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盂鼎铭文拓片
一、关于大盂鼎
大盂鼎为西周早期康王时的重器，铭文19行，291字，内容记载周康王追述文武受命、克殷建邦，后来朝野因酗酒丧师亡国，周代则忌酒而兴，命铸盂（酒器）引以为戒，尽心辅佐王室的史实。清道光初年在今陕西眉县礼村出土，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
“鼎”是古人用以烹煮肉和盛贮肉类、酒类的器具，是古代重要的青铜器物件之一。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铭文291字，记载了周康王在宗周训诰盂之事。大盂鼎铭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和书法价值。
二、铭文
三、释文：
唯九月，王在宗周命盂。王若曰：盂，丕显玟王，受天有大命，在珷王，嗣玟作邦开纪，匿匍有四方，畯政纪民，在雩御事，虘酒无敢。甛有葵□，祀无敢酻，故天异临子，法保先王，王少有四方。我闻殷述命，唯殷边侯甸，雩依征内，避率肄于酒，故丧追祀。汝妹辰有大服，余唯即朕小学，每勿克，余乃避寡。今我隹即井阑于玟王，政德若玟王，令上三政。
今余隹命盂绍荣敬，雍德巠敏，朝夕入谏，享奔走。畏天威王曰示命：汝盂进乃嗣祖南公。
王曰：盂乃绍夹死射戎，敏誎罰讼；夙夕绍我，寡烝四方，雩我其过；相先王，受民受疆土；赐汝鬯一卣，冂衣、舄、辇、马；赐汝祖南公伐用遹，赐汝帮伺四百人鬲，使驭至巧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赐尾伺王臣十又三百人鬲，千又五十夫，徼国遣捕纪土。
王曰：盂，若敬乃政，勿辞朕命。
盂用取王仦用，作祖南公宝鼎隹王廿又三祀。
四、译文
九月王在宗周册命盂。王这样说：“伟大英明的文王承受了上天佑助的重大使命。到了武王，继承文王建立了周国。排除了那个奸恶，普遍地保有了四方土地，长久地治理着百姓。办事的人在举行饮酒礼的仪式上，没人敢喝醉，在举行柴、烝一类的祭祀上也不敢醉酒。所以天帝以慈爱之心给以庇护，大力保佑先王，广有天下。我听说殷朝丧失了上天所赐予的大命，是因为殷朝从远方诸侯到朝廷内的大小官员，都经常酗酒，所以丧失了天下。你年幼时就继承了先辈的显要职位，我曾让你就读于我的贵胄小学，你不能背离我，而要辅佐我。现在我要效法文王的政令和德行，犹如文王一样任命两三个执政大臣来任命你，你要恭敬地协调纲纪，勤勉地早晚入谏，进行祭祀，奔走于王事，敬畏上天的威严。”王说：“命你盂，一定要效法你的先祖南公，”王说：“盂，你要辅助我主管军队，勤勉而及时地处理赏罚狱讼案件，从早到晚都应辅佐我治理四方，协助我遵行先王的制度治民治疆土。赏赐给你一卣香酒、头巾、蔽膝、木底鞋、车、马；赐给你先祖南公的旗帜，用以巡狩，赐给你邦国的官员四名，人众自驭手至庶人六百五十九人；赐给你异族的王臣十三名，夷众一千零五十人，要尽量让这些人在他们所耕作的土地上努力劳动。”王说：“盂，你要恭谨地对待你的职事，不得违抗我的命令。”盂颂扬王的美德，制作了纪念先祖南公的宝鼎，时在康王在位第二十三年。
五、书法特点
《大盂鼎》铭文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成就最高的一品。结字严谨、庄严，充分展现出文字浇铸时产生的金石之气，其笔画形态变化多端，有丰中锐末的，有侧锋入笔、收笔出锋的。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肥笔的运用，瑰丽谲奇，整体布局既疏密有致，又井然有序。然而，起初线条弯弯曲曲且包含不少呈方、圆等形的团块“随体诘诎”作为“雅”的符号，再后来，随着书写性的需要，这种“雅”反而成画蛇添足之“俗”。
由繁入简，除掉“团块”使笔画线条化、平直化，这实际上是一次有进步意义的变革，既大大提高了书写的速度，又反映了周人追求崇文尚实的文化审美观。
从西周中期前段、穆王前期的《伯定盉》看，虽然还残留着个别“团块”，如“定”字，但字形线条整体上已经均匀规范。
雅俗共赏是一种文化理念，它是一种充满着张力、冲突的动态过程，只有在历史与现实、文化与生活、社会与自我的深层碰撞中，才会产生雅俗共赏的作品。
奇肆与圆曲相依相存。任性奇肆是自然的本色，一种平淡、天然的美;圆曲内敛是人为的结果，一种处心修为的美，而审美和艺术也便在两者之间寻找着自己恰当的位置。
实际上任性奇肆与圆曲内敛有一个交相更替、相互制衡、包容共处的过程。书法亦然，如果永远地任性奇肆下去，文字只能停留在龟甲兽骨锲刻的原始阶段，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商周青铜铭文。
如果让文字在青铜尊鼎上圆曲内敛下去，文字的适用性从何谈起，就不可能有后来的隶行草楷诸体了。因此，“初发芙蓉”比之“错彩镂金”，美的境界各领风骚。
事实上，美学境界也不可能永恒不变，由奇肆到圆曲不过一路之隔，由时尚到荒寒分明近在咫尺。整个西周的金文既有规范、整饬、美观、大方的所谓圆曲的“馆阁体”，也有自由、轻松、活泼、浪漫、个性张扬的所谓奇肆的“流时风”。
一般说来，当儒家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或创作主体身上占据主导地位时，审美活动在内容上便呈现出一种注重群体实践、干预或美化现实的功利主义倾向，由于注重规则，使圆曲内敛的字形呈现华丽的美；相反当道家思想居于主导地位时，文学艺术在内容上便呈现出一种尊重个体价值、美化自然的非功利主义倾向，强调的是天然而淡泊的美。
西周金文书法从纵向的角度上讲，它是沿着一条由晚商风格向西周宗周书风演变的过程，晚商时期奇肆自由书风直接影响了西周以及后来的金文书法的表现形式。西周青铜器铭文最早出现在武王时代。作为朝廷礼乐制度的一部分，周朝在灭商之后明显继承了商的典章制度，因此在金文书法上承袭晚商的风格传统便顺理成章。所不同的是，作品用笔线条随着宗周审美意识的渗透逐步变得圆曲起来，这无疑与周人的人文性格有着直接的关系。
“纣既囚文王，文王之长子曰伯邑考，质于殷，为纣御。纣烹以为羹，赐文王，曰：'圣人当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纣曰：'谁谓西伯圣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皇甫谧《帝王世纪》）这可谓周人圆曲深沉性格的重要表现。一个区区小国，居然可以完成剪灭像殷商这样庞大国度的任务，没有这种深沉与圆曲的处世本领是无法完成如此伟业的。
在西周的金文书法风格上，这种从本质上圆曲深沉、崇尚规范和秩序的性格也开始大放异彩并一直影响到今天。
崇尚规范，从铭文中得到完美的体现。周宣王时太史籀曾作过一部后来叫《史籀篇》的十五篇大篆字书，作为教授学童识字所用，学童的来源则是各诸侯国。据《周礼》载成王八岁入小学，先修“六书”与书写技能。从娃娃做起，足见先贤的智慧与远见卓识。
在这一时期的最后几十年间，也出现了像《散盘铭》《圅皇父簋铭》等所谓的任情奇肆的作品。
单从艺术角度看，草意倾向实际上是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的嬗变，而作为地方诸侯，铸铭这样的文字出现，反映出西周末期，礼乐制度尽管未至于崩坏，但事实上已开始出现松动了，而艺术在反映社会人文上便不经意的呈现出来。
此前青铜器铭文只是出现在周王的册命和赏赐中，幽王后期的几十年对朝政的荒废，“烽火戏诸侯”的一系列闹剧的上演，难免造成了社会人心涣散，在金文书法风格上直接反映出人们挑战原有崇尚规范和秩序的心态。
由此说来，书法的变化必定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变化息息相关。只有很好地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和理解每一种金文书写者的原创力及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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