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建墩 文汇报2015-01-30第21版
上世纪20年代，史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指出，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建国以来，竹简帛书的出土层出不穷，对这些资料的研究如火如荼，今日已形成了专门的学问——“简帛学”。其中儒家文献更是占据出土竹简的大宗。
郭店楚墓出土儒家著作有十一种十四篇，即《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各一篇，《语丛》四篇。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竹简已经出版公布了九册，内中儒家文献也是蔚为可观。
值得注意的是，在已公布的战国儒家竹书中，礼类文献占有较大分量，内容涉及先秦礼制和儒家礼学，大部分篇章与今本大小戴《礼记》内容、文献性质相同或相类。
从内容上看，涉及儒家礼学的竹书文献可分为三类：一是思辨性的理论篇章，主要内容是阐述礼论或治国之道，如郭店简《五行》《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六德》，上博简《性情论》《民之父母》等篇均属此类；二是有关礼仪制度的记载，如上博简《昔者君老》《天子建州》《内礼》等篇；三是曲礼性质的文字，散见于许多竹书篇章中。
出土楚简礼学文献大大拓宽了礼学研究的视域。概括而言，战国竹书对先秦礼学研究的意义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具有证经补史的意义，对于复原、补充印证传世文献记载的先秦礼仪制度具有重要价值。
竹书儒学文献除了一部分是专门的礼论外，其他多与大小戴《礼记》内容相近，思辨性理论性较强，礼制内容则羼杂其间。
比如郭店简《六德》篇的内容重点是论述父子、君臣、夫妇之间的伦理，其中掺杂有关于丧服的论述。上博简中有多篇是专门论述礼仪问题。《昔者君老》是一篇记载礼仪的简文，有学者提出该篇或许是《礼记·文王世子》的佚文，属于“世子法”。《天子建州》是一篇重要的礼学文献，部分内容与《礼记》记载的礼仪制度相近，对于深入考察先秦礼制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容礼、曲礼等问题是以往礼学研究所不太重视的，竹书中有一些文字材料专门论述礼容，也有一些篇章的内容与《礼记·曲礼》部分内容相近，应属于曲礼类的记载，这些材料使我们对儒家的容礼、曲礼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总之，出土楚简为研究先秦时期的礼仪制度提供了新资料，一些篇章虽残缺不全，但吉光片羽，弥显珍贵。
二，深化对儒家礼学思想的研究，填补了孔孟之间礼学思想研究的空白。
《韩非子·显学》曾提出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其中有“子思之儒”与“孟氏之儒”。子思（名伋）乃孔子之孙，孟子曾受业于子思之门人，故子思之儒与孟氏之儒在思想上比较接近。自古相传《中庸》乃子思所作，但无确证。由于《子思子》在北宋以后即亡佚，因此学界对子思学派的思想，以及子思到孟子之间儒家思想的发展脉络一直不太清楚。
郭店楚简的发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庞朴先生在《孔孟之间：郭店楚简的思想史地位》中指出，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和“礼”，“仁”是内部性情的流露，“礼”是外部行为的规范。孔门弟子对“仁爱”的解释有两派：一派向外探索，认为人的善性继阴阳之道而成，人间社会的尊卑贵贱完全脱胎于天地、效法于自然，从宇宙本体推演到社会功利，即由“天”而及“人”；另一派向内求索，抓住“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明心见性。
后一派的发展脉络，由子思而孟子而《中庸》，郭店楚简正是反映从孔子向孟子过渡时期儒学发展状况的学术资料，代表了孔子之后儒家向内求索的为学之路。
儒家礼学以孔子为发端，他对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作出哲学上的重新阐释，以仁释礼，将“仁”作为礼乐文化的内在精神，赋予外在的礼仪规范以内在情感之内涵。据楚简看，儒门后学沿此理路深入人心、性情来诠释礼的合理性与价值，儒家之礼从外在的礼仪规范转为个体内在情性的自我修养。
郭店简《性自命出》提出“道始于情”，并指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其意是说人的本然之情来自于天性，而天性来自于天命之下贯，如此则人情有天然的正当性，是天然合理的。《性自命出》简文认为仁爱乃是生于人之天性，它是人内在自然真情的自然流露，是亲、忠等伦理的基础。所谓“道始于情”，是说人类社会的人伦道德价值、社会关系皆是以情为基点。儒家认为，人的情虽然具有合理性，但若不加以节制则容易导致走向邪途，因此主张以礼来节制外发之情以使人回复到人性之正，从而形成“礼以节情”、“礼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乐者，礼之深泽”等礼学命题。
从礼学角度看，所谓“儒分为八”，主要是指儒门后学在礼学思想观念上产生的不同，如对礼合理性的理论论证，或外向求索，或内向人心、性情来诠释礼的存在价值。而在具体的礼仪制度方面，各派的诠释或践履具有一定的共性，但各派的差别亦在所难免，然这恐非划分儒门各派的唯一依据。
三，竹书礼类文献促进了大小戴《礼记》《孔子家语》等儒家文献的文献学研究，并提供了重要的较为可靠的原始文本。
大小戴《礼记》由于其编纂成书年代较晚，其各篇的编纂年代与流传问题，一直都存在很多争议。战国竹书的出土，为学界认识和研究大小戴《礼记》的形成、流传、文献性质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条件。
汉初，高堂生在鲁地讲授《士礼》十七篇，即今天所谓的《仪礼》，汉代直接称《礼》，或称《礼经》。同时，儒家经师解释《礼》的“记”，历经秦火后在西汉也重新出现，其数量多，内容杂，且其出现也没有统一的篇次，许多还是单篇流传，戴德、戴圣先后对这些文章加以编次，于是形成了今天的大小戴《礼记》。至于小戴《礼记》各篇章，古今学者多笼统地说是七十子后学陆续撰作。
依赖郭店简与上博简，基本上可以确定如《孔子闲居》《缁衣》等部分篇章源自先秦，另如《曲礼》《郊特牲》《礼器》等篇章的部分文字与竹书相同或相近，也说明其有更早的来源。彭林先生认为，《礼记》中传经诸篇和通论诸篇成书于战国，至于其他篇章也应为先秦作品。该书尽管是西汉时期辑录成书，其文字和个别篇章经过改动，但大部分篇章可以认为是战国时期孔门后学的著述。
至于《大戴礼记》一书，以往学者对其多不重视，由于上博简《武王践阼》《内礼》的公布，使得学界重新认识《大戴礼记》的学术价值及其部分篇章的成书年代。尤其是上博简《内礼》一篇与《曾子立孝》、《曾子立事》内容相近，为深入考察《大戴礼记》中几篇有关曾子篇章的成书年代以及思想、学派归属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传世文献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文字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增益等现象，而竹书文献由于长期深埋地下，较好地保持了古书原貌，有助于对传世古籍的校读。
譬如，郭店简及上博简《缁衣》和今本《礼记·缁衣》，上博简《民之父母》和今本《礼记·孔子闲居》，上博楚简《武王践阼》与今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都可以相对读来解决经学上的一些难题。
竹书文献可以校正古书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讹误、脱文等，如今本《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篇有一句作“孝子无私乐，父母所忧忧之，父母所乐乐之”，清代很多学者怀疑“无私乐”后脱漏“无私忧”三字，因为这样读起来句式更整齐，内容更完整，但一直苦于没有证据，上博简《内礼》中一文句作“君子事父母，无私乐，无私忧。父母所乐乐之，父母所忧忧之”，正解决了这一难题。
另外，学界多注意到，从楚简《缁衣》《民之父母》等篇章看，《礼记》在流传中，不仅文字异文较多，而且篇章的次序、文句的意思，甚至文本思想均与竹书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表明今本《礼记》中的一些篇章在流传中或出于种种目的曾被纂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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