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冯友兰

五十年代初我在北大读书时，基本是自学，很少去上课，用现在的学分和学时制的标准，我是没法毕业的。当时北大还有很多老先生在，我不喜欢交往，跟他们联系很少。那些老先生都是所谓的“旧知识分子”。冯友兰的课，我就没有上过，当时还不让他开课，等他开课的时候我已经毕业了，所以我算不上他的学生。

但冯先生从我学生时代起便一直注意我，表彰我。刚上北大，我给冯先生看过我写的一个“孟子”文稿，是我当时的思想史札记之一。他很赞赏我。我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当时的观点是说大地主阶级、中小地主阶级，前者反动，后者进步。我就说为什么大地主阶级就一定反动，中小地主阶级一定进步呢？那也不一定。有时大地主阶级比中小地主阶级更进步。但这与当时的定论相悖，他不敢表态。我一开头读马克思的书读的是《法兰西阶级斗争》，这本历史书大家都不注意，我推荐给别人看，看看马克思是怎么讲历史的，与当时人们讲的包括老师和苏联专家讲的完全不一样。

毕业后我跟冯先生的联系多一点，记得冯先生很想让我做他的研究生，我不愿意。我觉得有导师反而受束缚。我不认为导师是必要条件。有没有导师并不重要。连自然科学家像爱因斯坦都可以没有什么导师，文科便更如此。我觉得重要的是应尽早尽快培养自己独立研究的能力。我在哲学所的时候，冯先生还多次想调我到中国哲学研究室。哲学所当时在中关村，离北大很近，我偶尔去北大，到冯先生那里去看他。那时我发表了不少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和美学的文章，稿费很多，买了一个留声机，电动的，但是唱片很不容易找，我从冯先生那里借了很多唱片。后来，哲学所从中关村搬到城里，和冯先生来往就少了，中间也曾经去看过他几次。我很少去看望他，冯先生对我的夸奖大都是别人不断转告给我的，我心中非常感激，那个时代很少有人夸奖我、鼓励我。我常用以告慰的是，几十年来我自觉没有参加对他的“批判”（实际是围攻、打击），尽管我对他的好些看法颇不赞成，尽管当时也有人要我写文章。

《孔子再评价》发表前，我将打印稿寄给冯先生，他很夸奖，来信说有“突破之功”，并建议可将题目改为《对儒家的再评价》。这篇文章的发表经历了一些曲折。当时还开了个会，于光远主持的，一些老先生，王明、容肇祖、张岱年等参加，他们说“唯物”“唯心”此文一字未提，阶级斗争也未提，大有问题。

冯先生不搞美学，却是最早给予《美的历程》最高评价的人，他说这“是一部大书（应该说是几部大书），是一部中国美学和美术史，一部中国文学史，一部中国哲学史，一部中国文化史，这些不同的部门，你讲通了。死的历史，你讲活了”。（此信以《谈〈美的历程〉——给李泽厚的信》为题刊于《中国哲学》第9辑1983年）点明了《历程》的影响和意义，我非常感谢他。胡绳也很喜欢这本书，他给我写信，特别欣赏我对苏轼的论述。此外，刘纲纪、章培恒等学者也都说了好话，但大多数学者则保持沉默。

我提出“西体中用”后，很多人不赞同，也遭到大量批判。1986年冯先生给我写一副大字对联——“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冯先生的《新事论》我读过，他送我对联，我想到他的书。他是赞成我的。这副对联是冯先生主动（非应我要求）送我的，91岁了，字还很有笔力。冯的女婿蔡仲德教授在一篇文章里说是我向冯先生求的字。不是这样的。我一辈子从不求人写字，也不求人画，尽管我认识的画家和书法家不少，我家里却没有什么收藏。事实是冯先生听说我提出“西体中用”的说法，很高兴，冯先生的女儿冯宗璞打电话给我，说她爸爸给我写了字，问要不要，我说那好极了，当然要，就去取来了。当然，求字也不坏，而且我去求字也符合情理，是一件好事情，但这件事确实不是那样。现在冯先生的这副字还挂在我的客厅里，在一篇文章里，我讲过冯友兰先生主动送字给我，当时冯先生还在世。

冯友兰是现代中国已少见的名实相符的哲学家。三十多年前我说过，冯先生的贡献不在《新理学》，而在提出人“活得怎样”的“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境说的《新原人》（我认为这是冯的主要著作，冯晚年也有同样的说法）。冯从觉解、心性、才命、学养、生死各种角度对此四境作了说明、论证，并批评了将“天地境界”混同于“自然境界”的误解。我以为，这是承接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种贡献，冯所说哲学只在于提高人生境界的说法，是对宋明理学所作出的一种现代解释和继承。所以我将冯列入“现代新儒家”。此外，抽象继承法，我以为也是冯的一大贡献。

但由于冯的哲学是“接着”程、朱讲的柏拉图式的“理世界”体系，他讲的“天地境界”便受此体系基本观点的笼罩制约。尽管他的“天地境界”不是基督教的天启、神恩，而是宋明理学的“孔颜乐处”；尽管他也强调在日常生活中尽伦尽性就可以超越道德，达此境界，但由于缺乏“人活着”“情本体”“形式感”等现实支撑，便一方面，如冯所自承，进入神秘主义，并把这种较持续稳定的生活心境和人生境界与“瞬刻永恒”的感性神秘混为一谈；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物质性的本体论支撑，便很难使这“境界”具体落实到世间人际。冯不谈宗教，却不能以“美育代宗教”，不能张扬中国哲学特征的审美主义，特别是未能阐扬其与历史主义交融所形成的人的情感。中国审美主义的感情以深植历史性为“本体”，而非追求绝对的超验。同时，我以为这“四境”应任人选择，不必定出高下，强人所难。我还是“两种道德论”的观点。宗教性道德主要依靠情感教育，所以也才有“以美育代宗教”。

我最后一次见到冯先生是在医院，1990年他以95岁高寿辞世。如今，我亦年近九旬，岁云暮矣，人已残年，来日不多，怅何如之。

2019年

（本文选自散文集《寻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