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医学教授约翰·格登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可是又有谁知道，这位仁兄，中学时生物曾成绩垫底，甚至被老师断言绝不可能成为科学家。
约翰·格登，其实是位“励志哥”——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15岁时，格登在英国著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求学，当时在250名学生中，格登的生物科成绩排在最后一名，其他科学科目也排名非常靠后，被同学讥笑为“科学蠢材”。在1949年的学校成绩报告单中，格登被一名老师如是评价：“我相信格登想成为科学家，但以他目前的学业表现，这个想法非常荒谬，他连简单的生物知识都学不会，根本不可能成为专家，对于他个人以及想教导他的人来说，这根本是浪费时间。”这份成绩报告至今仍被格登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偶尔用来娱乐一下。
然而，在笔者看来，格登能从“生物倒数第一”到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奖，除了与其自身的努力坚持分不开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所处的环境，并没有将其“抛弃”，仍旧为其实现自己的理想、发展自己的兴趣提供了空间。
格登多年前在一次采访中回忆称，自己少年时被生物学深深吸引，他甚至在学校养过上千只毛毛虫，并看着它们变成飞蛾，这在当时还引起老师的强烈反感。你看，虽然老师断定其“根本不可能成为专家”，对其的作为“强烈反感”，但他还是在学校里养了毛毛虫，还成功地看着它们变为飞蛾。老师认为他不具备专家的潜能是一回事，是否允许他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是另一回事。这在我们这里是不可能发生的，不要说学生在老师的严格管理下，根本不可能有这一想法，就是有这一想法，刚开始实施，就可能被老师叫去严厉批评，并联系家长，让他们帮助“纠正”学生的这一做法。当前，我国学校、社会都把单一的成才目标灌输给学生，并要求必须按照一个模式成长，不给学生任何自由生长的空间。
生物最后一名，其他科学科目排名也很靠后的格登，后来考入牛津大学，最初读的是古典文学，后又转向动物学，正式开始了他的科研生涯。这听上去也很“传奇”。放在我们这里，像格登这样的同学也有可能进北大、清华（一门生物不好，或科学科目不行，其他科目的优异表现也可以让其进名校），可是，进入大学后，是很难换学科、专业的，尤其是换到自身并无优势的专业。在“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学籍管理制度下，很多学生对所学的专业不感兴趣，但却不得不学，而没有机会去学自己感兴趣的专业。
当然，格登的这种“传奇”经历，如果放在上个世纪三四年代的我国，也算不上什么“传奇”，与他类似的就有钱伟长先生，甚至比其更“传奇”。钱伟长在18岁那年的高考中，数学、物理、化学和英文，总共考了25分。其中物理只考了5分，英文从没有学过，考0分。所幸靠着文科成绩（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通过了清华的考试。进入清华历史系的第二天，“9·18事变”爆发，钱伟长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后，毅然决定：我不读历史系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起初，物理系主任吴有训不愿意收他，但禁不住钱伟长的纠缠，吴有训提出先让钱伟长试读一年，如果化学、物理和高数都考过70分，就允许他转系。
·18事变”爆发，钱伟长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后，毅然决定：我不读历史系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起初，物理系主任吴有训不愿意收他，但禁不住钱伟长的纠缠，吴有训提出先让钱伟长试读一年，如果化学、物理和高数都考过70分，就允许他转系。 每年诺贝尔奖颁发，我国社会都会产生诺奖焦虑，寻思什么时候我国也有本土科学家获得诺奖，羡慕嫉妒恨五味杂陈。在笔者看来，与其预测我国何时可获得诺贝尔科技类奖项，还不如反思我国当前的教育环境和学术环境，何时我国能有像格登、钱伟长先生求学时的教育环境，不用单一的标准评价、选拔学生，不扼杀学生的兴趣、爱好，给学生自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的空间，我国科学家也就离诺奖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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