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距离清末的戊戌变法已经两个甲子了，在当年那场帝国改革躁动之中，光绪帝及维新党人种种变政举措皆随孝钦雷霆政变而告终结，剧变之后唯有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京师大学堂之设，乃是中国教学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是建立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起点。现代大学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士林其实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皆可视为社会之良心。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人曾经把大学生称为“天之骄子”，足见社会对他们的期待和希望。既然是“天之骄子”就一定要有鸿鹄之志，说到“鸿鹄”，据说今天这个词也刷屏了。在古代汉语中，“鸿鹄”是天鹅的意思，据《管子·戒》：“今夫鸿鹄，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时。”“鸿鹄”是高贵的鸟，自然与一般鸟雀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被太史公纳入诸侯层次的陈涉在屌丝时期就说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豪言壮语。
鸿鹄
戊戌年的京师大学堂就是今天北京大学的前身，北大的120周年校庆是从那儿论的。说到京师大学堂，不可不提的就是它当年的第一任校长，当时叫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孙家鼐。
孙家鼐字燮臣，生于道光七年(1827年)，安徽寿州人，也就是今天的寿县，这可是一个千年古县，是战国时期楚国故都。孙家鼐出身于书香世家，自幼饱读诗书，而且异常聪慧。孙家鼐是科举时代的成功者，是咸丰九年(1859年)未己科的状元。清末废科举之后，很多人将科举、八股取士这些中国旧有选材制度妖魔化，其实科举时代的正途官员文化素养都很高，起码文字功底是过硬的，不会读错字啊！
孙家鼐
状元及第之后，孙家鼐被授为翰林院修撰一职，官秩从六品。同治二年(1863年)，点为翰林，为翰林院汉办事官兼庶常馆提调。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补为詹事府右赞善。同年四月，外放湖北学政。同治七年(1868年)孙家鼐在湖北当差期满回京，同年九月被诏命上书房行走，十一月任侍讲学士。
同治九年(1870年)转升为侍读学士，并任武英殿提调。光绪四年(1878年)二月，充任光绪帝师。从咸丰九年到光绪四年的二十年里，孙家鼎一直以翰林身份在京做官，即使期间外放也是主管学政，并未担任地方行政。从孙家鼐早年的仕途经历看，他主要干的是文化清要部门。
孙家鼐的书法
担任帝师之后，孙家鼎除了教授光绪帝学问之外，开始进入内阁，担任中央六部官员。光绪五年(1879年)孙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绪八年(1882年)兼署吏部左侍郎。光绪十五年(1889年)，代理工部尚书。光绪十六年(1890年)三月，兼刑部尚书，光绪十七年(1891年)三月、六月又兼礼、户部尚书及工部尚书。
从担任帝师的光绪四年(1878年)到甲午战争结束时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18年中，孙家鼐历任礼、吏、工等部侍郎及尚书，并兼任顺天府尹，官至从一品。在内阁行政部门的历练，使得孙家鼐有了一定的行政经验，也赢得了很好的政声。依传统评价，孙家鼐属于循吏，后人在给他做墓志铭的时候评价·：“为人简约，敛退闭门，齐居杂宾远迹，尤推避权势若怯”。
慈禧太后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乙已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在这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改革宣言中，又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关于京师大学堂的，“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7月3日，光绪明令吏部尚书、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的“管学大臣”。8月24日，礼部颁给孙家鼐“钦命管理大学堂事务之关防”。
京师大学堂是光绪皇帝亲自关心的重点项目，经费拨款非常充足。孙家鼐上任之后，也对其有非常全面的设计规划。1898年8月9日在《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中，孙家鼐全面而系统地提出了八条建议：
一进士举人出身之京官，拟立仕学院；二出路宜筹；三中西学分门宜变通；四学成出身名器宜慎；五译书宜慎;六西学拟设总教习；七专门西教习，薪水宜从优；八膏火宜酌量变通。
光绪帝
光绪帝对孙家鼐的建议几乎是全部同意的。孙家鼐方案的第一二两条是为了将科举旧制度与新式大学堂进行对接，通过大学堂的仕学院，对已通晓中学的进士举人出身之京官，“其入学者，专为习西学而来，宜听其习西学之专门。至于中学，仍可精益求精。”
这种中西兼采的人才培养思路，较之后来新政时期的完全废科举是不是更为理性呢？孙家鼐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
孙家鼐虽然是传统中人，但是他非常重视向先进国家学习高等教育制度，并非是一个自大闭塞，自以为中国能关门办教育的妄人！1989年8月30日，孙家鼐奏请派京师大学堂办事人员李盛铎、李家驹、寿富、杨士燮赴日本考察学务。因为“欧美各国，路途穹远，往返需时。日本相距最近，其学校又兼有欧美之长，派员考察，较为迅速。”
孙家鼐派人去日本考察，目的是将日本的“大学、中学、小学一切规制课程并考试之法逐条详查，汇为日记，缮写成书，由臣进呈御览，仍发交大学堂存储，以备考查。”
孙家鼐设计中的大学堂并非是一个单一的文科大学，而是一个包涵理工农医在内的综合性的大学，他强调天、地、算、矿、农、医等学，“凡此数端，均大学堂必应设之专门，无可议减。”更难能可能的是，孙家鼐提到的设立专门的医学院，以“保全生灵，关系至重”为由，奏请在“大学堂兼辖”之下，“另设医学堂，考求中西学医。”
京师大学堂
这位咸丰时代的状元郎甚至有了培养中西医结合的复合型人才的宪法，在拟定的医学院章程中，他说：“臣考中西医学，各有专长。考验脏腑，抉去壅滞，中不如西；培养根元，辨别虚实，西不如中。”为此，他拟聘请中西医教习各二人；规定学生上午学中医，下午学西医。
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废除了变法期间绝大多数政令，但是京师大学堂则得以保留下来。政变后的第五天，慈禧就下谕旨：“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不仅如此，当年 11月16日，慈禧又谕旨：
泰西各国风俗政令，与中国虽有不同，而兵、农、工、商诸务，类能力致富强，确有明效。苟能择善举办，自可日起有功等因。
大学堂
足见慈禧并非顽固排斥改革，只是反对急躁冒进的盲动式改革。11月22日，内务府将地安门内马神庙空闲府第房屋修葺一新后，交付大学堂使用。大学堂张榜招生:“凡愿入堂肄业者，报名纳卷，甄别取去。”
京师大学堂第一次招生效果出奇的好，仅仅十来天，报名人数就已大大突破了原计划招收二百多人的四五倍，竟然多达“一千有零”。
京师大学堂就这样开始正式办学了，孙家鼐这位校长一直干到第二年，1899年7月17日便离任了，“吏部尚书兼管理大学堂事务孙家鼎因病予假”，“吏部右侍郎许景澄暂管理大学堂事务”。孙家鼐虽然在任时间不长，但他是京师大学堂的奠基之人，是不可忽视的创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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