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湖桥划来世界最早独木舟
文汇报记者 蒋萍 郑蔚 2013-11-20第十版
图片说明:①经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碳十四年代测定，该独木舟已距今8000年。
图片说明:②考古工作者正在遗址现场取样。右为跨湖桥遗址博物馆馆长吴健。
图片说明:③彩陶是跨湖桥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彩陶器上多是太阳纹和火焰纹，形式直接而质朴，是南中国地区最早形式的太阳崇拜。 以上图片作者：郑蔚
跨湖桥文化之所以吸引本报关注，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在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这里出土的大量骨器、木器、石器、陶器，不仅将浙江的文明史从河姆渡文化的迄今7000年前推了1000年，更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除了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发源于安徽怀玉山的钱塘江，蜿蜒曲折，出安徽进浙江，奔流近600公里后，注入杭州湾。在钱塘江路过杭州的时候，它将杭州市区的西湖和萧山的湘湖一北一南隔开。在西湖早已天下闻名时，湘湖却鲜为人知。要不是1990年5月30日萧山市文管委办公室接到的一个电话，湘湖也许至今不会为世界考古界瞩目。
跨湖桥遗址博物馆馆长吴健回忆，当年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萧山分校一位名叫郑苗的同学，在湘湖边拣到了出土文物。萧山市文管办工作人员施加农、倪秉章接报后前往了解情况。次日，他们在湘湖边的杭州砖瓦厂以西500米处，发现了大量的黑陶片、兽骨、鹿角、木器残件等文物，于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从历史深处渐渐浮出。
浙江的文明史始于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其后又有距今5300年到4300年的良渚文化，这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曾是铁定的“公论”。直到经过先后3次、历经13年的发掘和研究，跨湖桥文化遗址才颠覆了这一理论，将浙江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
世界最早独木舟或可出江入海
如果当时先民确实在修缮独木舟并加装边架艇，那么不排除这艘独木舟还有出入近海的可能。
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建在跨湖桥遗址上，属“原址原建”。走进圆形的遗址保护厅，只见厅内还“屋中有屋”，建有一间恒温恒湿的玻璃房。玻璃房内保护和展示着一艘独木舟，这就是跨湖桥遗址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独木舟及遗址木头等3个标本进行的的碳十四年代测定，该独木舟距今近8000年，属新石器时代中期，是迄今为止世界仅存的年代最久远的独木舟。这一重要发现，使我国成为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独木舟的古船文明国家之一，对研究人类交通史具有重要价值。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对独木舟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他说，这是一艘残存的独木舟，一端被砖瓦厂取土挖失，另一端保存基本完整。残长为5.6米，保存一米左右宽的侧舷，船头宽29厘米，离船头25厘米处，船体宽度呈一定的弧线增至52厘米，是舟体的基本宽度。船头下底面以圆弧的形式上翘，上部保留10厘米至13厘米宽的残损“甲板”，与侧舷齐平。船体最大深度为15厘米，较薄，底部与侧舷厚度均为2.5厘米左右。船体内外面均光滑平整，没有发现制作工具的痕迹，侧舷上端亦磨成圆角，由此可推知这是一艘使用过的旧船。内面发现多处黑炭面，可见是通过火烧的方法挖凿船体的。
吴健向记者详细介绍了这条独木舟的制造过程。《易·系辞下》曰：“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汉典》解释“刳”的基本字义为“从中间破开再挖空”，道出了跨湖桥人制作独木舟的先后步骤。在人类还没有发明铁器的新石器时代，“火焦法”是当时人类制作独木舟的方式。在此独木舟上仍能找到多处火焦的痕迹，就是跨湖桥人采用“火焦法”的证据。当时的人们往往先选一根挺直高大的树干，将整木从中间剖开，去除枝杈，根据舟型确定需要先后烧烤的位置，再用湿泥保护其余部分，然后用火烧烤需要挖刳的部位，待其呈焦炭状后，用石锛等加工工具将已经疏松的焦炭层刳除，最后用砺石打磨完成。
独木舟是在哪里被发现的？蒋乐平说，它被深埋在5米以下的泥土里。独木舟的位置在跨湖桥村的东南边缘，靠近已经干涸的湖滩上。2002年11月考古挖掘发现它时，独木舟被桩木固定，周围有木料、木桩、木作工具、木桨毛坯等。从独木舟的固定，以及四周锛柄、石锛、砺石的散布，专家的研究结论是，这里是一处制作、修理独木舟的工场。
独木舟在泥土下埋藏的时间长达8000年，是否会变形？经过浙江大学物理化学研究所对类似木料的检测，发现独木舟厚度的变形达40%以上。考虑到实验室环境与实际环境的差别，独木舟当初原始的厚度应当在3.5厘米以上。
这艘跨湖桥独木舟究竟适用于怎么样的水环境，是江河，是大湖，还是适合在大海中航行？蒋乐平认为，这条独木舟船头起势十分平缓，横截面呈半圆，船底不厚，船舱偏浅，“可能只能在海岸边使用”，而这一推论也较为符合跨湖桥遗址就在当时的海湾边的实际情况。
从周边发现的木料来看，蒋乐平认为独木舟还有正在改装“边架艇”的可能。人类对舟船的发现路径，最早是木筏或竹筏；其后是独木舟，在独木舟后期又发明了“独木舟+边架艇”，就是在单艘独木舟上加装木架，有一侧的单架或两侧的双架，以增加独木舟的浮力和稳定性，其原理如当代的双体船或三体船，如遇风浪，也不易倾覆。在“独木舟+边架艇”之后，人类才开始向制造木板船发展。如果当时先民确实在修缮独木舟并加装边架艇，那么不排除这艘独木舟还有出入近海的可能。
弓之祖和漆之源
“漆弓”刚出土时，外表还带有红色，待挖掘出土后，原有的红色在空气中迅速消失。
文博考古专家对独木舟的研究还有进一步的发现。吴健告诉记者，2011年，独木舟在文物保护施工过程中，经过长时间纯净水浸泡和药水喷洒，在距离独木舟头部位置2.3米处有一个树疤发生自然松动。至此，隐藏在独木舟身上的秘密才暴露出来：独木舟身上的树疤，原本就已经脱落，系由跨湖桥先民修补完成。
修补树疤的木块为平面不规则椭圆形，和树疤脱落的位置基本严丝合缝。但仔细观察，木块颜色及纹理和独木舟的马尾松材质有所区别，结构致密，为阔叶树。椭圆形木块四周接口处最薄，慢慢斜向加厚至中间位置。专家认为树疤的修理至少有两道工序：首先是加工与树疤大小相同的木块对树洞进行粘结修补；其次是为了防止修补处在航行过程中脱落，又在船体的接口处填充粘结修补物至舟体底部平齐，做二次整体补充加固。
跨湖桥人当时就掌握了一定的修补技术。那张8000年留存下来的“漆弓”，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事实。
蒋乐平记得当年“漆弓”刚出土时，外表还带有红色，待挖掘出土后，原有的红色在空气中迅速消失。起初，还以为红色是木头或树皮的颜色，只可惜还没有来得及拍照，红色就已消失，如今留下的漆色呈黑褐色。因年代久远，漆皮被认为是树皮，后经日本专家的协助，对漆皮进行了理化分析，最终确定为“天然漆”，它将人类使用漆的纪录前推了一千多年。
吴健认为，生漆为漆树代谢过程中的产物，从漆树韧皮部割口流出的乳白色乳状液体，当它们接触到空气后，其色泽因氧化而逐渐由浅变黑，并形成一层黑亮而有弹性的漆膜。由于漆膜具有很强的抗腐蚀能力，又具有耐热、耐腐、耐水及绝缘的优良特性，因此是一种珍贵的天然涂料。
吴健提到，生漆是绝佳的粘补剂。从独木舟、漆弓和被修补过的陶器的状态，可以说明跨湖桥先民已经懂得和掌握用动物骨胶或植物的树脂、汁液等天然的材料来修补破损的陶器和涂饰木器，甚至装饰弓箭。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孙国平认为，“漆”的使用是中国人的一项伟大发明，在跨湖桥遗址的漆弓未被论证之前，最早使用漆器的记录是河姆渡遗址，之后在良渚文化也有发现。跨湖桥遗址出土的“漆弓”表明，早在8000年前，我们的先民已经对漆的性能有所了解并开始使用，“漆是改善生活、美化生活的一项发明，在8000年前漆器应该是属于奢侈品”。
孙国平说，从漆的色泽（黑、红、褐等）、器形、出土数量来看，8000年前后跨湖桥文化时期，可能是漆发明应用的起源时期。7000年前至6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应该是漆应用的初步发展时期，5000年前至4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则是漆基本成熟时期。
跨湖桥“漆弓”为什么8000年后还能保存如此完好？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方北松认为，由于南方水位比较高，漆器泡在水中，所以相比北方更易于保存漆器。他提醒，出土漆器一旦无保护措施，接触到空气就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坏。
跨湖桥留下多少文明之谜
图片说明: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外形似一条独木舟。
图片说明:浙江文物考古工作者正在跨湖桥遗址现场挖掘考古。
尽管在1990年10月10日，跨湖桥遗址经历了第一次抢救性考古发掘，但直到2004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才代表考古界向外界宣布“跨湖桥文化”的命名。
对于跨湖桥遗址，最初引发质疑的是其确切年代。因为当时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实验室对考古标本缺乏知识，碳十四的技术处理有偏差，难保测定出来的8000年前的数据很准确。直到北京大学复证了相同的结论，质疑声才消散。
其后的质疑声更杂：有“江苏也没有发现8000年前至7000年前的遗址，可能性较小”，有“仅此一次，缺乏可比性”……但是，今天的人们并不能因为已经确立了“跨湖桥文化”的地位，就批评当年的质疑之声。正是这多重的质疑，使中国考古界严谨求真，将文明的发现和探索建立在真实的人类历史之上。
2003年，在湘湖的下村自然村发现了与跨湖桥同类型的文化遗址——下孙遗址，为“跨湖桥文化”的命名提供了基本的条件。
但这毕竟是8000年前的悠悠往事，还是给当代留下了太多的文明之谜。
跨湖桥人，你从哪里来
距今15000年前后，由于末次冰期冷高峰的来临，我国东部沿海的海平面约在现今水深150米至160米附近，最远处的海岸线约在今日海岸线以外约600公里之远。
由于人类发展的早期与自然界的关系紧密，人类学经常把一条江河看成一个文化的整体。沿着一条河流开展考古人类学考察，可以探求河流两岸古人类的生存、古文化的发展规律。中山大学教授曾骐指出，一般来说，人类经历了山林文化、山前文化、河谷文化。进入河谷文化阶段的史前人已有了原始农业的文化。在浦阳发现的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可以分别归在山前文化、河谷文化的不同阶段。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的解读更为详尽：跨湖桥文化从它的出身看，属于典型的内陆型文化。尽管跨湖桥遗址出现了独木舟、跨湖桥遗址的位置靠近杭州湾、跨湖桥遗址最后被海侵大背景下的海潮所湮灭，它的源头依然来自钱塘江的上游。
浙江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史，呈现一种从上游山地向下游平原、从较高海拔向较低海拔的分布趋势。距今11000年前至9000年前的上山文化遗址，位于海拔120米至40米的钱塘江上游丘陵河谷地带；距今8000多年前至7000多年前的跨湖桥文化遗址，分布于海拔50米至4米的丘陵平原过渡地带；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5300年至4300年前的良渚文化遗址，广泛分布于杭州湾两岸的平原区。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遗址数量的增加和人口规模的扩大。
而这一从上游山地向下游沼泽湿地的迁徙，或有三大复合发生作用的动力：一是距今15000年前后，由于末次冰期冷高峰的来临，我国东部沿海的海平面约在现今水深150米至160米附近，最远处的海岸线约在今日海岸线以外约600公里之远。距今9000年前后，东亚地区又出现了短期的干冷反复，钱塘江上游出现了河流干涸甚至断流，先人被迫向环境更适宜的下游“逐水而居”；二是稻作农业开始发生，水稻比早期的陆稻有更高的产量；杭州湾河口三角洲丰富的渔猎资源能满足原始人群的食物需求。
学界认为，跨湖桥文化是一种主体来源于上山文化、处在山地文化向平原文化发展的过渡期、在钱塘江史前文明史中起到承先启后关键作用、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考古学文化。
跨湖桥人，你以什么为生
食物中鹿科和水牛的比例占30%至40%，而且从早期到晚期持续上升，可见其在跨湖桥先人食谱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陈淳，对跨湖桥先人的生活有深度的解析：早期人类的觅食行为会遵循“最省力原则”，即选择支出最少回报最大的种类，这就是最佳觅食模式的原理。大型有蹄动物显然回报最高，是最优的选项。考古发现，食物中鹿科和水牛的比例占30%至40%，而且从早期到晚期持续上升。哺乳动物整体百分比增长得也很快，从早期的39.05%，增长到晚期的70%。可见其在跨湖桥先人食谱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跨湖桥遗址中还发现了先人用来储存壳斗科果实的橡子坑，有的经过精心处理，坑口架设“井”字形木构，交叉叠压，坑内有木桩支撑；有的坑底铺垫木板、木条；有的还铺有一层沙。陈淳教授认为，先人收获和储存橡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橡实的保鲜效果与环境温湿度有密切关系。以板栗为例，适宜的温度在5℃至10℃，低于0℃的低温会冻伤果肉，温度低果实易干瘪，而湿度高则易霉烂变质。在贮藏过程中还要保持通风通气，以免造成坚果无氧呼吸，产生有毒的乙醛物质。坚果自9月到10月间收存贮藏，一个多月内新鲜细腻，口感最佳；自11月中旬到1月上旬，会因风干而使含糖量升高，甜度增加，果肉稍硬；1月底到2月初，种实开始萌动，果肉干硬萎缩，有的出现石灰化现象，仅三成尚可食用。而跨湖桥先人精心贮藏橡实的方式，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贮藏坚果的要诀，栎实（即橡子）、芡实、菱角等是他们食品中重要的主食。
稻谷在跨湖桥人的整个食物组成中所占比例很低，有专家根据遗址出土的稻谷研究后认为，跨湖桥先民栽培的稻谷很可能是产量较低的陆稻，而不是产量较高的水稻。有专家甚至判定，人工驯化的栽培稻仅占40%，而野生稻要占到60%。陈淳教授认为，跨湖桥先人的经济形态应为“似农非农”。直到后来的良渚文化时期，稻米才渐渐成为浙江一带先人的主食。
跨湖桥人，你去了哪里
滔天的巨浪袭来时，他们或许划着成队的独木舟，漂洋过海；或许转身西去，沿着北纬30°线，开始了一场远距离的西迁。
跨湖桥遗址上的海相堆积层证明：它毁于一次大规模的海侵。
在海相堆积层之上，还有湖相堆积层。
先是席卷而来的海水裹挟着泥沙，将跨湖桥遗址淹没；然后，大海再次后退，湖水却将跨湖桥遗址再次湮灭。
在大自然突如其来的沧海桑田巨变中，跨湖桥人去了哪里？
有学者说，他们或许划着成队的独木舟，漂洋过海；有学者说，他们或许转身西去，沿着北纬30°线，翻山越岭，西行1000公里后来到湖南澧水流域。考古学家们在洞庭湖西侧、长江南岸沉降平原的边缘，发现了一批距今8000年左右的遗迹，其中有不少与跨湖桥人相似的陶器和种稻的文物遗存。
跨湖桥文化如华夏文明史上一颗璀璨的流星，划过天际，却不知究竟失落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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