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传，1961年，毛泽东在一次与徐海东大将交谈的过程中，提到了朱瑞：“说起炮弹，我们必须感谢朱瑞做出的贡献，如果朱瑞还活着，凭他的资历和功劳，授予他一个元帅也是可以的。”
毛主席究竟说没说过这话？我们无从知道，也无法考证。笔者认为，即便说过，也是属于伟人在特定时期或特定场合的对一个牺牲先烈的赞誉之词，并不能与严肃的评衔工作划等号，从而得出朱瑞若不牺牲，55年就能授予元帅军衔。
但是，持这一观点的朋友，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因为朱瑞在红军时代和抗战前期的职务，要高于绝大多数后来的大将。
即便以罗荣桓元帅来作参照对比，朱瑞的资历与历史职务也在罗之上，他确实曾经是一颗十分耀眼的革命明星。
朱瑞，生于1905年，江苏宿迁人。他早年留过苏，学过炮兵，回国后先后任中央特派员、长江局军委参谋长与秘书长。
他还曾任兵运破坏科科长，成功组织了著名的“宁都暴动”，显示了他出色的能力。
在苏区，朱瑞担任过红三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第四与第五次反“围剿”。
在长征时期，朱瑞先后出任红1军团、红一方面军以及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在陕北还参加了东征、西征等战役。
抗战初期，朱瑞被委以重任，先是担任北方局驻太行山的代表与组织部长，然后以八路军第1纵队政委的身份，与司令员徐向前一起前往山东。
不久，朱瑞成为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山东分局书记，统一指挥包括115师在内的山东八路军部队，是当时我方在山东名副其实的“一号首长”。
可以说，在1939年至1942年，是朱瑞人生的巅峰时期，他在组织内部和军中的地位也是要高于担任115师政委罗荣桓与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的，可见总部对他是何等的器重。
若按照正常发展势头，朱瑞很有可能将来会出任某大战略区的主官之一，这样的话，日后跻身元帅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朱瑞的人生轨迹从1942年起开始急转直下，慢慢地被边缘化了。
这就有必要回头说说山东的情况了。
抗战初期，山东的革命形势开展得生机蓬勃，急需大量正规的主力部队与得力的领导来山东，这便有了上文说到的朱瑞与徐向前的入鲁行动。
八路军总部给徐、朱二人的权限，是统一指挥第1纵队、115师以及苏北的部队。
然而，这样的人事安排出现了严重后果，那就是空降的朱徐二人在面对系统繁多、错综复杂的山东的八路军时，无法实现总部预想中那种强力统一指挥。
当徐向前返回延安后，这种指挥的不统一性就更加严重了。朱瑞虽然是党内在山东的最高领导，但是在军事层面上，罗荣桓、陈光以及黎玉等人都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力和职权，相互协调起来很难。
在上下级的沟通方面，不是朱瑞的强项，他往往措辞强硬，多次公开批评一些山东的老同志，激化了矛盾，甚至有次批评115师除了卫生搞得好以外，其他一无是处。
这弄得一向性格温良的罗荣桓很是尴尬没面儿，受不了朱瑞这样的暴脾气，一度向延安提出过辞职，双方经过上面两年的调解、磨合都没有好转的迹象。
在山西的八路军集团总部（集总）开始是支持朱瑞的，但延安方面是坚定地站在罗荣桓一边，后来集总也与延安保持了一致。
1942年之后，日军对山东根据地疯狂扫荡，损失惨重，连朱瑞的妻子陈若克以及刚出生的儿子也被杀害。
形势万分危急，罗荣桓致电延安，希望召开分局会议，解决意见分歧问题，请总部派领导来参加。
主席同意了此建议，委派准备回延安的新四军刘政委在路过山东时召开分局会议，对存在的矛盾予以仲裁。
刘政委在山东一待就是四个月，经过广泛细致的调查研究，最终得出结论：山东分局主要负责人朱瑞犯了一系列错误，其中包括对独立自主的方针坚持不力、反顽斗争没有抓住机会、忽视发动群众等等。这些意见，罗荣桓以前也给朱瑞提过，但遗憾的是没有达成共识，朱瑞确实负有重大的责任。
1943年9月，朱瑞奉命回到延安，和刘伯承、陈毅等人一同参加学习，时间长达两年。
但与刘伯承、陈毅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不同，朱瑞之后没有具体的职务安排，事实上是处于闲置的状态。
就在朱瑞离开山东三个月后，延安方面任命罗荣桓接替山东分局书记职务。至此，罗荣桓实现了在山东的一元化领导。
关于朱罗之争，有很大一部分观点解读为权力之争。不可否认，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会有私欲，但是放在一个宏观的层面，我们更愿意相信，二人矛盾还是由于出身背景与革命经历的不同所导致的工作理念不合而已。
朱瑞有留苏背景，有文化，视野开阔，理论水平高。但不足之处便是缺少基层经历，尤其是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的经验，工作中容易理想化，容易犯教条。
例如他在根据地一次关于婚姻问题的大会上发言，竟然一口气讲了几个钟头，这在“一切为战”的战争年代，显然容易让官兵觉得“跑题”。
而罗荣桓是土生土长的干部，是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也有文化，理论水平也高，更重要的是基层经验丰富，是从创建根据地和群众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干部。
上述两种经历的干部，在理念上的差别是巨大的。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遵义会议之后，留苏派开始走下坡路，但很多人仍在重要岗位上工作。到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根据地建设又成为我军最重要的工作。这时，以朱瑞和罗荣桓为代表的两种经历干部的理念差异，再次显现并发生碰撞。
一方面，作为“一把手”的朱瑞，不熟悉、不理解、不太懂根据地的创建，尤其对根据地创建之艰难缺乏切身体会，工作沉不下去，容易理想化，高标准、严要求、性子急。
按主席的说法，是“朱的毛病在浮”。所以，朱瑞自然会对罗荣桓及115师在创建根据地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看不顺眼。
另一方面，以罗荣桓为代表本土军事干部，对留苏派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导致红军损失巨大的瞎指挥刻骨铭心，对一些不切实际的指挥肯定会抵制。
最终历史选择了罗荣桓，山东根据地也确实在他的领导下取得了极大的发展，成绩是有目共睹。
不过，我们同时也不能抹杀朱瑞所做的贡献，包括徐向前、黎玉等同志的功劳。毕竟罗荣桓是1943年才实现了对山东的一元化领导，我们不能说吃了30个饺子饱了而否认前29个饺子的作用。
没有山东纵队的贡献，单凭115师自己的力量很难把山东打造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但由于115师“天子门生”的特殊身份，很多人一提起山东根据地和山东老八路的贡献，就言必称115师，这是不够客观的。
我们回过头来继续说朱瑞。
抗战胜利后，被储藏在延安的大批人才纷纷奔赴各地大显身手，朱瑞也如愿以偿，走上了自己日夜渴望的战场。
总部原本打算让朱瑞担任副总长，但他自己要求去干炮兵，这原本就是他的老本行。
在他的带领下，东北我军在三年时间发展出了一支令敌人胆寒的炮兵纵队，拥有各种火炮近5000门，使得我军第一次在火力上压倒了敌军。四野部队之所以战斗力极强，和朱瑞的贡献有极大关系。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正式打响，朱瑞的炮兵就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先楚在攻打锦州门户义县的战斗中，东野炮兵峥嵘初现：参战部队3个师，一个师配属一个炮群，压制住了义县城内顽敌炮火。
然而，朱瑞还没有来得及看到东野炮兵在锦州战役的高光时刻，不幸踩中步兵地雷壮烈牺牲，年仅43岁。
朱瑞牺牲后，上到中央军委下至东野战士，无不为朱瑞牺牲而悲伤，韩先楚更是以泪洗面。
有人说，朱瑞在解放战争中已经沦落为炮兵纵队司令，一个纵队司令，若没有牺牲，军衔也不会很高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东野的炮兵司令已经是兵种级别的领导人，而不只是炮兵纵队的负责人。
朱瑞是整个东北炮兵的最高领导，而东野的炮兵又几乎占全国解放军当时二分之一以上的实力。所以一直都有朱瑞是解放军炮兵创始人、炮兵之神一说，这一点都不夸张，他的地位自然是高于一般的纵队司令、军长级别的。
总部在朱瑞牺牲后向东总发的电报中也说“朱瑞同志在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建设中功勋卓著”，而不仅仅是东北野战军。
结合朱瑞前期的资历与后期对炮兵兵种的贡献与可能任职，他若活到55年授衔，元帅是决计不可能了，结合罗瑞卿与许光达的情况，以兵种司令获得大将军衔还是有得一拼。
不过鉴于在四野内部，朱瑞还将与后来成为大将的萧劲光、黄克诚、谭政三位进行激烈的角逐，从山头代表性来讲，四野不可能出那么多大将，朱瑞成为上将的概率也是存在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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