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运河城市群叙事：中国脐带（三） 2010-03-24 |
| 历史究竟给了聊城什么样的机缘，使它在明清时期保持了四百余年的繁荣？历史又给它开了什么样的玩笑，使它在最近一百余年来默默无闻？历史又是怎样再一次垂青于它，使它在近几年来以“江北水城”和“中国北方的威尼斯”的美称又渐渐为人们所熟知？—这一切都与京杭大运河有关。 独登光岳楼 临眺起沧桑 在明清时代山东运河沿岸的城市中，仅次于临清和济宁的有两个，一个是德州，另一个便是东昌，即聊城。虽然它的发达程度及重要性比不上临清和济宁，但它却是明清时期山东运河直接经过的四座城市中唯一的一座府级政治中心城市。 聊城历史悠久，春秋时称聊摄，为齐国西部重要城邑。战国时期，聊城为诸侯争战之地。秦改立县制时初置聊城县。北魏时聊城为平原郡治所，隋、唐、宋、金时为博州治所，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改为东昌路治所，明清时为东昌府治所。东昌之名，原自汉宣帝时封清河刚王子为东昌侯始，虽然当时的东昌侯国并不在后来的东昌府境内，但东昌之名被沿用了下来。 今天的聊城，是经过历史上多次迁徙、修筑之后才稳固下来的。五代时后晋开运二年（945），聊城曾因“河决城圯”而迁往在其东南十五里的巢陵。北宋淳化三年（992），又因“河决巢陵，乃移治孝武渡西”。今日聊城的修筑，始于北宋熙宁三年（1070），当时只修了一座土城。到明朝洪武五年（1372），东昌卫守御佥指挥使陈镛始改建为砖城。该城方圆约七里，高三丈五，基厚二丈，东西南北共设四座城门。城墙上建有25座楼橹（古代军中用以侦察、防御或攻城的高台）、2700多个垛口。环城设47个更庐，48个栖卒之所。可见聊城在明初是一个地方政治中心，更是一个军事重地。 聊城城内的建筑繁多，构成了一个恢弘庞大的建筑群，在山东各署府中可算首屈一指。除了一般治所的公共建筑如衙署、仓库、学校、庙宇之外，还有其他著名的建筑。其中有非常引人注目的万寿宫，是专门为了供皇帝巡幸驻跸而建造的。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巡幸全国，曾十余次经过聊城，故此处万寿宫的建筑规模也相当可观。这个建筑群由宫门和两座大殿、四座东西朝房组成，其余还有守宫人役住房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几座城楼。一是位于城区东北的望岳楼，现已不存。二是位于城区西北的绿云楼，始建于宋代，名曰白公亭，元代改建为绿云楼，也称绿云亭，后废弃，改为依绿园。第三个就是保存至今的、与黄鹤楼及岳阳楼齐名的光岳楼。 光岳楼建于明朝洪武七年（1374），系陈镛修筑聊城完工之后，利用剩余材料建成，因而初名“余木楼”。明朝弘治九年（1496），考功员外郎李赞认为它“近鲁有光于岱岳”而改名光岳楼。光岳楼由楼基和四层主楼构成。主楼全部为木结构，四面飞檐斗拱，通高 可见，光岳楼总能让人做军事上的联想，可以想见，光岳楼楼洞中平民百姓穿行其中，而它的顶部却旌旗招展，时刻有卫兵持械守望着，这应该是让人浮想联翩的一幅画面。后来，由于运河给聊城带来的商机，聊城逐渐变成了一个著名的商业城市，而光岳楼经过历代的多次修葺也渐渐改变了它的军事望用途，成为一座用来观光的城楼。楼的四面，建起了四个曲折幽长的回廊，与高大雄伟的光岳楼相映成趣。登上光岳楼，回想明清时代的繁华旧梦，那些大大小小的商铺、人来人往的客栈和莺歌燕舞的青楼，迎风飘扬的各色旗幌迎来和送去来自四面八方的客商，如浮云过眼，既真实又虚幻或者远眺黄河与运河交汇处，想象它的壮阔的波涛以及地处其界曾辉煌一时被誉为“小济宁”的名镇张秋，不禁使人襟怀开展，须眉欲动；或者遥望东阿，想起独占天下八斗之才的陈思王曹植之墓，令人不禁心生“从来多古意，临眺独踌躇”（杜甫）的感慨。 同所有的城一样，聊城在挖土建造城墙过程中也开辟出一道护城河。护城河深二丈、宽四丈，护城堤绵延二十里。护城河上，与四个城门相对建有四座吊桥，以供人们进出城门。由于历史上黄河经常夺泗入海，护城河常常被淹没。为防止附近河水侵入城内，聊城人民在护城河的基础上拓展挖掘了东昌湖。东昌湖面积4.2平方公里，常年水深3～5米，是我国北方第一大人工湖，素有“北方西湖”之称。东昌湖引黄河水为源，湖水清澈，像一匹巨大的素练环绕着聊城古城区，古城区内又有片片湖水似明镜镶嵌其间，湖光波影与铁塔、光岳楼、山陕会馆等名胜古迹相映生辉，为聊城增添了迷人的色彩。 运河赐良机 “江北一都会” 聊城的兴盛源自京杭大运河带来的商业机遇。 隋朝大运河永济渠段在馆陶县附近进入今山东境内，然后沿今山东、河北省界东北流，经过今临西、清河到德州，又流进河北境内，尚与聊城无缘。大运河经过聊城始于元代。从南宋开始，江南的经济实力已大大超过了北方。政治中心位于北方的元朝，其“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为了更方便地将江南的财富向北运往元朝的首都大都（今北京），元朝政府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和至元二十六年（1289）正月分别下令开挖了济州河和会通河，沟通了济宁以北直至临清的河道，使运河自淮北直接流进山东，穿过华北平原以达京城，不必再绕道河南，比以前更方便了江南物资向京城的输入。其中会通河便流经聊城。但初期的会通河岸狭水浅，漕运功能不强。况且元末明初长期战乱，一度断了航路。明成祖永乐九年（1411）二月，明朝政府征发民夫二三十万，重新开挖会通河，同年八月竣工。开通后的会通河由济宁经张秋、聊城至临清全长385里，“深一丈三尺，广三丈二尺”，比元代大为拓展。为了保证运河的畅通，明清两代政府频繁地对大运河进行修治与管理，有的时期运河山东段几乎是年年治河，岁岁修坝修闸。 运河贯通之前，山东西部地区交通不便，偏僻闭塞。及至运河贯通，以运河码头为起点或终点的众多区域性道路，使山东西部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地区，促进了该地区漕运的兴盛，活跃了南北物资交流，使该地区的经济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作为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重要码头之一，聊城处于鲁西北的流通中心地位，与山陕、辽东联系密切，其社会经济在明代曾一度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它也由明初的地方政治中心城市开始转变为一个商业城市，成为“商贩所聚”之地。 然而在明代中后期，聊城的经济发展速度慢了下来。这主要是因为聊城在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地理位置与临清和济宁相比较而言处于劣势。临清地处鲁西北，据汶卫交汇处，扼运河交通之要冲。而济宁居鲁西南，南控徐沛，北临汶泗，亦为运河交通孔道。明代江南货物大量输往北方，以这两座城市为集散之地，所以它们的发展速度尤为迅速。而聊城位于山东运河中部，则无此优势，所以它的发展速度远不如临清和济宁。但尽管如此，聊城的商业仍有明显发展，据万历《东昌府志》卷二《物产》载：“聊城为府治，居杂武校，服食器用竞崇鲜华……由东关溯河而上，李海务、周家店居人陈椽其中，逐时营殖。” 到了清朝前期，华北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山东运河区域商品经济也发展到较高的程度，聊城城市的经济功能明显加强，其发达程度一度直逼临清、济宁等商业城市。清中期以后，由于几次黄河决口以及战争的破坏，临清受到很大的冲击，地位渐趋衰落，而聊城由于受到冲击较小，其商业规模甚至一度日渐扩大。特别是到清乾隆、道光年间，聊城商业达到极盛，成为运河沿岸九大商铺之一。据估计，道光年间聊城的商业店铺达1300家之多。全国各地客商络绎不绝地涌向这里，以致城东关外的运河中帆樯如林，舳舻相连；岸边车水马龙，货积如山。南国的丝绸、竹器、茶叶、食糖，北方的松木、皮货、煤炭、杂品等物品经运河源源而至，再由聊城转运周邻各县；而聊城当地所产的麦豆、乌枣、棉花、布匹、皮毛等物品则经运河运往附近各省，并转运四面八方。 输向各地的聊城特产中，尤其以乌枣和皮毛著名。鲁西一带盛产梨枣，如东昌府恩县马颊河两岸的枣梨桃李果林带“凡五六十里”，堂邑、博平两县素有“堂梨博枣”之说，清初的阳谷县境内更是“梨枣相望”。聊城加工熏制的乌枣，“每包百斤，堆河岸如岭”，除少部分供应本地外，大部分都随回空漕船销往江南。据研究，清代乾隆年间，每年运往江南的山东的大枣及其他干鲜果品达五六千万斤之多。聊城乌枣也因而美名远扬。聊城的皮毛加工业规模和名气虽然不如济宁和临清，但其产量也颇丰，名声也颇响。万历《东昌府志》卷二《物产》云：“羊裘、毡出自府城（按即聊城）、临清者佳。”这除了是因为大运河带来的便利交通外，另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自元朝以来，回族人的大量迁入带来的畜牧业和先进的皮毛加工技术。 聊城发达的商品经济给自身带来了名声，被称为“曹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并有“江北一都会”的美誉。从某种意义上讲，聊城在清中期代替临清成为山东运河北段的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城市。这真可以称为聊城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 意气洋洋过秦关 闻曲始觉离家远 由于商品经济带来的丰厚利润，聊城人民纷纷加入了经商的行列。聊城土地平旷，在会通河开通之前，也像山东西部平原的其他地区一样，是典型的农业耕作区，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着男耕女织的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加上它“近邹鲁之乡，沾孔孟之化”，聊城人民一向重农习儒，民风朴厚，不善营殖。但自会通河贯通之后，在商品经济发展潮流的裹挟中，聊城人民也自然渐渐地走上了经商之途。民国《聊城县志》中记载了明代聊城孝子傅完贞弃儒经商、积财千缗的故事。《聊斋志异R26;鸦头》中也有东昌书生王某为了生存，在门前“设小肆”，“与仆人躬同操作，卖酒贩浆其中”的描写。在清代，整个东昌府的经商风气很盛，其属县观城“为农居六七，贾居二三”，莘县经商者达3200人，占从业人数的8.99%，远远超过当时山东、陕西、河北5.92%的平均水平。乾隆间东昌府的商人还走出鲁西，形成商业团体“东昌帮”。苏州就有东昌商帮与河南及苏州当地枣商在阊门外鸭蛋桥共同建立了枣业会馆，盛极一时。东昌本地盛产的红枣、乌枣等，随回空漕船运往苏州。至宣统年间，东昌枣帮在苏州仍有恒毓等14家。由整个东昌府的从商情况及其属县的从商比例，我们可以想见作为东昌府治所所在地并且就在运河近旁的聊城，其居民从商比例应该会更高。据说，在聊城城厢内，就连白发老妪也会抱布登门求售，以赚蝇头小利。 然而在聊城经商的更多的是外省人。来自山西、陕西、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福建各省的商人都来此大展身手，其中尤以山陕商人最为著名。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已执北方商业之牛耳，在山东各地都有广泛的足迹。活动于山东运河区域的山陕商人，尤以聊城、临清两地最多。聊城山陕会馆嘉庆十四年碑碑文云：“（聊城）地临运漕，四方商贾云集者不可胜数，而吾山陕为居多。”道光二十五年碑亦云：“东郡（指聊城）商贾云集，西商十居七八。”而其中山西商人尤多。山陕商人之所以能占据优势地位，是因为东昌府一带距山西较近，且与河南河北接壤，山陕商人在河南河北经商者较多，容易向鲁西地区扩展。另外，它还与明初以来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有密切关系。据统计，洪武年间，鲁西的东昌府和鲁西南的兖州府共接受来自山西的移民近60万人，其中东昌府的山西移民人口占当地人口总数的90%。原迁移地的商人来到移民区经商，在商贸往来中有信任感，在观念上有认同感，在生活上也有安全感。这自然有利于吸引山陕商人的到来。 山陕商人在聊城经营的商品非常广泛，包括棉布、丝绸、衣饰、皮货、铁器、煤炭、书籍、木材、茶叶、海味、副食杂货等许多种类。另外山陕商人还经营典当、钱庄和票号等业务，还有一些手工业作坊，比如书坊和染坊等，几乎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某些在全国居于优势的项目，山陕商人还实行了垄断性的经营。到咸丰八年，在聊城经营的山陕商人的店铺已多达953家。嘉庆、道光年间，有许多商号的年经营额都有数万两，其中福兴和在嘉庆二十一年的年经营额竟高达49.24万两。 在经商过程中，为了增强竞争实力，占领聊城市场，清初山西商人曾在聊城建立太汾公所，以接纳和团结本省商人。后来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又共同建立了山陕会馆。据说，在聊城东关运河沿岸共有各省商人建立的山陕、苏州、武林、江西、赣江、福建等八大会馆。 其中浙江商人在山陕会馆邻近兴建的武林会馆一直到1947年才拆除。而其中规模最大且至今保存完好的就是山陕会馆。山陕会馆始建于乾隆八年（1743），到嘉庆十五年（1810）才全部竣工，共耗银50333两有余。它坐落在聊城城南、运河西岸，坐西朝东，共占地 山陕会馆是一处会馆与神庙（关帝庙）相结合的古建筑群。它的第一进院落的主体建筑为戏楼，建于砖台之上，西向，二层，与主殿相对。戏楼后台的墙壁上满是自道光至民国来此演出的艺人留下的墨迹，几无空白之处，令人心生“进得戏楼墨水多”的感慨。戏楼墨迹中所见自山西、陕西、安徽、河北及山东本省来此演出的戏班名可辨认者有28个，尤以山陕两省为多。各戏班演出剧目可准确辨认者近150个，多为山陕梆子戏，此外还有秦腔、乱弹、皮簧以及河北梆子、山东梆子等。戏楼墨迹中有一首诗写道：“二府五县子弟班，会馆唱了正（整）六天。戏价京钱十八吊，还有二千点心钱。”从中可以想见当时山陕会馆戏曲演出的盛况。戏曲的繁荣来自商业资本的支持。这些演出活动多数是商家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敦睦乡谊或者酬答地方乡绅民众而约请赞助的。它在客观上加强了各地区之间戏曲文化的交流，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精神生活，促进了鲁西地区戏曲文化的发展。 运河水长 翰墨飘香 运河商业的繁荣促进了聊城文化事业的发展。它突出表现在书院的创建上。 聊城在明朝中期创建的东林书院及有清一代创建的阳平书院、龙湾书院、启文书院、光岳书院、摄西书院、平阴书院等大都创建于山东运河畅通无阻的时期。那是山东运河沿岸经济发展昌盛、南北物资文化交流繁荣的黄金时期，为书院的发展和兴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聊城各大书院的创建促进了科举的兴盛。据统计，从1401年到1900年，整个聊城县共出举人241名。而聊城共出状元两名。一个是清顺治三年（1646）的傅以渐，另一个是清康熙六十年（172）的邓忠岳。 傅以渐（1609—1665），字于磐，号星岩，是清朝开国后的第一个状元。他学识渊博，精于考究，治学严谨，诲人不倦，被京城学士尊称为“星岩先生”。明朝末年，“文章风气皆尚浮诞”，傅以渐“以开科鼎元，恪守理法，使文气为之一变，道德文章实为一时之冠”。傅以渐考中状元时顺治才八岁，作为顺治皇帝天子门生的他（顺治钦赐的“状元桂冠”）实际上是顺治的授业老师。“顺治皇帝稽古右文，留意经史，兼及书画，傅以渐日承顾问，应对如响。”傅以渐因此深受顺治器重，君臣关系颇为融洽。傅以渐由于身体肥胖，不习惯乘马，常常骑着一只黑驴往来于宫廷之间。有一次顺治偶然看到他骑驴的样子，大笑不止，遂送给他一幅御笔亲绘的《状元骑驴图》，并改苏轼诗题写于上云： 云龙山下拭春衣，放鹤亭前送夕晖。一色杏花红十里，状元归去驴如飞。 一时传为佳话。顺治的继承者康熙，幼年也曾跟随傅以渐读书。后来康熙南巡途经聊城，曾到光岳楼北街路东的傅以渐故居凭吊，并为之题写了“相府”、“状元及第”的金字匾额，以及楹联“传胪姓名无双士，开代文章第一家”、横批“圣朝元老”等，并留下了刻有“忠朴清慎”、“文行端良”的“圣旨碑”。傅氏家族在聊城享有盛名，一直保持着诗书传统，后来的傅斯年在民国的史学界和1949年以后的台湾教育界也有非常大的影响。 邓钟岳（1674—1748），字东长，号悔庐。康熙六十年（1721），邓钟岳应考殿试，因其楷书劲挺秀美，其殿试试卷被康熙御批为“字甲天下”，一举夺得进士一甲第一名。邓钟岳的仕途与教育密切相关，为培育人才竭尽全力。他曾任广东学政，推崇程朱理学，倡导学以致用，深受广东学子的爱戴和颂扬。作为当时著名的书法家，邓钟岳在聊城留下大量墨迹，最著名的是城内万寿观三清殿内的“阆苑瀛洲”四字及东西两壁所书的“龙”、“虎”二字。“龙”、“虎”二字均高丈余，笔走龙蛇，富有气势，令世人赞叹，人称“每见之，咸称仙景”。光岳楼所悬“太平楼阁”的匾额、聊古庙所悬“聊古庙”的门额以及“重修护城堤”碑文也出自他的手笔。邓钟岳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他的父亲生病时厌恶烟草的气味，他因而戒掉了他所嗜好的烟草，从此终生不用。在他父亲去世后，他抚育三个弟弟长大成人，后来他的三个弟弟都考中了进士，被传为美谈。邓钟岳深受聊城人民喜爱，被称为“聊城七贤”之一，并被供奉在聊城七贤堂，受人们瞻仰。 书院林立，科举兴盛，促进了刻书、印书业和公私藏书活动的发展。始创于明初的好友堂，清代前期的四大书庄书业德、善成堂、宝兴堂、有益堂等规模都很大，后来发展到二十几家书坊。《老残游记》第七回对聊城书业的繁盛有生动的记述：“我们这东昌府，文风是最盛的……小号店在这里，后面还有栈房，还有作坊。许多书都是本店里自雕版，不用到外路去贩买的……”相反，像书业德这样的有作坊百间的大书坊在太原、济南等十多个城市设有负责销售的分号，书籍销往附近几省及京津、上海等南北各地。 印书业的发达也为私人藏书提供了有利条件。据统计，清代山东藏书家共349人，远远超过了江苏和浙江。在众多藏书家中，聊城杨氏海源阁所藏珍善本书多，来源广，历时久，影响也最大。海源阁由道光二年（1822）进士杨以增（1783—1856）于道光二十年（1840）创建。其藏书主要来自于京杭运河两端的江南和京师。海源阁最兴盛时期共藏宋元版、精校名抄本书籍460余部，11000余卷。普通版本书籍三千余部，208300余卷。其中有许多珍本、孤本、善本。海源阁与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归安陆氏宋楼以及钱塘丁氏八千卷楼齐名，而其藏书之富赡珍秘，远在陆氏、丁氏之上。后陆氏、丁氏书专归他人，仅余海源阁和铁琴铜剑楼遥相辉映，故有“南瞿北杨”之称。后清末民初几经战乱，海源阁的藏书被损毁了许多，其余的绝大部分都散佚了。北平图书馆特别是山东图书馆几经努力收集了海源阁原藏书的大部分。现在聊城海源阁已书尽楼空，再无只字片纸，令人扼腕。海源阁虽然只存在了百余年，但它对山东运河区域文化的普及与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必杀身成仁 问我辈谁全节义” 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为古老的民间信仰赋予了新的意义。 山东号称孔孟之乡，崇尚忠义的鲁西人早就有对关羽的崇拜，明初大量山西移民的涌入以及山西商人的到来更强化了这一信仰。对这位故乡先贤的崇拜，不仅寄托了山西人的乡思，也是他们加强团结的纽带。鲁西的山西移民家中，绝大多数都供奉着关羽的神像。而那些经商的山西人更以自己的信仰理念，为关公崇拜添加了新的商业内涵。在山西商人建立于山东运河区域的数十座会馆里，每座都奉祀着关羽。他们通过祭祀、迎神赛会、献戏等活动来表达对关羽的信仰，以求保佑自己生意兴隆。据说在聊城，大大小小的关帝庙有上百座，而山陕会馆的俗称就是关帝庙，为其中最大的一座。其正殿就是关帝大殿，供奉着被尊称为 非必杀身成仁，问我辈谁全节义； 漫说通经致用，笑书生空读春秋。 对读死书的书生的嘲笑正说明了他们对商业利润的追求。当然，山西商人也非常推崇关羽的人格。殿内另有一幅楹联云： 伟烈壮古今，浩气丹心，汉代一 至诚参天地，英文雄武，晋国千秋大丈夫。 有一则故事说，一位山西商人向另一位山西商人借了一大笔钱以扩大生意，但由于经营不善到了规定的日期而无法偿还，债主得知后主动取消了债务。这充分说明山西商人非常注重儒家的理念，而他们也以儒商闻名于世。 由于行商们来往于运河之上，为祈求漕运的安全与顺利，对水神金龙四大王的信仰在山东运河区域也非常流行。传说金龙四大王姓谢名绪，排行第四，是南宋末年谢太后的族人，因不满奸臣当道而隐居于金龙山。元人灭宋，谢绪愤而赴水自沉，死后被上帝封为河伯。元末，朱元璋与元人大战于吕梁，谢绪显灵，“挥戈驱河逆流”，助朱元璋大败元军，后被明朝廷封为金龙四大王。因为谢绪最初显灵的吕、梁二洪（即徐州一段黄河）从元朝起就是京杭运河借黄河行运的一段运道，所以他后来就逐渐成为内河漕运的行业保护神。商人们常常供奉金龙四大王以祈求水上行商的安全。政府在进行漕运和治理黄河或运河时也要拜祭金龙四大王。据说金龙四大王的法身是一条不到一尺长的黄色小蛇，每当黄河、运河工地上出现这样的小蛇时，就会被认为是金龙四大王降临，各级官员必率属众亲迎于庙幔内，三牲供礼，叩拜祷告，或招戏班演戏酬神，直到大王法身消失。明清的笔记野史中有许多关于因祭祀金龙四大王而治河顺利、因不敬而遭受责罚的故事。聊城有两座金龙四大王祠祀，其中一座是与山陕会馆的关帝庙合二为一的。山陕会馆大殿奉关公，南殿祀火神，北殿奉祀的就是水神金龙四大王。这是民间商人祭祀金龙四大王的地方。此外，在聊城东关运河西岸有一座著名的官驿—崇武驿，崇武驿以北运河东岸的一座大王庙则是官方祭祀金龙四大王之所。 不仅是民间信仰，山东运河区域的民间风俗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变迁。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逐渐被重商逐利的观念所取代，而勤劳俭朴的风气也随之变得浮华奢靡，普通民众嗜酒成风，在饮食、服饰、出行等方面不觉僭越了古老的礼制。史载：“（东昌府）里党之燕会，少长不均齿席而坐。隆庆（明穆宗年号，1567—1572）后，风恣侈靡，庶民转相仿效，器服诡不中度。游闲公子舆马相矜，盛饰蜉蝣之习意气扬扬，鄙闾里。”而“濒河诸城尤甚”。由此可见，聊城的风俗也毫无例外地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这是由于运河贯通后南方奢靡的生活方式向北方传播，以及商业发达后财富增多而造成的自然结果。 鲁西一带自古是兵马驰骋之地，战乱频繁，这种严峻的生活环境使崇尚孔孟之道、温柔敦厚的鲁西人民逐渐变得刚武剽悍起来，形成了一种尚武的风气。特别是运河开凿以后，明清两朝为了管理、护卫这根朝廷的输血大动脉，在运河沿岸设置了大量粗犷嗜酒的卫所官兵，对这种尚武的风气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统计，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12位状元中，武状元占到了一半。这在全国是罕见的。作为运河区域一大城市的聊城，其尚武风气也非常显著。史载，东昌府“其俗刚武尚气力”。据说去聊城赶考的阳谷武秀才们还集资在粮市街修建了一座关帝庙，作为研读经史、切磋武艺的场所。许多来往于运河之上的富商巨室都聘请鲁西一带的习武者做他们的镖师。清朝时聊城镖师的武艺之高强成为腾诵于众口的话题。清末笔记《聊摄丛谈》记载了一个关于乾隆年间聊城窦某及其三子一女为客商做保镖谋生的故事。窦氏一家都骁勇矫健，在直隶、山东、河北、河南等北方各省都有很高的威望，只有直隶境内一个名叫黄天狗的巨盗头子不服。一次，窦氏的女儿女扮男装为人做保镖押送巨额财产，经过黄天狗的势力范围。黄天狗假意宴请窦氏女，于酒席间用匕首戳肉送至窦氏女嘴边，想暗算她。窦氏女以口接肉，用力将刀头咬断，恰好有一只燕子飞向屋梁，窦氏女转眼间吐出刀头将燕子刺落。黄天狗大惊失色，转而跪求窦氏女收他为弟子。此事后来被传闻于绿林好汉之间，使得聊城窦家镖行的名声更响了。 水起处 繁华难掩 水落时 颓势难挽 乾隆三十五年（1774）八月，鲁西爆发了震动朝野的王伦起义。起义军连续攻占了寿张、阳谷、堂邑，一路沿运河北上，最后攻占了咽喉重镇临清，短短二十天，给临清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咸丰年间（1851—1861），太平天国的军队、捻军以及其他一些农民起义军在鲁西一带活动，再加上嘉庆到咸丰年间的几次黄河大决口，临清以及其他一些山东运河北段城镇急剧衰落，昔日的繁华零落殆尽。 而聊城由于在黄河改道以后，没有像临清那样直接遭受战争的蹂躏，它的衰落要相对晚一些。甚至由于其他城市的衰落，一些商人和商业资本向聊城转移，使得聊城一度更加繁荣。在1860年代，人们还认为聊城是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其店铺可与天津和上海相媲美。但到后来，由于航路长期不通，山东北段运河逐渐废弃，大批山陕商人陆续撤离了东昌府，只留下一座空荡荡的山陕会馆还在明镜般的东昌湖水中照着它的沧桑。本来聊城的商业全靠山陕商人支撑，他们的大批迁移使东昌城顿显萧条，商业迅速衰落。清宣统二年（1910）《聊城县志》卷一描述这一变故云：“殷商大贾，晋省人为最多，昔年河运通时，水陆云集，利益悉归外省，土著无与焉。迄今地面萧疏，西商俱各歇业，本地人谋生为倍艰矣。” 清朝后期，政府又几次治理运河，但因为国家处于多事之秋，经费问题也不能很好解决，运河时修时辍。清光绪三十二年到三十三年（1906—1907），聊城至临清段运河河身几如平地，已经到了无法修复的地步。民国前期，军阀混战，对于大运河的恢复通航当然无人顾及，聊城至临清段运河河道也渐渐干涸。1934年春，国民党山东省建设厅实施治理鲁运河北段工程，运河聊城段曾一度实现通航。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开始，自古作为军事重镇的聊城再一次显示了它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但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的耽误下，聊城终于未能抵挡住日军的猛烈进攻，接受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国民党人范筑先将军以身殉国于光岳楼旁。日军于次年占领了聊城。国民政府为阻止日军南下，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黄河水南流，运河聊城段再也无人管治，原定于1937年6月竣工的黄河以北至临清运河工程也不了了之。1943年，侵华日军在鲁西实施细菌战，利用陆路和运河水，大肆施放霍乱菌，屠杀鲁西人民，致使鲁西北出现了大面积的灾荒，形成了涉及包括聊城在内的4个县十余个区1000多个村庄的40万人口死亡的“无人区”。 聊城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英勇的抗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聊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各行各业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聊城人民始终把运河作为自身的骄傲，为了再现聊城昔日的繁荣景象，从1999年8月开始，聊城人民依托城内东昌湖、古运河和徒骇河的优势，投资近3亿元实施了古运河开发工程，决定建设园林式、生态式、卓越秀美的“江北水城”，陆续对城内水系进行开发治理。其发展战略要点为：编制详细的、高水平的水系工程规划设计方案，使谭庄水库—东昌湖—小运河—古城区有机相连，形成流动的水上游路，营造水城环境；进一步深化古运河旅游开发，深度挖掘古运河遗产的文化内涵，促进“运河文化”转化为实际的“旅游产品”；并充分利用水城特色，增加水中景观景点，把该区建设成为一处以水上观光、娱乐、购物、休闲、度假活动为主的目的地；另外，还与其他地区组建旅游协调委员会，共同制定运河文化开发的规划，协调交通问题，统一安排旅游线路，联手进行市场营销。这一工程是以运河文化为底蕴进行的运河风情文化的开发，保护和恢复了古运河风貌，并成功地浓缩了京杭大运河著名景观于城区段 聊城运河旅游产业的开发促进了聊城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改善。市区段古运河实现了完全贯通，运河与东昌湖及其他有关水系连通起来，成为江北水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聊城人民以长远的文化战略眼光实施的这项工程于2003年3月通过了国家旅游局的验收，并为聊城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运河文化的开发与恢复，使得上文提到的东昌湖，因运河而兴的山陕会馆、海源阁、光岳楼，以及聊城境内的其他一些名胜古迹如具有宋代建筑风格的舍利塔、建于宋元年间的铁塔等重新放射出绚丽的光彩。今天，走进聊城，我们可以欣赏到它“湖水相连，城湖相依，城在水中，水在城中，城中有湖，湖中有城，城河湖一体”的独特水城风貌。这一胜景使我们不禁想起那些热爱美的人们给它的美好称誉—“中国北方的威尼斯”。 明清时期的聊城，以“经济运河”而兴；如今的聊城，终将以“文化运河”而再次繁荣。由于历史的机缘巧合，聊城在最近100余年间沉寂了下来，它的名字也因被人忘却而逐渐寂寞了。而它今日的再次繁荣将会再一次照亮世人的眼睛，并使它昔日的荣光被那些不胜感慨的人们充分认识。 9.渺渺孤城白水环 舳舻人语夕扉间—京杭大运河城市群系列之淮安 古淮河的入海口何在？至今仍是一个谜。也许曾经湮灭在岁月的泥沙中，也许消失在史书记载的数度黄河夺淮里，也许就静静地躺在以它而得名的淮安城的脚下。 一个没有入海口的大河是危险的。涓涓细流通过巨大流域水系的整合在下游所形成的往往是滔天的巨浪和漫无边际的洪水。几千年就这样过去了，淮河的自然入海口早已不在，而淮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仍在繁荣成长。究其原因，也许就是京杭大运河这条人工开挖的河流从淮安城流过的缘故。 襟喉南北 南船北马 淮安是一座很特别的城市。 淮安第一个特别是因为穿城而过的淮河的特别。横贯我国东西的秦岭—淮河一线被认为是我国南北方的自然分界线，同时也是我国 在这条划分中国南北的分界线上，只有淮安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当千里长淮逶迤而来，从淮安穿城而过时，淮安不仅具有划分南北的特征，而且还有兼容南北的特点。目前淮安市正在修建全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纪念碑，让游客在一脚横跨中国南北的同时，感受到南北的地理、气候以及民俗文化等方面的奇妙变化。 淮安第二个特别是因为经历过“沧海桑田”的变化。一万年前的淮安地区是汪洋大海，由于淮河泥沙的不断淤积才渐渐形成陆地。从江淮流域最早的原始文化遗存—距今已有5000年到7000年历史的青莲岗文化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在耕作层以下 淮安城的建立是在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后，相传为甘罗所筑，因名甘罗城。东晋时淮安城“地形都要，水陆交通，……方舟漕运”（荀羡《北征诗》）。唐时“淮颖水运”，打通了从中原到江南的水路交通，淮安作为交通枢纽，最为冲胜。中国四大译经家、唐代僧人义净去印度取经，由海道归国途经淮安城外，在娑罗树（即菩提树）下演说佛法而开悟，兴建了太宁寺道场。从此，南来北往的商旅们多至娑罗树下焚香，祈祷旅途平安。李邕为此撰书了《娑罗树碑》，记载当时之盛：“江海通津，淮楚巨防，弥越、走蜀、会闽、驿吴，《七发》枚乘之丘，三杰楚王之窟，胜引飞辔，商旅接舻……”淮安城北有个新罗坊，是新罗侨民的聚居区。日本遣唐使也大多经淮安、由淮河口入海回国。但是随着淮河造陆运动的持续进行，淮安城逐渐远离了大海，并与淮河一样最终失去了自然出海口。 淮安第三个特别也是它最大的特别，就是它的命运往往随着大运河的变化而变化。据《史记》载，淮安在夏朝即有“陆则资车，水则资舟”之便。东周时，燕齐通向吴楚的陆路穿过淮安，称作“善道”。秦朝修“驰道”，有两条经过淮安境内。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开凿古邗沟，长150余公里，沟通江淮。长江流域的军旅乘船北上，到淮安下船后上车马；黄河流域的军旅乘车马南下，到淮安下车马后上船，“南船北马”汇聚淮安的局面开始形成。公元587年，隋为兴兵伐陈，从淮安到扬州开山阳渎。此前的运河开凿，均以军事为主要目的，隋炀帝即位后，都城由长安迁至洛阳，经济上要依靠江淮，于是开凿了自洛阳经淮安至扬州的大运河，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开始全线贯通。京杭大运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而淮安由于地处南北，成为漕运的重要孔道。唐初，淮安成为全国四大盐场之一，盐运事业又开始兴旺发达。随着运河交通发展而来的就是南北人口的汇聚以及经济、文化的繁荣。“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温庭筠《赠少年》）淮安逐渐发展成为运河沿线的一座名城，有着“淮水东南第一州”（白居易《赠楚州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和淮阴侯韩信的命运相似，淮安的命运是“败也黄河，成也黄河”。黄河和淮河本是两个独立的水系，有着不同的入海通道，可谓“井水不犯河水”。可在北宋末年，杜充为了阻止金兵南进而掘开黄河，致使黄河水奔腾南下，并夺淮河河道入海。明朝中叶以后，黄河几度全流夺淮，使黄淮平原成为一片汪洋。“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意外而来的洪流，不仅冲决了淮河流域长期以来自然形成的水道，从而带来频繁的水灾、旱灾（“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民谚，就是对淮河流域一种真实而又形象的写照），而且这滚滚洪流还带来了大量的泥沙，淤塞了淮河流域许多大大小小的航道，其中淮河、大运河首当其冲。由于大运河北部航道的淤塞，元朝曾经选择通过海上进行漕运，但是空阔无边、风急浪高的大海，经常使这些船只迷失方向，甚至于“樯倾楫摧”，全部覆灭。无奈之下，他们曾对淮河以北的大运河进行疏浚，但由于运河北方航道窄浅，水源不足，年漕运量不到10万石。在黄河对淮河的轮番冲击下，淮安地区大水后的“衰败”景象是可以想象的。 所谓“成也黄河”，就是指由于黄河的入侵，淮安“南船北马”的局面再度形成，并且如鲜花着锦，无比繁盛。随着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发展，帝国对江南的需求越来越多，“天下财赋，半出江南。”（季开生《谨陈民情疏》）为了能让这些财富源源不断、安安全全地运抵皇都，明、清两朝一致将漕运总督府和河道总督府设在淮安，来维护这条南北“生命线”。明永乐十三年，漕运总督陈疏浚沙河故道，并建立全国最大的内河漕船厂，厂房工棚达23里，集中了6000多精良工匠。这个船厂在其后55年间共造船27332艘，其中最多一年达678艘。明、清时期，每当漕运时节，“帆樯衔尾，绵亘数省”，最多时有漕船1.2万只，漕军11.2万人，入京漕粮一年达600万担，“居天下强半”。 然而最富有意味的是，无论这些河道大员们如何治理，以淮安为界，大运河的南北漕运能力是非常悬殊的。江南源源不断的物资船运抵淮安后，绝大多数无法继续北上，只有改为车马陆运（乾隆间在淮安设马号，北达京师，计程“一千八百六十四里，为站有十八”）。大量的北方人士乘车马抵淮安，休整一番之后，乘船优游南下。由于淮安“最是襟喉南北处”，“舟车日夜绕城行”，并且大量的人员、货物还要经过这么“一停”、“一顿”、“一周转”。“船一靠岸，千车万担”（光绪丙子《清河县志》），因此淮安城里货物的丰富、仓储的发达、各色人等的汇集、市井的繁华是不消言说的了，真可谓南船北马、南腔北调，众声喧哗。周恩来曾如此称述他的故乡：“淮阴古之名郡，清时海运未开，南省人士北上所必经之孔道也。”此时的淮安，扼漕运、盐运、河工、榷关、邮驿之机杼，进入历史上最为鼎盛时期，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运河线上的“四大都市”。 纸糊的淮阴 铁打的淮安 黄河不断全流夺淮，使得淮安地区的诸多城镇不仅不能固若金汤，经常处于迁徙之中，还使得这些城市的名称也处在不断的变更之中。这从历史上淮安地区的两座城市—淮阴和淮安之间的关系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淮阴和淮安是并列的；先是有淮阴之称，后才有淮安之名；先是由淮阴做地区首府，后才有淮安的后来居上；也曾有短暂的淮阴被淮安吞并的历史，但不久就恢复了。但总体说来，淮阴的城址和名称不易长久，恰似“纸糊”，淮安的城址和名称比较稳定，如同“铁打”。所以在淮安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纸糊的淮阴，铁打的淮安。”其实，这个民间说法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战争逻辑、洪水逻辑和运河逻辑，可谓是天灾加人祸。 秦统一六国后，置淮阴县于甘罗城，以城居淮河南岸，故名曰“淮阴”，这是“淮阴”之名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中，著名军事家韩信即于此仗剑从戎，立下赫赫战功，被汉高祖册封为淮阴侯。晋太康三年（282），移广陵郡治于淮阴。其后南北政权对峙，地处前沿的淮阴遂为重镇。永和八年（352），荀羡镇守淮阴，以“无地屯兵”，因而在秦汉故城（即甘罗城）之南营造新的城池。在南北朝期间，或为淮阴郡，或为淮州，还时以北兖州以及南高平郡、东平郡等，均寄治于此。南齐永明七年（489），割淮阴东南部地区置淮安县，“淮安”之名始见。从上可以看出，在战争的影响下，淮阴不仅被经常更名，辖区还经常被更换甚至被换过城池，“纸糊”的特点已经开始显现。 隋开皇元年（581），改东平郡为淮阴郡。唐朝时由于淮阴地处江、海、运河和淮河交通的双十字路口，成为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因而盛极一时。同样的原因，淮安也是极其的繁华。南宋和金、元对峙时期，淮阴再度成为前线，遭受兵火的长期荼毒。更可怕的是由于黄河夺淮，使淮阴成为名副其实的洪水走廊，洪水不仅冲走了肥沃的土壤，冲垮了城池，荡平了财富，还磨灭了一切可以保存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记忆。从公元1214年起，淮阴城址先后迁移到八里庄、大清河口、小清河口、清江浦，名称也先后更为清河县、清江浦等，“纸糊”的特点越来越明显。淮安城由于地处洪水边缘，始终得以保全，与淮阴城相比如同“铁打”。 大运河就像人的血脉，只要血脉贯通就会有生命力的存在。明清期间，由于淮阴段运河的疏浚，漕运重新兴起，“南船北马”的局面再度形成，清江浦的石码头因被称为“九省通衢”而名扬全国，淮阴进入了长达数百年的繁华、稳定期。饶是如此，淮阴“纸糊”的特征仍然存在。地处汴河入淮口的泗州城始建于北周，宋代在老城旁建新城。明代在两城之间架设“悬桥”相连。清康熙十九年（1680），由于黄河入淮和洪泽湖水位的不断上升，泗州城逐年被淹没，也逐渐被泥沙淤积，康熙三十五年左右，泗州城全城彻底、完好地没入湖中，成为“中国的庞贝城”。与之一起沉入洪泽湖底的，还有明代第一陵—明祖陵。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可言喻，诚如南宋诗人真德秀所言：“淮山哪管人间事，依旧青青出画图。”（《第一山》） 清朝末年，由于海运的兴起、陇海铁路的建成以及运河淤塞，淮阴逐渐失去了南北交通的地位，再加上频繁的水灾和战乱，昔日的繁华渐渐消退。1914年至1921年，江苏淮扬道治淮阴。1945年改称清江市。1948年与淮安市合并为两淮市。1949年恢复为淮阴县。1951年划城区为清江市。1958年清江市与淮阴县合称淮阴市，1964年市县分置。1983年改清江市为淮阴市。2001年，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原县级淮安市改为淮安市楚州区，原淮阴县改为淮安市淮阴区。不到百年期间，淮阴就八度更名，真是比“纸糊”的东西还不长久。而淮安却成了如今地区首府的名称。我想这种变迁与民间“纸糊的淮阴，铁打的淮安”有一定的关联，更与淮安在现当代产生的名人效应有关，真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英雄儿女 锦绣才人 世道多变，故生才子英雄。在淮安这块物产丰饶却又充满水患、战乱的土地上，在淮安这个物资、人员、信息沟通要塞却又命运多舛的城市里，英雄儿女、锦绣才人的大量涌现应该是一件很必然的事情。 生活在淮河下游近海地区的淮夷人，由于所处气候温湿，地势低微，又常与禽鸟虫兽争食，很自然地成了弓矢和凿井的发明人。在大水浩淼的洪荒时代，又不断与洪水作斗争，形成了英勇无畏的传统与精神。传说大禹三上淮河的发源地桐柏山，征服了淮水、涡水的水神无支祁，把他锁起来，还在胸前挂了一个大铜铃，然后“徙之淮阴龟山之足”。无支祁“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忽，闻视不可久”（《古岳读经》），成为《西游记》中“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原型。其后，夏、商、周三朝不断东进，征“虎方”、“人方”，激起了淮夷人激烈的抗争。周穆王时，徐偃王“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后汉书R26;东夷传》）。徐偃王成为淮安地区第一个名垂青史的英雄。 春秋战国时期，淮阴地区成为吴、越人争霸中原的前沿。在这样的环境下，楚汉时期一代名将韩信的出现是实至名归的了。韩信本在项羽麾下效力，因未得信用，于是离开项羽投靠了刘邦，无奈还是没有得到重用。韩信失望之极，决定离开刘邦，于是上演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精彩一幕。在萧何的竭力举荐下，韩信被刘邦拜为大将军后，“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刘邦语），虏魏、破代、平赵、下燕、定齐、灭楚，为平民王朝—汉朝的建立立下了煊赫战功（小时候，我最喜欢在晚上听韩信的故事，尤其是加上评书人的渲染和说唱后，更是迷人心窍）。南宋陈亮称他的用兵“古今一人而已”，明朝茅坤称之为“兵仙”。目前淮安还留有韩信的出生地—韩城、韩侯钓台、韩信点将台、胯下桥、韩母墓（又称青水墩）、漂母墓、漂母祠等一批文物古迹。除韩信之外，淮安人梁红玉辅助丈夫韩世忠抗击金兵，转战大江南北，其中“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的事迹特别感人，“红颜摧大敌，须眉有愧”（摘自梁红玉祠上对联），被誉为巾帼英雄。 还有爱国将领关天培，在虎门抗击入侵英军，血洒炮台，“异类亦钦伟节”（林则徐语），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了壮丽的一笔。新四军军部旧址—黄花塘、淮阴八十二烈士陵园、苏皖边区旧址纪念馆、新安旅行团纪念馆等革命史迹也是抗击外敌入侵、追求自由解放的英雄们留给我们的印记。 对自由的追求、对美好的向往，注定了运河儿女不仅是英气的，也是灵性的。象征汉帝国“铺张扬厉”的大赋的开创者—枚乘就出生在淮安，汉武帝仰慕他的才华，用“蒲车安轮”征召年迈的他进京，在文学史上留下一段佳话。枚乘的儿子枚皋也是一位有名的辞赋家。他们父子二人以辉煌的词采开启了淮安的文脉。此外，陈琳以“章表书记”名列“建安七子”之中，鲍照以诗歌为“元嘉三大家”之一。张耒以诗文位居“苏门四学士”之列，边寿民以花鸟成为“扬州八怪”之一。吴承恩的《西游记》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吴鞠通的《温病条辨》是中医四大经典之一，刘鹗的《老残游记》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这里还走出了著名经学大师阎若璩，著名盲人天文历算家卫朴，著名书画鉴赏家和理论家汤卮，剧作家和戏剧大师王瑶卿、周信芳、陈白尘，摄影大师郎静山，著名雕塑家滑田友等一批名人。明清两朝仅山阳县就有进士200余人，河下镇还出了状元、榜眼、探花，留下“河下三鼎甲”的佳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盱眙第一山的宋元题刻，其中不乏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赵孟等大家的珍品。明清时期淮安城市的繁华，更是带来了人文荟萃的局面。 最值得一书的是，淮安还是一代伟人周恩来的故乡。周恩来于 运河文化 文化运河 少年恩来居住在运河边，运河给予他的不仅是沿岸的风物，还有蕴涵其中的文化。他自己曾经说过：“12岁以前，我受的完全是封建教育。……我的知识许多都是从看小说得来的。”最富有意味的是他看的许多小说本身就是淮安地区运河文化的产物。 首先，我们来看小说。施耐庵所著的《水浒传》虽然故事地点总体上来说发生在山东，我们也可以发现淮安文化杂糅其中的痕迹。在淮安，“浪里白条”是对本地特产白鱼的俗称，因为这种鱼身长体白，一般活动在水的上层，游速极快，又喜翻腾跳跃。为此，用“浪里白条”来形容梁山的水上好汉张顺（绰号“浪里白条”），该是多么的贴切生动。与梁山好汉同时代的苏轼，久知白鱼的名贵，一到洪泽湖边，就急忙问道：“明日淮安市，白鱼能许肥？”（《发洪泽，途中遇大风复还》）元末天下大乱，施耐庵曾迁至淮安居住到老，有诗为证：“年荒乱世走天涯，寻得山阳好住家。”（《赠顾逖》）他为什么要寓居淮安？因为宋江等梁山好汉曾占领过淮安，有关故事“载在人口”，并陆续搬上戏曲舞台与书场，其中淮安画家龚开还曾为他们一一画像，并作了《宋江三十六人画赞》，提供了直接的艺术形象。施耐庵寓居淮安，在田间、港口采集梁山好汉的遗迹、遗风，显然有助于《水浒传》的创作。 由《水浒传》顺便再谈一下《金瓶梅》。《金瓶梅》是移植于《水浒传》第二十三至二十五回的一些情节经作者再创作而成的。在《水浒传》中，西门庆是阳谷县人，而在《金瓶梅》中，为了故事情节的需要把西门庆搬到了清河县。那么小说中的这一清河究竟在什么地方？是书中所写的山东的清河，抑或现实生活中河北的清河、江苏的清河的缩影？全校本《金瓶梅词话》的校辑者梅节认为:“书中的清河,当是运河沿岸的一个城镇，生活场景较近南清河(今淮安)。《金瓶梅》评话最初大概就由‘打谈的’在淮安、临清、扬州等运河大码头上说唱，听众多为客商、船夫和手艺工人。”此外，尽管作者对小说中的典型环境做出了种种掩饰，我们仍能从小说的字里行间捕捉到蛛丝马迹，成为小说中场景在江苏淮安的自身佐证材料。小说第二十五回，写扬州一王姓盐商被按抚使送监在狱中，托乔大户许银二千两，央西门庆向蔡太师讨人情释放。江苏扬州的盐商犯事跑到山东或者河北去求人，不太合情理。 而明朝时扬州和淮安同属运河沿县的重要都市，交往密切，沿运河而上只需几小时。况且，明朝时期淮安南船北马局面的再度兴起以及经济、社会的畸形繁荣也与西门庆这个“物欲横流”的典型性格的产生有着正关联。在运河上行船虽然没有大风大浪的袭击，却有更加险恶的“人际关系”。许多船在等待过闸，有的已经等了7天了，最长的已经等了一个月。实际上，只要你肯交更多的钱或者有“关系”，就可以提前放行，就可以提前卸货，就可以躲避检查。运河文化是讲究交际、讲究金钱、看重关系的，还有相当浓厚的官气和腐败的味道，以及放荡消闲、杂乱不堪的内河港口味道，与正统的仕农工商的田园气息截然不同。 在“四大名著”中，《西游记》里文化杂糅的气息是最为浓厚的。《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他出生在淮安一个商人家庭，从小就很聪敏，喜欢听神奇故事，爱读稗官野史，接受的不全是儒家“幼承庭训”式的教育。吴承恩博览群书，成年后“英敏博洽”，但直到46岁才成为“岁贡”。又十数年后，为母“屈就”长兴县丞，因“不谐于长官”，拂袖而归。后补荆府纪善，不就。他在家乡结庐而居，以诗文自娱：“中岁志丘壑，茅斋寄城郭。窗舞花气扬，林阴鸟声乐。鱼蔬拙者政，鸡黍朋来约。何以陶隐居？松风满虚阁。”（《斋居》）他以这样非功利的眼光看待世界，胸中升起的往往是一股郁郁不平之气（如在《二郎搜山图歌》中所言“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却无力”），而世界自然显得世俗而又可笑。由于思想的杂糅，为此在他的笔下，唐僧有传统儒生式的迂腐和执著（外表是佛门的和尚），猪八戒有着旧式农民般的懒惰和天真（外表是猪），沙和尚有着码头苦力工一样的空洞和踏实（外表是脚夫），以民间水神无支祁为原型的主人公——孙悟空具有新兴资本者游走江湖时的勇敢、机智和不羁（可惜外表是个猴子），仙界、魔界如同人间（神仙们举止更像是官吏，妖魔们举止更像黑道人物），儒、道、释、鬼怪等思想与世上的芸芸众生紧密连接在一起。可以说，他所创设的人物形象，半人半神，半人半兽，半兽半魔，三界合一，运河中、码头上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在书中得到了象形。 其次，我们看一下戏曲。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的名剧《窦娥冤》是以淮安的荆楚区为背景创作的，比如剧中窦娥有着“这楚州亢旱三年”的“无头愿”，让“山阳县”为“官吏们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埋单，而“楚州”和“山阳县”这两个地名均是淮安的老地名，可见关汉卿与淮安之间的关联。如果我们进一步提到淮安的地方文艺形式，就不能不提到淮剧，因为淮剧是唯一以“淮”字命名的剧种。而提到淮剧，又不能遗忘攸文艳，攸乃大师也。其实，淮剧只在淮安南部亦即淮安城向南地域发展，在淮安北乡亦即在淮河向北的乡村，流行的却是淮海戏。淮海戏又称“柳琴戏”，百姓称“蛮琴调”，而提到淮海戏，又不能不提杨秀英，杨乃开山人物也。 淮海戏与淮剧是两个唱腔完全不同的戏种，造成这种“书分南北版本”的界线在哪儿？在淮河！谈到淮安京剧，不得不提“通天教主”王瑶卿，梅、程、荀、尚四大名旦均曾向其拜过师、学过艺。麒麟童周信芳以海瑞形象、荀派传人宋长荣以“红娘”形象名动海内外。 在历史上，淮安虽然有源远流长的高雅文化，但不可否认的是，以平民文化和商业文化为特征的运河文化，却逐渐成了淮安地区文化的主流。因为从文化品种来看，除了诗、文、赋、八股等正统的“案头”之作外，淮安更多也更闻名于世的，是小说、戏曲等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码头”文化。诚如李泽厚所评价的那样：“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明清文艺所描绘的却是世俗人情。这是又一个广阔的对象世界，……完全是近代市井的生活散文，是一幅幅平淡无奇却五花八门、多姿多彩的社会风习图画。”（《美的历程》）淮安地区小说、戏剧的兴盛，特别是具有商业色彩和平民精神的人物形象的不断涌现，与其作为大运河的中心港口城市密切相关。 从城区现存的古建筑来看，淮安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对不同文化思想也是兼收的。慈云古刹体现了“于荣利无毫发矜重”的佛教理念，文庙中留有诵读儒家经典的声响，古清真寺在斑驳中显现着异域的风采。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江北大学堂诞生，淮安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教育。 淮扬菜 开国菜 运河是开出来的，而美食是吃出来的。淮安是名扬海内外的淮扬菜的故乡。 淮扬菜的特点是以清淡见长，味和南北。烹调标准是“油而不腻，酥而不烂”。淮扬菜炒菜靠油多而诱人，但并不腻人。靠酥软而可口，但并不烂糊。如果以美人为喻，淮扬菜就像是贵夫人—雍容华贵，“软兜长鱼”、“爆炒虾仁”、“平桥豆腐”，无论色、香、味、形，都称上品。淮扬菜在中国，地兼南北。比如在它的基础上，以偏辣为主发展为川菜，以偏甜为主成沪菜，以偏生为主成粤菜，以偏硬为主发展成鲁菜……淮扬菜虽然没有自己的特色和名菜谱系，但选料精细、做法考究，对烧、烤、炖、焖、煮、煎、炒、溜、炸、烩、炝、熏的要求却一点儿也不低。西汉时淮安人枚乘在《七发》中劝说楚太子时，留下了最早的“天下之至美”的淮扬菜的菜单：“刍牛之腴，菜以笋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肤；楚苗之食，安胡之饭，抟之不解，一啜而散。于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调和，熊蹯之腼，芍药之酱；薄耆之炙，鲜鲤之脍，秋黄之苏，白露之茹。兰英之酒，酌以涤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饭大啜，如汤沃雪。”在这份菜单上，有鲜嫩的小牛肉搭配上新鲜的竹笋和蒲菜，有脆嫩的石耳点缀着肥美的狗肉羹。在吃法上，可以用焖烂的熊掌蘸着散发着芍药香的鲜酱，可以用叉烧里脊和烩鲜鲤鱼片夹着沾满露水的紫苏和秋菘。此外，还有丰腴的卤山鸡，以及香软的炖豹胎。就餐之始，先用发散着兰花香的酒水漱口开胃；就餐之时，伴以“抟之不解，一啜而散”的香米饭。但你一定要切记，享受美味时应少吃点饭，多喝些酒，只有这样，才会有热水浇在积雪上一样爽快、愉悦的舒服感觉。 好菜首先需要好的原料。淮安的母亲河—淮河从桐柏山奔流而下，旁会众多支派，滔滔千里，浩然而东，与大海相交时，泥沙淤积，形成了大片平原和众多湖泊。由于淮安地区气候温和，雨水充沛，不湿不燥，四季分明，更使得水草丰茂，灌木丛生，大树参天。在平原上，春天有嫩叶繁花可餐，夏日梅杏桃李果腹，秋月摘枣梨、挖菱藕、采苡米鸡头，初冬拾毛栗白果、捡桐子松仁；在密集的水网和纵横交错的江海河湖里，蟹虾蚌珠、鱼鳖鼋鼍，出产丰富（《禹贡》一书中特别提到了“淮夷蚌珠及鱼”）。此外，还有家畜家禽，飞禽走兽。苏轼曾经赠诗给门下的淮安学士张耒，赞叹其家乡物产的丰饶。诗中写道：“眼明初见淮南树，十客相逢九吴语。旅程已付夜帆风，客睡不妨背船雨。黄柑紫蟹见江海，红稻白鱼饱儿女。殷勤买酒谢船师，千里 好菜同时离不开民间的创造。“一生好入名山游”的“诗仙”李白，在淮安途中曾经叩开道旁农家的一扇柴门。接纳他的老妈妈捉了一只大黄鸡，用家酿的村醪为调料，精心烹制成美味，来招待这位素昧平生的过路人。她的善良诚挚、热情好客赢得了大诗人由衷的敬意：“暝投淮阴宿，欣得漂母迎。斗酒烹黄鸡，一餐感素诚。予为楚壮士，不是鲁诸生。有德必报之，千金耻为轻。”（李白《淮阴书怀，寄王宗成》）善心与诗心相辉映，留下了一段人间佳话，也留下了一道淮菜名品—“酒焖黄鸡”。清朝时宴乐楼继承了民间做长鱼的若干独特技法，一气推出了八大碗、八小碗、十六碟、四点心，共三十六道菜点的全席。按其走菜程序，均分四次进宴：第一批：龙凤呈祥、米粉鱼、一声雷、铃铛鱼、炝虎尾、白炒长鱼片、炸脆长鱼、月宫长鱼、长鱼酥合。第二批：叉烧长鱼方、烩长鱼圆、烩状元、锅贴鱼、炝胡椒鱼、软兜长鱼、子盖长鱼、长鱼丁、长鱼烧卖。第三批：乌龙抱蛋、高丽长鱼、银丝长鱼、长鱼羹、炝斑肠、蝴蝶片、长鱼千、长鱼圆、长鱼三翻饼。第四批：杂素鱼、大烧马鞍桥、龙凤汆、桂花长鱼、熘长鱼、二龙抢珠、炒长鱼丝、长鱼吐丝、银丝炒面。“长鱼席”与闻名全国的南河总督署的“燕菜烧烤席”公开叫板，被称为“怪巧瑰奇，冠绝一时”。（金安清《水窗春呓》） 好菜还要有好的吃客。由于大运河与淮河落差大，船行过淮，不仅要盘坝过闸，还常常因待潮待风滞留淮上，“水浅舟且迟，淮潮在何处？”（刘长卿《楚州次白田阻浅问张南史》）明初，为了防止黄水向淮河、运河倒灌，特建造了清江、惠济等四闸，极慎启闭，众多公私船只到淮皆须盘坝，换船北上。顺治年间史学家谈迁两次过淮，就盘桓月余。为此，淮安城里经常车水马龙，酒楼歌馆日夜不休。每值会试之年，江南、岭南赶考举子莫不汇聚于此。行役之人，黄昏羁愁，最难消受，其中最惬意的事情，莫过于对酒当歌，尽情品尝美味。俗话说：“穷家富路。”为此，一条条通衢长街上，酒楼食店比户挨肩，无不以淮安特色菜肴招徕顾客。当然在这些吃客中，更不乏大的盐商、茶商等巨贾以及漕运总督、河督的钦差大员们。他们因为有了巨额财富和通天权力的支撑，吃得更精致、更豪奢。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记录下“河工之宴”：“食品之繁，虽历三昼夜之长，而一席之宴不能毕。” 好菜也离不开相互之间的交流。淮安港作为我国古代重要出海口，唐宋时，大食、波斯的胡商由海上来华也多经淮安去长安、汴京。一些穆斯林在淮定居下来，以马、杨、沙、丁四姓居多。马头即马姓最早的聚居区，其后代多以经营饮食业为生，来自异域的清真风格使淮地牛羊肉烹调技术大大改观。著名的马头汤羊肉由特殊配料和烹技做成，半汤半肉浑然一体，肉嫩软绵酥，入口即化。汤若稀若稠，回味持久。在吃法上“先上汤，后上菜。先用勺，后动筷”，也别具一格。晚清时“全羊席”最终在淮安集大成。从事海运业的新罗人喜欢聚居在山阳、涟水的新罗坊，淮菜中“高丽羊肉”、“高丽长鱼”等很可能借鉴了他们的烹艺。（参见高岱明《淮安饮食文化》） 好菜也需要美酒为侣。在酒中，淮安有著名的“三沟一河”（高沟、汤沟、双沟、洋河）。上个世纪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淮河下游的下草湾，发现了1500万～1200万年前的古猿化石，定名为“双沟醉猿”（淮安人爱饮酒的源头）。高沟酿酒始于西汉，唐时已很出名。韦应物过此，闻酒香，开怀畅饮，欣题“三日开瓮香满城，甘露微浊醍醐清”。汤沟酒最早产于北宋年间，明末即享盛名，《长生殿》的作者洪升曾赞道：“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而洋河酒在唐代已负盛名，康熙南巡，曾两次亲临其地品尝美酒。乾隆第二次南巡时也上岸觅琼浆，饮后留下了“洋河大曲酒味香醇，真佳酒也”十二字御笔。由于淮水清澈、谷物甘淳，淮酒最大的特色就是酒香浓郁、醇洌甘美，开坛窖香四溢，一啜馨香沁齿，回味余香满颊。 由于淮菜盛名在外，整个淮安厨师从业人数之众、整体水平之高、技术竞争之激烈，引起朝野上下的瞩目，形成了三股风：一是“要厨子”。慈禧太后向河漕总督要了一批批淮厨入御膳房，京里王公贝勒、显官势要，各地督抚大员、豪门富家也都伸手向这里要。二是“带厨子”。在淮仕宦离任时，多喜带厨子一起走，如河漕总督张之万、李瀚章、张人骏、陈夔龙以及江北提督段祺瑞等皆如此；三是“送厨子”。淮安人凡赴外地为官，或办学经商创业者，依乡俗，亲友多以熟悉的厨子相荐，美其名曰“送”。清直隶总督杨士骧与杨士琦不仅向李鸿章、庆亲王奕、袁世凯等力荐淮厨，还给众多同僚好友“送”过家厨。还有的厨师在使馆或领事馆供职，将淮菜带到国外，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菜的风采。 1949年，中央最高层领导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国宴上所用菜肴，以南北人士都能接受的淮扬菜为主。张文显等一批淮厨被借调至北京，参与筹备盛典。淮菜代表作—“软兜长鱼”率先登台，被人们誉为“共和国第一菜”。这道菜后来还被评为“江苏十大名菜”之首。 万万顺 步步高 在我国，吃总是和过节联系在一起，过节肯定离不开美食。淮安作为大运河上的“繁华之都”和黄、淮洪水的“故乡”，更是特别讲究花色花样和蕴涵其中的吉祥寓意。 “二月二，龙抬头，家家户户带活猴。”二月二是女儿带着孩子回娘家的好日子，也是做媳妇的一年中难得的几天俗定假期之一。父母心疼女儿在婆家受委屈，再加上同姓的一家人重新聚全，因此菜是尽可能的丰盛。二月十二，百花生日，也是沿河插柳的日子。 三月三，曲水流觞。城外游人如织，多踏青寻芳，会饮郊外。年轻的读书人，还有帽檐儿两边双插杏花的习俗。清R26;刘蔚《上巳大风独游清江北岸》云：“无聊河岸漫徘徊，觅取黄垆酒一杯。为客不知逢上巳，见人双插杏花来。”寒食禁烟，清明祭扫。立夏每个小孩一只煮鸡蛋，据说吃了不苦夏。 六月六，吃炒面。六月二十四，俗称荷花生辰。立秋日必吃西瓜，称“咬秋”。 七月七，女儿节，“七夕之夜月如弦，乞巧瓜果列庭前”。七月半，中元节，祭祖先。 八月十五，团圆节。“桃、伏、秋”三汛过后，处在“洪水走廊”里一家人还能够聚在一起，看花赏月已是非常的难得。而且从今以后，一年中的艰难日子已经殆尽，平安时光已经来临。为此，淮地中秋的重视程度仅次于春节。饮酒赏月之外，一些文人雅士还喜欢乘月游湖。女孩子们（淮地有男不拜月、女不送灶的民俗，男孩子拜月会被别人耻笑的）把瓜果时蔬、月饼蜜饯等供在中庭，拜月许愿。 十月十五下元节，淮人登禹王台祭禹（禹因治淮有功，被尊为水官大帝），赶禹王宫庙会，人山人海，有各种各样小零食卖。 冬至称大冬，前一日叫小冬，上坟；次日祭祖。在三鬼节中，大冬拿供，祭肴最丰，且要过正午，有“早清明，晚大冬，七月半等不到中”之说。 世上没有人会拒绝好年头，拒绝富足和快乐，处在洪水包围圈中的淮安人，自然会更加珍惜，有时还把南来北往的客人的节日当做自己的节日过。 淮水安澜 花满清江 “渺渺孤城白水环，舳舻人语夕扉间。林梢一抹青如画，应是淮流转处山。”（《泗州东城晚望》）宋朝词人秦观对淮安的生动描写，让我们感受到家居山、水之间的美好。 淮安是水的故乡，从它目前管辖的清河、清浦、荆楚（原为县级市淮安）、王营（原为淮阴县）、涟水、洪泽、金湖、盱眙等八区（县）的名称中可以看出（大都与“水”密切相关）。相传大禹曾在淮安境内治水，意欲“使淮水永安”，淮安市名即寓“淮水安澜”之意。无奈后来黄河数度夺淮入海，使淮安成为名副其实的“洪水走廊”，水患更加频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淮安常遭洪水的后果是什么样子的？市面还能繁荣？人民还能安居？有几个大富在淮安经营了三代以上，留下华丽的苑囿？一次次的洪水过后，所有的存在都荡然无存。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进行全面治理的大河就是淮河。1950年，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周恩来主持制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先后兴建了苏北灌溉总渠、三河闸，整修加固了洪泽湖大堤，开辟了分淮入沂和淮河入江水道。这样，淮河水流入洪泽湖，经过洪泽湖的调蓄后，从淮河入江水道、苏北灌溉总渠及二河闸入江入海。千里长淮终于结束了八百多年来流水无出路的历史，终于可以顺畅地入江、入海而不再四处泛滥了。其中，三河闸的建成还使洪泽湖这个空中“悬湖”，（湖底高出淮、扬里下河地区4～8米，民谚云：“倒了高家堰，淮、扬二府不见面。”）变成了一个巨型的平原水库。经过有计划的系统治理，江淮地区由“洪水走廊”重新回归为“鱼米之乡”。更值得一书的是这些巨大工程的完成绝大部分不是凭借机械，而是凭借广大河工的一副铁肩一双手，一担担、一车车完成的。其中，我的父亲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在冬天兴建三河闸时，白天赤足挖土、抬泥，饿了吃块冷饼。晚上住在草棚子里，为了保暖竟然舍不得刮下腿上的干泥巴。诚如李白所言：“一餐感素诚。……有德必报之。”1958年在开挖淮沭新河的时候，据说在最初的蓝图上，曾经无私帮助过韩信的漂母之墓正处在即将开挖的河道的中心。周恩来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找有关同志商量，要求在不影响全局的情况下将河道偏移，保护漂母墓这一处古迹不受破坏，来珍重人民大众的这一最朴素的感情。 从1950年起，在国家的整体规划下，交通部和江苏省政府先后投资10亿元，扩建了京杭运河上的谏壁、解台两座二线船闸和淮阴、淮安、宿迁三座三线船闸，消除了京杭运河江苏段的瓶颈制约，实现了京杭运河苏南、苏北全线畅通，为江苏及华东地区提供了一条南北水上快速交通大动脉。苏北运河常年可行驶2000吨级的船舶，目前有苏、鲁、沪、浙、湘、豫等十多个省市的船舶航行其中，年货运量可达3亿多吨。其中，大运河淮安段北起骆马湖民便河船闸，南迄北运西闸，全长 淮安市目前正围绕“水”、“绿”和“文化”做文章。淮安市区规划采取棋盘式主次干道网络架与水系的结合，形成路环河绕，城随水展，城绿相间，融水、绿、老城、新区于一体，以天然河道和专用绿带走廊分割城市空间的结构布局。其中，在清浦和荆楚区之间的结合部，亦即大运河、里运河之间规划大片绿地，建设古运河风光带，挖掘淮安所蕴涵的深厚的运河文化。1986年，“中国诗人录音馆”在淮安成立，录音馆以中国有影响的诗人将自己代表诗作原声录音的方式，收录了艾青、臧克家、冰心、冯至、柯岩等60多位诗人的录音作品，留下了中国诗人的心声。1988年，“中国运河诗会”在淮安召开，运河将中国诗人的心紧紧地系在一起。 唐朝储光羲在《寄孙山人》诗中，描绘出“新林二月孤舟还，水满清江花满山”的美丽画面。“山水有清音”，我们唯愿淮安如目前大运河流经过的地区—“清江”、“清河”、“清浦”、“淮安”一样，美丽清澈而又安静平和！ 后记 已经有好几年了，尽管一直要求自己不再铺摊子，收敛旁骛的意念与学术活动的范围，毕竟已过不惑之年，多休息休息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但这好像又不是自己可以把握的，实际情况是，越想收手，接手的事情就越多。这一回又突然闯进因准备申遗而熙熙攘攘的运河领域，使我再次体会到希腊哲人“服从命运的人跟着命运走，不服从命运的人被命运拖着走”一语的精辟与透彻。也就在前几天，我收到青年学友徐雁平的新书，上下两册、近70万言的《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仅看看书名和目录，就可以感受到那种内在的书卷美和安然的学人气，但在我则只能“徒有羡渔情”或“怅然吟式微”了。 人各有命，这是不能强求的。我曾把儒家的人生方式说成“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以为它与 最后要说的是，本书的基本理念与总体框架由我提出，耿波、李正爱参与了书纲的具体设计，写作分工依次是：前言（刘士林）、北京、通州、天津（耿波）、沧州、德州（刘铁军）、临清（李正爱）、聊城（刘永）、济宁（伍波）、徐州（田崇雪）、淮安（姜晓云）、高邮（冯帆）、扬州（冯敏）、镇江（王玲真）、常州（何世剑）、无锡（丁瑶）、苏州（王晓静）、嘉兴（朱逸宁）、杭州（洪亮）。此外，耿波、李正爱、刘永还协助我做了不少的校订、插图等工作。本书不仅再次见证了我们一些学术朋友的友好协作与声气相投，同时我还看到自己的学生在迅速地进步与成长，这是我要特别感谢并为之感到振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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