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经由西域的陆路，还有一条是经由南海的海路。关于传入年代有各式各样的说法，一般说来，佛教传入中国是在东汉明帝（58-75年在位）时期。
6世纪的杨炫之所著的《洛阳伽蓝记》前文已谈论过。关于白马寺塔前种植石榴和葡萄一段，即出自这部书。在同一段中，有如下记述：
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国之始，寺在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
帝梦金神，长丈六，项背日月光明。金神号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经像焉。时白马负经而来，因以为名。
这是一段著名的传说。汉明帝梦见光彩熠熠的金神，于是派遣使节前往西域，求得佛经和佛像。经文由白马背负而来，因此把寺院命名为白马寺。
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前往西域的使者是郎中（顾问官）蔡愔和博士弟子秦景。两位使者陪伴天竺沙门摄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
如果这段记载属实的话，佛教东传的最初路线就应当是经由西域的陆路。
佛教正式传入之前，已有西域商人到洛阳来做买卖。当时的西域诸国，几乎都信奉佛教。他们来到洛阳，意味着包容他们精神世界的佛教也一同到来。他们一定在洛阳某处建立了自己的宗教场所，我想很可能就是白马寺。
西域人的佛教信仰展示在洛阳人面前。当地人起初一定是以好奇的眼光看待他们，但并未接受这种信仰。语言不通，自然也无法理解教义，并且他们的内心世界里也还没有想要理解的期求。直到三国时代的乱世来临，人们才开始有了人生究竟为何之类的烦恼，西域人的信仰因此日渐受到关注。
如果汉明帝确实曾向西域或天竺派遣使者的话，多半也是出于他的异国趣味以及管理西域人的实际需要。祭拜金光灿烂的佛像，在当时一定是件荣耀的事。
据说东汉时期，是将佛像置于宫廷之中祭拜。宫廷贵族以此来确认自身的优越，并借以向周围夸示这种优越感。与前文提及的白马寺种植的巨大葡萄和石榴被宫廷贵族独占的状况相同，佛像以及沉浸于佛像庄严氛围之中的行为本身对于庶民来说，也是高高在上，或者应当说是近在眼前的别样世界。
中国人在引进佛教之前，对佛教的预备知识虽说止于表面，但已有相当水平的认识。
白马寺内虽有西域僧侣，但他们大概忙于指导当地西域人的信仰，对于向中国人传播佛教并不积极。
待到三国时代的战乱时期，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苦恼原是人间共有，发现原来西域人也与自己是同样的人。直到这时，佛教之门才开始面向中国敞开。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佛教在中国未曾超出异国趣味的领域。
东汉明帝时期，天竺沙门来到洛阳。相关记载见于《魏书·释老志》。
《魏书》完成于554年，编纂者是北齐的魏收。容易混淆的是，《三国志》分为"魏书"、"蜀书"、"吴书"三个部分。为避免同名异书的不便，世人把《三国志》的"魏书"称为《魏志》。近来在日本议论频发的《魏志·倭人传》就来自《三国志》中的"魏书"。就成书先后而言，《三国志》早于《魏书》，却被以别名代之。
以魏为国号的全国性政权先后出现，难免容易混淆不清。曹操的儿子曹丕在东汉之后正式建立魏国是在220年，而北魏道武帝以386年为登国元年，通常把这一年看做北魏建国元年。北魏这个称呼其实也是后世采用的代称，北魏人所用的只是"魏"这个国号。
《释老志》是记录北魏历史的《魏书》的最末一卷，是有关释（佛教）与老（道教）的记述。其中谈到东汉明帝时期佛教的情况，但成书当时距东汉已有五百年，很难断定其记述是否准确。
关键是《后汉书》的明帝本纪里不但没有记载天竺沙门来朝一事，连派遣使者前往西域一事也没有提及。
关于佛教传入初期的情况，中国历史上的记述非常模糊。
此前在中国人看来，佛教是西域人的信仰，属于另一个世界。但他们渐渐感觉到，佛教似乎具有使灵魂得到救赎的某种力量。这时候，向中国人传授佛教基础的，应该是西域的僧侣们。
《三国志》中有倭人传却无西域传，大概是因为那条名为丝绸之路的贸易通道因战乱而阻塞。住在中国的西域人被断绝了回乡之路，其中一定有相当一部分人身不由己地受到汉化。而身为佛教徒的西域人的汉化，同时也意味佛教对中国社会的渗透。
在三国以后群雄割据的时代，佛教在中国各地的传播愈加广泛。各路英雄之中，有的人为祈愿胜利而把佛僧当作法师并让其与军队同行。
随着佛教的推广，对于西域僧人教授的有关佛教的初浅知识，有人开始感到不满足。各式各样的疑问随之产生，却无人能够解答。
--去佛教的发源地印度，解明佛法的奥妙。
出现这样想法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从中国到印度的路途遥远且艰险。为探求佛法，一些不畏险阻的勇者毅然踏上了前往印度的旅程。
他们是求法僧。
唐代的义净（635-713）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两卷共收录有五十六位求法僧的传记，名列其中的这五十六人只是当时求法僧中的一部分。
说到求法僧，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三藏法师玄奘。这大概要归功于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小说《西游记》，加之玄奘的著述留存至今，使我们得以了解当时的途中见闻。
写下游记的求法僧不在少数，留存下来的却少之又少。有的书名记录在别的书中，实物却早已佚失，这样的事例极多。应该说得以留存的是得天独厚的著作，而其作者也是得天独厚的。玄奘就是其中的一位幸运儿。
自著游记有幸留存的求法僧，玄奘之前有法显，之后有义净。
法显常常被拿来与玄奘作比较。同是历尽艰险到达天竺，居住多年后回到中国，但两者相反之处其实更明显。两人都从长安出发，法显出发的时间是399年，玄奘是629年，其间相隔整整230年。出发时法显六十四岁，玄奘二十七岁（关于两者的出生年代有各种说法，但诸说相差不过两三年）。对我来说，两人出发时的年龄差距最值得关注。
玄奘于太宗贞观三年（620）踏上旅途，时值初唐兴盛时期。自隋朝统一中国之后，时间刚过去四十年，正是天下太平之时。繁花似锦的时局之下，不，应当说就像被生机勃勃的时代潮流推动之下，年仅二十七岁的玄奘从长安启程了。
法显上路的时候，正当五胡十六国大分裂的时代。长安城中几易其主，从前秦到西燕再到后秦，时局如走马灯一般变幻不定，这些政权分别是由氐人、匈奴、羌人等非汉族建立的。遍地是弱肉强食的景象，绝非国泰民安的和平年代。在如此动荡不安的时代条件下，年届六十四岁的法显拖着年迈的身躯踏上了旅途。
遂以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践流沙之漫漫，陟雪岭之巍巍。铁门巉险之途，热海波涛之路，始自长安神邑，终于王舍新城。中间所经五万余里……
唐太宗回信对玄奘表示了由衷的欢迎：
……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
欢迎玄奘的不只是皇帝，听到传闻的长安市民也热情洋溢地迎接他。玄奘乘船顺运河进入长安，却因人群拥挤而无法上岸，不得不在船上度过一夜。
直到次日，贞观十九年（645）正月初七，玄奘才终于踏上长安的土地。他把带回的经典和佛像展示于朱雀门之南。
唐太宗为督战高丽远征军，此时身在洛阳，留守长安的是房玄龄。不久后，玄奘赶往洛阳拜见唐太宗。唐太宗在仪鸾殿迎接玄奘，开口便问
--师去，何不以相报？
意思是说，十多年前你离开长安的时候为何不说一声？其实，当年一个年轻僧侣的出国请求应不至于惊动皇帝。玄奘解释说，上表多次，却不曾得到许可。并赔罪道
--专擅之罪，唯深惭惧。
唐太宗不但不怪罪，反而宽慰玄奘--你一个出家人，怎么能跟俗人相提并论？我不但不能怪罪你非法出国，还要嘉奖你冒着生命危险探求佛法惠及苍生的业绩。
唐太宗甚至看中了玄奘在艰难求法过程中显示的毅力和胆识，要求他还俗从政来辅佐自己。当然，玄奘毅然推辞了。
这是一场多么风光的凯旋。
于阗是旅行者们稍作休息的地方。不论往路还是返程，这片丰饶的绿洲一定曾抚慰求法僧的心。来到这里，玄奘想到的是，还差一步就到家了。而法显则为接下来即将面对的艰险蓄足了精神。
在瞿摩帝寺的经藏内，年近古稀的法显一定看见了许多部长安尚未收藏的佛典。无需去到天竺，在这里打道回长安也不是不可以。得到这些佛典已是相当的成果--法显内心里，一定也听到过诱惑的声音。求法僧的前辈们，比如在这里定居的朱士行，还有在这里回了头的法净、法领等人的身影也一定曾在他的脑海里掠过吧。
"谁都不愿去天竺求法，所以，我必须去……"
法显这样对自己说。
唯有前行。法显告别了于阗，行走二十五天来到子合国。子合国在现在新疆的叶城县。我曾以相反的方向，乘吉普车耗时八个小时从叶城赶到和田（于阗）。途中十分劳累，但比起步行了二十五天的老僧法显，我的旅程简直轻松如极乐世界。
法显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进入北印度。千仞谷底流淌着的是新头河（印度河）。悬崖峭壁上，只能靠傍梯前行。所谓傍梯，就是在岩石上凿洞，插横木于洞中制成的脚手架。还要经过危险的吊桥，稍往下看一眼都叫人头晕目眩。这时法显年届六十七岁，这样的旅途对他来说会是多么的艰难。
——汉之甘英、张骞皆不至此！
法显在游记中这样写道。
--不能这样做！
--为什么不能？
面对那些认为世界的原理就是弱肉强食的匈奴将军，要想向他们说明野蛮行径为何不可，是一件超乎现代人想象的难事。佛图澄一定光为了挽救眼前一两个生命就费尽了心力。在佛图澄眼中，能够从事译经的求法僧都是幸运儿。
杀人是恶的道理，要如何解释才能使匈奴的蛮将们明白呢？首先，要怎样做，才能使他们愿意倾听自己的劝说呢？
在众人眼前创造奇迹是最有效的，他们是只相信亲眼所见的一群。要想获得信任，只有这个办法。佛图澄的传记里记载着他创造过各式各样的奇迹。
--善诵神咒，能使役鬼神。
据传说后赵国主石虎的儿子死后，是佛图澄使之死而复生。
估计佛图澄精通医学和自然科学。当时被称为名僧的人，大都有这类本领。权宜之计，被套上了奇迹的外衣，只因获取信任是一切开端的先决条件。
以不语怪力乱神为信条的儒家派系的人们，不可能表演奇迹。正因如此，他们连向匈奴施以教化的机会都不曾有过。
佛图澄死时一百一十七岁，或许他真的具有超人的素质。匈奴的君主们对他言听计从，建立了众多寺院。
佛图澄本身不曾留下一个字的译经著作，但据说他有门弟一万之多，道安便是他的高弟之一。如前文所述，进言前秦君主，邀请龟兹名僧鸠摩罗什来朝的正是这位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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