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租界，人们不禁会想到旧中国的那段屈辱历史。
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作为列强侵略中国的跳板，租界成了中国土地上的“国中之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然而在中外最初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中，并没有租界这一说法，它的出现竟然是一名英国领事和一名中国地方官交易的结果。
中国商人主动巴结，英领事挤进上海城
从18世纪中叶开始，为了在东方开辟新的通商口岸，英国殖民者曾多次以各种方式在中国的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刺探寻觅良港。很快，他们就看中了上海这块风水宝地。
鸦片战争后，在侵略者的炮口下，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上海等五个沿海城市被开辟为通商岸。条约签订之初，散居在上海的英国商人和传教上只有25人。但参加条约签订的英国侵略军头子璞鼎查却认定中英贸易会迅速增长，来华的英国人将大幅增加。1842年10月初，他迫不及待地从南京赶到上海，预选英国人在上海的居留区。经过几天考察，璞鼎查看中了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今上海外滩一带)的一块地方。当时这一带还是芦苇丛生的荒滩，但璞鼎查认定此地交通便利，便于贸易运输，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1842年12月，璞鼎查推荐巴富尔上尉为首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并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为英国人寻找长期定居地。1843年11月8日晚，巴富尔带着六名助手来到上海。第二天一早，他就赶往道台衙门，拜会上海的地方官——道台宫慕久。宫慕久客气地把巴富尔领到客厅嘘寒问暖。巴富尔刚一落座，就开门见山地说：“道台大人，根据贵我两国签署的条约，上海已被辟为通商口岸。我此次登门就是要和道台大人商讨具体开埠时间的。”
作为清政府的地方官，官慕久当然不敢对朝廷签署的条约存有异议，于是双方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看到宫慕久这么爽快就敲定了开埠日期，巴富尔来了精神，来时他就琢磨着在上海县城内觅一块上好的地皮，建造气派的英国领事馆。“我初来贵地，今后与大人会常来常往。如果不嫌麻烦的话，能否请大人帮忙在城内物色一块地供建领事馆之用?”巴富尔不露声色地说。
这几句话让官慕久出了身冷汗，想想今后如果华洋杂居，难免会闹点乱子出来，到时朝廷怪罪下来，自己可担待不起。他强压心中的不悦，定了定神说：“领事先生，上海县城素有‘小苏州’之称，人口众多，城内已拥挤不堪，实在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供建馆。如果领事不嫌，我倒愿意代劳在城外替领事寻觅。”
宫慕久的拒绝让巴富尔很是懊恼，他哪里肯罢休。一连几天，他一方面派人住城内四处寻找出租房；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对官慕久施压，并扬言如果找不到房子，甘愿在城里搭建帐篷居住和办公。正当双方谈判陷入僵局时，一名中国商人主动找到巴富尔，愿意出租其房屋给巴富尔作领事馆用。巴富尔如同找到了救命稻草，马上就租下这座有52间房的老宅。
事已至此，宫慕久也只好以此处不扰民为由，奏报朝廷后朝廷予以默认。
谈判持续两年，每亩租金仅1500文
巴富尔在上海安身后不久，就发布通告，宣布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正式开埠。开埠后一个半月内，就有11家洋行拥入上海滩。英国传教士、医生、领事馆人员等也纷至沓来。与此同时，从国内各地赶来的冒险家、暴发户、买办、金融家、商人甚至帮会流氓等各色人等也汇集于此。一时间，黄浦江中汽笛声不断，跑马路旁灯火彻夜长明；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话与欧美语言混杂一处。
由于上海普通百姓之前很少看到过洋人，每当看到洋人成群结队招摇过市时，百姓们都不免好奇。洋人们吃饭、穿衣、喝茶甚至走路等一举一动都有路人围观。同时，一些洋人仗着清廷软弱，到处滋事，因此华洋之间纠纷和摩擦不断。一次，一位基督教徒因为非作歹被拘捕，巴富尔为追使清政府放人竟威胁出动军舰，事情最后以官慕久放人并道歉收场。
事后，巴富尔又不失时机地来拜会官慕久：“道台大人，我们之间的很多不愉快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一块自己的居住地。我看中了县城外黄浦江边的那块荒滩，不知大人能不能卖给我们作居住用。”巴富尔设想买下整片土地，然后再分租转让给侨民。
听罢巴富尔的建议，宫慕久摆了摆手：“按照大清律例，土地是不能卖给你们的。但是租给你们是可以的。”
其实，宫慕久也有这样的想法。为避免纠纷，他几天前曾向两江总督璧昌和江苏巡抚孙善宝建议：给洋人一块地，实行华洋分居。但是两个老官僚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而是把上海地方对外交涉全权交给宫慕久一个人办理，让他自己定夺。明知是上司有意推脱责任，宫慕久也不得不接过这个烫手山芋。
在其后的两年间，巴富尔与官慕久为租地进行了时断时续的谈判，最后双方就租地范围、租地手续、外侨应遵守事项等达成谅解。1845年11月29日，宫慕久公布了《上海土地章程》23款。这个被视为上海租界“根本大法”的章程划定了租界界址：南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北至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东至黄浦江、西至界路(今河南中路，1846年确定)，面积约830亩，每亩年租金1500文。章程的出台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租界——英租界的出现。
租界建在“棚户区”，最初由清政府管理
在早期英租界，领土主权、土地管辖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等还归清政府掌管。
不久，住在上海城内的外国侨民陆续迁入租界。为防止华洋纠纷，巴富尔与宫慕久协商后还规定，租界内不准中国居民居住。到了后来，规定更加苛刻，华人只被允许白天进入租界做买卖，晚上必须回城，就连洋人雇的华人佣人也不得与主人同住。那时租界里的人口也很少，据记载，在租界出现两年后，外侨人数也仅有134人。租界里的生活设施也不健全，建筑基本上是一片“棚户区”。最早来上海的侨民、英国植物学家福钧曾这样回忆他住过的陋室：“每值晨雨，则衣外滩一带的地价上涨最快，1852年到1862年的十年间，半均涨幅高达200倍。同时，英租界当局乘局势动荡之际，逐渐夺取了对租界内华人的司法管辖权，独揽了租界内一切诉讼案件。
此后，英租界当局多次单方面修改《上海土地章程》，权力不断扩大。租界逐渐发展成为集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警务权、军事权于一体，中国政府无权制约的“国中之国”。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曾露骨地表示，上海租界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在租界内，华人备受洋人凌辱，洋巡捕甚至拿中国人当活靶子，练习射击。娼妓、赌博，贩卖毒品和人口等电成了受租界当局保护的公开行当，租界成为了“罪恶”的代名词。
继英租界后，法国、美国等国也争先恐后地在中国设立租界。到1902年奥匈帝国在天津开辟租界为止，列强已先后存中国建立了27个租界，仅天津一地就有八处之多。直到1943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才通过谈判收回了租界，结束了这段长达百年的屈辱历史。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