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美国向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加速战争胜利。
在日本，对原子弹爆炸记忆的理解，则是日本人受害者意识的象征。
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一枚原子弹，15万人化为灰烬，成千上万的人遭到核辐射。
8月9日，美军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造成约8万人死亡。
数天之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在很多人看来，美国的这两颗原子弹，加速了战争结束，大大减轻了盟国军民的伤亡，是支持反侵略战争的正义力量。
而在日本，对原子弹爆炸记忆的理解，以另一种方式流传下来：
它是战后日本社会反战和平主义的基础，但也成为一代又一代日本人受害者意识的象征。
在东京大审判的时候，为日本战犯辩护的律师就以“反人道罪”与“反和平罪”对美国的“原爆投下”提出动议，但被检察官以不涉及侵略战争及与审理议题无关为由驳回。
杜鲁门总统发展核武器的决定一直是争议的来源，很多人认为攻击平民永远都不是正义的。
20世纪60年代，一位“修正主义学派”历史学家认为，日本在被原子弹袭击前马上就要投降，投放原子弹是没有必要的，杜鲁门批准这么做是为了用这种新力量恐吓苏联。
二战时期的日本，整个国家都陷入疯狂的军国主义中，日本兵更是以极难被俘虏著称。
塔拉瓦4500日军，几乎全部战死，被活捉的只有12人；佩里琉守备队1万人，只有160人生还。
著名的硫磺岛血战，23000日军战死2.2万，只有1000余人被俘，其中很多是战役结束后才陆续投降的。
到了二战后期，随着德意的投降，美军步步逼近日本本土，日本已是穷途末路，但仍拒不投降。
日本高层更是迹近癫狂，叫嚣要“一亿玉碎”。
事实也正是如此，塞班岛和硫磺岛战役表明，即使装备优良的美国大兵面对日本疯狂的武士道精神也要付出近乎1：1的伤亡率，而这样算来要攻破日本本土，美国至少要付出100万人伤亡率。这是已到了胜利阶段的美国所承受不起的。
这几场仗让美军基本上打消了登陆日本本土的念头。
小小几个岛都拼成这样，要是登陆本土，首先美军自己会有大量伤亡，日军会至少多死几倍。
平民会死得更多，几百万？或者上千万？
于是，美军开始出动大批重型轰炸机装上常规炸弹和燃烧弹反复轰炸日本各个城市，打算尽快摧毁日本的顽抗意图，逼它投降。几个月里炸平了绝大多数有点规模的城市，市民几十万人死于空袭，远多于后面的广岛、长崎的死者人数。
但是，日本却还是没有一丝投降的迹象。疯狂的日军高层已经打算拖全体国民一起下地狱陪葬。
1945年7月，杜鲁门、丘吉尔、斯大林相聚德国的波茨坦，商议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办法。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向日军发出最后通牒，敦促其立即无条件投降。
宣言说：如果日军仍不放下武器，日本武装力量将不可避免地被彻底消灭，日本国土也不可避免地化为焦土。
日本人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宣言意味着什么，更没有想到原子弹的阴影正在向他们袭来。
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依仗起尚存的400多万军队做最后挣扎。
日本军方的死硬派在国内大肆进行战争动员，广泛搜罗炮灰，准备利用中国领土和日本本土作最后决战。
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大兵的命和时间都不能再无谓地消耗了，战争必须尽快结束。
因此，美国人把希望寄托在刚刚实验成功的两颗原子弹——“小男孩”和“胖子”身上。
当战争已经变成对平民的绞肉机的时候，在如此坏的情况下，用任何方式来尽早结束战争，避免更大的悲剧，都是一件善事。
但是，即使在扔完两个原子弹以后，御前会议上的主战派与主和派仍然是3：3相持不下。
最后裕仁“圣断”，发表了投降宣言。
只要提前半年，这些人一个都不用死，哪怕早上半个月，也不会有广岛长崎。
而天皇为什么不肯更早地“圣断”？
原子弹只是一种武器，既不比其他武器更人道，也不比它们更恶劣。
原子弹是“无差别”杀伤，可燃烧弹也不会区分男女老幼。
与其讨论原子弹的杀伤性，还不如想想如何避免战争的发生。
就如首任日本防卫大臣久间章生说的，“长崎遭美国原子弹轰炸也是没有办法”。
美军如果强行登陆或者继续常规轰炸，都只会让日本平民死得更多。
如果战争继续，盘踞在中国的128万日本兵也会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军民伤亡。
当然，久间章生也因为这句话丢了官。
日本民众的原爆史观，亦渗透了“受害者意识”。
“不要让广岛长崎原爆重演”，成为了崇高的道德诉求。
但是，在战时，相当一部分日本民众积极支持军国政府，其自身并未感到被政府“强迫”参战。
日本民众在战争中的身份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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