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世纪初，北方契丹政权崛起，中原也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当时，争起竞雄的中原诸政权，或为保存自己，或为灭亡对手，往往与契丹结盟或争战，故契丹势力的向背，成为五代直至宋初中原诸政权角立争雄成功与否的一大因素。契丹势力对中原诸政权之影响大小变化，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一、自五代初至后唐；二、自后晋至后汉；三、自后周初至北宋灭北汉时止。
九世纪后期，唐朝日衰，各藩镇纵横捭阖，组成几大割据集团相互对峙，征战不绝，而势力较弱的藩镇依偎其间。于是，原先依附唐朝的契丹便得到了一个相当有利的发展空间，迅速壮大，逐渐成为诸藩镇争相笼络、争取并借用以打击对手之力量。【1】
唐末，分别割据汴州和太原的梁王朱全忠与晋王李克用两大集团互不相让。时朱全忠欲废唐自立，李克用便以护唐为旗号，“使人聘于契丹”为助，并与耶律阿保机相见于云州。对此次相会，诸史所载岁月、经过稍有异同。汇考《辽史》及新、旧《五代史》、《资治通鉴》诸史，知：唐天祐二年（905）春，李克用鉴于“梁将篡唐”，而“契丹阿保机始盛”，故“遣使连和”。七月，李克用所遣使者至契丹“乞盟”。十月，阿保机“以骑兵七万会克用于云州”东城。李克用“大具享礼，延入帐中，约为兄弟，谓之曰：'唐室为贼所篡，吾欲今冬大举，弟可以精骑二万，同收汴、洛。’阿保机许之，赐与甚厚，留马三千匹以答贶”【2】然此时契丹势力相对较弱，阿保机只是欲通过结交中原割据者，来加强其在契丹内部之地位，故“既归而背约”，遣使“聘梁”。开平元年（907），朱全忠创建后梁政权，五月遣使臣“报聘”。次年，阿保机亦遣使者“以良马、貂裘、朝霞锦聘梁，奉表称臣，以求封册”。后梁复遣使臣“以诏书报劳，别以记事赐之，约共举兵灭晋，然后封册为甥舅之国，又使以子弟三百骑入卫京师。克用闻之，大恨。是岁克用病，临卒，以一箭属庄宗，期必灭契丹”。但梁使“至契丹，阿保机不能如约，梁亦未尝封册”。【3】对此，《旧五代史·外国传一》亦载：“及梁祖建号，阿保机亦遣使送名马、女乐、貂皮等求封册。梁祖与之书曰：'朕今天下皆平，唯有太原未伏，卿能长驱精甲，径至新庄，为我剪彼寇雠，与尔便行封册。’”
由上可证，《旧五代史·武皇本纪》和《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一》称当时阿保机“领部族三十万至云州”会李克用，当属晋王方面夸大其数以震慑敌方；而《辽史·太祖本纪》云两人会见时，“宴酣，克用借兵以报刘仁恭木瓜涧之役”，阿保机“许之”，当是辽人为掩饰阿保机“既归而背约”、遣使“聘梁”之事。
契丹虽反复于后梁、后唐之间，但阿保机及其继任者利用中原诸藩镇忙于相互征战之机，不断扩充力量，势力渐强，故虽李克用“以一箭属庄宗，期必灭契丹”，然李存勖“初嗣世，亦遣使告哀”，并为抗衡后梁而“赂以金缯”以“求骑军”入驻。但阿保机仍是口惠而实不至，“终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汴京。【4】
因此，当后唐庄宗李存勖与后梁军激战于大河上下，并取得一定主动权时，契丹骑兵加紧用兵幽、蓟地区。贞明二年（916）中，契丹军攻拔朔州、蔚州等地；“是时，庄宗已得魏博，方南向与梁争天下，遣李存矩发山北兵”，结果激起兵变，裨将卢文进杀节度使李存矩降契丹，阿保机便乘势进攻幽州。【5】南北两线作战的后唐“诸将皆忧惑，以谓成败未可知”，【6】迫使后唐庄宗从南线抽军北援。结果辽军大败，解围而去。龙德元年（921）初，镇州防城使张文礼使人杀成德节度使王镕，自请为成德留后，却又惧怕后唐庄宗“问罪，奸心百端。南通朱氏，北结契丹”；而义武节度使王处直也担忧镇州被灭后，“晋兵必并击己，遣其子郁说契丹，使入塞以牵晋兵”。【7】于是阿保机又率军大举南下，下涿州，围定州，与后唐庄宗大战于沙河、望都，“会大雪弥旬，平地数尺，契丹人马无食，死者相属于道”，遂撤军北还。【8】时后梁北面招讨使戴界远乘“庄宗讨张文礼于镇州，契丹来援，庄宗追袭契丹至幽州。思远闻之，总兵以袭魏州”，陷成安，又攻德胜北城，城守危急，“庄宗自蓟五日驰至魏州，思远闻之解去”。【9】
阿保机两次南下作战失败后，遂将辽军主力转向东面渤海国，而遣偏师侵扰河北沿边。于是后唐军得以全力南向，与后梁争胜。失去契丹在北线牵制，后梁终于不支，后唐庄宗“从郓州入袭汴，用八日而灭梁”。【10】
五代后晋、后汉时期，势力转盛的契丹人对中原诸政权影响大增，并在与中原诸政权交往中基本控制了主导权。因这一时期契丹因素的影响变化，又大体可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
（一）后晋高祖石敬瑭时期
后唐末，后唐君臣关系日趋紧张，大将石敬瑭以“儿皇帝”、割燕云十六州等代价，换得契丹支持自己篡夺后唐政权。
长兴三年（932），后唐明宗次子李从荣为得储嗣之位，便以“时契丹帐族在云州境上”为由，设法使“威望大臣”、六军诸卫副使石敬瑭出为河东节度使兼北面蕃汉马步总管，移驻太原，“以制北方”。【14】此后，李从荣因密谋武力夺嗣失败被杀。不久明宗死，闵帝李从厚继位，旋又被末帝李从珂篡夺了帝位。后唐末帝甚忌疑石敬瑭，石敬瑭妻晋国长公主“辞归晋阳”，唐末帝醉中言曰：“何不且留，遽归，欲与石郎反邪！”石敬瑭“闻之，益惧”，而加紧密谋，“人皆知其有异志”。端明殿学士吕琦、李崧针对“河东若有异谋，必结契丹为援”，而建“和亲”契丹之策，以截断石敬瑭与契丹的联络，使“河东虽欲陆梁，无能为矣”，但未被末帝所接受。【15】清泰三年（936），益为“异谋”的石敬瑭“遂拒末帝之命”，唐廷因此“削夺”石敬瑭官爵，并命北面副招讨使张敬达领兵围攻太原。石敬瑭便“遣间使求救于契丹，令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甚欲拓展南境的辽太宗耶律德光得表“大喜”，即刻应允“俟仲秋倾国赴援”。【16】
当时后唐末帝又命幽州帅赵德钧“以本军由飞狐路出贼后邀之”，并命赵德钧之子、枢密使赵延寿率军屯上党，与赵德钧所部会师；随之再以赵德钧为诸道行营都统、赵延寿为太原南面招讨使，增援张敬达军。但赵德钧颇具野心，欲并吞将领范延光所部二万兵马，唐末帝“疑其奸谋，不从”。于是赵德钧“累奏乞授延寿镇州节度，末帝不悦，谓左右曰：'赵德钧父子坚要镇州，苟能逐退蕃戎，要代予位，亦所甘心；若翫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毙。’朝廷继驰书诏，促令进军，德钧持疑不果，乃遣使于契丹，厚赍金币，求立以为帝，仍许晋祖长镇太原”。【17】据《资治通鉴》卷二八〇云：“初，赵德钧阴蓄异志，欲因乱取中原”，故赵德钧此时“别为密书，厚以金帛赂契丹主，云：'若立己为帝，请即以见兵南平洛阳，与契丹为兄弟之国；仍许石氏常镇河东。’”辽太宗“自以深入敌境，晋安未下，德钧兵尚强，范延光在其东，又恐山北诸州邀其归路，欲许德钧之请”。石敬瑭“闻之，大惧，函使桑维翰见契丹主”，终使辽太宗拒绝了赵德钧。
于是辽太宗引军至太原，一战击溃围城之唐军，并将唐军主力围困于晋安寨，随后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不久，后唐大将杨光远和赵德钧、延寿父子等相继降契丹，辽太宗令契丹骑军会合太原晋兵南下洛阳，唐末帝自焚，后唐亡。
后唐一朝土崩瓦解的根本原因，并非在于契丹骑兵的强悍，而是其统兵大将为一己野心而竞相归附契丹所至。如契丹述律太后责问降辽的赵德钧时所言：“吾儿将行，吾戒之云：赵大王若引兵北向榆关，亟须引归，太原不可救也。汝欲为天子，何不先击退吾儿，徐图亦未晚。汝为人臣，既负其主，不能击敌，又欲乘乱邀利，所为如此，何面目复求生乎？”【18】但石敬瑭成为契丹的“儿皇帝”，尤其是将战略地位重要的燕云十六州奉献契丹，使契丹控制了古代农牧分界线之燕山一线，将其势力有效地深人华北汉人地区，且以此为南进据点，从而在与中原诸政权对峙中占据了有利的、有时甚至是主导性的地位。
燕云地区割让契丹以后，“时吐浑都督白承福为契丹所迫，举众内附”，石敬瑭不敢得罪契丹，“拒而不纳”。【19】⑲然而亦具野心的藩镇如镇州节度使安重荣即以反契丹为号召，觅机以代石晋。
安重荣“起于军卒，暴至富贵，而见唐废帝、晋高祖皆自藩侯得国，尝谓人曰：'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虽怀异志，而未有以发也”。因石敬瑭“与契丹约为父子，契丹骄甚”，而石敬瑭“奉之愈谨”，愤愤然的安重荣便以“诎中国以尊夷狄，困已敝之民，而充无厌之欲，此晋万世耻也”为口实，“数以此非诮”石敬瑭。石敬瑭鉴于“是时安重荣握强兵，据重镇，恃其晓勇，有飞扬跋扈之志”，故“犹豫未决”。当时，“契丹使者往来过镇州”，安重荣“不为之礼，或执杀之”。而“吐浑白氏役属契丹，苦其暴虐，重荣诱之入塞”。契丹为此数遣使责让后晋，石敬瑭“对使者鞠躬俯首，受责愈谨，多为好辞以自解，而姑息重荣不能诘”。【20】但据《旧五代史·桑维翰传》曰，“维翰知重荣已畜奸谋，且惧朝廷违其意”上看，石敬瑭亦有借重安重荣以分解契丹威逼之意。不过，“契丹亦利晋多事，幸重荣之乱，期两敝之，欲因以窥中国，故不加怒于重荣”。安重荣在晋帝默许下，“谓晋无如我何，反意乃决。重荣虽以契丹为言，反阴遣人与幽州节度使刘晞相结”，并“与襄州节度使安从进潜相构谋为不轨”。天福六年（941）冬，“安从进反襄阳，重荣闻之，乃亦举兵”，但随即先后兵败，安重荣被杀，石敬瑭“命漆其首送于契丹”，【21】以修复与契丹的关系。
（二）后晋出帝石重贵时期
石敬瑭虽然奉契丹为父，但持“屈节外国，非久长策”【22】观点的后晋臣僚不少。安重荣被杀半年后，石敬瑭死，晋出帝嗣位，不满后晋与契丹“子”、“父”关系的大臣执掌后晋国政，后晋开始与契丹交恶。
天福七年（942）七月，后晋遣使者至契丹，但其国书“称'孙’，不称'臣’”，辽太宗大不满，遣使“让之”，然后晋权臣景延广答曰：“先帝则圣朝所立，今主则我国自册。为邻为孙则可，奉表称臣则不可。”辽太宗闻知，“始有南伐之意”。但双方信使如常。次年冬，已完成南征准备的契丹以“得晋谍，知有二心”为由，遣军由沧、恒、易、定诸州分道南下。此后数年，双方战事不绝，互有胜负。后晋虽曾遣使欲“修旧好”，但为辽帝所拒。开运二年（945），辽太宗率军亲征，却被晋军杀得大败而归，因“晋追兵急，获一橐驼乘之乃归”。次年八月，辽太宗再次亲征南下，与后晋军主力夹滹沱河对阵大战。晋帅杜重威惧敌不出，契丹“分兵围之。夜则列骑环守，昼则出兵抄掠”。【23】十二月，粮尽援绝的晋军二十万众不战而降。辽太宗随即领军南下汴京，晋出帝奉表迎降，后晋亡，辽太宗入主汴京。
在后晋、契丹交恶期间，一些欲取代后晋为中原主的藩镇，亦纷纷或结援契丹，或直接借助契丹之力，以助实现其野心。
如当年曾欲结援契丹以篡后唐政权的赵延寿，降辽后被授任幽州节度使，封燕王，此时“见晋衰而天下乱，尝有意窥中国”。而辽太宗为使其效力，“尝许赵延寿灭晋而立以为帝，故契丹击晋，延寿常为先锋”。杜重威降契丹，辽太宗“喜，谓赵延寿曰：'所得汉儿皆与尔。’因以龙凤赭袍赐之，使衣以抚晋军”。不过，已灭晋的辽太宗并“无立延寿意，延寿不敢自言，因李崧以求为皇太子”，被辽帝拒之，仅迁官以为赏赐。辽太宗死，怨恨的赵延寿便“下敕于诸道，称权知南朝军国事”，但随即被辽世宗“锁”归北国。【24】
又如后晋魏博行府节度使杨光远因“兵柄在手”，以为晋帝“惧己，稍干预朝政”，后罢去兵权，改任青州节度使，“由此怨望，潜贮异志，多以珍玩奉契丹，诉己之屈；又私养部曲千余人，挠法犯禁”。当契丹发兵南来，杨光远乘机起兵反晋，“召契丹入寇”。然契丹兵马被后晋军击退，“婴城固守”的杨光远终于城破被杀。【25】
而后晋军主帅杜重威之所以降契丹的原因，亦因是时“重威已有异志，而粮道隔绝，乃阴遣人诣契丹请降。契丹大悦，许以中国与重威为帝，重威信以为然”。待其率全军出降以后，“契丹主使重威衣赭袍以示诸军，寻伪加守太傅，邺都留守如故”。【26】
至于当时观望其间以渔利者更不在少数，有名者如定州帅孙方谏、孙行友即多次反复于后晋、契丹之间。【27】
辽太宗虽说曾分别承诺让赵延寿或杜重威为“中原主”，并在后晋军投降后，让赵延寿、杜重威二人皆衣象征天子的“赭袍”巡示晋军兵营，然如《契丹国志》卷三所云：“其实皆戏之耳。”辽太宗的根本目的是自己成为“中原主”，置中原于契丹的直接统治之下。
辽大同元年（947）正月朔日，辽太宗“备法驾入汴，御崇元殿受百官贺”，【28】并对归降的晋臣宣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战马，轻赋省役，天下太平矣。”任汉臣张砺为平章事、晋降臣李崧为枢密使等，“诏晋文武群僚，一切如故，朝廷制度，并用汉礼”；且在“遣其部落酋豪及通事为诸州镇刺史、节度使”以控制各地的同时，“及分遣使，诏赐晋之藩镇，藩镇大臣争上表称臣”。【29】但因契丹人“打草谷”、“天下括钱”等“三失”，【30】从而大失人心，辽太宗不得不在中原百姓的激烈反抗之下仓皇北撤，并病死于归途。
虽然辽太宗入占汴京以失败告终，但后晋“始以契丹而兴，终为契丹所灭”，【31】其间且有藩镇不断结援契丹以谋取中原统治，使得契丹在与后晋关系上，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
（三）后汉时期
契丹自汴京仓皇北撤，且辽太宗死于归途，一时处于权力真空的中原地区即刻成为诸方势力觊觎之焦点，甚至割据一隅的西蜀、南唐等也欲乘时而动。
辽太宗北行时，任萧翰为汴州节度使，留守汴京。萧翰获知辽太宗死讯，且见太原节度使刘知远已起兵反辽，故“谋归北地，虑中原无主，军民大乱，则己亦不能按辔徐归矣，乃诈称契丹主命”，遣人赴洛阳迎后唐明宗之子、许王从益来汴京，“令知南朝军国事”。李从益至“崇元殿见群官，萧翰率部众列拜于殿上，群官趋拜于殿下，乃伪署王松为左丞相，赵上交为右丞相，李式、翟光邺为枢密使，王景崇为宣徽使，馀官各有署置。又以北来燕将刘祚为权侍卫使”，率“契丹兵千人”充在京巡检。【32】当称帝的刘知远挥军南下汴京时，李从益欲召后唐明宗旧将高行周、武行德以拒之，廷臣亦“众议籍籍，犹以把城为词”，但高行周、武行德等将领不从，李从益只得遣使往太原“贡奉”。【33】刘知远“密旨”杀了李从益，以绝后唐旧臣之望。
西蜀孟氏“欲窥关中甚锐”，着意招徕失意之中原豪强。如后唐末帝杀后唐闵帝登基，后唐山南西道节度使张虔钊“愤惋”，因与洋州节度使孙汉韶“俱送款于蜀”。【34】后晋出帝时，因后晋与契丹交恶，鏖战不已，故西蜀乘机屡出兵关中。【35】辽太宗入汴，“中国多故”，后晋雄武军帅何建以秦、成、阶三州附于蜀，蜀主孟昶因遣孙汉韶攻下凤州。孟昶又令大将张虔钊“率众数万，将寇秦、雍，俄闻汉高祖已定中原，虔钊无功而退”。【36】
远在江南的南唐、吴越诸割据政权，也在当时频遣使北方，以加强其与契丹的联络。《南唐书》云：契丹曾遣使者至南唐告曰：“晋少主逆命背约，自贻废默，吾主欲与唐继先世之好，将册君为中原主。”南唐中主答曰：“孤守江、淮，社稷已固，与梁、宋阻隔。若尔主不忘先好，惠赐行人，受赐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但据《辽史·太宗本纪下》所载，情况并不如此：天福五年（940）十一月，“南唐遣使奉蜡丸书言晋密事”；次年七月、八月、十二月，南唐又三次遣使“奉蜡丸书”：是时正是后晋镇州帅安重荣起事之际。天福八年（943）三月，南唐再遣使“奉蜡丸书”：是时正是后晋出帝继位与契丹交恶之始。显然南唐“遣使私赂北戎”，有“俾为中国之患，自固偷安之计”的目的。而南唐“其地东暨衢、婺，南及五岭，西至湖湘，北据长淮，凡三十馀州，广袤数千里，尽为其所有，近代僭窃之地，最为强盛”，【37】故屡攻后晋而未克的辽太宗遣使欲结盟于南唐，夹击后晋。不过南唐因其主力正“疲兵东南，不暇北顾”，【38】不得已拒绝了契丹的建议。
此外，据《五代史补》载，当时契丹还曾遣使封册割据湖南的马希范为尚父，马希范“得册，以为契丹推奉，欣然当之矣”，然其部将丁思仅认为“今朝廷失守，正忠臣义士奋发之时，使驰檄四方，引军直趋京师，驱契丹，天子反正，然后凯还，如此则齐桓、晋文不足数矣”。但“本无远略”的马希范不从。
当“中国多事”之际，虽多有欲为中原主者，但成其功者仅后汉高祖刘知远。当辽太宗入汴时，处于观望中的太原帅刘知远也遣牙将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之为儿，赐以木拐，虏法贵之如中国几杖，非优大臣不可得”。王峻“还，为王言契丹必不能有中国，乃议建国”，【39】于是刘知远建后汉称帝。不久契丹军北撤，后汉乘机挥军南下汴京，先后被契丹所占的后晋州军，除易州外，全归后汉。曾对“无主”中原颇有想法的西蜀、南唐诸政权，也随着契丹仓皇北去、后汉在中原的统治渐得稳定而谨守疆域。
广顺元年（951）正月，后汉大臣郭威篡汉自立，是为周太祖。郭威因契丹使臣正好至汴京，便遣使者“伴送来使归蕃，兼致书叙革命之由”；不久再遣使契丹，但辽世宗以后周“书辞抗礼”而拘其使者。【43】同月，后汉节度使刘崇于太原自立为北汉，致书辽世宗“称侄皇帝，以叔父事之”，附庸契丹，乞求契丹兵马以抵御后周进攻。辽世宗闻刘祟“自立，颇幸中国多故”，【44】即遣大臣去册封刘崇，并欲自引兵会同北汉军南侵中原。九月，辽世宗会诸部酋长商议征周事宜，然“诸部皆不欲南，帝强之”，【45】终激起兵变，辽世宗被弑，辽穆宗继位。
后周与契丹国书之“书辞抗礼”，加上辽世宗欲南征而被弑，随后契丹内乱相继，政局动荡，无力南顾，标志着后晋、后汉时期契丹在政治上凌驾于中原诸政权之上的局面就此结束。
因北汉与后周为敌而结盟契丹，故契丹在与后周的对峙中握有相当的主动权。但辽穆宗鉴于辽太宗、世宗皆因欲为“中原主”而殒命，且其统治动荡，“朝臣多以言获谴”，“诸王多坐反逆”系狱遭诛，【46】加上辽穆宗“性好游畋，穷冬盛夏，不废驰骋”，“不亲国事，每夜酣饮，达旦乃寐，日中方起，国人谓之'睡王’”，故其已无入主中原之志。“是时，承会同之余威，中原多事，藩镇争强，莫不求援于辽国以自存”，但契丹因“继代恬安，兵势少弱，中原藩镇如李唐、北汉及李守贞之类，皆用蜡丸帛书求援以为强”，辽帝“以政昏兵弱，不能应之”，【47】甚至令南京留守萧思温曰：“敌来，则与统军司并兵拒之；敌去，则务农作，勿劳士马。”【48】
虽然契丹采取守势，不再主动南下，但后周郭威也因内部统治不稳，且中原战祸累年，国势削弱，且西蜀、南唐等仍在窥视中原，故其登基后，主动遣使契丹，辽世宗遭弑，也“遣使来吊”；对有人提出“契丹主幼弱多宠，好击鞠，大臣离贰，若出师讨伐，因与通好，乃其时也”之建议，亦因“属中原多事，不能用其言”。【49】因此，后周、契丹除为稳定边疆局势而发生的数次冲突以外，双方间较大规模的战役，往往因进攻或增援北汉而发生，且互有胜负。
显德元年（954）初，后周太祖病死，周世宗柴荣继位。北汉主刘崇认为后周有“大丧”，周世宗“新立”，“人心易摇”，故生“吞天下之心”，而“谋大举入寇，遣使请兵于契丹”。【50】三月，周世宗率军亲征，与北汉、契丹联军激战于高平，结果北汉军大败，契丹兵马不战而退。周世宗虽随后围攻太原未得手，但高平之捷，使后周掌握了此后与契丹和战的主动权。周世宗“常愤广明以来中国日蹙，及高平既捷，概然有削平天下之志”，于是王朴献《开边策》，提出“混壹”天下方略，认为“中国之失吴、蜀、幽、并，皆由失道”，而“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即先取江北诸州，“则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则燕地必望风内附”，最后攻取北汉。【51】此一“先南后北”的统一计划为周世宗接受，也为此后宋太祖赵匡胤所大体遵循。
史载宋初宋太祖与谋臣赵普曾商议“一天下”之策：即“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边患我独当之”，故“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彼弹丸黑子之地，将何所逃”，于是宋朝“用师荆、湖，继取西川”。【52】而《东都事略》卷二三“论赞”所载宋太祖对其弟赵光义之言，对采用如此统一方略的原因及其具体步骤的叙述更为详明：“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廪虚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广、江南，则国用饶矣。今之劲敌，只在契丹，自开运以后，益轻中国。河东与契丹接境，若取之，则契丹之患我当之也。姑存之，以为我屏翰，俟我富实则取之。”上述所言虽未提取燕云，但从相关史料及宋太祖、太宗攻取诸割据政权的次序上看，其是将收燕云放至平河东之后。因契丹得燕云诸州后，实力大增，即所谓“自燕入于契丹，势日炽大”，【53】而“契丹近岁兼用燕人治国，建官一同中夏”，【54】因其俗而治，也有效稳定了其在燕云地区的统治。因此，面对北方劲敌，出于经济、军力对比等原因，宋人所取的“一天下”之序亦大体同于后周，即先南后北，先易后难，但在具体方案上，两者还是有不小异同，尤其在北方，后周取先复燕云、后灭河东之策，而宋人根据实际情况而调整为先平太原、后取燕云。
《资治通鉴》显德二年四月元史家胡三省注曰：“是后世宗用兵以至宋朝削平诸国，皆如王朴之言”，其实并不尽然，且因契丹的存在，使周世宗、宋太祖的统一战争皆未能严格依据“先南后北”、“先易后难”之策略实行。
显德二年（955），王朴上《开边策》后，周世宗便遣军收复了后晋末因不愿降契丹而南附西蜀的关中秦、成、阶、凤四州，稳固了西部防线，然后大举南攻南唐的江北地区。周世宗南征南唐的理由之一，即是南唐“勾诱契丹，入为边患，结连并垒，实我世雠”【55】周世宗经三次亲征、数年激战，悉取南唐江北十四州。但周世宗并未如王朴所设计的随后攻取江南，反而悉军北向，于显德六年中进攻契丹关南地区，并进而欲“议取幽州”；结果周世宗因病重退军而不果。
周世宗改变其“一天下”之序，北攻幽州，显然是为解决契丹之威胁。在后周用兵江北时，周世宗为免两线作战，于显德四年（957）六月、八月多次“来遣使聘”，但契丹也知后周“先南后北”之策，故不断出兵南下以为牵制，或直接侵扰后周河北沿边州县，或会同北汉兵马进击后周河东地区，对后周形成很大压力，而无法全力以赴南向攻取诸割据政权。如殿前帅张永德于显德三年“诏赴北边，以契丹犯境故也”；此后契丹又乘周世宗亲征淮南，“出骑万乘馀掠边境”，【56】使后周颇有后顾之忧。且遭受后周打击的南唐、西蜀也往往联络契丹、北汉以抗衡后周，当周世宗“分兵袭下扬、泰”，南唐主李景“遣人怀蜡丸书走契丹求救”；【57】又后周边臣曾“得契丹谍者，索之，有与西川、江南蜡书”。【58】故周世宗深知，若先解决了契丹问题，则依附契丹而与中原政权抗衡的北汉与南唐、西蜀诸国，皆可传檄而下。因此，周世宗在威服南唐以后，一面着意安抚南唐，如“泉州节度使留从效遣别驾王禹锡奉贡于行在，帝以泉州比臣江南，李景方归奉国家，不欲夺其所属，但锡诏褒美而已”；【59】一面大肆声张“谋伐蜀”，【60】以威慑西线，然后亲征“北鄙”。
此后，宋太祖面临的情况与周世宗相仿。史称“宋初，交、广、剑南、太原各称大号，荆湖、江表止通贡奉，契丹相抗，西夏未服”，故宋太祖“常注意于谋帅”，分命诸战将戍守要害州军以御北、西诸敌，由是“二十年间无西、北之忧。以至命将出师，平西蜀，拓湖湘，下岭表，克江南，所向遂志”。【61】宋人对此称誉道：虽契丹与北汉相合，“势益张，然（宋廷）止命偏师备御。王师伐蜀伐吴，泰然不以两河为顾”。【62】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虽然宋太祖根据“先南后北”的“一天下”之策，南攻北守，但“命李汉超屯关南，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镇常山，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领棣州，以拒北敌。又以郭进控西山，武守琪戍晋州，李谦溥守隰州，李继勋镇昭义，以御太原。赵赞屯延州，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屯环州，王彦升守原州，冯继业镇灵武，以备西夏”，【63】可知宋帝关注西、北两方之重。而宋太祖对攻取太原、幽州的先后次序却也与周世宗有异。
当初周世宗欲乘胜北攻幽州时，诸将皆以为未可，认为“今虏骑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64】时为周世宗帐前大将的赵匡胤当亦在其中，此亦当是宋太祖登基后，决意先平太原、后取幽州的原因所在。当时北汉军往往主动寻衅，攻击宋疆。如建隆元年（960），昭义节度使李筠起兵反宋，向北汉“纳款求援”，【65】得到北汉军的支援；后蜀主孟昶曾联络北汉，欲南北夹击宋之关中等地。此后，作为契丹附庸的北汉又屡次联结辽军侵宋，如乾德初，“河东召契丹兵六万骑来攻平晋”；【66】而契丹兵马却除边境侵扰及救援北汉外，一般不大举南侵。因此，宋太祖严令河北边帅谨守疆域，不主动攻击契丹，但辽军若进入宋境抢掠，则必发兵迎击，且入辽境报复，从而维系着宋、辽边境双方的微妙平衡。但对北汉则不然，宋太祖屡将北汉视为首要目标，欲一举击灭之。
当建隆元年（960）七月宋太祖一战消灭盘踞潞州的李筠后，欲乘胜进攻太原。但宿将张永德认为，“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为援，未易取也。臣以为每岁多设游兵，扰其农事，仍发间使以谍契丹，绝其援，然后可下也”，得到宋太祖的首肯。【67】此后宋朝确立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暂时放弃了先取北汉的打算，而平荆湖、取西蜀。但开宝元年（968），北汉因王位继承问题发生内乱，认为有机可乘的宋太祖即不顾“先南后北”之既定战略，命将分路北攻北汉。次年，宋太祖亲征太原，但因久攻不下，且契丹援军日近，为免腹背受敌而退兵。此次亲征前，宋太祖曾特意征询大臣魏仁浦的意见，魏认为“欲速则不达”，【68】应按既定之统一方略进行，但未为天子所接受。此次亲征失败，宋太祖再次回转军锋，于开宝三年（970）平定南汉，七年又命将南征南唐。因南唐为南方诸国中实力最强者，故宋太祖于南征前夕，遣使入契丹“请和”，契丹亦于是年三月命涿州刺史耶律昌术“与宋议和”；十一月，宋廷再“命知雄州孙全兴答涿州修好书”。【69】此后双方使臣往来如仪。待宋军灭南唐、大体完成了对南方的统一后，宋太祖又将兵锋转向太原。开宝九年（976）八月，宋军兵分五路，再一次会攻太原，然却因宋太祖猝死而再次退兵。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在闽主陈洪进和吴越国主钱俶先后“纳土”以后，再次集中兵马，亲率大军征战太原城下。面对契丹使臣的责让，宋太宗答道：“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70】结果宋军击败契丹援兵，迫使计穷力竭的北汉主出降。至此，藩镇混战、政局动荡的五代十国历史全部结束。不过，宋太宗随后欲乘胜收复燕云失地，却作战失败；雍熙三年（986）宋太宗再作努力，三路北伐燕云地区，却还是惨败而归，致使周世宗、宋太祖设定的统一方略未能最终完成。
纵观五代、宋初这一历史时期，在诸藩镇割据、尤其是中原诸政权角力中，契丹因素之影响甚为明显，不容忽视：自后梁、后唐等结援契丹以打击强敌，到石敬瑭以为契丹“儿皇帝”作代价，引契丹兵马以篡后唐之位，建立后晋，从而引来众多仿效者；后周以后，契丹因素往往被北汉、南唐、西蜀诸割据政权用来抗衡中原王朝的一统努力。周世宗、宋太祖屡次变更“先南后北”、“先易后难”之统一方略，而回军北攻契丹、北汉，实是因为在契丹的军事威逼之下，颇有后顾之忧，而无法全力南向争胜，故当攻取南方诸割据政权的时机不合，而北方又有机可乘时，即掉头北上。但也正因为南方还未完全统一，后周、宋军同样无法全力以赴，与北敌决胜。周世宗取关南地以后，未再攻幽州即告退兵，宋太祖屡次围攻太原而未成功，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时机不合、力量未备。至太平兴国初，南方诸割据政权相继覆灭以后，宋太宗得以举军北征，一战歼灭北汉，也同样证明了此中关键之所在。
【70】《辽史》卷九《景宗本纪下》。
原载《辽金史论集》第10辑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