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驰
公元1587年，在我国历史上为大明王朝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看似四海升平，但在朝廷上发生了若干易被人们忽视的事件：失望的万历皇帝不再临朝，清算杰出的政治家张居正的高潮已尘埃落定，老成持重的首辅申时行已经心力交瘁，清正廉洁的模范官员海瑞在失望中死去，一代将星戚继光在贫病交迫中郁郁而终，距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剃发为僧仅剩1年，这些事件表面上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发生大事的症兆，将在以后掀起波澜。
失望的万历皇帝
1587年3月，万历皇帝23岁，此时距他登基已经15年。在他9岁那年，他的父亲隆庆皇帝龙驭上宾。他穿着丧服接见了臣僚，按照传统的“劝进”程式，全部官员以最恳切的辞藻请求皇太子继位。经过一番推辞和接受的过程，他才勉如所请，登上了皇帝宝座。后来，万历皇帝不顾群臣反对，打破伦理常规，将本应该首先授予皇长子母亲恭妃王氏的尊荣——皇贵妃，授予皇三子的母亲郑氏，进而引发持续长达十年之久的国本之争。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小小的插曲，竟为一场深远的政治斗争埋下种子。
明太祖朱元璋创业伊始，励精图治，在早朝之外还有午朝和晚朝，规定各部有185种事件必须面奏皇帝。1572年，万历皇帝即位，为了让年幼的皇帝有更多的时间攻读圣贤经传，以便将来更好的治理庞大的帝国，张居正将早朝时间改为一旬之中逢三、六、九早朝，其他日子不早朝。这一规定执行15年来，越到后来，圣旨免朝的日子也越来越多。同时，各种祭祀礼仪，皇帝也经常不亲临而是派遣官员代为参加。
总体来说，万历即位以后的第一个十年，即从1572年到1582年，是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十年——这很大程度上归于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之功。然而不幸的是，张居正于1582年溘然长逝。由于张居正的擅权，万历皇帝对整个文官集团失去了信任，并开始了长达4年的倒张运动。1586年秋天，23岁的皇帝降下谕旨，说他早晨起床后突然感觉头昏脑胀，需要停止早朝和出席经筵、日讲，且所谓的停止没有期限。后来，万历皇帝主持殿试，内容为“无为而治”，他对生活的厌倦已经越出了内心世界而要见诸行动了。一年后，万历皇帝头昏脑涨的情况又莫名其妙地出现，但期间又传出：皇帝在紫禁城内骑马驰骋、日夜作乐的消息。自此之后的33年里，他再也没有上朝理政。
向臣僚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这一点和他的祖父嘉靖皇帝极为相似。其动机是出于一种报复的理念，因为他的文官不许他废长立幼，遂使他心爱的女人郑贵妃郁郁寡欢。另一个原因，则是在张居正事件以后，他明白了别人也和他一样，具有“阴”“阳”两重性，既有伦理道德，又有私心贪欲，这种“阴”也绝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消灭的。于是，他既不强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反对臣僚的意见，而对这一切漠然置之。
皇帝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作持久的对抗：臣僚不让他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他也不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双方坚持对抗十年之久；各种礼法照常举行，但皇帝已不再出席；高级职位出缺，皇帝宁肯空着也不派人递补，导致大量的职位空缺；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只能用抽签的办法来确定人选。
随着岁月的流逝，政事每况愈下，庞大的帝国恢复正常步伐的机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发现奥秘的申时行
1562年，申时行在299名殿试及第的进士中排名第一，即中状元。此后他在翰林院任职长达15年，官职侍读。申时行之所被任命为首辅，一则他是皇帝的老师，最高的职位经常在皇帝的老师中选任。二则是张居正去世之后，命运就把大学士申时行推到了历史舞台中央。
和前任首辅张居正、高拱一样，申时行未曾就任过地方官职。25年前，年轻气盛的翰林院修撰申时行发生困惑：难道一个人只要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作为皇帝顾问的条件？难道一个人仅凭学术上的深厚造诣，就能成为大政治家？但是今天的大学士申时行对此已焕然冰释，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奥妙：大明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尤其是多年的翰林院生活更使申时行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更加深入。正如本书的作者黄仁宇所说，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1578年，申时行接任首辅时52岁，比次辅许国小8岁，比三辅王锡爵小1岁，但却被同僚一致誉为“老成”。为什么呢？他的老成来自于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经验。这种经验，使他深知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道德标准、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不过是空中楼阁。说到底，道德是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就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
申时行明白，武官多数不通文墨，缺乏政治意识，属于纯技术人员，要影响全体文官，他必须先提供自己的诚意。他深刻认识到理想与现实的脱节，把人们口头上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不能告人的私语称为“阴”，与其暴露个人的阴，不如提倡他们的阳。1587年，京察之年，全部京官都将被考核。与他的前任张居正相反，申时行力主人事上的稳定。京察的结果，凡进士出身的官员只有33人被降级或者被罢免，而且这33人，没有一个出于吏部、督察院或者翰林院这些传统上最敏感的机关。这种恕道稳定了文官集团的情绪，也稳定了自己首辅的地位，他被众口赞誉为老成持重，有古君子之风。
张居正死后，申时行承认张居正的过错，但不使用夸大前任的过错作为自己执政的资本。为了表示开阔的胸襟，他对参劾过自己的官员既往不咎，甚至还建议其中的几位官员晋级。
然而13年后，为申时行所深感不安的乃是他所尽的心力，一个“万历之治”的灿烂理想，由于皇帝的放弃，终成为泡影。1591年，由于被卷入立储争端，他进退维谷，直到提出辞呈11次之多，才被奉准退休。
不为时势接受的海瑞
海瑞二十多年的从政生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纷争。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全体文官接受为行事的准则。
1562年，官职一直原地徘徊的海瑞得到命运的垂青。首辅严嵩被嘉靖皇帝免职，他所扶植的人也相继倒台，由于海瑞敢于和他们作对，因此声望大增，累积了政治资本。
1565年，已经升任户部主事、官阶正六品的海瑞向嘉靖上疏直言：他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凡贪官污吏、役多税重、宫廷的无限浪费和各地的盗匪滋炽，皇帝本人应该直接负责。嘉靖皇帝读罢奏疏，其震怒情状自然可想而知，但他并没有给予海瑞任何惩罚，因为奏疏中有那么多事实无法回避，他很矛盾。刑部议决把海瑞处以绞刑，但没有得到皇帝的批准，只是把海瑞关押起来。
1567年，隆庆皇帝登基，海瑞被释放出狱。对他的安排成了一个难题：他极端廉洁、诚实的声望已为整个帝国所公认，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他极端地喜欢吹毛求疵。比较稳妥的办法是让他升官而不负实际的责任。于是，在不长的时期内，他虽官至正四品，但都是闲职。
1569年，应海瑞的强烈要求，皇帝任命他为南直隶巡抚。海瑞的任职一经公布，南直隶许多官员自动离职或请求他调，缙绅之家纷纷把朱漆大门改漆黑色，驻在苏州的一个宦官把他的轿夫由八人减至四人。
万历一朝时，土地兼并问题又趋于尖锐：高利贷者大量放款于自耕农，利率极高，被迫借款者大多不能偿还。一旦放款期限已到而又无力偿还，其所抵押的土地即为放款者占有。周而复始，富户大量侵占贫户土地。出于保持律法的尊严，更为了维护道德的神圣，海瑞毫不犹豫的接受了大批要求退田的申请。他每天都要收到三、四千件这样的案件，牵涉面如此之广，自然一发不可收拾。八个月之后的1570年春天，愤愤不平的海瑞因遭受弹劾而被迫辞职。海瑞以个人力量干预土地所有权，只凭不怕死的诤谏得来的名声作为资本，而要使整个帝国机器停止转动，无异于螳臂当车。
1585年，72岁的海瑞因反对张居正而再次被起用。他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一任命，因为在他的世界里，出仕做官仅仅是为了取得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事的机会。海瑞升任南京右都御史，他又向万历皇帝提出一个惹是生非的条陈：要杜绝贪官污吏，除了采用重典以外别无他途。贪赃在八十贯以上的官员都要处以剥皮实草的极刑。这一提议在文官中引起轩然大波，海瑞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针锋相对，激烈争辩，局势几乎一发不可收拾。万历皇帝采取了吏部的建议：海瑞节操可风，只是近日关于剥皮实草的主张过于偏执，所以不宜让他出任要职，但可以继续留用御史的职位。为什么可以镇雅俗、励颓风的节操偏偏成为当局任事的障碍？可见道德伦理是道德伦理，做事时则另有妙法。
由失望到绝望，海瑞七次提出辞呈，但每次都为御批所不准。1587年年底，海瑞病逝于南京任上。
孤独的将领戚继光
1555年，戚继光调浙江赴任的时候，东南沿海迭经倭寇蹂躏。一股50至70人的倭寇创造了奇迹：他们登陆后深入腹地，到处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地，被他们杀伤的据称有4000多人。据记载当时南京有驻军12万，这样的军事行动，在世界战争史上十分罕见。
面对这样令人焦虑的局面，戚继光除了按照自己的理念组建部队以外，他敏锐地意识到铁一般的军法是建军方案的核心。军法的精神核心在于“集体负责”，即所谓的连坐法，一人退却则一人被斩首，全队退却则队长被斩首，队长殉职而全队退却则全队被斩首。铁一般的纪律、必胜的信念、刻苦的训练、精良的武器、先进的战术，戚家军的胜利无出其右。从1559年开始，这支部队从未在战斗中被倭寇击溃。1564年，仙游之役后，戚继光领导的抗倭事业大功告成。1568年，得到张居正赏识的戚继光调蓟州任职。戚继光对抗倭中使用的“鸳鸯阵法”，则是根据蒙古骑兵的作战特点进行了改良，创造了“步兵军官的各兵种协同”战术。由于不久之后朝廷与蒙古人和解，这种经过精心研究而形成的战术，再没有经实战检验机会了，但这也足以证明戚继光是一名军事素养极高的将领。
戚继光任蓟州总兵长达15年，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在对部下将领讲解各种近战武器的利弊时，他当场命令一个军官用刀对他攻击，而他则持长枪防御；他经常巡视各部，驰马到长城以外二十里，周围没有一个侍卫；他还亲自攀着悬绳登上设在绝壁上的观察哨，等等。在繁忙的军务之中，他还抽空写作，著有军事著作《练兵纪实》和诗文集《止止堂集》。在平时的谈话中，他可以随口引用儒家经典和史书上的教训，文官们也对他刮目相看。然而在1582年张居正死后7个月，戚继光开始了断崖式的跌落。由于被视为张居正的亲信，他先是被调任为广东总兵。一年后，皇帝又革了他的职。英雄末路，无不使人扼腕叹息。
戚继光是一个复杂的人，不能把他放在用传统道德构成的标准相框里。他的一生有许多难以解释的事情：他娶妾3人，生5子，可是全部隐瞒了他们的存在；他废止了让士兵采伐柴薪以供家用的成例，有一年除夕，总兵府中竟缺乏炊米之薪而不能及时辞岁，可是北京著名餐馆里的名菜，却由百里之外走马传致；他在蓟州练兵时采取歃血为盟的仪式，禁止“恣意科敛以供馈赠”，而他却花重金购买美女、贵重礼物送给张居正。戚继光被参劾的理由之一，就是他在蓟州的账簿不知去向。
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更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是作为为国尽忠的手段。
在被斥退以后，妻子遗弃了他，身为高级将领，竟一贫如洗，甚至医药不备。1588年1月17日清晨，戚继光在贫病交迫中死去，大明王朝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而此刻正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新生力量八旗军，取而代之，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
1552年，李贽得中举人。中举后，由于经济困难，他没有拼得进士及第的资格，多年沉浮于下僚，位卑俸微，郁郁不得志。直到1561年，他才得任国子监教官。
1577年就任云南姚安知府以前，李贽官俸微薄，过得十分清苦，以致于2个女儿饿死。后来的知府任上，他才有了各项“常例”和其他收入，逐渐有所积蓄。这种合法又似非法的收入并没有使他感觉到不安，他并不像海瑞一样，以为官俸以外的一丝一毫收入都属于贪污——他毫不隐晦的承认做官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名利。
李贽一心想要创造独立的思想和人格。基于这种精神，他在正值官运亨通之际，却毅然决定退休。1587年，李贽的妻子去世，次年他剃发为僧。剃发的原因是他所处的环境已经允许他抛却呆板、拘束的生活，得以寻求个性的自由发展。这不等同于一般意义的遁世，不论是从理智上看还是从社会关系上看，他此后的言行实际上代表了全国文人的良心。李贽的悲剧不仅属于他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到极小的限度之内。
李贽攻击虚伪的伦理道德，但他仍然是儒家的信徒。他的学说一半唯心，一半唯物，他的著作前后矛盾不一的地方随处可见。
1601年初春，由于李贽的招摇行为，地方官绅把他的栖身之所芝佛院付之一炬。幸亏好友马经纶接他到通州，才使他的生活得以维系。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致力于研究《易经》。既已削发为僧，李贽相信因果循环；同时，根深蒂固的儒家史观，又使他深信天道还好，文极必开动乱之机，由乱复归于治，有待于下一代创业之君弃文就质。在1601年，李贽提出这一理论，真的可以说切合时宜，也可以说不幸言中。就在这一年，努尔哈赤创立了他的八旗制度，把他所属的各部落的生产、管理、动员、作战并归为一元，改造为半现代化的军事组织。努尔哈赤和他的儿子征服一个庞大的帝国，实质上是一个单纯的新生力量接替了一个文极的王朝。
不久之后，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上书参劾李贽邪说惑众，罪大恶极。皇帝看罢奏疏批示：李贽应由锦衣卫捉拿治罪，他的著作应一律销毁。镇抚司审讯完毕后，建议不必判重型，押解回原籍，受地方官终身监视即可，实际上就是假释，但这项建议迟迟得不到皇帝批示。一天，李贽趁侍者为他剃头的间隙，用剃刀自刎，两天后才脱离苦海。
李贽的一生，特别是退休后，挣扎、奋斗，却并没有得到实际的结果。虽然他的《焚书》《藏书》一印再印，然而这些书终究没有成为经筵的讲章、取士的标准，无疑成为作者的一个永远的梦幻。
结论一目了然：大明帝国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国家、社会的运行全靠伦理道德，在这个时候，无论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贪图享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进步或者保守，都不能在推动国家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进展，正如《明史·神宗本纪》记载：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作者|张 驰
编辑|赵悦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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