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百代公司出品的唱片封面
图片说明: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原址
图片说明:给梅兰芳的函及版费清单，当时的上海音乐界许多合同都用英文签署
图片说明:周璇的唱片封面
唱针划过密纹，温润、玲珑的声音从耳边拂过，一张黑胶唱片带出了万种风情。据记载，1979年前，黑胶唱片只在上海生产。此后，其他地方曾零散地出过一些黑胶唱片，但基本也是拿到上海制版。它们的母盘连同更早的唱片模版，一直被默默珍藏在中国唱片上海公司的版库里。究竟有些什么内容，鲜有人知。
中国唱片总公司启动的“中华老唱片保护工程”让这些模版慢慢显露庐山真面目。该工程被列为“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重点项目。
记者日前走访了位于钦州北路的中国唱片上海公司版库，一排排林立的铁柜让人颇感神秘。铁柜里保存着约10万面金属模版，时间跨度从上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记录着80多年的“中国好声音”，其中包括戏曲名家唱段、上海老歌、早已失传的各地地方戏曲等。经历了数十年的岁月洗礼，这些模版不同程度地出现锈迹、变形，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一面面清洗、转录。
“物理意义上的整理之后，还要进行史料考证、分类研究。其实，弄清楚这些模版的内容，就能看出中国唱片的发展轨迹。”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原副总编陈建平透露，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调查、挖掘和分类，他们已整理出了一大批宝贵的声音和文字档案，将陆续让它们“重见天日”。本月12日举行的第21届SIAV影音展上，该公司就展示了部分成果。循着这些史料，人们惊喜地看到了当年许多中国文化界人士的身影，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田汉、聂耳、黎锦晖、周璇、蝴蝶、王人美……
上海，中国流行音乐的发源地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早兴盛的国际都市，也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发源地。1927年，由中国流行音乐的开山鼻祖黎锦晖创作、黎锦晖之女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作为中国第一首原创流行歌曲，在上海滩不胫而走，从而开创了这一新音乐潮流在中国本土发展的历史时期。
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流行音乐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上海成为中国流行音乐创作、演出、录音制作以及出版发行的大本营。一批才情卓越的音乐家应运而生，众多题材相迥、风格各异的歌曲，自这里问世而在全国传唱与流行。不少佳作，诸如《玫瑰玫瑰我爱你》、《香格里拉》等，当时即已被译成英文而风靡全球。那个时代的经典老歌，诸如《蔷薇处处开》、《何日君再来》、《花样的年华》、《夜上海》、《明月千里寄相思》等，历经后代歌手的翻唱，穿越时光隧道，至今脍炙人口。
《上海老歌(1931-1949)》一书的主编王勇博士认为，上海之所以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发源地，与电台的助推不无关系。1923年1月24日晚8时，无线电收音机第一次在上海传出了声音。很快，广播电台作为那个时代主流的大众传播媒体，在上海迅速发展起来。至抗战前夕，已有50多座电台散布上海滩的大街小巷，不仅播报新闻与广告，也传播着市民们最喜爱的流行金曲。
说起上海的电台，很多老人都会提到在新新公司开设的“玻璃电台”。这个设在商场六楼的播音间，四周别出心裁地用了玻璃隔断，玲珑剔透，令当时的人们十分新奇，故将其称为“玻璃电台”。电台日夜不停地为新新公司大作广告，并不定期播放新闻和广受大众喜爱的音乐、戏曲等节目，有时还不惜重金聘请当红歌星到现场点唱，故而很有名气。
商业电台在上海的蓬勃兴起，给市民音乐的创作量提出了客观要求，因为最受市民阶层欢迎的流行歌曲是电台播出的重要内容。哪个电台播出的歌曲更美妙动听，更广为传唱，能吸引更多的听众，这个电台就自然会受到更多广告商青睐。为了吸引更多听众，很多电台不满足于只是通过留声机播放各类唱片，还争相邀请当红歌星作现场点播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红歌星白虹、周璇、吴莺音、欧阳飞莺等都曾经到电台做过这样的点播秀，而很多歌坛后起之秀，最初正是从模仿收音机里传出的动人歌喉开始，一步步走上演艺之路的。
与此同时，唱片业、电影业与歌舞演出等新老传播方式齐头并进，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众多的唱片公司中，最具实力的是有跨国背景的百代、胜利和民族资本支撑的大中华三家。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全盛时期的产能达到270万张/年。胜利唱片公司在其全盛时期，产能也有180万张/年。而中国人自己经营的大中华唱片厂由于录音设备和技术原因，唱片总有“嗡嗡”的杂音，但即便如此，市场反应依然很热烈。
这里珍藏着《义勇军进行曲》首版录音母盘
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中国唱片业基石的原百代、胜利、大中华等唱片公司，合并为中国唱片上海公司。珍藏于该公司版库里的数千面唱片金属模版，是老上海流行乐坛的真实记录者。这些极为珍贵的母版提供当年原声录音的同时，还配有详实的文字及照片，带领人们领略当年远东第一大都市、享有“东方巴黎”之美誉的老上海的风情……
这之中，有象征“美酒咖啡”、霓虹闪烁的都市夜生活的舞曲，反映平民生活与情感的都市民谣及小调，更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抗日救亡歌曲及左翼进步歌曲。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而它的诞生过程也见证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自立自强的艰难曲折历程。
《义勇军进行曲》最早是作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问世的。那是1934年，著名剧作家田汉在写成《风云儿女》电影剧本后想为影片写一首主题曲歌词。一天，田汉文思喷涌，手头找不到白纸，匆忙中将词写在香烟盒的涂锡衬纸上。未几，田汉被捕。聂耳听到消息后，立刻找到夏衍说：“请交给我作曲吧，相信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他在1935年3月下旬谱成初稿。不久，党组织获知国民党政府准备逮捕聂耳，安排他立即赴日本学习，《义勇军进行曲》被带到日本修改定稿，4月下旬寄回上海。
时任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的作曲家任光立即着手唱片的录音准备工作。贺绿汀推荐侨居上海的俄籍犹太裔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莫夫（时译“夏亚夫”；1894-1965）为《义勇军进行曲》进行和声配器。1935年5月9日，在百代唱片公司的录音棚里，由袁牧之、顾梦鹤领衔的电通公司歌唱队演唱的《义勇军进行曲》录制完成。这是《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版录音，出版时的唱片编号为34848，录音模版现藏于中国唱片上海公司版库。记者看到，尽管已历经78年的沧桑岁月，但该母版依然保存完好，泛黄的唱片封套上有百代公司的金鸡标志。
《义勇军进行曲》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便伴随着“一二·九”学潮和救亡运动的汹涌浪潮、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迅速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它激越铿锵的旋律、悲壮震撼的歌词，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志。
l936年6月7日，由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刘良模发起组织的“民众歌咏会”在上海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第三届音乐大会，刘良模指挥1000名会员带动5000名群众齐声高唱了《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义勇军进行曲》以“国歌”之名向全世界奏响。
梅兰芳，灌制唱片最多的京剧大师
当然，除了上海老歌，中国唱片上海公司保存的模版，录制的内容最多当属作为当时流行艺术的京剧。这之中，梅兰芳又是当时灌制唱片最多的一位。据统计，1936年之前，梅兰芳先后在百代、胜利、大中华、高亭、蓓开、长城、新乐风以及日本的蓄音器公司录制169面唱片，包括42个剧目。其中仅《霸王别姬》，从1923年至1932年就先后录制过5次唱片。
梅兰芳灌制唱片始于1920年5月，第3次来沪演出期间。此时的梅兰芳已经是如日中天。据当时的新闻披露，他这次来沪演出，上海各有关行业的收入在50万大洋，其中天蟾舞台14万，其余均为旅馆、绸缎店、饮食店等所得，俨然是经济增长点。当时已经准备在沪建厂的百代唱片公司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在梅兰芳临别演出的下午，约他灌制唱片。这是梅兰芳第一次正式灌片。
梅兰芳很看重这头一次灌唱片，对曲目的选择很下了一番心思，总的说来是新旧并举，突出新意。远在第一次灌唱片之前，梅兰芳早期一些传统样式的本戏和新型古装戏均已问世，所以这段时期的唱片，主要用来推广他在这些戏里的新唱段。1920年的第一批唱片集中录制了他古装戏的代表作《黛玉葬花》、《天女散花》、《嫦娥奔月》和带有反串性质的新戏《木兰从军》，传统老戏只选了两段，一段是《二本虹霓关》的丫环，另一段是《汾河湾》的“西皮原板”。这两出虽然是老戏，却也包含了梅兰芳的特殊创造。在《虹霓关》中，梅兰芳首创了一人分饰两角的演法，即头本他饰东方氏，二本改饰丫环。这张唱片就是二本中丫环的重要唱段，虽然当时的评论认为，限于录制时间紧张，唱得比较仓促，但它却是这出戏梅派新演法的一个纪念；而众所周知，《汾河湾》是梅兰芳在齐如山的建议下，对青衣戏“捂着肚子死唱”风格进行改革的开端，录制这段唱显然也有特别的意义。
不过，头一次灌片有点好事多磨。当时百代公司的厂房尚未建成，还不能直接在中国生产唱片。灌片不是直接刻成模版，而是先把原音录在蜡筒上，然后运到国外制版。不料，梅兰芳在上海录制的蜡筒受潮损坏，只剩下《黛玉葬花》的一面和《天女散花》两面、《虹霓关》一面完好。于是，公司只能赶到北京补录，并且加录了一段《嫦娥奔月》。所以，这批唱片开头的报名：“百代公司约请梅兰芳唱《××××》”是两个人的声音，在上海录制时，由一“尖声假嗓”之人报名，同期孟小冬、双处等人的唱片均由此人所报，而北京补录的则是另一人。
而梅兰芳之外，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重量级艺术家，也都在上海通过录制唱片，把自己的演唱送到千家万户。比如，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余叔岩、马连良、谭富英、言菊朋、杨小楼、金少山等等，他们灌的唱片，也是经典之作，弥足珍贵。此外，还有各地地方戏曲，如滦州影戏、藏语话剧、越弦等目前已经面临着失传和灭绝的危险。
版权，80年前的音乐人已相当重视
在整理唱片模版的同时，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工作人员还发现了大量名人信件、批文、合同、契约、名册、版税分配等文字档案。记者仅扫视了部分已经录入电脑的档案目录，就发现有黎锦晖、周璇、白虹、赵元任等的亲笔信函、签名文件，其中不少为英文写就。
黎锦晖这个名字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或许是陌生的，但在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他却是中国流行乐坛最红的名字，几乎人人都听过他写的歌。他被誉为中国流行乐的“奠基人”。
事实上，在创作流行歌曲之前，黎锦晖已经创作了多个儿童歌舞剧。那首至今广为流传的“小兔儿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老虎叫门》)就是黎锦晖最早谱写的儿歌。
1927年，黎锦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专门训练歌舞人才的学校——“中华歌舞专门学校”，新型的黎氏教学法使学员经过短短3个月学习便可上台演出。一开始很少有人来报名，当时对歌舞表演有偏见，很多家长觉得这是培养“戏子”的地方，所以只招了三十几个学生。黎锦晖请来了留洋回来的舞蹈教师、歌唱教师来教这些孩子。那时最出名的就是他女儿黎明晖。黎锦晖办歌舞学校不收学费，还包食宿，把自己的稿费都拿了出来。后来办不下去了，因为经济方面入不敷出，不得已他改办“美美女校”，后又成立了“中华歌舞团”。
就是在这期间，他开始了流行歌曲的创作。据记载，在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黎锦晖至少创作了四百余首流行歌曲。当时上海的百代、胜利、丽歌等大唱片公司，都以能约到黎锦晖的作品为骄傲，每个公司的大堂上都高悬黎锦晖的巨幅画像。
中国唱片上海公司保存着1933年9月5日黎锦晖与百代公司签署的一份英文协议。协议约定内容大致如下：自1933年9月5日起的三年期间，黎锦晖向百代公司提供原创音乐作品，每年的数量应足以录制8至12张双面唱片。作为回报，自出版发行之日起五年期间，百代公司向黎锦晖支付版权费。费用以公司实际灌制并销售的留声机唱片在中国区域的零售价为计算基数，并乘以相应的比例：由王人美演唱的作品为1.25%，由白虹演唱的作品为1.5%。
协议申明：百代公司一旦采纳了黎锦晖的作品，则应当在唱片录制时即支付一定预付款：王人美一旦录制，公司即支付20元申币；白虹一旦录制，且录制的首张及次张唱片的销量均在发行之日起五年内达到2000张，即支付12.5元申币。百代公司每半年向黎锦晖提供该半年度其作品所灌制唱片的销售报表和相应的版权费报表。
陈建平认为，从这份协议可以推测当时王人美比白虹更红。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研究音乐版权、著作权的一手史料。“许多人觉得关注著作权是近几年才有的事，其实，早在80年前的音乐人已经相当重视版权的维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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