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人西迁最早之居地
《史记·秦本纪》载秦先祖有中潏（jué）者当商代中期，“在西戎，保西垂”。直至西周后期周孝王时，“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孝王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繁息，因而周孝王使其“邑之秦，使复祀嬴氏祀，号曰秦嬴”。《集解》引徐广曰：“今天水陇西县秦亭也。”《正义》引《括志志》“秦州清水县本名秦，嬴姓邑。”《秦本纪》中下面又说：周宣王时秦“庄公居其故西犬丘”。又说：“文公元年，居西垂宫。”秦文公元年即周平王六年（前765）。看来秦人初迁所居之地在西垂，又叫西犬丘，当汉之西县地。至西周中期周孝王时人口繁衍、势力也扩大，便向东发展至汉代所谓槐里，因系秦人新迁之地，以旧地名之，叫做“东犬丘”，也简称“犬丘”。至秦庄公之时则又回至原来的犬丘之地，即西垂，后世也称作“西犬丘”。关于西垂的地望，学界或以为在陇南天水一带，或以为指关中槐里（今陕西兴平县东南），个别学者认为在今山西。实际上有的证据就难以信据。论远古、上古之历史，所引作为论据的文献资料，应该是先秦时代的，至少是汉代的（秦火之后，有不少先秦典籍不存，汉朝廷几次组织人从民间收集佚书重为编订）。“西垂”具体所指，要从商周以前人的认识入手来确定。
其实，100年前学术大师王国维写的《秦都邑考》，对这个问题已考究得很清楚。其文在引述了有关文献之后说：
然《封禅书》言“秦襄公既侯，居西垂。”《本纪》亦云：“文公元年居西垂宫。”则又似特有西垂一地。《水经·漾水注》以汉陇西郡之西县当之。其地距秦亭不远。使西垂而系地名，则郦说无以易矣。唯犬丘一地，徐广曰：“今槐里也。”按：槐里之名犬丘，班固《汉书·地理志》、宋衷《世本注》均有此说。此乃周地之犬丘，非秦大骆、非子所居之犬丘。
接着又列出三条证据再加论证，然后说：
《本纪》又云：“庄公居其故西犬丘。”此西犬丘实对东犬丘之槐里言。《史记》之文本自明白，但其余“犬丘”上均略去“西”字。余疑犬丘、西垂本一地。自庄公居犬丘，号西垂大夫，后人因名西犬丘为西垂耳。[ 《观堂集林》卷十二，《王国维遗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43—544页。]
则秦人东迁最早是居于陇右之西垂即西犬丘。其他各说主要是联系秦人后来的活动轨迹和较迟的文献记载生发之，不可信。
关于西垂或西犬丘具体所在，上面所引文字已说清。《汉书·地理志·下》也载：秦非子“为周孝王养马汧渭之间，……乃封为附庸，邑之于秦，今陇西秦亭、秦谷是也。”秦亭、秦谷即在今清水县境。这是指非子时周孝王新封之地，非秦人西迁始居之地。
既然问题很清楚，为什么古今一些很有学养的学者对秦人迁地在西犬丘持异说？这也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将秦人西迁，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地方？这里并非商、周最西边界，而是戎狄所居之地，很多人认为当时中原的人未必知道这个地方，秦人也未必就会老老实实至此极偏远之地。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公布了一部失传文献《系年》。其第三章云：
武王既克殷，乃设三监于殷。武王陟，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子耿。成王敉伐商邑，杀子耿，飞廉东逃于商盖氏。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邾圉，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141页。]
时间是在武王卒、周公听政的一年。商盖即史书中所说商奄，地在今山东曲阜以东。因商曾建都于此，商亡之后商之上层多逃之于奄，故周公杀秦人之首领飞廉，而迁秦人、奄人于朱圉。“朱圉”即朱圉山，为今甘谷县南部与礼县北部相连的大山，其南面下临西汉水。由此可以说明，秦人确是被迁于陇右，而且至迟在西周初年被迁于天水、靠近陇南的朱圉山。
那么，为什么周公要将秦人与商奄人迁到这里呢？为什么上古周人对这个地方有那么深的印象呢？
《尚书·尧典》记载尧命羲叔、羲仲、和叔、和仲敬重天象的变化，观测日月星的运行规律以定历法，分别居最东、最南、最西、最北之地以测定日之出没、一年中的长短变化。其中说：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
这是说命令和仲居于西方之昧谷，测定太阳西落的时间变化。祝中熹先生认为：执掌司日之职的羲和，即阳鸟图腾部族的代表，为秦人远祖。他受命“宅西”，即居于“西”。秦人最早迁于今西汉水上游在尧舜之时（参看祝中熹《阳鸟崇拜与西邑的历史地位》一文）。[ 祝中熹：《秦史求知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8—43页。]
我认为秦人之所以很早就对日月运行规律有所关注，因其靠海，能看到广阔的天宇，也常看到海面上日月星辰的投影，对日月的起落和星辰的运行有更多、更细致的观察，总结天象变化较早，所以被派遣到西垂测定一年中日月运行规律。
关于秦人最早迁于西面的具体地点，早期文献中也有反映。《太平御览》卷三引《淮南子》佚文中说：
日入崦嵫，经细柳，入虞泉之池；……日西垂，景（影）在树端，谓之桑榆。
关于崦嵫所在，《山海经·西山经》中说：鸟鼠同穴山“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鸟鼠同穴山在今渭源县西南约十五里处。今所见古今所有的文献都说：“崦嵫山在天水西南。”则作为地名的“西垂”实是由“日西垂”而来。
“崦嵫”即古之西垂。我以为是因为周初时奄人迁于此，在此长期繁衍，才改名为“崦嵫”（“山”字旁为后人书写中为显示为山名而加）。总的来说，秦先人在尧舜之时已迁于此，西周初年周公同样迁秦人于此。
这就更引起人们的疑惑：为什么尧舜时代中原一带部落联盟的首领就一定要在陇山以西定一个观察日月西落的基点？在经过一千余年之后为什么周公同样迁秦人于此？
在没有文字、交通也极不发达的远古时代，人们对以前事情的了解和较远之地的认识，一是标志性的山川和遗迹，二是群体记忆，三是传说。群体记忆是指一个民族、一个很大的群体时时称说，造成的一种印象、习惯和习俗。人们从小听闻，且与很多事情联系在一起，无形中代代相传相感，形成一个基本观念、习性或习俗。传说则是对某一重大事件，流传中慢慢省去一些枝蔓和细节，而将主要人物、主要事件的梗概凝炼地传下来，讲述者会无意识地加进自己理解的成分。群体记忆的可靠性甚至于超过文字记载，因为没有的事情要成为很多人的意识存在，是不可能的，而文字记载有时反而会被改动。我以为，从尧舜至夏商千年上下尚保留关于西垂的群体记忆，必然是上古、远古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而记忆所依托的，便是汉水与朱圉山。[ 西汉水、东汉水本为一条水，大约在秦汉时期由于地震的原因形成淤塞，其上游在略阳以北合嘉陵江后南流入长江。其他相关问题，可参看拙文《秦人西迁的时间、地点与文化传统的形成》，《甘肃文史》2022年第2期。]
我以为，这同伏羲氏和黄帝都起于天水一带，同这两位在中华远古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氏族首领的传说有关。一般事件不可能会形成这样长久、深刻而广泛的群体记忆。
二、黄帝氏族早期活动之处
远古之时，因为平原地带的河流会因暴雨而漫延，并随时改变流向，人难以定居，故居于半山或丘陵者为多。所以，远古时黄河流域的人类已长期稳定地生活于西北山地，依靠狩猎或原始农业繁衍发展，相对来说文化积累也较快。
关于伏羲氏的问题，我已有文章加以探讨。[ 参拙文《八进位制子遗与八卦的起源及演变》，刊《伏羲文化》，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出版；又韩国《东方汉文学》第12辑，东方汉文学会1996年。]这里只说黄帝。
黄帝生于何处，学术界看法很不一致。但是有两件事实谁也无法否认。第一件，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的“太史公曰”中说：
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
司马迁为汉代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首先到陇东的空同山考察有关黄帝的遗迹与传说，可见西汉前期以前人们认为黄帝与陇东空同有关。
第二件，《国语·晋语四》载春秋时晋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流亡在秦国时，他的臣子司空季子对他说：
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36页。]
重耳因为到了秦国，才有人给他讲了这段与秦地相关的远古历史。这也是关于炎黄早期历史在上古文献中的最早反映。近代以来在中国上古、远古史研究上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徐旭生先生，认为姜水即宝鸡城南过渭水一二里姜城堡的清姜河。关于姬水，他说：至于姬水，不知道是现在哪一条水。可是姬姓的周弃就住在邰。[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上古曾为周人早期居地的邰在今陕西省宝鸡与咸阳之间渭水以北，当武功县西南。关于姬水，他在认真研究之后倾向于渭水。他在经过细致分析之后说：炎黄共同渊源的少典氏族大约在西方渭水的上游。
徐先生认为兴起于陇右的炎帝族、黄帝族两大部落是顺着渭水及黄河东下，而进入中原之地的。他说：我们的祖先有一部分，此后叫作华夏族。内中有一个氏族叫作少典。它与有蟜氏族为互通婚姻的氏族。它的生活区域大约在今甘肃、陕西两省交界的黄土原上或它的附近。从这两个氏族分出来两个重要的氏族：一个住在姬水旁边，此后得了姬姓，就叫作黄帝氏族；另外一个住在姜水旁边，此后得了姜姓，就叫作炎帝氏族。这两个氏族发展以后，渐渐有一部分顺着河流，向东迁移。[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页，第5页。]
徐先生的结论，不仅是在对上古文献通盘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而且1935年他曾到宝鸡和靠近甘肃的一些地方作过实地考察。徐先生1913至1919年留学法国，也具有现代科学思想。他在八、九十年前提出的一系列结论，为学界所重视，也确实为以后我国史前史的研究开拓了道路。
在上古、远古史方面成就卓著的刘起釪有《姬姜与氐羌的渊源关系》一文，其第四部分经过详细论证之后说：以上所述，显有极大可能，姬水即渭水，姜水即羌水，亦即连白龙江、白水江之水。大抵依此两水所居之姬、姜两族，一在渭水以南。由此更看出了姬姓的黄帝族地域大体即氐族地域，姜姓的炎帝族大体即羌族地域。[ 刘起釪《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
刘先生认为姜水即发源于岷县东南、在今舟曲以东入白龙江的岷江。其理由因为此水古名羌水，这一带古为羌人所居的原因。这个结论同徐旭生先生的姜水之说有异，看来还是徐先生的说法要可靠一些。关于姬水的看法，二位是相同的，都认为姬水即渭水。
再看看这个问题在先秦文献中的反映。《庄子·在宥》言：“黄帝立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见之。”这正反映了黄帝在早期就是活动于陇东南、天水一带的。文中所说“立天子”，不过是指担任部落首领而已。黄帝能成为一个部族的首领，而且后来向东发展，成为中原一带部落联盟的首领，最终融合炎帝族，抗击蚩尤，受各部族之拥戴而成华夏第一位部落联盟的杰出首领，同他能开阔地思考一些问题，谦虚地向有经验、有思想的人请教有关。看《在宥》所载黄帝向广成子所问的问题：
吾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养人民，吾又欲官阴阳以遂群生，为之奈何？
这是胸有大志而尚未成功时的语气，是继承了氏族或部落之首领，而尚未发展至更广大地区、拥有更多部族时的口吻。这与黄帝起于陇东南、天水一带的情形是一致的。尧舜之时迁和仲一族至西垂以测日，应该同黄帝“欲官阴阳以遂平生”的愿望有关。在人类对一年日长、冷暖变化的规律有一些基本认识的基础上确定日历以记事、以行政、以论史，这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时必须要做的事情，是人类文明中的正式开始。
天水一带从大地湾文化遗址发现国内最早的旱作农作物标本，最古老的彩陶和最早的文字雏形。这里地处东西文化交汇之处，又为南北交通之枢纽，在远古的自然条件下，应是有先进的文化蕴育产生的。只有在良好的自然条件和较稳定的状况下才能慢慢强大起来，有可能向东发展。
关于黄帝生于何处，还有些较早的文献可以印证。两汉之际著名学者崔篆的《易林·乾之萃》[ 《易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易林》一书过去多以为是西汉昭宣时（前86—前49）人焦赣所作，但《汉书·儒林传》《艺文志》和荀悦《汉纪》中都未言及，而其中所反映事件有成帝、哀帝时事。故自明代即有人怀疑非焦赣所作，顾炎武《日知录·易林》细考之，发现文中更多属宣帝以后事及非焦赣所能言之事。《后汉书·崔骃传》写到崔骃的祖父崔篆“王莽时为郡文学，以明经征诣公车”，而自劾以有过，不当应举而归。后被任为新建大尹，三年不行县，后以门下之力劝，平理放出狱中三千人，后亦称疾归。东汉初又被郡中举为贤良，以其曾任于伪莽时而愧不出仕。“客居荥阳，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决吉凶，多所占验。”新、旧《唐书》并著录有《崔氏易林》。清代徐养原、牟庭相、翟云升及近人余嘉锡、胡适并力主为崔篆之作。参拙文《有关“牵牛织女”传说的一首诗与<易林>的作者问题》（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4期，收入拙著《古典文献论丛》，中华书局2014年版）。]中说：黄帝所生，伏羲之宇。兵刃不至，利以居止。[ 相近的文字在《易林》中出现了三次，《咸之恒》则作：“黄帝所生，伏羲之宗。兵刀不至，利以居止。”《履之家人》中唯第二句作“伏羲之宅”。看来，后面两处本来同《乾之萃》所收文字完全一样，只是传抄中产生了误字，每首第四句“利以居止”，“止”是语助词。韵脚字为“居”。本是“宇”“居”为韵，同属先秦古韵鱼部。如作“宅”“宗”则不合韵（“宅”属铎部，“宗”属侵部）。]
可见在西汉之时人们认为黄帝是生于伏羲生处的。陇右天水一带地域较偏，但在上古、远古之时生存条件良好：气候适宜，多丘陵，少水灾，便于居住，农耕、狩猎均可；也不似中原冀州为四方争战之事。《史记·封禅书》中说：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
正是说明了以上所讲的情况。“神明之隩”，即伏羲、黄帝这样的神明之人可长期居住之地（隩：可以长期居住之地）。因这里产生过很多神明之人，所以很多神祠都集中在这里。这是司马迁当时所说“古代”的情况。并说，至晚周之时尚郊祀这里的神明。崔篆为涿郡（今河北涿州市）人，古属冀州范围。可见，黄帝生于天水的说法流传之广，尤其是在后代传说中为黄帝活动中心地带冀州人也认为黄帝生于天水，就充分说明伏羲、黄帝皆生于雍州天水这一说法的可信性。
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一《渭水》云：南安姚瞻以为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东七十里轩辕谷。
姚瞻之家乡南安在今河北省蠡县南，同崔篆家乡相近，而两人前后相差四百来年，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个群体记忆的可信性。而且这里还指出具体地方：天水郡上邽城东轩辕谷。则黄帝生于天水是完全可信的。
《水经注·渭水》在引述姚瞻之说以后接着说：“皇甫谧云生寿丘。寿丘在鲁北门。未知孰是。”但皇甫谧《帝王世纪》中是作“生黄帝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由此可知，皇甫谧所说是在姬水附近的寿丘。有的人不论上下文而将此寿丘解释为山东鲁北门之寿丘，完全是牵强附会，有背事实。后人有辑《帝王世纪》佚文将郦道元语并后人之无知者所旁批“寿丘在鲁东门北”七家亦辑入，大误。
北魏时天水郡属秦州，上邽是天水郡的一个县，即今秦州区。上邽城东北清水县有轩辕谷，寿丘亦应在附近之地。[ 关于清水县有关黄帝早期活动遗址及地方志所载有关传说，可参看李清凌《华夏文明的曙光》第二章《轩辕故里在清水》，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黄帝族其活动范围东至于空同，而且庆阳之正宁县有黄帝冢，也见于很早的文献记载。这个冡应该是纪念性的衣冠冢，但也说明这一带是同黄帝早期的活动有关的。
黄帝部族向东发展，从今天水、清水一带，东北至空同山附近，此其发展之第一步。然后向东至今正宁，在此停留一段时间之后，沿沮水至洛水边今陕西黄陵处，然后顺洛水而南下。徐旭生先生说：黄帝族东迁的路线大约偏北;他们大约顺北洛水南下，到今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跟着中条及太行山边渐向东北走，今山西省南部沿黄河的区域，姬姓的建国很多。[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修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页。]
徐先生还说：“我们疑惑那里面有一部分为黄帝氏族东迁时沿途留下的分族。”[ 同上，第45页。]这个看法完全符合黄帝氏族从形成到不断发展、不断东移的实际。
大量的出土文物遗址也说明在远古之时处于东西文化交流的玉石之路上的今天水一带，社会文化的发展是比较先进的。秦安王家阴洼遗址在县城东北靠近清水县处，其墓葬区和居住区揭露面积625平方米。遗址分为两个类型：第一类型相当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距今5500—5800年。第二类型遗址时间稍迟。遗址有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居住面经夯筑，壁面为黄色细泥，厚约2厘米，表面光滑，较硬。住室前部有一圆形直壁灶坑。有斜坡门道，室内有圆底柱洞，说明也有屋顶的支柱。所发现陶器有钵、尖底瓶，和夹沙红陶罐、盆、甑等。也有生产工具。[ 甘肃省博物馆大地湾发掘小组：《甘肃秦安王安阴洼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第1—17页。]看其生活设备，同近代一些偏远乡村的相似。由此可以看出黄帝之前这一带的社会发展水平。
说到史前文化，不能不提到大地湾遗址。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当在7800—7300年前，同伏羲时代相当，当时已有地穴式房屋；有各种陶器、石器，有磨盘、石锯、纺锤和用于修饰的骨珠、陶环、蚌饰等。[ 参郎树德、贾建威：《彩陶》，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刘光华主编、祝中熹著《甘肃通史·先秦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天水市博物馆《八千年记忆》，文物出版社2021年版。]大地湾四期文化（前3500—前2900），从各方面来看，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从时间上说，正相当于炎黄时期。
天水师赵村四期、五期，西山坪四期、五期，庆阳南佐、宁县阳坬，合水曹家沟、平凉侯家台、甘谷灰地儿、武山傅家门、礼县高寺头、武都大李家坪也有同类文化遗存，各种石、骨、陶器制作工艺又有很大提高。[ 祝中熹：《甘肃通史·先秦卷》，第72—79页。]这些地区也正是在黄帝早期活动的范围和边缘地带。
在我省东乡自治县林家遗址发现有铜渣，并出土一把环首小青铜刀，距今4900—4700年左右。在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遗存中，也出土过青铜短刀，形制上又有改进。目前甘肃发现早期铜器300多件，占全国出土商代以前青铜器总量的80%以上。至于大量精美的彩陶，更不用说。从当时社会发展的程度这也就说明：大约在5000年前，黄帝族就是在这一片土地上发展起来的。
以陇西平原为中心的马家窑文化（前3300—前2050）又称甘肃仰韶文化，之后以甘肃中部和东部为中心的齐家文化，距今约4000年。这些文化显示出较发达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其青铜制作步入青铜冶铸的开创期。这应该是黄帝氏族主体部分东迁之后留下来的氏族文化的反映，对中华早期文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早期秦人活动的历史印记
最有力地证明了早期秦人在天水、陇南一带历史的，自然是礼县大堡子山、园顶山出土的大量历史文物，天水甘谷等处的早期秦人墓葬和天水、陇南其他地方出土的上古文物。这是在地下埋藏了数千年才被发现的证据，也就是铁的证据，不用多说。这里要说的是：早期秦人在这一带长期生活繁衍，从弱至强，以至向东发展，还留下了一些无法抹去的历史印记。
第一，从很早就形成中华一统的观念。秦人最早生活于今山东，在中原各部族看来是属于东夷。但从尧舜之时开始，秦人祖先就同中原一些部落有密切合作。迁至西垂以后，同西戎相处融洽；至夏代末年周人由邰（在今陕西武功以西）迁于今陇东庆阳后，也与周人相容相处，形成经济、文化上的互动与交流。周人建国以后，秦人“以亲故归周，保西垂”，仍与周边部族和睦相处，并互通婚姻。终至“西戎皆服，所以为王”。至周代，又为周人养马。周孝王仍让秦人“和西戎”。周人东迁后，秦人占有其地，并“收其馀民而有之”。至西周末年因周厉王之无道造成西戎反抗，秦人坚持同中央王朝保持一致，秦仲死于平定西戎叛乱之中。周宣王召见其子秦庄公兄弟五人，命秦庄公为西垂大夫（以上皆见《史记·周本纪》）。这些形成秦陇人无狭隘的族系观念，思想不封闭，具有明显的华夏一统观念的特点。关于这个问题，欧阳坚主席的《秦文化与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一文有全面、深刻的论述，[ 欧阳坚：《秦文化与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形成》，《甘肃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可以参看。
就近代而言，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占领香港，又连占浙江定海等城。甘肃河州（今临夏）人朱贵被升任为浙江金华协副将，随即率领甘肃（包括今宁夏与青海的一部分）由汉、回、藏等民族组成的军队900人开赴前线，坚决抗击强敌，1842年初朱贵将军在大宝山战役中壮烈牺牲。士兵们同样拼命抵抗，多有牺牲。浙江慈溪修有朱贵祠，有朱贵塑像，也有来自四川金川率领藏、羌士兵抗击英国侵略者的阿木穰将军的塑像。林则徐凭吊朱贵祠，书写了“忠规孝矩”的匾额。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河州人马福禄（回族）入卫京师，会敌军于廊房，将带有新式武器的敌军击溃。后奉命防守正阳门，当时东便门、西直门、朝阳门皆已沦陷，马福禄坚守数日，与敌恶战。当敌人大举进攻之时他身先士卒，奋勇杀敌，不幸中弹牺牲，他的从弟与侄子六七人也奋勇献身。这些都是秦陇之地各族人民爱国精神的生动体现。至今甘肃有汉族、回族、藏族、东乡族、保安族、蒙古族等十多个民族和睦相处，很多地方是杂居在一起。各民族都有着对祖国的深厚热爱之情。
第二，是宗法观念淡薄，而具有较突出的法制观念。秦人的始祖皋陶（即大业）在尧舜时曾任大理（掌法、治狱之职）。《诗经·鲁颂·泮水》：“淑问如皋陶”，郑玄笺：“使善听狱之吏如皋陶者献囚。”《管子·法法》：“舜之有天下也……皋陶为李。”原注：“古治狱之官，此作李官。”《世本·作篇》：“皋陶作五刑。”这些都说明皋陶在虞舜时掌法理之职。他被作为秦人的精神象征，因而也影响了后代。[ 皋陶（yáo）：大业之子繇，封于皋，后世作“皋陶”。其子为“伯翳”，嬴姓之祖。参罗泌《路史》卷十六。]不过秦人之有较强的法制纪律观念应主要是两次长途迁徙中同行同歇、互相关照形成的统一行动意识；加之长期以狩猎为主，养成互相配合，信守约定的习性。[ 可参看拙文《秦人西迁的时间、地点与文化传统的形成》，《甘肃文史》2022年第2期]
第三，形成陇右人刚正勇武的品性。这在历史上是很突出的。人们所熟知的是飞将军李广。司马迁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之末评：“《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存。’其李将军之谓也。”其实只就西汉时言，在他前后以勇武刚正名列青史者就不少。《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之后赞曰：
汉兴，郁郅（今甘肃庆阳县）王围、甘延寿，义渠（今甘肃西峰市）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今陕西长安县东北）苏建、苏武，襄武（今陇西县东南）廉褒，狄道（今甘肃临洮）辛武贤、辛庆忌，皆以勇武显闻。
所列整个西汉以勇武名列青史者13人，属今陇东南部与中部者11人，陕西中部2人。这些人的事迹中也体现着顾大局、坚守正义、耿直刚正的性格特征。
历史上陇右的文人，也往往带有耿直、坦诚的性格特征。第一位便是东汉赵壹。赵壹为汉阳西县人，正为秦人西迁最早所到之处。他怀耿介之心，在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国势衰微的情况下愤世嫉俗，而秉持刚正人格，为朝中忠正之臣所重（见《后汉书·文苑传》）。唐代权德舆在朝任职时先后三次执掌贡举，提出“育人选士，为国之本”，从不屈服权势的干预。其一生为官不结党，不受贿，在内部斗争中宁可辞职回家，也不向邪恶一方屈服。至明代李梦阳，一生因为抗击皇亲、揭发权贵等五次下狱，而终不改耿直刚强之秉性。这里不能一一列举。我以为这种秉性的形成同自然环境有关，也同秦人的传统精神有关。它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和习俗上的群体记忆。
第四，在宗教信仰和节俗方面也体现出深刻的群体记忆。《史记·封禅书》：“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暤之神作西畤，祀白帝。”《正义》：“汉陇西郡西县也。今在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也。”下文记周太史见秦献公一段《索隐》引《汉旧仪》：
祭人先于陇西西县人先山下，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畤。
我以为西汉以前所说秦人的“人先山”，即三国时所说“祁山”，“祁”字本义即祭祀之处。后世陇东南一带东岳庙就很多，不仅各县都有，而且不止一处，最多者一个县有五处。[ 今所知最多者秦安县有五处，分别见《直隶秦州新志·建置》《道光秦安县志》和刘雁翔《天水金石文献辑录校注》（三秦出版社2017年版）第350、654所载碑文。陇南徽县四处分别见《直隶秦州新志·建置》《嘉庆徽县志》《陇南金石校录》第1279、1291所收碑文。秦州区、武都区、礼县、两当县至少有三处。其他各县今可知至少一、二处。这里所说多少座，皆指建于不同地点者。徽县有四处，分别见《直隶秦州新志·建置》《嘉庆徽县志》和赵逵夫主编《陇南金石校录》第1279、1291所载碑文。其他，礼县至少3处，武都两当三处，西和等县二处，最少如宕昌、文县、康县一处。]且大多留下碑记。今所见最早者为元代至元五年（1339）的礼县《大元崖石镇东岳庙之祀》。西和县嘉庆十四年《重修东岳庙碑记》中说：
若夫神号东岳，《博物志》谓“为天帝孙，主招人魂魄，古所谓神符是也。”至于“东岳注生籍，南岳注死籍，此世俗所传，漫无可考者”。
这所谓“为天帝孙”，《史记·秦本纪》言“秦之先为帝颛顼之苗裔孙，女修吞玄鸟卵而生大业”，故传为天帝之孙。
今所见古代文献最早祭泰山，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即扫平诸侯、统一九州后之第三年，“始皇东行郡县，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泰山刻石中说：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史记·秦始皇本纪》）
可以看出这是在统一六国之后祭祖报功之举。所谓“思迹”，即回顾其发起的过程；所谓“本原事业”，即追溯其事业兴起的根源。事实上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之第二年，是先去了秦人兴起之地西县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正义》引《括地志》：“鸡头山在成州上禄县东北二十里。”古上禄县在西和成县之间。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是首先去拜祭西县的先祖陵墓与先人祠的。
陇东南一带泰山庙（东岳庙）很多。汉承秦制，西汉以后各朝帝王都祭东岳，直至唐、宋、元、明、清，各朝都加封，实际上都是要体现一统的观念。当然信仰之普遍，也应同秦人信仰习俗的延续有关。
从群体记忆方面说，最突出的是在天水陇南一带所留下的每年连续举行七天八夜的乞巧节。
同七夕节相关的是牛郎织女传说。织女就是秦人始祖女修。《史记·秦本纪》开头即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大业。
大业即秦人之第一位男性祖先，又称作“皋陶”。女修是以织而名列青史的，她又是五帝之一颛顼之后裔，故在后来的传说中，成了天帝的孙女织女。秦人历来熟知天象，他们将天上的星河以自己所居之地汉水之名命名，称作“汉”或“云汉”。如《诗经·大雅》中有诗《江汉》，指汉水，其开头为：“江汉滔滔，武夫浮浮。”[ 今本《毛诗》作“江汉浮浮，武夫滔滔”。王引之《经义述闻》、陈奂《诗毛氏传疏·毛诗音》都认为当作“江汉滔滔，武夫浮浮”。引《三家诗》与《毛传》为证。《毛传》：“浮浮，众强貌。滔滔，广大貌。”其说是。为明了今作调整。]又有《云汉》，指银河，其开头云：“倬彼云汉，昭回于天。”先秦文献亦有称作“天汉”者。秦人又将天汉以西最亮的一颗星命名为“织女星”，以纪念其始祖女修。后来，天河东侧一亮星被命名为“牵牛”，是周人为纪念其始祖后稷的孙子叔均的。《山海经·海内经》中说：“稷之孙曰叔均，始作牛耕。”《大荒西经》中也说：“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周人是兴起于陇东的。上古时周秦长期相邻，周秦文化的交流形成“牵牛织女”的传说。[ 参拙著《“牛郎织女”传说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出版。]我以为“牵牛织女”的传说在西周时期已经形成，《诗经·周南·汉广》和《秦风·蒹葭》都是写在汉水的一侧一个男子追寻对岸女子，就是反映着这个传说的情节。[ 参拙著《七夕文化透视》，人民出版社2022年出版。]
后来由牵牛（牛郎）织女传说形成了“乞巧节”或曰“七夕节”。为什么设在七月七日呢？有三个原因：第一，七月初为夏收和秋收之间短暂的农闲时间。第二，农历七月是一年中观察星空最清晰的时候，也是牵牛星和织女星靠得最近的时候。第三，“七”在上古象征西方。《素问·五常政大论》曰：“眚于七。”唐代王冰注：“七，西方也。”而“眚（shěnɡ）”也有返回之义。故古人将人死后魂返回之日叫“眚期”；将吉礼中返还男方家的部分叫“眚礼”。所以说，“七夕节”定在农历七月七日，也有着很丰富的文化蕴含。《周易·复卦》中说：“反复其道，七日来复。”《震卦》和《既济》也有“勿逐，七日得”之语，则“七”在上古之时有“返回”之喻意。这究竟是《周易》的观念影响了七月七日七夕节的确定，还是《周易》反映了当时已形成七月七日织女返回以与牵牛相会的情节，还难以确定。
据《西京杂记》卷一《七夕穿针开襟楼》、卷三《戚夫人侍儿贾佩兰》载，七月七日七夕节女子们歌唱、穿针以乞巧的风俗在西汉初年的宫廷中已有。当时都城在长安，宫女也多来自秦陇之地，故应是当时陕甘一带民俗传进宫中。魏晋以后诗文中关于七夕风俗有较多的反映。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全国各地七夕节只有七月七日夜摆上瓜果，妇女燃香烛以敬织女，作穿针等活动以乞巧，而陇南、天水一带的乞巧活动要进行七天八夜。全国没有第二个地方是如此。汉中以南有一较偏僻的地方乞巧活动举行三天，也是在汉水边上。由此也可以看出乞巧风俗同汉水、同早期秦文化的关系。
西和、礼县和天水镇姑娘们乞巧时又跳又唱，受旧礼教的约束较小。乞巧活动中女孩子小时就学着生豆芽，一般是一个巷道或一个庄一个乞巧点，由这一片中有威信、有组织能力的女子担任巧头，负责组织、协调工作，联络、确定坐巧处。姑娘们自己出钱出物，购置香、蜡之类；自己编歌、做贡品，最后一天会餐也是自己做饭，大的操作，小的当帮手，跟着学。这可以说是封建社会中女孩子自己组织的“自修学校”，学唱歌、学跳舞，还学创作、学针线、学茶饭，是同历来道学家所强调的“男尊女卑”“严守妇道”“笑不露齿”之类思想观念相对抗的。七八十年以前的乞巧歌中不仅表现了对压迫妇女、买卖婚姻的不满与反抗，而且有不少反对剥削压迫、揭露贪官污吏的内容，表现出女孩子对社会政治的关注。两千多年来乞巧节在普及教育、和谐社会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对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的农民在“男耕女织”的社会生产结构中正常发展起到良好的作用。这些在今日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也明显具有积极意义，我们不能不予以重视。
总之，秦人两次迁于西汉水上游（即上古之汉水上游）的西垂、朱圉山一带，是有原因的。我们透过早期秦人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在文明初始阶段的情况。我们要对上古、远古的历史有一个正确的、符合实际的认识，一要依据最早的文献记载，二要靠地下出土文献，三要重视任何个人都无法改变、难以抹煞的民族群体记忆，它不仅可以填补文献记载的空白、弥补文献的不足，纠正后人对一些文献的误增妄改，还可以揭示出一些出土文物和某些遗迹的时代与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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