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杨干装修有20多年了，在北京也差不多有十年了。从哥几个零打碎敲路边揽活开始，到现在几十号人可以包揽整个酒店的装潢，队伍是越拉越大，业务也越来越多。当年的木工小杨，如今成了包工头老杨。
老杨其实不老，四十大几吧。老杨有时会感慨日子过得快，不过表述很笼统，像是“又要种玉米了”、“又要割麦子了”什么的。记得第一次与他打交道时恰逢麦季，正装得热火朝天呢，他突然提出来要请假回家收麦子。我深表诧异，他却不以为然地开导我：“去几天就回，耽误不了工期”。我还没来得及与他理论呢，这哥们已经和弟兄们在老家的麦地里挥汗如雨了。
在我看来，装修关乎我对“家”的美好愿景能否实现，兹事体大；在他看来，收麦子是农民本分，天经地义。我无话可说，只好接受停工的现实。那一次，我清楚地意识到，“老杨们”是装修工人不假，但确有必要在其前面加一个定语“农民”。
曾几何时，“农民”成了一个刺耳的称呼。它甚至会当作形容词来用，落伍、保守、不入流等等，都可用“农民”一词蔽之。至于“农民工”，当然也无法逃脱他被刻薄的前身。不过抛开无知无耻地泼污，细想想，还真没有一个称谓既能概括“老杨们”劳作的复杂性，又能交代这一群体的身份转型。
老杨虽然常年在城里打工，可心里总惦记着老家那几亩地。尽管那地里的收成与装修的收入根本没法比，一家人也早不指着庄稼过活了，可他就是放不下。不管在城里装了多少个“家”，对那座城有多熟悉，老杨似乎从未动心要在城里安个家，他的兄弟们也是。我曾经问过老杨这问题，他说待在城里不自在。具体怎么个不自在，他语焉不详。
老杨所在的村子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木工村，当年几乎家家都有精通斧锛锯凿的后生，是个建筑工人输出大村。百多年来，他们的传统手艺不仅惠及乡里，也造福城市。“老杨们”20多年来装过的房子，都有显著地巧工痕记。明眼人一看即知匠艺精湛。即使成为包工头，老杨的手艺也没荒疏，人手紧的时候，他依然可以熟练地顶替各个工位。不过，老杨的好手艺没往下传。
老杨有一儿一女。女儿是老大，护校毕业后在当地的镇医院工作，从工作到生活基本脱离了农村。儿子大专毕业快一年了，还在找最适合他生存发展的那块“地”。老杨告诉儿子，不是啥“地”都能长庄稼。因此，挑块儿好“地”很重要。不管怎么挑，小杨是不会面朝黄土背朝天了，也不会成为有手艺的“农民工”。老杨愈来愈明白，他奔波苦辛20余年，一个最大的收获是儿女的境遇终于改变。他们不仅仅可以成为名正言顺的城里人，他们还永远不会被称为“农民工”。
老杨最近出事了，进建材时被砸到，伤的不轻。弄不好一条腿会落下残疾。这是工伤，可他就是包工头，医药费再没上家能管，只能自理。业主倒是通情达理，主动给了笔营养费，算是贴补。
“老杨们”面对这类事故通常都很淡定，不会怨天尤人。老杨挂在嘴边的话是：“碰上了，算咱倒霉！”我建议他上个保险什么的，他不以为意，认为既麻烦还管不了大用。
我问老杨将来有啥打算，他呵呵笑，说还能有啥打算，孩子都大了。等再干两年，回家把老的伺候走了，就出去转转看看，享受享受。我说那地谁种呢？他沉吟半晌说：“是呵，还有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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