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署名。明置，明朝内廷管理宦官与宫内事务的“十二监”之一，有提督、掌印、秉笔、随堂等太监。提督太监掌督理皇城内一切礼仪。刑名及管理当差、听事各役。
成立历史
明朝初年，太监识字被严格禁止，但明宣宗设置了太监学堂，鼓励太监识字，于是凡皇帝口述命令，例
由秉笔太监用朱笔记录，再交内阁撰拟诏谕并由六部校对颁发，其实是为了让司礼监的太监牵制内阁的权利。但自明武宗时宦官刘瑾专权以后，司礼监遂专掌机密，批阅章奏，实权在内阁首辅之上。
司礼监是明朝内廷特有的建置，居内务府十二监之首，二十四衙门之一。司礼监由太监掌管，在明初并没有太大的权力，而且受到限制。朱元璋曾说：“此曹止可供洒扫，给使令，非别有委任，毋令过多。”还说：“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并规定内侍毋许识字。洪武十七年还铸造铁牌，悬置宫门，明令“内臣不得干予政事，犯者斩”，并敕诸司“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然而，明中叶以后，皇帝多深居后宫，荒嬉享乐，不理国政，常常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批红”大权，明朝人往往认为宦官势力由此而攫取了宰相之权。“然内阁之拟票，不得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批红”就其权力性质而言，属于最高决策权，是实现皇权的一种方式。故司礼太监代皇帝“批红”，是在代行皇权，而不是攫取了相权。由此可见明代皇帝授权司礼监代行“批红”，与其说是要太监代为处理国政，还不如说是利用宦官势力牵制内阁，代表皇权监督和控制政府机构的施政活动，以确保皇权的利益不受损害和侵犯，并防止任何违背皇帝意图的行为出现。至武宗时刘瑾、熹宗时魏忠贤，大权独擅。
司礼监组织结构
明代司礼监设“掌印太监一员，秉笔、随堂太监八员，或四五员……司礼监提督一员，秩在监官之上
，于本衙门居住，职掌古今书籍、名画、册叶、手卷、笔、砚、墨、绫纱、绢布、纸剖，各有库贮之。选监工之老成勤敏者掌其锁钥。所属掌司四员或六七员，佐理之。并内书堂亦属之。又经厂掌司四员或六七员，在经厂居住，只管一应经书印板及印成书籍、佛、道藏、蕃藏，皆佐理之”。可见司礼监下属的经厂，完全是一个掌管刻书及书籍版片的专门机构。其规模随着司礼监权力的不断扩大而扩大。
嘉靖十年，清理过一次内府工匠额数，曾革去老弱残疾、有名无人者15167名，实留12255名，并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就占有1583名，而专事刻书出版者为：笺纸匠62名；裱背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黑墨匠77名；笔匠48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1275名。450多年前的司礼监经厂，居然有1200多人的印刷厂，而且分工细密，实在是当时世界出版印刷业上的奇观。
司礼监名人
著名宦官王振、冯保、刘瑾、魏忠贤等皆曾任司礼监之主管。都是司礼监掌印太监，魏忠贤还兼任东厂太监一职。
洪武十七年（1384年）四月，朱元璋对宦官机构进行第一次调整时，增设了礼监司，其职权为掌宫廷礼仪。至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第二次全面调整时，司礼监的职权则改为掌冠婚丧祭礼仪、赏赐笔墨书画、督导光禄司供应皇宫筵宴等事务。这时，司礼监虽仍排列在内监之后，但新增加的掌御前勘合、内使出门马牌等机要工作，无疑已大大提高了其地位。
永乐时期，司礼监仍为宦官的一般衙门。但到宣宗朝，司礼监的地位开始得到提升。宣德四年（1429年），特设内书堂，命大学士陈山专授小内使书，而太祖不许宦官识字读书之制从此废除。内书堂直属司礼监，其主要任务是为二十四衙门提供有文化的宦官。负责记录御前文字的太监和掌封进本章、发行谕批的文书房宦官亦均出自内书堂。
伴随着内阁票拟的制度化，司礼监秉笔太监“批红”的制度应运而生。票拟出现之后，依制阁票应由皇帝亲自批答，但实际上早在宣德时期皇帝已不能做到这一点。不久，代替皇帝批红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即应运而生。正统以后，每日所奏文书，除皇帝御笔批数本外，其他都归众太监拟照阁中票拟字样用朱笔楷书批写。与此同时，司礼监自身的权力和结构也进一步高涨和严密化。首先，司礼监将宦官各衙门的主要权力逐步集中到自己手中，举凡镇守太监的调派，同三法司录囚，提督京营、东厂等大权皆归属司礼太监。其次，在组织形式上，司礼监已形成为一个以掌印、秉笔太监为首脑的和内阁部院相对应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司礼监实质上成为内廷的另一内阁，其掌印太监实际已成为与内阁首辅对柄机要的“内相”。
内阁的设立是客观的需要，司礼监的势力则是出于皇帝主观的需要，尽管他们的权力被后人称为有宰相之实，但从制度上可看出内阁、司礼监都没有掌握独立的相权，而是被皇帝成功地分成两个部分，成为明朝皇帝集中皇权的两个政治砝码，它们各居一端，在皇帝的控制下，保证了皇权的集中和正常运行。即使皇帝疏懒、年幼或无能，这两个砝码也没有改变平衡机制的能力。明代大多数皇帝深居宫内，却能够维持统治，这不能不归功于这种平衡机制。有其利则有其弊，明代监阁体制在发挥其合理功能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在国家政治方面产生出宦官之祸等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