甲乙都不供出对方，那么因为证据不足，两人都将轻判。如果一人供出另一人，那么举报者会无罪释放，另一人会被重判。如果两人都供出对方，那么两人都重判。在这一模型下，甲乙两人因为不信任对方，最终都会选择出卖对方，因为从自己的私利出发，一定是出卖比不出卖要划算。
囚徒困境是否有破解之道？人一旦陷入这样的困境，一定会做出最坏的选择，一定会选择互害。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人恪守道德、互相忠诚真是太不着边际了。不要考验人性，人性本来就是经不起考验的。所以问题不在于囚徒如何选择，而在于为什么要把人关到这样的困境中去？为什么要设定互害才能获益的前提？
所以破解囚徒困境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囚牢打开。如果我们假定社会是有限囚牢，那么结局必定是互相争夺，互相谋害，最后同归于尽。而一个正常的社会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虽然我们时时面对有限的资源，但人的创造力可以不断地创生新的发展方向，我们现在的世界正是建立在强劲的创造力之上。包括创造出了一个虚拟的网络世界。无数的人依赖互联网生活、工作、娱乐、消费……
这在以前的抢土地的农耕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我觉得农耕社会很接近“囚徒困境”，因为土地是有限的，人太多了就养不活。而商业文明就是对“牢笼”的突破，它创生出一个可以无限大的交易空间，人类通过商业活动摆脱丛林、摆脱互害，走进互利共生的现代文明。所以与其哀叹囚徒做出了最坏的选择，不如去质问去反思为什么要把人关在囚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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