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中商帮崛起的历程

　一、晋中商帮崛起的基本轨迹 
　　 
　　清朝从顺治开始，到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出现了历史上称之为“康乾盛世”、“乾嘉盛世”的极盛时期。晋中商帮正是在这170多年中，借助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迅速崛起，跃居于晋商各路商帮之首。 
　　在1725年（雍正三年），汾州府已经被认为是“山右殷富之乡，百姓颇有积蓄”（《皇清奏议》卷二十六：刘于义《敬筹晋省积贮疏》）。到1731年（雍正九年），山西全省106个州县中，征收商税、酒课、契税等两千两以上直到三四千两者，共有16个州县，其中属于晋中地区的就有介休、汾阳、榆次、平遥、交城、太谷、太原、阳曲等8县，占到一半，另外还有明代曾属于太原府的忻州和代州。其余6县，属于平阳府的有太平、曲沃、绛州，属于泽潞两府的有长治、凤台、高平。到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山西富户，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五二），其中大多数集中于晋中的富饶之区。徐珂《清稗类钞》所列光绪时“资产之七八百万两至三十万两者”，共14户，包括介休侯氏、冀氏，祁县乔氏、渠氏，太谷曹氏、刘氏、武氏、孟氏、杨氏，榆次常氏、侯氏、王氏、何氏、郝氏，集中于介、祁、太、榆4县。这些巨富，实际多数在乾隆、嘉庆年间已经以商致富。 
　　在乾嘉年间已经大富的晋中商帮中的豪商巨贾，除少数如介休范家在清初已成官商大贾，太谷贠家在明末清初已富甲一方，灵石静升王家在明代已兼营商业之外，绝大多数是入清之后才涉足商业的。其早者始于清初顺治年间，如太谷曹家、介休冀家、榆次常家；稍迟者始于康熙、雍正年间，如介休侯家和创办大盛魁的太谷王相卿、祁县张杰、史大学；而祁县乔家和渠家，平遥达蒲李家，则更晚一些，始于乾隆年间。以上各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通过外出打工转向经商或通过小本经营、长途贩运发家的，而其中的多数，包括介休范家、榆次常家、太谷曹家、祁县渠家、乔家以及大盛魁等，又都是走东、西两口或下关东，在北部边地贸易中发展起来的。他们发家之后，又回归故乡，购置土地，建设豪宅(有很多大院、堡寨建于乾隆、嘉庆、道光年间)，设置总号，再向全国布设分号网点。 
　　多数晋中巨商崛起的轨迹，基本上是这样一个三部曲：外出谋生，经商致富——回乡建宅，设置总号——走向全国，遍设网点。 
　　 
　　二、清初巨富百年即衰的介休皇商范家 
　　 
　　介休张原村范家由明入清，跨越两朝，清初已是大富。这在清代晋中巨商中极少，几乎属于特例。 
　　范家明代时在张家口马市经商致富，从范至刚传到八世范永斗，终成为张家口最著名的八家商人之一。范永斗在清初被赐为隶籍内务府的皇商，起初只是为内务府购办供皇室使用的皮张等，同时继续从事边地贸易，经营绸布茶粮。范永斗传其子范三拔，再传三拔之子范毓(香宾）”，以承运采办军粮、洋铜和经营盐业而成为有名的大粮商、大盐商和洋铜商。这一时期的范家显赫一时，有财有势。范毓(香宾）兄弟及其子侄两辈有20人任有官职，如范毓(香宾）任布政司参政，范毓香覃任广东提督，此外还有员外郎、道员、知府、同知等，范永斗、范三拔也被追赠骠骑将军、资政大夫。此时范氏家族达到鼎盛。但在范家家业传到范毓(香宾）之子范清注、范清洪及侄范清济后，即陷入长期负债经营的困境中，终因拖欠内务府巨额官银，于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被查抄破产。此时距清初范永斗被赐皇商不过140年，距范家进入鼎盛期仅历60年。在清代前期晋中大贾中，如此显耀一时而又如此迅速惨败者，仅此一例。 
　　范家承运和采办军粮，始于1721年(康熙六十年)朝廷再次西征准噶尔部时。范毓(香宾）请自出资本，承运军粮，每石只要当时官运价格120两白银的三分之一，即40两。由此开始，范毓（香宾）以“四品顶戴官”为清朝承运军粮，到1748年(乾隆十三年)止，前后长达28年之久。清军北征、西征，军粮一般起运于来远堡(即张家口上堡)，先后运往察罕叟尔、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白格尔、扎克拜达里克、蒙古尔拖罗海、塔米尔、鄂尔坤推河三十三台、洪廓尔鄂伦等处。此外，在1748年（乾隆十三年）的四川大、小金川战役中，范毓香宾又曾助饷运粮。其间，仅1728年（雍正六年）到1737年（乾隆二年），“以上十年之内，运米至百万石，省运费至千万两”，极大地减轻了清朝的财政负担。雍正皇帝为此奖励范毓(香宾），“特赐太仆寺卿，章服同二品”（《清史稿》卷三一七）。范氏远途承运军粮，有利可图，也潜伏着极大的风险。1733年（雍正十一年），范氏随军运米于科布多，因大兵撤回，移驻于乌里雅苏台白格尔，大批粮米又只得从科布多返运于此。当时从内陆运米到科布多每石28两，运到白格尔每石19两。户部核销运费时，不但不追加由科布多返运白格尔的价银，反而只按从内陆运往白格尔计价，向范追交白格尔到科布多一段的运值（每石9两），范辩解说：“所受值，随手磬，改运已无力，况追所受值乎?”结果只能由他自己赔抵，“所应追者二百六十二万余两，先以历年应领半价九十万两扣抵，余立五限输户部”，抵扣后尚欠户部172万余两的巨额债务。 
　　范家采办洋铜，始于1738年(乾隆三年)。范毓(香宾）“奉命采办洋铜，运京局，以抵分限应输之数”(徐珂《清稗类钞》)，即以采办来的洋铜抵欠户部追缴粮食运值价款，具有偿债的性质，因此一开始是自备资本，1743年(乾隆八年)后改为向政府借帑办铜。约在1748年(乾隆十三年)之后，范氏办铜事宜，先后由范毓(香宾）子范清注、清洪和侄清济接替。去日本采办洋铜，每船运铜10万斤，每年去日本两次。范家拥有船最初是3只，最多时曾达7只。范氏每年所贩铜最少时60万斤，占清廷由日本进口铜的1/5；最多时140万斤，占清廷由日本进口铜的1/2多。由于官商是借帑办铜，比民商每百斤价格低20—24%（约3两5钱到4两白银），所贩洋铜又要全部交官，不准自销，条件甚为苛刻。范家负债经营，拖欠内务府大量官款，到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积欠和新借内务府银共达330万两。
　　范家在采运粮、铜的同时，还在长芦和河东经营盐业。范氏持长芦盐引10718道，按每引200斤计，即2143600斤。在河东潞盐的池盐产业价值有20余万两，在破产处理时，需要6个殷实商人接充。此外，范家还在直隶、河南的20个州县设有盐店，在天津沧州有囤盐仓库。其资本据1755年(乾隆二十年)内务府查验，“所有盐业查明后估银百余万两”（《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书庆远等《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

此外，范家还经营木材、人参、马匹、杂货、当铺。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清廷验其财产时，范家在北京有商店3座，在张家口有商店6座，在归化城有商店4座，在河南彰德府有当铺1座。此外，除介休老家外，范家分布于各地的房产近1000间，在张家口有土地106顷。另外，在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范氏还同美商签订过玻璃贸易合同。 
　　范氏因官商而兴，又因官商而衰。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清廷以范氏“亏折日深，以至上年误运误课，拖欠官项累累”，“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革除了范氏在内务府、户部等衙门的官职，着令严加审讯范家的主事范清济，并查封其家产。处理的结果是：“范清济自办理铜盐，二十年之久，尚拖欠官项银一百二三十万两，且将范毓(香宾）河东旧有盐池产业，变抵二十余万两外，实在抵消无几。”但清廷对范毓(香宾）却还眷念旧情，有所关照，下令让范清济拨还从前范毓 原产，“交与范毓(香宾）之嫡派长孙范重启收管”（《清高宗实录》一一七五、一七八四）。 
　　 
　　 三、闯关东、走口外起家的曹、常、乔、渠诸家 
　　 
　　太谷北贠曹氏，一直以务农为生。清朝初年，十四世曹三喜年近50岁时，才离乡背井闯关东去谋生，落脚于一个叫“三座塔”的边防屯卫地(在今辽宁朝阳市)，先做佣工，后当佃农，然后利用冬闲开豆腐坊。稍有积累之后，又开烧锅坊，兼种菜、养猪，陆续开了“三隆号”杂货店、三隆粮店、三太号饯铺、三隆永杂货店，生意逐渐兴隆起来。康熙年间，东北的生意由其子曹玉台、曹玉蕃继续经营，营业范围扩展到赤峰、四平、八沟、建昌、梨树、锦州等地，店铺遍布关外七厅。曹三喜本人年近七旬时返回故乡，在本村和太谷县城设立了多处商号，特别是设立了带有总号性质的运通五账庄，并开始在北贠村大兴土木，修筑宅院。乾隆年间，曹家又在东北和山西新增商号近20座，成为名震山西的商业大家族。1803年（嘉庆八年），曹兆远兄弟（曹三喜之孙）分家析产，成为东、西两门。东门曹兆远把财产分给7个儿子，除其中一子带产过继其弟外，其余6子各出资10万两白银，以股份制形式组成“六德公”，开始走向曹家的鼎盛时期。 
　　榆次车辋村常氏，八世之前务农为生。清康熙年间，八世常威北上张家口贩卖布匹，由摊到铺，在1711年(康熙五十年)左右，租赁一处铺面，开了常家第一个商号——“常布铺”，所谓“苦劳经营，由是生理日盛，岁入倍常，事业之隆，肇基于此”，“清康熙间家始裕”（常赞春：《常氏家乘》）。雍正年间，常家的分号开始向张家口周边扩展。到乾隆初年，“常布铺”改称“大德玉”，后又设立“大德常”，以张家口为大本营，向多伦诺尔、归化、奉天、营口、北京等地发展，并在恰克图经营对俄贸易。这一时期，常氏还在家乡车辋村开始建筑“老院”。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常威之子常万玘、常万达分家析产，常万玘分得“大德常”和“老院”，堂名定为“世荣堂”，发展为“南常”内贸集团，同时大规模扩建豪宅；常万达分得“大德玉”，在村北购地另外新建豪宅，堂名定为“世德堂”，发展为“北常”外贸集团。常万达把主要精力和大部资金放在了对俄的茶叶贸易上，以张家口为大本营，在恰克图设庄，开辟了南起福建武夷山、北经张家口直到恰克图，绵延数千公里的“茶叶之路”。1785年(乾隆五十年)，常万达由商界推荐出席了乾隆皇帝的“千叟宴”。1796年(嘉庆元年)，常万达去世，其子常怀等继承父业，继续拓展，到道光年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峰。 
　　祁县乔家堡乔贵发，因其父母双亡，早年常为人帮佣，是一个温饱无着的光棍汉。乾隆初年，他单身一人走西口，遇到徐沟县大来镇秦姓，二人一同在萨拉齐厅一店铺做伙计，稍有积蓄，便转到西脑包(即今包头)开草料铺，兼销豆腐、豆芽、切面及零星杂货。其间一度亏损，几乎歇业。乔回原籍种地，留秦守摊。由于生意有了转机，秦于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把乔从原籍叫来，共同经营，移到东前街开设了广盛公客货栈。到嘉庆年间，广盛公一度受挫，复兴后，二人便将店名改为复盛公，共投资白银3万两，经营粮油米面，兼营酒饭、衣服、钱铺，十分兴盛。乔氏自此起家，为道光年间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祁县城内渠家的渠同海，在乾隆初期走西口，经商致富，在包头置有10余顷土地，开设有长源厚字号，经营菜园、粮油、茶叶，兼作钱业生意。到乾隆后期和嘉庆年间，其子渠映璜继承父业，又增设长源川、长顺川两大茶庄，从两湖采办红茶，销往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国，已成祁县巨富。据渠家口碑相传，渠映璜去世时有银120万两，其子各分得60万两。为渠家在道光之后进入黄金时代铺平了道路。 
　　不以东家而以字号闻名的归化城“大盛魁”，是太谷王相卿和祁县张杰、史大学3人在康熙年间创办的。他们3人由作肩挑担负的小贩开始，赚了一点钱，先在杀虎口开设吉盛隆号，后改大盛魁，移设归化城，最后发展为清代北方最大的旅蒙商。与大盛魁情况相似、位于阿拉善旗的“祥泰隆”，则创建年代更早。清顺治年间，几个肩挑背负与牧民贸易的平遥人，在阿拉善旗建房营业，设立“祥泰公”号。1723年(雍正元年)，祥泰公改组为祥泰隆和定远堂。数年后，定远堂倒闭，祥泰隆有所发展，经营日杂、百货。1730年(雍正八年)新建定远城，阿拉善王府迁入，祥泰隆也随迁，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逐步垄断了阿拉善全旗的贸易。 
　　在中国北部边疆地区，除走口外、闯关东发展起一批晋中商人之外，还有一些人往大西北、新疆去发展，时间在平定准噶尔之后。乾隆年间，祁县商人张云中随清军进入伊犁，在古城(奇台)设后站，迪化设中心站，伊宁设前站，经营茶叶绸缎。其后因时局动乱，曾与不少祁县乡亲避于伊宁县城东南一个墟子，形成“小祁县村”。 
　　当然，在清初走口外、闯关东、跑新疆经商的晋中商人，并不都是常、曹、乔、渠这类白手起家或小本经营者，也有早已成为殷实商人者。如1733年(雍正十一年)，汾阳人朱成龙就携带绸缎、黄烟、茶叶、布匹等货物20车，“由张家口出塞”，赴恰克图贸易（《清代中俄关系史档案资料选编》272页）。1736年（乾隆元年），汾阳人王庭荣投资白银4万两，在张家口开设了祥发永账局，是中国最早的一家账局。 
　　到口外、关东、新疆经商者虽有殷实商人，但多数人，包括后来发展为大商人和中、小商人的，在商业店铺供职作掌柜、作伙计的，以至打工作佣的，原来在家乡都是比较贫困之人。他们起初多以务农为生，由于家境拮据，或遇灾荒饥馑，才外出另谋生路，或租地垦荒，或作佣工，或作伙计，或小本经营，其中一些经商者逐步成为中、小商人，有少数人成为宝塔尖上的富商巨子。生活在嘉庆、道光年间的山西著名学者徐继畲在叙述了内、外蒙古盟旗分布情况之后，指出，“承平日久，内陆无业之民，多负采租垦土地，服贾者亦时以百货往，车驼往来，殊无阻隔……三晋之人种地、服贾者尤多，往往赤手起家成素封(素封——无官爵封邑而和封君一样富有)”，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早在明代，有一位梅国祯就说得很清楚了，“富商大贾者操其厚资，孰肯远出塞上，寄迹穷荒，惟是机利雁民”，“市井无聊之辈，乃始称贷出息，跋涉山川，担负以与胡儿争杪忽之利，以为蔽体糊口之资”（《梅客生奏疏》卷一）。清代北部边疆地区虽无战事，但仍然是一条艰苦和危险的商旅之途。贫困之人为了谋生，远出经商，敢冒风险，不怕吃苦，抓住机遇，最后终于“赤手起家成素封”，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四、贸迁四方发迹的贠、侯、王、冀、李家 
　　 
　　清代前期，晋中最大的商旅队伍在北部边疆开拓，但也有一大批人奔波在全国各地，捕捉商机，苦心经营，其中成为商界巨族者有太谷沟子村贪家、介休北贾侯家、灵石静升王家、介休北辛武冀家、平遥达蒲李家。 
　　太谷沟子村贠家，相传以卖豆腐、豆芽起家，在其棒槌楼上曾供奉着做豆腐、豆芽的全套用具。贠家在清初已号称“富甲一方”，家道富裕。康熙年间，曾与傅山有过来往的贠成望，经常来往于长沙、汉口、京都、沈阳，经销丝绸、茶叶、药材、杂货，1679年(康熙十八年)在太谷创办了“志成信”账局(道光后改票号)，随即在北京开办了“义合昌”账庄和隆盛镖局，走向兴盛。 
　　介休北贾村侯家，从十七世侯万瞻开始经商，在康熙时到苏杭一带跑单帮，贩绸缎，南贩北卖，获利起家。传到其孙侯兴域(约乾隆、嘉庆年间)，已是外有生意几十处、内有房产土地的大财主，介休人称“侯百万”。侯兴域发展起来的商号，有设在平遥的协泰蔚、厚长来、新泰永、新泰义、蔚盛长，设在介休张兰镇的义顺桓、中义永，多为绸布杂货茶庄和钱铺；还有设在运城的六来信，经营河东池盐。 
　　灵石静升王家，在明代已成本村大户，以农耕为主。从第十世起，有人开始经营棉花杂货和典当行业，但未形成主业。王家真正发展成巨商在清初康熙年间。当时，十三世王兴旺携同子侄，往返于冀、鲁等地贩卖牲畜，积累了一定资财。1673年(康熙十二年)，在平定三藩之战中，王家兄弟将24匹良马献给正在紧急征调军马的平阳府，得到官府赏识，受命为清军筹集军马粮草，大获其利。三藩平定之后，王氏兄弟曾受到朝廷表彰，借此势力，生意规模扩大。从康熙到嘉庆，王家经商的规模越来越大，后来重点转向经营两淮盐业。与此同时，通过捐纳和科举两途步入官场的人也越来越多，最大的官曾做到二品。发达之后，营造住宅的工程始终没有间断，从康熙年建义安院，雍正年建钟灵巷，乾隆年达到高潮，建红门堡、拱极堡、铁门院，直到嘉庆年还建了高家崖宅院。 
　　介休北辛武冀家，大约发迹于乾隆年间。到嘉庆、道光年间，十七世冀国定经营的金融业、商业已相当可观。1805年(嘉庆十年)，介休县遭灾，冀国定曾“发票济贫”。嘉庆末、道光初，冀氏总资产达300万银两，在湖北樊城、襄阳及平遥等地设有字号70多个，以当铺为主，资本在5万两以上的当铺有钟盛当、增盛当、世盛当、恒盛当、永盛当5家；兼营布匹、杂货、油坊等生意，以平遥谦盛亨布庄为最。 
　　道光初开办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财东、平遥达蒲村李家，发迹晚于上述各家。李氏经商据说始于清雍正年间，第一家商号是在达蒲村开设的西裕成颜料庄，但到乾隆时还只是一个小康之家。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达蒲村重修东岳庙碑记载，当时富户郝家捐银54两，李大元、李大全兄弟二人各捐银只有6钱6分。在嘉庆年间，李家迅速致富。1813年(嘉庆十八年)平遥城《众善募化芳名碑记》记载，有700多家工商铺户捐银，其中李家的西裕成捐银24两，在7家颜料庄中捐银最多。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北京平遥颜料会馆碑刻记载，捐款者有在京颜料庄36家，西裕成捐银120两，列在碑首。这些情况说明，嘉庆年间，李家在平遥和在北京都设有西裕成颜料庄，而且在两地都是规模最大的。这就为李家后来创办票号、成为平遥首富打下了基础。 
　　贠、侯、王、冀、李诸家，是在内陆、在京师、在南方发展起来的，与常、曹、乔、渠在北部边地起家者相比，属于晋中商帮崛起过程中的另一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