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剑客李白的胆量与义气
李白有一个铁杆粉丝叫魏颢,又名魏万,他在《李翰林集序》里说李白“眸子迥然,哆如恶虎”,一个双目如电的人物决不是一般诗人的形象,应该是侠客一类的人物。李白对自己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我在四川憋了很多年,四川是个好地方,但大丈夫志在四方,所以我“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注意,虽然唐代诗人喜欢佩剑,但是,我们有没有在杜甫诗里看到他仗剑远游啊?没有!只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与韩荆州书》)的李白一直把剑带着。
李白从读书时代开始,就与剑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赠从兄襄阳少府皓》中说:“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结发是刚满十五岁的年龄,还不懂世道是什么样的时候,他就广交天下英雄,杀仇敌,诛强梁,“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简直就是一个快意恩仇的江湖义侠,行侠仗义,扬名立万。
唐代文人裴敬写过一篇文章《翰林学士李公墓碑》,里面讲李白“常心许剑舞。裴将军,予曾叔祖也。尝投书曰:'如白愿出将军门下’。”大家看,为了学习剑术,他甘愿投在著名剑客裴旻门下。大唐有三绝,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术、张旭的草书。张旭和李白都是饮中八仙,是哥们儿。而裴将军是李白的师父,是大唐第一剑客。唐人笔记小说里夸赞裴将军剑舞高明,说几个人在一起喝酒,裴将军骑着马,拔出剑就舞,舞到高兴的时候把剑往天上一扔,骑着马狂奔,拿手一接,那剑就到鞘里了。
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上说:
唐开元中,将军裴旻居丧,诣吴道子,请于东都天宫寺画神鬼数壁,以资冥
助。道子答曰:'吾画笔久废,若将军有意,为吾缠结,舞剑一曲,庶因猛厉,以
通幽冥!’旻于是脱去縗服,若常时装束,走马如飞,左旋右转,掷剑入云,高数
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室而入。观者数千人,无不惊栗。遭子
于是援毫图壁,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道子平生绘事,得意无出于此。
大画家居然要裴旻舞剑助兴,才能够画出绝妙画图,大概这就是艺术相通的缘故吧。
李白还有一个徒弟,有诗《赠武十七谔》为证。李白在诗前的序言里说:“门人武谔,深于义者也。质本沉悍,慕要离之风,潜钓川海,不数数于世间事。闻中原作难,西来访余。余爱子伯禽在鲁,许将冒胡兵以致之。酒酣感激,援笔而赠。”诗云:
马如一匹练,明日过吴门。
乃是要离客,西来欲报恩。
笑开燕匕首,拂拭竟无言。
狄犬吠清洛,天津成塞垣。
爱子隔东鲁,空悲断肠猿。
林回弃白璧,千里阻同奔。
君为我致之,轻赍涉淮原。
精诚合天道,不愧远游魂。
要离是春秋时期的著名刺客,帮吴王阖闾刺杀了力大无穷的庆忌。而武谔也是要离这样甘心为义献身的人,他听说安史之乱爆发了,就来找恩师李白,准备为国效力。李谪仙想到儿子伯禽在山东,自己没有办法去看他,而武谔一口允诺有本事把少主人救出来。谪仙在感激之余,就写下了这首诗送给武谔。
武谔是个杀手,不是诗人。他拜李白为师,是要学武艺,而不是学诗文。李白是性情中
人,没有名气的人他一般是看不上的,但他很自负,有一种惺惺相惜的心态,所以他会对投
到自己门下的杀手武谔这么敬重。
做侠客都非常讲义气。李白酒隐安陆时,曾经给安州裴长史写了一封《上安州裴长史书》,信里说了自己曾经做过的两件事:
“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是
白之轻财好施也。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恸
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行路闻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
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便之金陵,数年来观,筋骨尚在;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
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故乡路遥,
魂魄无主,礼以迁窆,式昭朋情,此则白存交重义也。”
他从四川出来,顺江而下,到了维扬(今扬州一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花了三十多万。怎么花的呢?只要有哪位朋友落魄了,没饭吃了,他就管吃管住——这就是我李白的“轻财好施”,说明李白还是很有心计的,是有领袖气质的剑侠。
而且他又说从四川出来的时候还带了一个蜀中朋友吴指南一起去楚地洞庭湖旅游,结果吴指南患病死了,李白这位老兄居然能够在大热天伏在尸体上哭。猛虎来了要吃他,他就跟猛虎搏斗,坚守朋友的尸体。因为我当时囊中羞涩,就在湖边草草地把他埋了。过几年回来,发现吴指南尸体上“筋骨尚在”,他就一边哭,一边用刀把尸骨刮干净,再用布裹起来,背着步行到鄂城之东,将他重新安葬。
就这两件事,我们就可以判断,李白是一个任侠仗义的剑客。
29. 杜甫的狂傲
杜甫自然也继承了杜氏家族的遗传基因。年轻时,他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 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壮游》),喜欢饮酒打猎;在咸阳客栈闲来无事时,甚至敞开衣服与旅客一起赌博逞强, 凭陵大叫呼五白(《今夕行》)。长安求仕遇阻、心情苦闷时,依然纵酒狂喊:“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
杜甫晚年流落到四川成都,寓居城西浣花溪畔的草堂,得到坐镇成都的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关照。严武的父亲严挺之,与杜家有旧交,所以严武待杜甫很好,时常登门造访。但杜甫喜欢与田夫野老交往,不拘小节,简傲放达。严武来访时,杜甫不整衣冠相见,弄得严武很尴尬。有一次,在宴会上杜甫乘醉大叫: 想不到严挺之有这样的儿子! 在大庭广众面前直呼封疆大吏的父亲的名字,这是很不礼貌的。严武怒目瞪视杜甫,说: 杜审言的孙子,妄想捋虎须是吧? 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从中斡旋调停。严武说: 我和诸位饮酒,图的是高高兴兴,何至于羞辱到祖先呢! 事后,严武的母亲害怕严武心萌杀机,便用小船送杜甫一家离开了成都。唐代宗大历元年(766),杜甫沿江东下来到夔州(今重庆奉节)。这位五十六岁的老人,在一次参加宴会时,想重温一下青年时期裘马颇清狂的派头,执意驰马前往,结果坠马摔伤,但他仍然自鸣得意: 向来皓首惊万人,自倚红颜能骑射。(《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
至于在诗歌上,杜甫就更自尊自爱、当仁不让了。他说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夸耀祖父杜审言的诗前无古人;又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自称诗歌是杜家的专业。对自己的诗文,杜甫也自视很高,说赋或似(司马)相如(《酬高使君相赠》),说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莫相疑行》)。或许正是因为有这种超强的自信自傲,才使杜甫成为唐代的诗圣吧!
杜甫的民胞物与
杜甫历来被人们称为人民诗人,我们不说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不说他的“三吏”“三别”,读一读《又呈吴郎》就知道他是怎样地关心百姓困苦了。当然,这首诗同《宿五松山荀媪家》一样,根本不是与草根阶层的友情,而是出于一种民胞物与的诗人良心,为穷苦百姓深情呼唤: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在漂泊到四川夔府的第二年,即大历二年(767),杜甫住在瀼西的一所草堂里。草堂前有几棵枣树,秋天,西邻的一个贫穷的寡妇常来打枣,杜甫还常常带着孩子们为她张罗拾枣。后来,杜甫把草堂让给一位姓吴的亲戚(即诗中吴郎),自己搬到东屯去了。不料这位吴郎一来就在草堂的周围插上篱笆,严禁打枣。这样就断了这位寡妇的生计。杜甫听说后便写此诗去劝告吴郎。以前杜甫写过一首《简吴郎司法》,所以此诗题作《又呈吴郎》。虽然吴郎的年辈要比诗人小,但杜甫用“呈”字既表示对吴郎的尊重,又表示自己对这事郑重严肃的态度,希望吴郎能够重视且易于接受。
诗人把这个寡妇来打枣的前因后果告诉吴郎:那打枣的女人命运很悲惨,没有儿女,没有食物来源,实在非常可怜,值得大家同情。然后劝吴郎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如果不穷困,她为什么在别人的冷眼之下不顾自尊而到别家的枣树上打枣呢?我猜想她来打枣的时候,内心一定有不安,有担心,有恐惧,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吃有穿的人应该多多帮助她,和她亲近些,让她感到心安。诗人表示也理解吴郎插篱笆的做法是为了防止意外,但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有什么东西怕被远来的人偷走呢?现在,官府加到老百姓的头上的赋税越来越多,民不聊生。战争连年不断,哀鸿遍野,无数百姓嗷嗷待哺,想到国家如此,百姓如此,我不禁老泪纵横,哪里还考虑到自己的得失呢?其言下之意,现在生活动荡,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大家应该同舟共济,何必斤斤计较呢!
一个寡妇,无食无儿,命运是多么的悲凉,为什么沦落到这种地步?诗人告诉我们,朝廷的一味征求,使这个可怜的老妇贫困入骨了。这就是说,这并非是老妇懒惰,或者奢侈,而是被无休无止的苛捐杂税弄得贫困至极,只好到别人家枣树下打一些枣子,用来果腹。这与老杜曾经写道《忆昔》里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时相比,是多么大的落差!诗人在哀叹老妇命运的同时,也哀叹美好时代的消失。
大凡伟大的诗人,他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的丰厚土壤之中,为人民而呼,为人民而歌,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概莫能外!
30. 高适:人到老年思故人
人日寄杜二拾遗(人日题诗寄草堂)
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
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
身在远藩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
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
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
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
题目也叫《人日题诗寄草堂》,人日是正月初七,那天属人,所以叫做“人日”,是古代非常重要的节日,而现在人们都不知道了。
高适(700—765) ,汉族。唐代边塞诗人。字达夫、仲武,沧州(今河北省景县)人,居住在宋中(今河南商丘一带)。少孤贫,爱交游,有游侠之风,并以建功立业自期。天宝八载(749),经睢阳太守张九皋推荐,应举中第,授封丘尉。十一载,因不忍“鞭挞黎庶”和不甘“拜迎官长”而辞官,又一次到长安。次年入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为掌书记。安史乱后,曾任淮南节度使、彭州刺史、蜀州刺史、剑南节度使等职,官至,封渤海县侯。世称“高常侍”。 有《高常侍集》等传世。永泰元年(765年)卒,终年65岁,赠礼部尚书,谥号忠。
这是高适晚年诗作中最动人的一篇。杜甫接到这首诗时,竟至“泪洒行间,读终篇末”(《追酬高蜀州人日见寄并序》)。这首怀友思乡的诗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它饱含着特定的历史内容,把个人遭际与国家命运紧密连结起来了。高適和杜甫早在天宝初年就成了意气相投的朋友,与李白一起游玩山东名山,题目都怀有杰出的才华,又同样落魄不偶,所以意气相投,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因为各自寻找自己人生的坐标而分散了。
后来高适逐渐发迹,混得风生水起,成为盛唐诗人里官位最高的一员。
安史乱起,高适与李白、杜甫相反,成了肃宗的人,很快飞黄腾达起来。他在肃宗面前参赞军机,为皇上赏识,兼御史大夫、扬州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诏与来瑱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乱,会于安州。高适的军队将要渡江,永王李璘就被打败了。这样,他也立了功,得了奖,官也就做得更大了。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里就批评他说:
高适既是讨伐永王的统帅,李白自然也就是他所讨伐的对象。李白的下狱是否
出于高的指令不得而知,他至少采取着作壁上观的态度,这在受者直等于幸灾乐
祸。因此,李白对高适的感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郭老认为,李白有《送张秀才谒高中丞》一诗,实际上是对高适的一篇《广绝交书》。从李白诗来看,郭沫若这一论断不无道理。有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由于“负气敢言”,遭到内臣李辅国等的谗毁,被解除兵权,留守东京。乾元二年(759),出为彭州刺史。同年年底,杜甫流浪到西川,依靠严武的帮助,建起了草堂,生活渐趋安定下来。高适从彭州寄诗问讯,馈赠粮食。上元元年(760),高适改任蜀州(治所在今四川崇庆)刺史,杜甫从成都赶去看望。这时,高适年将六十,杜甫也将五十,他乡遇故知,短暂的聚会,更加深了别后的相思。到了上元二年(761)人日这天,高适写了这诗,寄到成都草堂,感叹岁月流逝,缅怀昔日的深厚友情。
诗首先从新年又来,想到两人又添了一岁,人生能有多少次过年?特别是老杜四处漂泊,自己也远离故乡,“遥怜故人思故乡”一句,叹友也是叹自己。年纪这么老了,还漂泊在外,不是很可悲么?因此,尽管外界渐渐露出春色,可是哪里有心思去欣赏呢?接着,高适发起牢骚来了,自己身离朝廷,在遥远的地方,哪能参与朝廷的决策?因此,常常忧心忡忡,思虑千般。现在老朋友之间可以互相联系,表达怀念,然而,到明年,我们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当初蹉跎岁月,几乎三十年,哪里知道此生长期漂泊在尘海里!可是,比较起来,我比你还算是好的,拿着二千石的俸禄,使我这个永远漂泊的人感到辜负了这么多的薪资了。
言下之意,对杜甫身怀超群学识,却居无定所,贫困交加的遭遇的更为同情。
高适为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与岑参并称“高岑”。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洋溢着盛唐时期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最著名的诗篇是《燕歌行》。然而,笔者却特别喜欢他的那首七绝《送董大》:
千里黄云白日熏,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朋友在灰心丧气的时候,我们送上这一首诗,尤其是最后两句,不是很有鼓舞人心的力量吗?
人日寄杜二拾遗
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
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
身在远藩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
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
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
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
题目也叫《人日题诗寄草堂》,人日是正月初七,那天属人,所以叫做“人日”,是古代非常重要的节日,而现在人们都不知道了。
高适(700—765) ,汉族。唐代边塞诗人。字达夫、仲武,沧州(今河北省景县)人,居住在宋中(今河南商丘一带)。少孤贫,爱交游,有游侠之风,并以建功立业自期。天宝八载(749),经睢阳太守张九皋推荐,应举中第,授封丘尉。十一载,因不忍“鞭挞黎庶”和不甘“拜迎官长”而辞官,又一次到长安。次年入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为掌书记。安史乱后,曾任淮南节度使、彭州刺史、蜀州刺史、剑南节度使等职,官至,封渤海县侯。世称“高常侍”。 有《高常侍集》等传世。永泰元年(765年)卒,终年65岁,赠礼部尚书,谥号忠。
这是高适晚年诗作中最动人的一篇。杜甫接到这首诗时,竟至“泪洒行间,读终篇末”(《追酬高蜀州人日见寄并序》)。这首怀友思乡的诗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它饱含着特定的历史内容,把个人遭际与国家命运紧密连结起来了。高適和杜甫早在天宝初年就成了意气相投的朋友,与李白一起游玩山东名山,题目都怀有杰出的才华,又同样落魄不偶,所以意气相投,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因为各自寻找自己人生的坐标而分散了。
后来高适逐渐发迹,混得风生水起,成为盛唐诗人里官位最高的一员。
安史乱起,高适与李白、杜甫相反,成了肃宗的人,很快飞黄腾达起来。他在肃宗面前参赞军机,为皇上赏识,兼御史大夫、扬州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诏与来瑱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乱,会于安州。高适的军队将要渡江,永王李璘就被打败了。这样,他也立了功,得了奖,官也就做得更大了。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里就批评他说:
高适既是讨伐永王的统帅,李白自然也就是他所讨伐的对象。李白的下狱是否
出于高的指令不得而知,他至少采取着作壁上观的态度,这在受者直等于幸灾乐
祸。因此,李白对高适的感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郭老认为,李白有《送张秀才谒高中丞》一诗,实际上是对高适的一篇《广绝交书》。从李白诗来看,郭沫若这一论断不无道理。有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由于“负气敢言”,遭到内臣李辅国等的谗毁,被解除兵权,留守东京。乾元二年(759),出为彭州刺史。同年年底,杜甫流浪到西川,依靠严武的帮助,建起了草堂,生活渐趋安定下来。高适从彭州寄诗问讯,馈赠粮食。上元元年(760),高适改任蜀州(治所在今四川崇庆)刺史,杜甫从成都赶去看望。这时,高适年将六十,杜甫也将五十,他乡遇故知,短暂的聚会,更加深了别后的相思。到了上元二年(761)人日这天,高适写了这诗,寄到成都草堂,感叹岁月流逝,缅怀昔日的深厚友情。
诗首先从新年又来,想到两人又添了一岁,人生能有多少次过年?特别是老杜四处漂泊,自己也远离故乡,“遥怜故人思故乡”一句,叹友也是叹自己。年纪这么老了,还漂泊在外,不是很可悲么?因此,尽管外界渐渐露出春色,可是哪里有心思去欣赏呢?接着,高适发起牢骚来了,自己身离朝廷,在遥远的地方,哪能参与朝廷的决策?因此,常常忧心忡忡,思虑千般。现在老朋友之间可以互相联系,表达怀念,然而,到明年,我们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当初蹉跎岁月,几乎三十年,哪里知道此生长期漂泊在尘海里!可是,比较起来,我比你还算是好的,拿着二千石的俸禄,使我这个永远漂泊的人感到辜负了这么多的薪资了。
言下之意,对杜甫身怀超群学识,却居无定所,贫困交加的遭遇的更为同情。
高适为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与岑参并称“高岑”。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洋溢着盛唐时期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最著名的诗篇是《燕歌行》。然而,笔者却特别喜欢他的那首七绝《送董大》:
千里黄云白日熏,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朋友在灰心丧气的时候,我们送上这一首诗,尤其是最后两句,不是很有鼓舞人心的力量吗?
31.常建难倒欧阳修
常建是盛唐时的诗人。《唐才子传》说他是长安人,开元十五年(727)进士。天宝中年为盱眙尉(九品官)。一生沉沦失意,郁郁不得志;但性格耿介,自重品德修养。与王昌龄有文字相答。其诗意境清迥,语言洗炼自然,艺术上有独特造诣。殷璠《河岳英灵集》首列常建诗,评论说:“建诗似初发通庄,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所以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惟论意表。”并举“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宿王昌龄隐处》)等句,称其“警策”;尤推服《吊王将军墓》,认为善叙悲怨,胜过潘岳。
历来唐诗选本都选他的那首《题破山后禅院》,全诗是: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
大约这首诗是常建最有名的作品了。
清晨,诗人随意漫步,不觉走进这座古寺里,旭日慢慢地从东方升起,照耀着高耸的丛林上。那一条曲折的小路阒无人迹,它通向远处幽静的地方,而和尚们念经打坐的禅房门前却花木森森。面前是山光明净,鸟儿欢歌,潭影使人心境一片澄明,只有那悠悠钟磬的回声,时时地缭绕在耳际。
幽静的竹林、禅房的花木、清澈的水潭,鸟儿的欢歌,袅袅的钟磬声……这些美好的意象构成了清幽高雅的意境,使读者沉浸其中,顿去俗念。真所谓“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这样幽雅的环境,还想什么世俗所追求的金钱名利呢?
“曲径通幽”已经是人们常用的成语,里面包含了美往何处寻的道理。人们总不太喜欢那“曲径”,总感到曲径太幽深、麻烦了。其实,“美”并非都在热闹之处,它可能潜藏在这回转之间,或者在峰回路转的曲径的前端。只有明白之士,通达之人方能明白“曲径通幽”的深刻内涵。那垂钓于濮水者的庄子,“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曲径的那一端,是只属于庄子的逍遥美景;归去来兮的陶渊明,宁可放弃那外表华丽实质污浊的官场生活。“登东阜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寻求心中的桃源美景。
32.唐诗里最牛的七绝
古代许多诗论里,总常常评论唐代七绝那首诗第一,或是王之涣的《凉州词》,或是王昌龄的《出塞》,或者是李白的《朝发白帝城》。但是,随着时空的变异,人们总忘不了张继那首《枫桥夜泊》。尤其是我们一衣带水的日本友人。
一个诗人,他写的诗比他的本人有名,这就是张继了,这在浪漫的唐朝是一个特例,这对张继来说是他做作为诗人最大的不幸,也是最大的幸运,一个人,一辈子,一首诗,已经足够。是张继成就了《枫桥夜泊》,更是《枫桥夜泊》成就了张继,假使没有《枫桥夜泊》,时光流转千年以后,没有人会知道张继是谁。
如果不是一千多年前一次伟大的失眠,中国浩如烟海的诗歌丛林中就少了一首绝妙好诗。
所有的故事得从那次失眠说起,关于枫桥,关于一个落魄诗人的黄粱美梦……
在唐朝,所有读书人的命运只和一件事情有关,那就是进京赶考。 公元八世纪里的某一天,一个书生来到了当时的首都长安,长安是一个繁华如梦的城市。像时下所有的莘莘学子一样,当时的青年才俊张继在经历了十年寒窗苦读之后,带着父老乡亲的期望,怀着金榜题名的梦想,踏上了通往长安的漫漫旅途。可惜的是,张继经过十年寒窗的苦读,长途跋涉,来到京城,却与金榜题名无缘。铩羽而归。这种心情,大家都能理解吧!
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人群散去,张继也该离开了。长安,已经不再属于他的城市,已经不再属于他的世界了。
长安也依旧热闹,越热闹越寂寞,热闹的是长安,寂寞的是张继。原本以为可以“一日看尽长安花”,原本以为可以在琼林宴上把酒言欢,原本以为可以骑大马,穿锦衣,参加琼林宴……然而这一切都将成为泡影,十年的心血付诸东流。
张继心灰意冷的从长安乘船去苏州。在小船的摇晃中,张继辗转难眠。不觉中,小船已停靠在了苏州寒山寺旁的枫桥边。此刻夜半钟起,江枫飒飒,渔火点点,他不禁对景吟起诗来: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雨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有一句俗话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庙宇里从古到今,都专门有和尚从事撞钟的活计。那种活挺辛苦,也非常无聊。但是,做了和尚,青灯黄卷,哪里能够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啊?他们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六根清净,不染红尘。然而,那庙宇里的钟声,总不时地撩拨着人们的心房,尤其是旅人的心。
一首《枫桥夜泊》,使一个诗人一座桥一座寺院蜚声海内外一千多年。
从此,枫桥、寒山寺就是呼吸在诗的意蕴里。踏上通向枫桥、寒山寺的路,就踏上了一条诗的甬道。一路上,撩拨着人的、牵惹着人的、使人跃跃欲试的、令人心往神追的,都是诗──古贤的诗、今人的诗,以及诗一样美妙的传说。
诗传到了宋朝,引起的文坛主帅欧阳修的兴趣。寒山寺在吴县西,欧阳修是江西庐陵人,对江南的风俗还是很了解的,他在《六一诗话》批评说:“句则佳矣,但三更不是打钟时!”究竟在江南苏州一带,庙宇里在半夜三更会不会打钟?对此后人多有论说。
南宋文学家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指出:“此地(指姑苏)有夜半钟,谓之无常钟,欧阳以为病语,非也。”南宋文学家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说的更为具体,他曾去过苏州,宿一寺中,夜半闻钟声,问僧何故?僧说“夜半钟声何足怪乎”!寻问其他寺庙也都一样。才知道半夜钟声只有姑苏才有,大家都以事实证明了张继诗句不误。
《唐诗纪事》的作者计有功列举唐代多首诗来说明欧阳修批评欠妥:“此地有夜半钟,名无常钟,欧阳以为语病,非也。然亦不止姑苏有之,于鹄'遥听维山半夜钟’,白乐天'半夜钟声后’,皇甫冉'夜半隔山钟’,温庭筠'无复松窗半夜钟’,陈羽'隔水悠扬午夜钟’,乃知唐人诗多用此。”
而明人胡元瑞却这样说:“'夜半钟声到客船。’谈者纷纷,皆为昔人愚弄。诗流借景立言,惟在声律之调,兴象之合,区区事实,彼岂暇计?无论夜半是非,钟声闻否未可知。”他认为,究竟夜半钟声有没有无关宏旨,诗人是借景抒情,表达自己心情的不宁而已。
笔者认为胡元瑞此说最有道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人非常喜欢这首《枫桥夜泊》,在他们的小学课文里,就有这首诗。1937年,日本鬼子占领苏州后,大肆掠夺中国文物。他们也觊觎上了苏州寒山寺《枫桥夜泊》诗碑。这一阴谋的幕后推手就是臭名昭著的甲级战犯松井石根大将。得知南京沦陷后,松井策马狂奔带寒山寺拍下了诗碑的照片。后进一步向日本天皇密奏寒山寺的诗碑事,引起天皇的极大兴趣。
裕仁接到松井石根的照片,大喜,在次日特意召见了日军参谋次长多田骏,表示想一睹寒山寺《枫桥夜泊》诗碑的真容。于是,多田骏出了一个馊主意,让裕仁下诏书给松井大将,把《枫桥夜泊》诗碑从苏州运往日本。松井石根接到敕电后,想到寒山寺内《枫桥夜泊》诗碑在苏州乃至华夏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不能强行掠碑,于是有着日本军界“九尾狐”之称的他,召见了日本大阪朝日新闻社随军记者长谷川信彦,商议如何“巧取”《枫桥夜泊》诗碑。
经过一番密谋,诡计悄然实施。1939年3月14日,应日本人要求,南京伪维新政府派出了伪行政院宣传局科长陶艾抵达苏州,向伪省府接洽博览会事宜,要求就地代雇参加东亚建设博览会的刺绣、泥水、造艇等工人。
1939年3月15日,受日寇控制的《苏州新报》第2版,以“大阪朝日新闻社举办东亚建设博览会”为标题,说“大阪朝日新闻社定于本年4月1日起,在日本大阪甲子园举办东亚建设博览会,并分函伪维新、临时两政府及满洲国,征求治下名贵及特色手工参加该会,伪维新政府方面已派员向苏州伪省府接洽,在苏州就地招刺绣女工和泥水匠、造艇匠参加东亚建设博览会”。但是,这条新闻中丝毫没有提到寒山寺诗碑之事。
次日,《苏州新报》第2版刊发了一条新闻,这条新闻的主标题是《寒山寺碑运日》,副标题是《参加大阪东亚建设博览会》,文中写道:“日本朝日新闻社定期在大阪甲子园举办东亚建设博览会。兹悉该社此次举办之展览会中,除陈列名贵出(展)品外,并以唐代诗人张继所咏之《枫桥夜泊》诗闻名中外,因此圆(寒)山寺之名随之大噪,至阳春三月,来苏州踏青寻芳之骚人墨客,亦以一临斯地凭吊为幸,而东邦人士旅苏(州)者亦糜(靡)不前往一游为畅,故特在会中仿照寒山寺假造一所,为逼真起见,将寒山寺碑即日搬运赴沪,再转运至大阪陈列,届时东邻友邦人士之未履中土者,得能摩挲观赏,用意良善,并闻此碑一俟大会闭幕再行运归原处,是则东渡后之寒山寺碑将益增其声价矣!”
据说,当松井石根看了《苏州新报》的“运碑”报道后,认为自己是妙计天成,无人能识破。随后,他命部下特高课课长小丘策划了一个“天衣行动”,组织精干特工乔装成海盗,随时待命;另派干练特工在日本本土博览会结束时对《枫桥夜泊》诗碑进行掉包,用假碑换下真碑,待运碑船启程返回途中,待命的“海盗”特工迅速采取手段,使运碑船和假碑同沉汪洋,而真碑则被留在日本。
自古以来,张继的《枫桥夜泊》诗,在日本众所周知、家喻户晓,还被编入教科书,影响远超过了同是唐代诗人的李白和杜甫。而且,清代俞樾在《重修寒山寺记》一文中也说过:“凡日本文墨之士,见则往往言及寒山寺,且言其国三尺之童,无不能诵是诗。”
“日本人对寒山寺情有独钟,可谓到了痴迷的地步,还仿苏州的寒山寺,在日本东京也建造了一个寒山寺,而且刻了《枫桥夜泊》诗碑。”这究竟是何因呢?汪祖民介绍,公元753年12月20日,66岁高龄并且双目失明的大唐和尚鉴真,在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一行的陪同下东渡弘法。所以,中国的佛教和文化在日本影响深远。而且,寒山的300多首诗作也流传到了日本,被许多日本僧人喜爱、研究。自北宋日本僧人成寻向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僧禹珪乞寒山诗开始,日本至今所藏的寒山诗版本为数可观,其原因在于寒山诗的“口语化”,以及所谓的“寒山精神”。
33. 前度刘郎又重来
刘禹锡也是永贞革新的积极参与者,也与柳宗元一样,被贬到南方。十年后才被朝廷召回。十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对于一个人来说,却是年华最绚丽的青年时代被葬送了。所以,老刘说心里有不平,也有愤慨。一到朝廷,发现出现了许多新贵,在他面前耀武扬威。哈哈,你们算什么东西,居然在老子面前摆起架子来了,真是岂有此理!他愤然写了《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讽刺这些新贵: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都是刘郎去后载。
从表面上看,诗前两句是写看花的盛况,人物众多,来往繁忙,一路上红尘滚滚,人来人往,川流不息。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兴奋啊?这些人都说“看花回来,玄都观里的桃花开得茂盛极了”,“无人不道”四字写尽人们看花归途中的愉悦激动神态,那玄都观里桃花的繁荣美好,可以从言外想见。后两句由物及人,关合到自己的境遇。自己十年前在长安的时候,根本还没有如此众多的桃花,去国十年,后栽的桃树都长大了,并且花开得如此吸引人。这次回到京城,看到的却是这番春色,真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从骨子里看,此诗运用比兴,千树桃花,不过是十年以来钻营取巧而在政治上上位的新贵,他们用尽一切宵小伎俩,党同伐异,登上权力顶峰,竟不知人间有羞耻两字。那些看花的人,都是些奔走权门、趋炎附势之徒。他们为了富贵利禄,谄媚佞臣,就如同在紫陌红尘之中,赶着热闹去看桃花一样,对千树新桃极尽吹牛拍马,阿谀逢迎之能事,说,桃花开得多艳丽啊,多美啊,世界上再也没有这样漂亮的桃花了之类的奉承话。刘禹锡尽管遭贬十年,却没有夹紧尾巴做人,收敛一下,依旧不改其刚硬的性格,对他们有的是蔑视、鄙薄!他知道:三月桃花满树红,风吹雨打一场空,越是炫耀自己,越是容易凋零,有什么了不起呢!
这样,他又一次触怒了那些手握权柄者,又一次遭受打击——去更远更穷苦的边郡当刺史。名义上官是升了,处境却更加困难了。
刘禹锡后重新被起用,十余年后回到京城,又写了一首《再游玄都观》,诗前有作者小序云:“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又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大和二年三月。”诗曰: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又重来。
哈哈,你们这些艳丽的桃花,现在在哪里啊?我却又回朝廷里!其性格之倔强,不屈不挠,令人感动,但正因为他没有像白居易那样“脸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还写这样的诗,有人批评他狷介狂傲,所以始终不能他登上权力的顶峰。然而,与其低眉折腰事权贵,倒不如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工作。
34. 病树前头万木春
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刘禹锡由和州刺史罢归洛阳,从此,多年的流放生涯结束了。白居易也因病免去苏州刺史,两人在返京都途中,在扬州相遇,彼此神交已久,并有书信往来,但在很长时间内 ,一直不曾谋面。神交已久,初次相逢,久遭劫难,既喜且悲,彼此谈起了过去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迫害的事情,感慨万端。白居易在筵席上写了一首《醉赠刘二十八使君》: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
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刘、白两人才华难分伯仲,白居易也遭受过贬职,离开京城长安多年在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格外兴奋。白居易自然要“为我引杯添酒饮”,并要“与君把箸击盘歌”,痛快一番。他对刘禹锡的诗才由衷钦佩,“诗称国手”绝非吹捧之词。然而“诗称国手徒为尔”,既感伤刘亦是自伤。杰出的才能有什么用?换来的竟然是这样的遭遇,真是“命压人头不奈何”啊!虽然他一直认为能者的命运往往被才名所折损,但如老刘那样,竟然一贬二十多年,这折损也是太多太恶毒了。
全诗充满了对朋友的钦佩、赞扬、同情、叹惜。格调低沉,感叹唏嘘,显得那样悲怆凄凉与无可奈何。
但刘禹锡却没有像老白那样凄凉与悲怆,《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诗针对白诗写出自己心中的感慨: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听了白居易歌诗后,诗人想起自己这么多年来所遭受的种种坎坷与不幸,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永贞革新失败后,他备受打击、迫害,被逐出京,远谪南荒,一贬再贬,在岭南、巴山、楚水这些荒凉的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度过了二十三年(805——826)的贬谪生活,就如一件东西被人抛弃在那里。二十三年,在人的一生中,有几个二十三年啊!岁月蹉跎,盛年早就付诸流水了。而今已近知天命之年,壮志未酬,两鬓先斑,已经垂垂老矣,想到这些,诗人怎能不满腔愤怒!被流放到“凄凉地”,而又“弃置”不顾,朝廷那些权要对他的态度是多么的残酷!说出了压在自己头上的并不是什么“命”,而是外界恶势力的迫害,委婉地否认了白居易所谓被命运所折的说法。
接着从自己的不幸遭遇转到对已过世的战友的怀念和对时势的感慨。“怀旧空吟闻笛赋”,三国魏末时,司马昭擅权,向秀的好友稽康、吕安,因得罪了他而被杀害,有一天傍晚,向秀路过稽康故居山阳,听到邻人吹笛,马上想起稽康和吕安,心情十分悲痛,便写了《思旧赋》。永贞革新失败后,王叔文被杀害,王伾、凌准、柳宗元等先后死于贬所。现在自己年老归来,不见昔日风雨同舟的战友,不禁有向秀闻笛怀友之感。诗人以向秀自比,借以表达对柳宗元等亡友的怀念。
另外,《述异记》有这样一个故事:晋人王质入山采樵,看见两个童子下棋,他在旁观看,看完一局棋后,发现他的斧头木柄已经烂掉。回到家乡,时间已过了一百年,同时代的人早已死了。“棋罢不知人换世”,这次回归故乡,就象那个采樵归来的王质一样,恍如有隔世之感。借此眼下抒发时局多变、世事全非的感慨。
尽管暮年将至,疾病缠身,有如“沉舟 ”、“病树”,再不能负重前驱了。但是,诗人对未来、对后进并不失望,坚信沉舟侧畔,必然有千帆竞渡,病树前头,一定会万木争春,光明终究会战胜黑暗。正如他在另一首诗中所说的:“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对未来仍充满信心。针对白居易赠诗中“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他的回答并不消极,显出了开朗的胸襟和远大的目光。
全诗语言极概括精炼,出色地表达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陆机在《文赋》里说:“立片言于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颈联就是全诗之警策。造意新,立意高,含意深,诗人把对自己的身世感叹和对未来的深刻认识,巧妙地寓托于形象化的画面里,使诗更具有哲理意味,对人们富有启发,自唐以来就广为传诵。后人作为比喻借用时,赋予其新意,常用来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事物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新陈代谢乃是宇宙中的普遍规律,陈旧的事物必然衰败,新的事物总要生长,我们不应只看到衰老的事物,更不应为它们的死亡而感叹,相反,应该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新的充满生命力的事物上。
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解》里说了这样一段很真诚的肺腑之言:
予顷与元微之唱和颇多,或在人口,常戏之云:“仆与足下二十年来为文友诗
敌,幸也,亦不幸也。今垂老复遇梦得,得非重不幸耶?梦得梦得,文之神妙,
莫先于诗。若妙与神,则吾岂敢?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
真心拜服刘禹锡的诗才,让其出一头地,这对于白居易来说,的确难能可贵。客观地说,白居易与刘禹锡的关系远不如与元稹的感情深厚。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如弟如兄的那种关系,而是烈士暮年寂寞岁月里的酒朋诗侣。白居易与刘禹锡相遇时,都年近五十,他已经决心吸取教训,一心独善其身,故没有多少从政的宏图大志,报国雄心。先前他也不赞成永贞革新,与刘结交,只是都有过被贬远地的经历,也服膺刘禹锡的才华,同情刘禹锡命运多舛。后来两人同样闲居洛阳,遂不问政事,一味饮酒赋诗,成为常常见面的老朋友,将休闲进行到底。
35.韩翃诗名传天聪
韩翃(?-785?)唐代诗人。字君平,南阳(今属河南)人。天宝十三年(754)进士及第后,先是在淄青节度使候希逸府中当从事,候希逸被赶出淄青后,韩翃失业在家闲居了十年,直到唐代宗大历九年才又在汴宋节度府田神玉那里重新上岗,还是当幕僚。大历十四年,李勉节度汴州,韩翃转到李勉府中任职。这时候的韩翃已经是过气的人,他原来所熟悉的诗文风格已经不再流行,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同行都是新一代的人,他们对韩翃不甚了解也不愿意去了解,把他的诗叫做“恶诗”。迟暮的韩翃近乎孤单形影,没有人喝彩没有人关注,这种处境和杜甫在严武幕中挂职时的情况很类似,五十多岁头发全白的杜甫混迹在人事关系错综复杂的幕府之中,感到很是孤单,“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诗里满是一种凄凉的无奈的心境。
但是,韩翃也有一些诗写得非常好,例如那首《寒食》在写景叙事里寓于深刻的讽刺: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晚春时节,到处是花飞草长,柳枝依依。按照惯例,寒食节全国禁火三天,可是,在百姓还没有举火的情况下,皇宫里却传下来火种,赏赐那些侯爵先点燃火。
哈哈,真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个社会是何等的不公!
在永平节度府任职的韩翃也感到自己不合时宜,就经常请病假在家休息,在这段日子里只有一个姓韦的巡官和韩翃关系密切,常来常往。
唐德宗时期,知制诰这个职务出现空缺。知制诰是皇帝的秘书,专门为皇帝起草文书,需要好的文笔,具有一定的权威。有关部门拟定了候选人报请唐德宗审定。头一次报上的名单被打了回来,显然圣上不满意,有关部门赶紧报上了第二批候选人,没想到又被打了回来,唐德宗直接点名:“给韩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