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相关的传世文献、考古材料和地理条件进行分析，判断《春秋》所载“莒人入向”之姜姓向国的地望应位于今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大店镇。从分析春秋初年鲁莒关系的视角考察，认为文化差异与地缘态势是鲁、莒两国长期敌对的主要原因，桓公十六年鲁国城向的目的在于通过在两国边界筑城以加强守备的方式来应对莒国的对外扩张。
关键词：向国;向城;地望;鲁莒关系
中图分类号：K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3-0095-04
一、姜姓向国地望考
《春秋》记载：隐公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这是《春秋》所载的第一条一国入侵另一国的记录[1]64。后世文献中有关与莒国的记载是比较清晰的。莒国为东夷古国，己姓，其国都位于今山东莒县。莒国虽为小国，但却是山东东夷诸国中的最强者，因而《左传》中屡有莒人入侵他国的记载，而向国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根据文献记载，仅春秋时期就有数个以“向”为名的诸侯国。《路史·后记九》：“向、施、萧、空桐、鲜虞皆子国也。”[2]《通志·氏族略》记载：“向氏，祁姓附庸之国。”[3]据《路史》《通志》，春秋时期应当有子姓和祁姓向国存在。幸而《左传》对经文进行了补充：“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夏，莒人入向，以姜氏还。”[1]67莒国为了夺回逃入娘家的向国夫人而发动了这场入侵，向姜则为向国夫人的称谓，《左传》中常以国属连接姓氏作为女性的称谓，因而根据《左传》的记载，“莒人入向”之“向”应当为姜姓向国。然而，关于向国的记载尤其是对向国地望的记载，在各类文献之中存在着一些含混和歧异。
归纳梳理之后，文献所载的姜姓向国的地望主要有四处：
其一，今安徽怀远县东北。文献中关于姜姓向国地望的记载，最早应当出自于《汉书·地理志》。《汉书·地理志》“沛郡向县”条班固自注曰：
向，故国。《春秋》曰“莒人入向”。姜姓，炎帝后[4]。
班固认为，汉代向县即为春秋“莒人入向”之向国，其位置大致相当于今安徽怀远县北。《汉书·地理志》的观点得到了后世众多文献的直接引用，姜姓向国位于今安徽怀远这一说法几成共识。
其二，今河南孟州市西三十五里。阚骃《十三州志》载：
轵县南山西曲有故向城，即周向国也。传曰：“向姜不安于莒而归”者也[5]。
南北朝时轵县即是今河南济源市轵城镇，阚骃将姜姓向国定位于此。
其三，今山东兰陵县向城镇。《春秋》宣公四年：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齐候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杜预注：
向，莒邑。东海承县有向城，远，疑也[1]606。
西晋时东海承县的位置与今兰陵向城镇基本相吻合。因而杜预的注是最早将春秋时期的向地与今山东兰陵县向城镇相联系起来的文献，尽管杜预并不认为东海承县的向城与“莒人入向”之姜姓向国有关。直至元代，于钦《齐乘》载：
《春秋》隐二年“莒人入向”向城在莒县南……盖今沂州之向城镇是也[6]。
不同于最初《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元代的于钦对于“莒人入向”之姜姓向国的地理位置提出了較为可靠的新观点。
其四，今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大店镇。关于今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向城最早的记载出自乐史《太平寰宇记》，其“密州莒县”条载：
《舆地志》云：“向水南至海。”……其裨盖在今县南七十里故向城[7]。
尽管北宋乐史已经发现临近莒国的向城在莒县南七十里处，但其在《太平寰宇记》“宋州谷熟县”条仍直接引用杜预注，指出“莒人入向”之向在龙亢城。至于于钦《齐乘》引用此条佐证莒人入向之向为莒县南向城镇实为有误，向城镇位于莒县西南约两百里处，与《太平寰宇记》所指实为两地。但在清代以前，未有文献将莒南向城与“莒人入向”之向城联系起来。直至清代，自顾炎武以下的学者开始对姜姓向国的地理位置进行新的考证，莒南向城才开始得到关注。《日知录》载：
按《春秋》，向之名四见于经，而杜氏注为二地，然其实一向也…承县今在峄，杜氏以其远而疑之，况龙亢在今凤阳之怀远乎？[8]1121
顾炎武指出，宣公四年鲁国伐莒取向，杜预注认为向在东海承县（即前文所述兰陵向城镇）似乎距莒太远，而谯国龙亢（即前文所述安徽怀远）明显距莒更远，因而杜预认为向在谯国龙亢显然是存在问题的。黄汝成在顾炎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进行论证：
窃意莒所入之向，乃沂州之向。莒人入向而兼其地，而鲁复伐莒而取之，后遂为会盟所尔[8]1122。
黄汝成直接批驳杜预注的错误，并指出姜姓向国的位置应当在沂州府莒州向城，即《太平寰宇记》所载莒县南七十里之向城。
综上，见于古代文献的姜姓向国地理位置有四。四处之中，首先可以排除河南省孟州市西三十五里处。关于此处之向，郦道元在《水经注》卷七“济水”条中有一段记载：
汲郡《竹书纪年》曰：“郑侯使韩辰归晋阳、向。二月，城阳、向，更名阳为河雍，向为高平。”即是城也[9]。
郦道元引用《竹书纪年》的记载，此向城当为晋邑，由郑归还于晋后一度更名为高平，与莒人入向之向实则无关。在明确莒国位于今山东莒县的情况下，遭受莒国入侵的向国确实不太可能远在河南孟州，且一度成为晋国的城邑。
将向国定位于今安徽怀远，也是存在问题的。首先，正如前人所言，这一位置存在的最大问题即是距离莒国太远。莒、向两国为婚姻之国，关系密切，若向国位于安徽怀远，则两国直线距离超过七百里，两小国相距如此之远想要保持相互之间的影响显然是相当困难的。此外，春秋初年的安徽一带存在多个淮夷邦国，若向国位于此，则处于淮夷、徐夷和群舒国家的包围之下，莒国想要行军七百里借道多个国家远征向国，还要成功接回向国夫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姜姓向国在怀远一说之所以得到诸多文献的记载并在长时间成为共识，无疑是受到了《汉书·地理志》记载的影响。《汉书·地理志》因其极高的可信度被历代学者奉为圭臬，然而该书中班固自注的可靠性如今越来越多地受到学界的质疑[10]。晏昌贵对此就有很好的总结：“根据前辈研究和出土材料的考察，《汉志》所载的郡县名目及数量有可靠的官档资料做支撑，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而班固自注部分（今通行本小字排印）所载的地理沿革，或许是由班固研究所得，存在不少讹误。”[11]
《汉书·地理志》中沛郡向县之向城的记载恰好为班固的自注，班固当是将汉代沛郡向县古向城误当做“莒人入向”之向国。汉代沛郡向县应当确有一古向城，但与“莒人入向”之向国应当无关。江永在《春秋地理考实》一书中说：
向国，当近莒。考向地在山东者二。宣四年杜注东海承县东南有向城，于钦《齐乘》谓向城镇在沂州西南一百里，当为一地，此一向也。《寰宇志》莒州南七十里有向城，此又一向也。二地不知孰为向国。盖莒入向后遂有其地，至宣四年鲁又伐莒取向也。若龙亢之向去莒甚远，襄十四年诸国大夫会吴于向当是此向耳[12]。
安徽怀远之向当为襄公十四年会吴之向。杜预注将会吴之向定位于河南孟州郑国之向，但十三诸侯会吴，为谋楚故，吴国为会盟发起国，会盟之地当在吴，江永认为安徽怀远之向为会吴之向是合理的。
此外，正如江永所言，山东向地有二：其一，沂州西南一百里向城镇;其二，莒州南七十里之向城。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也在上述位置分别都有向地的标识[13]。可见，临近莒国存有两向地，的确容易引起混淆。
《春秋》中关于山东向地的记载除去隐公二年，还有数条。桓公十六年：“冬，城向。”[1]208僖公二十六年：“公会莒子、卫甯速盟于向。”[1]430宣公四年：“公伐莒，取向。”《春秋》的相关记载告诉我们山东的确应当有两向地，一为“莒人入向”之向国，一为桓十六年鲁国“城向”之向邑。若将鲁、莒两国的疆界与两向城的位置一同对照来看，结论就较为清晰了。鲁、莒疆界与两向地的位置关系见图1：
图1鲁、莒两国边疆与两向地示意图
根据杨善群的考察，在春秋时期莒国的西境当在今沂水、沂南、苍山一线[14]。此外，《左传》载：“莒人伐我东鄙，以疆鄫田。”[1]857“莒人伐我东鄙，围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郓。”[1]904鄫位于今兰陵县西北，台位于今临沂西北，郓位于今沂水县北。由此可知，鲁国东境与莒国接壤，且也位于沂水、沂南、苍山县一线。
兰陵县向城镇正好位于沂水、苍山一线的莒鲁边界之上，莒南向城则位于莒国境内。若鲁国城于莒南之向，则莒国灭向控制了兰陵向城（即今向城镇）。向城成为莒国飞地，且近于鲁都曲阜，終春秋之世，两国摩擦甚多，莒国想要控制这块飞地一百余年直至鲁宣公四年，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鲁国所城之向当位于兰陵之向城镇，而莒人所入之向国应当位于莒南七十五里处。
考古材料也佐证了这一观点。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莒南县大店镇老龙腰发掘了两座春秋时代的殉人墓，其中2号墓还出土了一组编钟[15]，其铭文载：
莒叔之仲子平自作铸游钟，玄鏐鋿鋁，乃为之音，雍雍，闻于夏东[16]。
依据出土编钟上的铭文记载可以判定该墓葬为莒国墓葬，此组编钟为墓主人“莒叔仲平”生前自铸。可见至迟在春秋中前期，莒南向地已成为莒国可以下葬高级贵族乃至君王的重要据点之一，这与传世文献中“莒人入向”后莒国长期占有向国的记载是相吻合的。此外，在莒南县大店镇许家滩井子、小官庄、周家坡子村之间已经发现有向国故城遗址，城址平面呈长方形，高出周围地表约0.7米，东西长约3千米，南北宽约2.5千米。城垣早年被夷平，地表已无迹可寻。地下0.4米以下曾发现大量砖瓦残片，多属西周、春秋时期遗物。至今大店西南台子还有“城头”之称，北小官庄村有“城西关”之称[17]。
莒南向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以及出土材料表明，“莒人入向”之后莒国长达两百余年的统治给向地打下了鲜明的莒文化烙印。综上所述，将“莒人入向”之姜姓向国的位置定于今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大店镇，应当是不错的。
二、春秋初年的鲁莒关系与鲁国城向
鲁国城向于鲁莒边境之后，相隔百余里的两地竟有两座向城，这便是导致各类文献关于向国地理位置记载出现歧异的重要原因之一。鲁国城向目的何在，这也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从自然地理形势来讲，今天的山东一带是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区域单元，为苏秉琦所划分的考古学文化区系“海岱文化区”的主要构成区域[18]。海岱文化区的东部是胶东半岛，为海洋所环抱;西部是地势低洼的平原地区，湿地与湖泊广泛分布于此;中部则是高耸的泰沂山脉，多条河流自泰沂山脉蜿蜒而下。正是由于山脉、河流等地理因素的阻隔作用，历史上的山东地区在有其作为历史文化区的整体性的同时，其各地又有它各自的重点方面[19]。根据地理形势，可将山东地区划分为鲁北、胶东、鲁东南、鲁南四个地理单元。
先看鲁国。鲁国位于鲁南空间范围内，处在泰沂山脉以南，以沂水为界与鲁东南地区分隔开。分布于鲁南地区邦国族属构成较为复杂，除去华夏诸邦，该区域还分布有邾、小邾、粊等东夷国家。鲁国则为姬姓封国，根据《史记》的记载，武王封周公于少昊之墟，周公不就，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20]1515。鲁国国君作为周公之后，被封于东夷故地，“变其俗、移其礼”[20]1524是鲁国就封于此的主要使命之一。就封之初，在东夷包围之下的鲁国起着传播周礼、震慑东民以屏藩周室的重要作用，其地位非同一般。此外，还有滕、郕、曹、极等为数众多的姬姓邦国星罗棋布地分布在鲁国周围。作为鲁北最具有影响力的大国，鲁国周围的小国纷纷朝鲁。在《左传》中，曹、邾、纪、谷、滕、邓、曹、鄫、牟、萧、郯、葛、杞、郜等周边小国都有数次朝鲁的记载。面对鲁国强大的影响力，以邾国为首的鲁南东夷邦国纷纷沦为鲁国的附庸之国，在政治、军事、文化上均受到以鲁国为首的诸夏邦国的影响，华夏文化以鲁国为中心在鲁南地区向外辐射开来。
再看莒国，莒国位于鲁东南空间范围内。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鲁东南地区东临黄海，西面以沂水与鲁南分界，北面沂山、胶莱河与胶东、鲁北地区分隔开。鲁东南地区整体较为独立和闭塞，因而在该空间范围内，古老的东夷文化得以留存下来，成为莒、郯、鄅等东夷国家的聚居地。其中，莒国为己姓，而己姓出自少昊。莒国为东夷首领少昊后裔所建立，世居山东，沿袭了古老的东夷典章制度和悠久的文化传统。莒渠丘公曾自称：“僻陋在夷。”[1]734前文莒南大店出土的莒国铜器莒叔仲子平钟上的铭文也有“雍雍，闻于夏东”的记载。不同于鲁南空间范围内东夷国家对诸夏邦国的依附，莒人有着强烈的东夷族认同，并自诩为华夏文化之外的“他者”。此外，莒国还是鲁东南空间范围内唯一一个疆域较大的国家，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顾栋高曾引赵氏孟柯语评价道：“莒虽小国，东夷之雄者也，其患不减于荆、吴。”[21]作为东夷古国中的强国，莒国雄踞山东，在春秋初年周王室衰落的背景下，对封于鲁东南乃至周边的诸夏邦国无疑是巨大的威胁。
在“莒人入向”发生的同年十月，《左传》还有一条记载：“纪子帛、莒子盟于密。”杜预注补充道：“莒鲁有怨，纪侯既昏于鲁，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1]857鲁、莒有怨，怨从何来？鲁桓公十六年，也就是“莒人入向”后的二十五年，鲁国在距被入侵之向国一百多里的鲁莒边界设立城塞，并以“向”来命名。可见，鲁国通过在边界“城向”这一行为针锋相对地将矛头直指莒国，鲁、莒之怨或多或少应当与向有关。
周初大分封后，鲁东南区域因其山脉、河流天然的阻隔作用，形成了一处较为独立的空间，鲁东南与鲁北、鲁南的交界就成为夷夏之间的天然边界，分布于此的东夷族群与诸夏邦国之间的往来互动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之内都内较为有限[19]。进入春秋时期，周王室大权旁落，对诸侯的控制开始逐渐瓦解。伴随着旧秩序的瓦解，夷夏边界开始出现被打破的可能。鲁国作为诸夏文化和周礼的传播者，想要开疆拓土越过边界踏足鲁东南，莒国是其必须同化和消灭的对象。莒国也从周王室的逐渐倾覆中看到了越过边界的契机，而替周王室镇守东土的鲁国自然是其直接的阻碍。
历史文化方面的差异使两国长期处于互相戒备的状态。作为各自空间范围内的大国，地缘关系又使两国成为扩张领土过程中直接的竞争对手。终于，隐公二年“莒人入向”这一事件的发生直接激发了二者的矛盾。向国姜姓，炎帝后裔，华夏邦国之一。据前文所考，其地望也位于鲁东南空间范围内。从文化角度，同为华夏的向国自然受到鲁国的影响。然而迫于同区域内大国莒国的压力，也通过联姻的方式与莒国修好。莒人入向后，向国便被并入莒国版图。莒国以武力侵略并附庸诸夏国家，不断扩张其势力的行为，导致了鲁国对其强烈的敌意。然而春秋初年，莒国为东夷强国，其实力与鲁国相当，因此，面对莒国的咄咄逼人，鲁国也是一再退让，隐公与莒人盟于浮来，庄公以其女嫁与莒国大夫。终隐、桓、莊三世，鲁莒未尝交兵。根据《左传》记载，隐公七年鲁国城中丘;桓公五年城祝丘;庄公十五年城诸及防。中丘在临沂东北，祝丘在临沂东南，诸在诸城县西南，防在费县东北[22]。由此可见，春秋初年，鲁国所建城池均在沂水、沂南、苍山县一线的鲁、莒边境附近。因而应对莒国的扩张，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在两国的边界线上不断建设城池。可见，桓公十六年鲁国城向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沿鲁、莒边界筑城立塞以防备步步扩张的莒国。至于将城池命名为“向”，很有可能是因为向国虽为莒国附庸，却仍与同为华夏的鲁国保持紧密联系，部分向人出奔于鲁，鲁国筑城以安置向人，并依照先秦时期“地随族迁”的常例，将新筑之城命名为“向”。此后，随着鲁国的步步强大，鲁莒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还是转化为战争，宣公四年鲁伐莒而取向。此后，向地反复易手，两国也时战时和，但死敌仇雠的关系一直延续到了战国初年莒国灭亡。
参考文献：
[1] 李学勤.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 罗泌.路史：影印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5：10.
[3] 郑樵.通志略：影印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6.
[4]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572.
[5] 阚骃.十三州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29.
[6] 于钦.齐乘[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755.
[7] 乐史.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503.
[8] 顾炎武，黄汝成.日知录集释[M].长沙：岳麓书社，1994.
[9] 郦道元.水经注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634.
[10] 但昌武.西汉广汉郡始置年代考[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3）.
[11] 晏昌贵.出土文献与古代政区地理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5（2）.
[12] 江永.春秋地理考实[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252.
[13]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266.
[14] 杨善群.莒国史著问题探讨[J].学术月刊，2001（4）.
[15] 山东省博物馆.莒南大店春秋时殉人墓[J].考古学报，1978（3）.
[16]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二十八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7]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山东分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6.
[18] 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J].文物，1981（5）.
[19] 张金桥.春秋时期东夷族群华夏化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20.
[20]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1]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M].北京：中华书局，1993：2120.
[22] 陈新.春秋时期莒、鲁关系浅析[C]//莒文化研究文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陈航（1995—），男，汉族，湖北武汉人，单位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研究方向为先秦历史地理。
（责任编辑：朱希良）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