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的呼和浩特第五中学
我是1962年考入呼和浩特第五中学的。那时，呼市五中只有教工食堂，没有学生食堂，路远的学生带饭，学校的大灶可以给馏一下。
我因为离家远，每天中午也从家里带饭吃。那时同学们都是用铝饭盒带饭，饭盒大同小异，不好辨认，许多同学都在饭盒外面系一根线绳作为标记，即便如此还常常搞错。
早晨，同学们把饭盒送到食堂的木制架子上。临近中午时，炊事员把饭盒齐齐整整地码放在笼屉里，到了午间下课，同学们都做好了冲刺的准备，下课铃一响，老师一喊：“下课”，同学们都像箭一样飞向食堂。
把饭盒碰掉，饭菜洒在地上的情况经常发生。不时能看到有的同学，一边小心翼翼地收拾洒在地上的饭菜，一边哭泣；带来的好饭被别人拿走，自己端着别人的窝头咸菜不知所措的场景也时有所见。
我从家里带的没有什么好饭，常常是窝窝头和咸菜，咸菜是腌萝卜或者芋头，切成片，外面抹点辣椒；有时带的是炒糖菜渣子，那就更没有营养了；曾经带过小米，自己添好水来蒸，我把握不住水量，常常不是太硬了，就是太软了。吃小米饭有时没有菜，妈妈在家里给用胡麻油拌点葱花和盐就权当菜了。
到了1963年，父亲拿粮票能从旗县买到莜面，我从家里带的饭多数是莜面囤囤（莜面里面卷点土豆丝），为了省粮，莜面里卷点土豆丝是非常必要的。早晨出门时，把头天蒸好的莜面囤囤放在在饭盒里，再倒点醋、搁点盐就全有了。上午下了最后一节课，早已饿得饥肠辘辘，慌忙去食堂取饭，一饭盒囤囤如风卷残云一般，几下就吞食个精光，小勺刮的饭盒吱吱作响，最后还要用舌头把饭盒的内部细细地舔舐一遍。
那个陪伴了我三年的饭盒，两端是椭圆形的，人们都叫它腰子饭盒，不知后来哪里去了。
只有在过年时，我才可以带好饭。饭盒里有肉片、有豆腐、有白菜，还有白面馍馍，那时我常常盼望过年。
到了1964年，国家缓过劲来了。家里因为姥姥饿死了，少了一口人，经济状况也有所好转。母亲看我身材弱小，个子总不见长，就和父亲商量，想让我的午餐在学校食堂吃。一打听，学校没有学生食堂，于是母亲去找校长，作为例外，把我和老师安排在一起吃。
呼市五中教工食堂的饭真好吃。中午不是米饭就是面条，米饭当然是是小米饭，炒菜；只有过节才会有大米饭，而且是天津小站米。天津小站米真好吃呀，就是没菜，白饭也好吃，倒点酱油一拌，味道好极了。
面条是荞面条，算作粗粮，打卤面，味道非常好。反正我后来的几十年再没吃过那么好的荞面条，那么和润滑口，那么回味无穷。
每到上午第四节课，我就开始在课桌下偷偷地整理饭票了。一天被语文老师王德科发现了，他竟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你毕竟是个孩子呀！”。
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只是感到很温暖，不像有的老师，一旦发现你有小动作，粉笔头就飞过来了。
王老师出身不好，对学生说话非常和善，他那时估计也就五十岁左右，但已显出老态来。我现在也老了，每逢想起他的音容笑貌，心中还是感动不已。
最近才获知，王老师祖籍陕西神木县盘塘村，是当地的大户人家。1945年经同学介绍进入绥远省政府，在董其武手下的新闻科供职，他还参与了绥远省9.19通电起义文件的起草。
解放后，共产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承诺不算数了，开始没完没了地审查。虽然没有查出任何问题，但是工作没有了，经济来源没有了，租不起房子，曾住在一户人家的猪圈里。
后来，王老师在呼市二中总务科当壮工，搬砖、和灰修缮校舍。一次干活休息时，适逢呼市教育局长来二中视察工作，谈话的地点正好靠近工人们休息的地方。他们说到《水经注》的作者时，谁也想不起来，王老师听到后随口说是“郦道元”，嘛！教育局长便和王老师聊了一会儿。过了不久二中校长顾世纯去教育局长那里要求增加语文老师，局长说：“你们学校有现成的好语文老师你不用，我到哪里给你找好老师！”从此王老师就开始教课了，不但教语文，还带着数学课。以后辗转到了五中、土默特学校，一直到退休都是高三语文老师。
因为出身及伪职员的历史背景，王老师解放后一直为历届运动的“运动员”，尤以文革为甚。在1966年的红八月、1969年的“清队”中，他被弟子们及激进的同仁们痛殴，期间皮开肉绽、伤筋动骨、九死一生，惨状不可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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