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杨凯生行长的演讲主要包括了三个观点：第一，中国的银行（包括工行）并不存在暴利；第二，银行要赚钱，需要做大规模，工行的利润高主要是因为规模大；第三，中国的银行不存在垄断，最起码没有比欧美日德等国的银行更垄断。显然，这三个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近日，原工行行长杨凯生在“2014年第十一届北大赛瑟（CCISSR）论坛”中表示，换句话说，你想办银行赚钱，恐怕银行的规模就要做的比较大，工商银行现在总资产19万亿，这个数字是全世界最大的，所以才能有2360亿的利润，言外之意是说，工行赚钱并不是靠垄断，而是规模大。并且以工业企业的利润率做对比，否认了银行暴利说。
杨凯生行长的演讲主要包括了三个观点：第一，中国的银行（包括工行）并不存在暴利；第二，银行要赚钱，需要做大规模，工行的利润高主要是因为规模大；第三，中国的银行不存在垄断，最起码没有比欧美日德等国的银行更垄断。显然，这三个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银行赚的当然是暴利
最近几年银行特别赚钱，那银行到底是不是暴利？杨凯生行长认为，中国国家规模以上工业的资产回报率大概是7%左右，而银行业的平均资产回报率大概不到1.3%，工行2013年利润是2360亿，但资产回报率ROA也只有1.44%。但杨凯生行长明显是选择性使用数据，工行是一家银行，银行天生是吸存放贷为生，杠杆高、负债率高，净资产与总资产的比率，远远低于工业企业，资产回报率当然要远低于工业企业。用ROA来衡量利润率纯属耍流氓。
相反看净资产收益率ROE，从中国上市公司的2013年第三季报看，非金融上市公司滚动四个季度的ROE为9.28%，处于近年来的低位，而去年一年上市的银行业的ROE一般都超过20%，交行最低，也超过了15%。如果仅仅是工行、交行一两家银行ROE高也就算了，这可能是银行的管理能力强，但几乎所有的上市银行都是如此，非上市的银行ROE也不低，这说明了什么？
再来看中国的500强企业。2013年8月，《财富》杂志公布了2013年最赚钱的中国500强企业。银行和能源成为了2012年中国最赚钱的行业。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包揽了利润前4名，上榜500强的银行有17家，占比只有3％，利润却创造了1.03万亿，占500强总利润的48%。相比之下，美国的500强名单中，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业利润才占500强总利润的23.7%。你说银行赚不赚钱？是不是暴利？
利润高不是因为规模，而是利率管制
其实暴利算不上什么大事，关键要看是怎么赚的钱。苹果、谷歌、腾讯一直都是赚钱机器，工业企业中，ROE方差比较大，超过20%的企业也很多，但有没有人像指责中国银行业一样指责他们掠夺了消费者？
利润的绝对值大，当然是因为资产规模大。但资产规模大却和利润没什么因果关系。如果银行只要把资产规模做大就可以赚钱的话，那赚钱也太容易了，银行也不需要不断的降杠杆、调低同业业务了。其实，银行赚钱的年份也不是太多，自1999年设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开始启银行改革以来，银行业一直在甩包袱，清理三产、撤并县级行政区以及农村的网点，缩减规模，这是四大国有银行可以转型成功的经验。显然，规模太大是1999年以前国有银行的负担，什么时候成为利润绝对值大的决定因素了？
中国各类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聂日明、龚于，2009a，银行改革：一项未完成的设计，《陆家嘴评论》第2卷第1期，2009年3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政务公开数据。统计周期为季度，05Q1表示2005年第一季度。纵坐标单位为%。本图与本报告前面的相同标题的图表使用相同数据，只是图示方式不同。注：在2008年第四季度，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由第三季度的7.35%剧降到2.81%，其中的关键是农行不良资产的剥离，约7500亿元。剥离这部分因素，08Q4中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上升的。
部分上市银行的净利润增长
资料来源：聂日明、龚于，2009a，银行改革：一项未完成的设计，《陆家嘴评论》第2卷第1期，2009年3月。各上市公司年报、季报。单位：亿元，2008年数据截止到第三季度。
部分上市银行的净利润增长率
资料来源：聂日明、龚于，2009a，银行改革：一项未完成的设计，《陆家嘴评论》第2卷第1期，2009年3月。各上市公司年报、季报。2008年数据截止到第三季度。
事实上，一直到2005年年初，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还高达10%。利润也是从2004年才开始表现出色。为什么是这个时间段？最主要的原因是存贷款利润管制。在2004年以前，中国主要的贷款企业都是国有企业，为了保证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低廉，中国的存贷利差一向比较低，放贷的标准也比较低，这使得银行不仅很难靠存贷利差赚钱，更容易形成坏账，这是2004年以前银行坏账的主要来源。
在那个时代，存贷利差小，这意味着银行做一笔生意，就要亏一笔，银行规模越大，网点越多，亏损越高，这也是建行、中行率先改制上市的原因，也是为何是农行改制是最后一个成功，因为后者的网点所处城市太基层，规模太大，历史包袱太重。
但这种情况在2004年10月29日被彻底改变，当天，央行上调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基准利率，基本放开了各金融机构的存款利率下限和贷款利率上限的管制，形成了“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利率管制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保证了较高的存贷利差，在压低总体的利率水平，又保持银行业的利润水平，弥补长期低贷存利差对银行资本和自身发展能力的透支，为银行改革赢得时间。
假设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以美国的各利率为市场基准利差，于资金逐利的本性和一价定律，市场的各存贷利差的差值应该趋同。中国高于美国的存贷利差则是人为造成的租值。这意味着在中国银行业的利润有相当部分是源于利率控制所产生的租金，这部分租金在2007年，约占银行总利润的45.8%，占净利息收入的73%。而2008年，这一趋势则更明显，存贷利差控制产生的租值占银行总利润的74%。
管制政策确实达到了初衷，数年间银行业顺利转型并且利润剧增，但管制政策并没有及调整，持续时间近7年多。在此期间，银行业从救助对象变成高存贷利差政策的坚定支持者，阻碍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同样的政策受益者和支持者还包括央企和地方政府（以其控制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代表），再加上房地产、出口导向型企业和资金密集型制造业等。与之对应的就是政策的受损者，包括存款的居民、被资金劣势打败的企业等。
利率管制下的中国银行业收益
资料来源：聂日明、龚于，2009b，利率自由化：知不易行更艰难，《陆家嘴评论》第2卷第3期，2009年8月。注：未考虑中国利率自由化带来的企业贷款行为和储户存款行为的变化等，中美存贷利差的计算详见聂日明、龚于，2009a，银行改革：一项未完成的设计，《陆家嘴评论》第2卷第1期，2009年3月。
这也是现有银行业为什么如何讨厌余额宝的重要原因！互联网巨头们一面维护着海量用户，一面与传统金融机构合作设计金融产品，用“余额宝”、“理财通”让小储户直面高收益的金融产品，银行将不得不更早就开始高息揽储，全面抬升了银行的吸储成本，侵蚀的银行的利润、提高了经营风险。这也反映在银行的年报上，2013年，12家上市银行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12.64%，增速较2012 年下滑4.29个百分点。除了农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三家的净资产收益率上升之外，其余9家的净资产收益率均不同程度下降。
我们当然不否认银行业十年改革的成果，银行的公司治理、风险控制、利润挖掘都达到历史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银行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市场竞争的结果也不是所有的银行都可以躺着赚钱。而中国，因为存贷利差管制，只有银行赚钱越来越多，居民和企业的收益都被银行给拿走，这是不争的事实。
国有资本垄断银行
杨凯生行长指出，当前中国银行业并不存在垄断，最起码不比全球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银行业更垄断。以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荷兰等经济体量前十名的比较发达的国家和金砖五国为例，以市场上最大的五家银行的总资产在该国家银行业的总资产的占比作为指标，中国是44%，处于下降趋势。所有的发达国家的银行集中度都高于60%，而金砖中，南非和巴西更高，是99%和74%，只有印度比较低，是40%，是唯一比中国低的国家，并且还一直处于上涨趋势。
杨凯生行长列举的数字相对准确，但他说的有没有道理？显然是没有道理的。严格来说，哪怕市场上只有两家银行，也不一定是垄断，像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竞争非常激烈。而中国的银行业一定程度上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从数字上，行业集中度也确实低于欧美发达国家。但不要忽视一点，中国银行业的股东主体仍然是国家，美日德法英等国五大银行的股东没有像中国这样，国家是第一大股东，并且绝对控制公司。尽管五大国有银行有齐全的股东大会、董事会，但组织部门仍然对银行的人事有绝对的控制权，银行管理部门仍然可以直接影响银行的决策。
想一想，杨凯生行长年富力强，是工行近年来非常优秀的行长，但受限于组织部门对年龄的要求，不得不退休。哪怕是招商银行这样的股份制银行，国有股并不像在五大国有银行中那么举足轻重，马蔚华行长依然到年龄退休。
再想一想，国有银行及其它类银行，承担的那么多政策性要求，例如绿色信贷、两高一低不能贷款、鼓励给小微企业贷款，这些非市场性政策，如若不是国有股占主导权的银行业，银行怎么可能会言听计从？
事实上，中国银行业的垄断不是体现在银行之间的竞争，而是市场的股东太单一了。央行研究局的陆磊指出，银行业甚至是全体金融业，大多数从国有独资转为国有控股，看起来国有成分在金融领域出现了名义上下降（以持股比例衡量）而实际上上升（国有资本通过更低的杠杆撬动了更多的金融资产）。并不夸张地说，超过100万亿元的银行业总资产无疑都可以认定为准国有资产。
国有股份占据了太大的份额、太重的话语权，使得银行业的主要机构在重大事项上声音一致、行为一致，这才是社会公众所批评的银行业的垄断。要不然民营银行的成立也不会这么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况还认为银行业是充分竞争的，甚至和他国的银行业对比，显然有失公平。
最后，杨凯生行长是我非常尊敬的行长，以姜建清与杨凯生为首的工行管理层的卓越领导，使得工行成为全球资产排名第一的银行，工行的电子银行、贵金属业务、票据业务等一系列业务在行业内卓尔不群，固然有中国市场大、基础雄厚的原因，但其优异的管理能力和战略眼光也是工行可以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但这并不代表工行就可以与花旗、摩根大通等国际优秀的商业银行相比，说到底包括工行在内的中国国有银行还没有经过金融市场的残醒洗礼，在利率管制的温室里、在国家信用的托底下，银行业的高利润（虽然杨行长不愿意承认）可能只是暂时的。
银行短期看起来虽然“利润十足”，但这些利润大多是贷款带来的。一笔五年期的贷款，利息是逐年拨付的，直接就显示在当期的报表里，但风险却是滞后的。企业能还得起今年的利息，明年的本金却未必能还得的上。这就是所谓“利润的当期性与风险的滞后性”。尤其是当前中国企业负债率普遍偏高，但经济形势却日显衰退，银行面临的风险逐渐变大，坏账率可能会上升。这才是中国银行业需要警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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