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占领平、津，中国军队奋起抗战，中日“双方遂进入正式作战阶段”。由于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日军“三月亡华”、“速战速决”的战争计划彻底破产。中日战争客观上演成了持久之势。
南京失守后，中日两国都在作长期战争的准备。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制定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消耗战略，提出了长期作战的抗日主张。
国民党的持久战思想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面对日军大规模入侵的严重局势，国民党意识到，再行退让，必将成“千古罪人”。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严正宣告：
“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1938年初，针对日本政府“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声明，国民党再次指出：
“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况之下，必竭全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承受”。
国民党不但郑重宣告了中国必将维护领土与主权的正义立场，而且明确表示战端一开，万无中途退却之理的抗战决心。
蒋介石在著名的庐山谈话中声称：
“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屈服，…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终能够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南京失守，国民政府公告全国人民：
“目前形势，无论如何转变，唯有向前迈进，万无中途屈服之理。盖抗日虽不能必胜，而屈服即自促灭亡，与其屈服而亡，固毋宁抗战而败，战败终有转败为胜之时，灭亡永无复兴之望。”
国民党把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欧美等国身上。认为日本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世界。早在抗战前，蒋介石就多次讲过：
“日本要来独吞中国，就要先征服世界，日本一天不能征服世界，也就一天不能灭亡中国，独霸东亚。”
抗战爆发，战事扩大。国民党判定，日军劳师远征，师出无名，破坏国际公约，损害各国在远东的利益，因此“不仅与远东有关各国要仇恨他，攻击他，而且主持正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憎恶他，反对他”，国民党确信，中日战争将挑起英美苏等国联合对日作战，所以日本无法灭亡中国。
同时，国民党分析了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诸因素，指出日本国内矛盾与分裂日益加深，内部争斗不断激化，国内资源缺乏，财政困难，整个经济陷入危机状态，加上军火的巨量耗出，军费巨额增加，使本来财力物力十分贫乏的日寇更加无力弥补；而且，日军愈深入中国内陆，补给运输将感到困难，兵力亦将不敷分配，因此日本终究不能支持长期战争。
与此相反，中国土地广大，人口众多，足以进行持久作战。
国民党认为，敌人能够占领中国部分领土和少数城市，却不能够真正统治这些地区；敌人能够控制若干军事据点和交通线，却不能而且不敢深入到广大乡村腹地；因此，抗战就“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如若敌人“必欲尽占我4000万方里之土地，宰割我4万万之人民，所需兵力，当为几何？”“敌之武力，终有穷时，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显见，国民党把广土众民作为中国能够长期抗战的首要条件。
国民党的持久战略有个从战役持久到战略持久的发展过程。
抗战初起，国民党依仗拥有200多师正规部队，对付50个师团日军的兵力优势，决计采用阵地消耗，战役持久方针，消耗日军有生力量，拖延支撑战局的时间，挑起列强干涉尽快结束战争。
蒋介石告诫士兵，“倭寇仗着强大的武器，猛烈轰炸，无非迫我后退，使他可以进攻。如果我军能屹立如山，坚守阵地，有进无退，等到接近，冲锋肉搏，他们虽有飞机、大炮，也无法使用。以我军的久经战阵，定可取得最后胜利。”
蒋介石命令部队，一定“要坚守阵地，有进无退，以深沟、高垒、厚壁，粉碎敌人之进攻”，并称之为“抗倭胜利唯一要诀”。为贯彻阵地消耗战方针，国民政府颁布有进无退的“连坐法”，严以惩处后退的军队。
显然，持久的阵地消耗战，对消耗敌人，争取时间有一定作用，但亦会过多地消耗自己，于持久抗战不利。
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的失败，表明国民党期望通过战役持久解决中日战争的幻想破灭，国民党开始自觉执行战略持久方针，并在理论上加以说明。
国民党接受抗战初起时的教训，认识到抗战的要旨在于保持我军的战斗力，而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以达成持久抵抗之目的，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城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
蒋介石指出：
“现在战局关键，不在一城一池之能否据守，最要紧的是一方面选择有利地区，以击破敌人主力；一方面在其他地区以及敌人后方，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凡我军放弃的地区，皆所以减少无益之牺牲，避开敌人的企图，同时逼迫敌人入于我方自动选择之决战地域，予以打击。长期抗战，此为最大要策。”
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国民党较好地实行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如国民党制定的武汉作战计划，就明确规定：
“预期在武汉外围与敌主力作战四个月，予敌以最大之消耗，粉碎其继续攻势的能力，争取持久抗战之时间。”
如前述，国民党在抗战前就有此意，蒋介石曾说：
“对倭作战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线，以洛阳、襄樊、荆宜、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滇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
但那时国民党还有另外打算，即借抗日之机，统一西南，控制西南。
抗战后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才使这一思想明确起来。国民党试图在万不得已时，退守西南，从事长期战争，拖垮日本。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标志建立西南大后方的战略行动正式实施。1938年1月，蒋介石明确指出要以四川为持久抗战的大后方。
如果“武汉失守，即以四川为最后根据地，北固陕西，南辖滇、黔、桂诸省，稳扎稳打，以消耗敌人，同时促进国际变化，以求盟友。如此日本一定多行不义必自毙。”
国民党将西南作为抗日后方基地，把内陆大批工业、商业、学校迁入西南，对持久抗战，拖垮日本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国民党利用西南偏处一隅的有利地形，消极抗战，保存实力，坐等胜利之日的到来，这又是他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共产党是持久战略的理论制定者和忠实执行者。持久抗战是共产党的一贯思想，早在1936年7月，毛泽东就预见到中日战争将是长期的，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
抗战爆发，共产党及时提醒全国，“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刘少奇撰文指出：“日寇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只有在持久战争中才能最后战胜它。”
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的发表，奠定了持久战略的理论基础，标志抗日持久战思想的完整形成。
共产党站在时代高度，分析了中日双方基本矛盾的特点，找到了抗日战争持久的客观依据。
毛泽东指出：
中日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
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中日两国有着如下战争特点：
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而且他的人力、物力很不充足，国际形势对他不利；相反，虽然中国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比较地弱。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战争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必能赢得多数国家的援助，加上大国这个有利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
因此，可以断言：
敌强我弱，制约着抗日战争“速胜”之不可能；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决定了日本无法灭亡中国，中国必定在持久抗战中取得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是长期的，那么具体过程又是怎样？
毛泽东作了科学的预见，指出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发展阶段。
在这三个阶段中，毛泽东特别强调相持阶段的存在和作用，称之为“整个抗日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亦是转变的枢纽”，是中日双方力量消长的关键时期，最能体现持久战的特征；没有这样的战略准备期，发展壮大抗日力量，战略反攻、抗战胜利的局面就不会到来。
总之，“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毛泽东不但分析了中日战争的时间特性，即持久性，而且论述了中日战争的空间形态，犬牙交错。
共产党根据敌强我弱，敌小我大等战争特点，制定了适合持久抗战的具体战略方针，那就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
这一方针的中心点在于进攻，反对单纯防御，外线是指进攻的范围，速决是讲进攻的时间。彭德怀在《争取最后胜利的战略与战术》中指出：
“如果采取单纯的防御，也必然招致失败的恶果，所以我们在战术上，应尽可能是进攻的，必须时亦应采取积极的防御（即攻势防御）。”
可见，共产党把战争中的进攻和防御、持久和速决、外线和内线有机地统一起来，防御中有进攻，以求得更好的防御，防御的目的在于进攻，持久中的速决，以战役、战斗的速决来达到战略持久；战略内线并不等于战役内线，利用战役外线去改变战略内线的不利态势，争取主动。
共产党认为，如果战役、战斗也采用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方针，例如抗战初起时正面战场之所为，那就决然达不成战略目的。
为了争取持久战的顺利进行，徐州会战前，共产党告诫国民党，“如果将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全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
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全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共产党认为，在抗日战争的不同战略阶段所采用的作战形式将有所侧重。
但是，在抗战全过程中，运动战是主要作战形式，阵地战始终起着辅助作用，毛泽东指出，正规军的大踏步进退是运动战最重要的特征，抗战初期，为着诱敌深入和保存自己，实行战略退却是异常必要的，“因为暂时地部分地丧失土地，是全部地永久地保存土地和恢复土地的代价，”敌强我弱，阵地决战只会徒添自己的伤亡。
而且，中国土地广大，虽是进行运动战的有利条件，但同时也给敌军回避阵地、迂回包抄提供方便，因此，死争一城一池得失的“拼命主义”是军事上的近视眼，既不能保守空间，也不能争取时间。当然，战略退却与韩复榘式的“逃跑主义”毫无相同之处，“决不是只有向后的运动，没有向前的运动”，否则，“中国虽大，也是要被'运动’掉的。”
为此，共产党特别强调进攻的重要性，这不但因为战役、战斗的进攻是大量杀伤敌人的必要手段，而且战略反攻阶段的运动进攻将最终制敌于死命。
共产党认为，在中国，游击战本身，不仅是个战术问题，而且有它特殊的战略内涵，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地位，仅次于运动战。
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就不可能战胜敌人；游击战本身具备了向运动战发展的客观条件，就中日战争空前广大和空前持久的意义上说，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就更为明显突出。
基于上述认识，共产党不但为八路军制定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方针，而且时常提醒国民党当局，采用“游击战术”，“实行运动战”。“战术上应采取攻势”等战略战术原则。
共产党把抗战胜利的客观基础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之上，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是抗战得以持久进行的关键，没有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坚持，抗日战争的发动、持久与争取胜利是不可能的。
当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军全民的统一战线，决不仅仅是几个党派的党部和党员们的统一战线，动员全军全民参加统一战线，才是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共产党主张全面抗战，进行对日总体战，即在政治上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调动全国一切人力、财力、物力，合中华民族之全部力量实行全民战争。
毛泽东指出，对日抗战，“非从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等各方面力求进步不可，没有各方面的更大进步，就不能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也就不能更进一步的统一团结全民族。”“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
共产党相信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认为“只有全民众起来抗战，抗战才能持久”，毛泽东曾形象地说：“战争的伟大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为此，共产党坚决主张发动民众，武装民众，进行一场全民族的人民战争。
1938年3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希望国民党“用最大力量，普遍组织民众的自卫队、联庄队、游击队，对民众自动武装起来的各种武装队伍及全国民众的原始武装组织，应给以各方面的援助与指导，提高他们的政治认识和军事技术。”
作为抗日阵营中的抗战思想，国共两党的持久战略有着共同之处。但就其内容而言，两者又有极大差异。持久抗战，逐步消耗敌人，争取抗战胜利是国共两党共同的奋斗目标，但两党所依靠的力量和抗战过程中执行的具体战略战术，又各不相同。
抗日战争在持久中迎来了胜利，国共两党持久战略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共产党抓住中日战争的时代特征和战争性质，精辟地分析抗日战争的客观规律，着重指出抗战得以持久和获胜的根本原因在于中日战争中敌退步我进步的战争性质，这一进步性首先表现为共产党的存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相反，国民党忽视了中日战争的时代特性，片面强调中国土地广阔的重要性，将此作为中国能够持久抗战的首要条件。显然，仅仅说敌人虽强，但是小国，中国虽弱，但是大国，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
共产党科学地预见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等三个阶段，呈现犬牙交错的特殊战争形态，从而把中日战争的时间特性和空间形态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国民党不了解中日战争的阶段性，否认相持阶段的存在。
抗战初期，他们分别以南京、徐州、武汉失守为标志划分战争阶段，尔后在南岳军事会议上，又将以前的抗战统称为战略防御时期，以后即进入敌败我胜的战略反攻时期。
事实上，相持阶段是中日双方的力量转换期，最能体现持久战的特征，不了解它，也就没有理解持久战的精髓。
毛泽东指出：
“如果承认持久战或长期战争，又不赞成三个阶段，那么，所谓持久与长期就是完全抽象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内容与现实，因而就不能实现任何实际的战略指导与任何实际的抗战政策了。实际上，这种意见属于速胜论，不过穿上'持久战'的外衣罢了。”
进行持久抗战，依靠什么力量，国共两党有着原则分歧。共产党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动员全国人民参战，实行全面抗战的政治路线，是抗日战争持久获胜的根本保证。共产党反复强调，“抗战的前途，不仅取决于兵力，尤须取决于民力，换句话说，不仅取决于军事，尤须取决于政治”。
共产党指出，抗战应该建立在自身力量的基础之上，同时不放松外援之争取和充分利用国际环境中存在着和发展着的有利条件，但如果“抛开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主要地寄其希望于外援，无疑是十分错误的。”
与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相反，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认为抗战是政府和军队的事，压制、限制人民群众参加抗战，特别是武装抗日。他们轻视人民的作用，或者说不愿正视人民的力量，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英、美、苏等国出兵干涉之上。
国民党到处宣扬持久抗战，其目的在于由此迫使日本停战或挑起列强干涉。蒋介石曾公开声称：抗日“战争时期之久暂，全视日本及列强之态度”。
片面抗战路线，导致了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严重失败。为此，国民党将领白崇禧曾说：军事失利“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的民众不能与军队配合，我们的政治不能与军事协同。”
共产党认为，要达成战略持久之目的，必须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反对单纯防御的阵地战，将运动战放在首位，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高度，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
与此相反，国民党过多地重视阵地防御的作用，主张以阵地战为主，配合以运动战，游击战辅之，蒋介石多次解释“以主待客”、“以静制动”战术的精妙之处，何应钦承认，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是全部的正规战”、“缺乏攻势运动”。
国民党虽然提出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但在实战中往往注重与敌人进行阵地消耗战，忽略运动战、游击战的应有地位。应当指出，国民党确也提倡过游击战，并在南京失守后，开始有意识地在敌后留下相当数量的军队，从事游击战争。
在抗战初期，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的敌后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还是比较积极的。但是，从总体上讲，国民党进行的是正规战，阵地战、游击战完全处于从属地位。
而且，敌后国民党军队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组织人民，也不完全懂得实施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因此，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
国民党的持久战思想缺乏严密的科学性，因而在行动中时常违背持久战略。“八一三”淞沪抗战，是国民政府抗战之起点。国民党把战略防御重点置于华东，声言要与日军持久作战。国民党内一些人幻想动用军队主力，一举将驻沪日海军陆战队赶下海去；同时由此挑起列强干涉，尽快结束中日战争。
南京失守后，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牵线，国民政府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寻求以外交途径解决中日冲突，从中确实可以看出国民党长期抗战的被动性。台儿庄战役后，国民党内速胜论思想的抬头，决不是偶然的。
共产党坚定不移地执行持久战略，反对中途妥协和侥幸取胜。抗战爆发，敌寇长驱直入，当时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为此，共产党制定了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勇敢地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抗日力量，创建抗日根据地。
上海、太原失陷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到武汉失守前后，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初步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和华中等抗日根据地，有力地牵制了日军的行动，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为抗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不得不将主要兵力投入占领区域进行安定作战，解放区战场日渐成为对日抗战的主要战场。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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