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特不如康德或黑格尔出名，但他著作中的观念却比康德或黑格尔的观念对欧陆哲学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部分是因为费希特对康德的解释影响了后时代对康德的继受，部分是因为黑格尔的许多观念多多少少基于他对在费希特那里发现的观念的创新性的重新思考。
费希特是一位伟大的现代哲人。在后康德的德国观念论的发展中，他是最具原创性的人物。实际上，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在整个欧陆哲学的传统中，费希特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但尽管如此，他却没有康德或黑格尔出名，也没有得到那么仔细的研究。对待费希特，没有像对待康德或黑格尔那样，甚至没有像对待受他影响的哲学家们那样，有那么多和那么好的作品。
在埃尔文大部头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和详尽的《伦理学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Ethics, 2007一2009)第三卷中，有大量有关康德的内容，也有关于黑格尔、叔本华、克尔凯郭尔、马克思、尼采和存在主义的讨论，却没有关于费希特的内容。他的名字甚至并未在索引中被列出。直到道德哲学家们能比目前更好地理解费希特，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我们从何而来，或者因此甚至才能正确地理解我们究竟是谁。
每当我说费希特是1800年以来大陆哲学传统中的一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时，都会被人当做一种夸张说法而遭到拒绝。这种怀疑是可以料到的。因为如果费希特普遍性地被认为占有这一重要位置，他显然就会较目前来说得到更广泛的研究。尽管如此，我仍想坚持这种立场。我将提出如下挑战：你在大陆哲学传统中挑选任何一位重要人物，我都可以识别出一种观点（有时是诸多观点），而你将会同意，这一观点或者这些观点是这个哲学家思想中的绝对核心的内容，甚至构成了他的主要贡献。
接下来，我将会向你表明，它们的原创者是费希特。我本想在序言中详细地陈述这一主张，但又觉得这样一来会耗费太多笔墨，并且显得过于卖弄。但在本书中，你将会看到有关这一点的部分文献，它们涉及诸多思想家——黑格尔、叔本华、克尔凯郭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波伏娃、梅洛·庞蒂、列维纳斯、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我希望本书中有关费希特的论述将会使读者至少可以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
本书的主题十分明确，尽管只有一半篇幅是在系统阐释费希特的伦理理论。这是因为需要其余部分提供必要的语境。第八章尤其如此，它并非讨论费希特的伦理学，因为对于费希特来说，法权完全不同于伦理。
第八章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提供对费希特法权理论的完整阐明，正如第二章不是为了提供有关费希特知识学的充分阐明。但这两章都是必要的，因为我们要看费希特的伦理理论是如何与他的知识学和法权理论发生关系的。同样必要的是第三章，该章讨论对于费希特伦理学来说有绝对根本意义的两种学说：自由和交互主体性。但关于第一章我必须要多说几句话，因为在这样的一本书的开头部分出现传记性章节不是常规做法。在我写作有关黑格尔和康德的伦理思想时，就没有想过以这种方式开头。费希特曾经说：
一个人选择什么哲学，取决于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因为哲学的体系不是一个无生命的家庭用品，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丢在一边，或捡起来；它因那个接纳了它的人的心灵而富有生气。
费希特的言下之意也许是，为了能从研究某个人的哲学中获得好处，必须与此人亲近，或至少要了解他的生平。但这一点是普遍的吗？我觉得不是。我们不十分了解亚里士多德是一个怎样的人，但并不会因这方面的无知而失去什么。有些哲学家——比如黑格尔——甚至强调，将哲人的人格排除出去甚至是哲学的一项工作，对此我表示同意。但费希特引出了一个哲学传统，这个传统鼓励如下看法，即哲人的人格必须成为哲学主题的一部分。
它包含了德国的浪漫主义，甚至包含了后来的哲学家，例如克尔凯郭尔、尼采、海德格尔、萨特、波伏娃和阿伦特。我们关心这些哲学家的生平及其人格，哪怕在这方面做调查研究时，我们不喜欢自己发现的东西。费希特的陈述至少意味着这一点也许也适合他。在此亦有其他理由说明为何本书第一章要从费希特的生平讲起。费希特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的一生鼓舞人心，也充满悲剧。他出生在一个贫穷家庭，但在八岁时不得不离开家，同有权有势的阶层生活在一起，向他们表达思想。一些不可思议的事件使他拥有了显赫的名声，也使他的生活变得混乱，最终走向没落。康德也经历过社会地位的上升，但在康德那里，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康德也体面地适应了这个过程。但费希特没有做到这一点。他性情敏感，态度粗暴，又自以为是。
他相信，人性期待的只是，有钱有势的人应该用他们的权势使世界变得更好，如此才对得起他们自己的人性尊严，也才对得起所有人的人性尊严。但正如我们如今所见，他将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大多数有权有势的人拥有的是相反的性情。费希特不信任身边的大多数人，原本他希望这些人能带来人性必然的道德方面的进步。费希特拥有一个强有力的、具有独创性的心灵。在我看来，他的学说、他的哲学方法、他的论证和任何伟大的现代哲学家们的东西一样值得研究。我希望本书对它们的批判性阐释能说清楚这一点。费希特也是一个体系性的哲学家，他特别强调哲学演绎的严格性，但他从未真正完成自己的哲学体系。
不过，不论我们最终认为它们是否成功，他在详尽的和严格的论证方面所做的努力总是有一种令人沮丧的模糊性。尼采曾说：“向往体系的意志是不诚实的。” 和尼采的崇拜者所常常(以一种愚蠢的自信口气)援引的其他著名的说法一样，这个说法显然是错误的，接近于自相矛盾。在哲学中，想要获得一种严格的体系是理智上的诚实能够采取的唯一可能的形式。
不管那些彼此孤立的片段多么有启发性，离开了它们可以被整合进去的体系性语境，这些片段就是不“真诚”的。但就像尼采的许多明显的悖论一样，这个说法也提出了一个有效的问题：真诚总是要求我们准备去承认，我们对体系的追求必将走向失败，而这是体系性的哲学家们很少愿意承认的。费希特的确有这样一种真诚，他承认自己从来没有完成过体系，但他还是想要一直尝试。具有洞见的启示之间的张力，对严格性和体系性的追求，愿意承认失败，所有这些东西的不稳定结合，是伟大的哲学带给我们的东西。和一切伟大的哲学家一样，费希特也展示出了这一点。
费希特通常被视为康德的追随者，他本人也这样看。他同样也强调哲学的实践性方面（诸如权利、伦理和宗教)。但实际上，费希特独立于康德写出了他在这些主题方面的最早的重要著作。这不是做解释性的评论，而是年代学事实。在宗教、权利和伦理学方面，在康德关于同样主题的相应著作出版之前不久，费希特已经出版了他的主 要作品。他的第一本公开出版的著作《试评一切天启》(1792)先于康德的《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1793—1794)；《自然法权基础》先于康德的《法权学说》(1797);《伦理学体系》和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完整版出版于同一年，这个完整版包含了《德性学说》(1798)。
出于这些纯粹的年代学事实，费希特的哲学尽管是从康德哲学出发，却在全新方向上扩展了康德的观念。这也就意味着费希特的伦理思想对于那些了解康德伦理思想的人来说是容易把握的。如今康德的伦理思想得到了广泛研究，但费希特的伦理思想却并非如此。但也并不总是这样。科什令人信服地记录了一个奇怪的事实，即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道德哲学家都是从费希特的《伦理学体系》出发来获得有关康德伦理学的论证。研究《精神现象学》的人也清楚地看到，对于研究黑格尔来说也显然如此。
在对康德哲学的接受过程中存在严重曲解，但除非研究康德伦理学的学生们也同样研究费希特，否则他们就必然不知晓自身对伦理学史的理解，尤其是对康德伦理学的理解究竟在哪些方面发生了曲解。我写作的有关康德伦理学的著作也曾说明了如今以“康德伦理学”为名的东西包含了多少对康德的严重误解。
在通常的误解中，有一些也反映了费希特在对康德伦理学的继受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即便人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比如，罗尔斯及其追随者提出的有关康德式命题的变形几乎没有表明他们对费希特有任何意识，但（至少在我看来）他们通常是以类似于费希特的说法结束的，尽管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如果康德学者们更仔细地读读费希特，康德伦理学将会得到极大的丰富。在费希特同黑格尔的关系问题上也是如此。许多与黑格尔的名字联系起来的著名观点是直接基于费希特的模型的，尽管黑格尔很少直接承认这一点。
这甚至包含了他的辩证法本身，以及有关承认和法权的理论，此外还有他对于哲学的伦理学必须包含有关理性社会的观念的确信。黑格尔的伦理思想在许多方面都是在与费希特展开批判性对话。费希特对黑格尔的影响常常是消极性的；黑格尔接受了费希特在特定问题上的表达，但却采取了完全对立的立场。出于上述理由，如果缺乏有关费希特的某些知识，就无法正确理解黑格尔的伦理思想。对于当前的时代来说，费希特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家，尤其是在道德和政治生活领域。年轻一代会看到眼下对待世界的方式有许多都是错的。正如一个体面的人可能会思考，历史进程在进入20世纪之后并没有对我们更好一些。对于热爱思考的人来说，旧的生活方式、旧的回应问题的方式、旧的传统既是神圣的，也是空洞的。
但我们不再对包括费希特在内的过去的哲学家称之为人性的历史使命的东西有清晰的观念。怀疑和否认他们曾经有这方面的看法甚至成为时髦。如此一来，当要求我们去实现它时，我们又缺乏信念和希望。当我们满足于这些看法时，就会陷入沮丧和怀疑一切的危险之中。费希特也谈到了这种处境。他是一个哲学家，生活在一个混乱时代。在压倒一切的困境面前，他发现自己不得不承担这样的工作，以使一切回归到正确位置。对于费希特的伦理思想来说，没有什么比人的使命的观念更为核心。他的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就在于如下论题，即我们的道德使命与我们积极投身于人性的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人性的未来，舍弗勒非常恰当地称之为“来世生活”。
“来世生活”这个说法非常适用于费希特，因为他将这种意义上的“来世生活”视为人类境况提供给我们的唯一真正的不朽，也是我们的个体生活所能拥有的一切意义的源泉。费希特尤其关注于学者、知识分子、哲学家的独特使命，他们的任务是帮助我们界定人类的使命。在他的哲学中，现代世界最好的和最激进的社会和政治理想都得到了特别纯粹的、鲜明的和生动的表达，它们迄今仍然具有一种启发的力量。从表面上看，费希特对这些主题的沉迷总是近乎表面，但在信念和希望将要堕入混淆和绝望的危险的紧要关头，他也会激烈地动摇。费希特带着一种存在主义的激情谈论这一私人性的学术使命，就如同他对听众们讲的话一样，这种激情甚至透过他那最为抽象的哲学论证和建构，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来源：《费希特的伦理思想》
原标题：费希特的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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