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看陌生人的手，手上大方地写满了秘密，深如地峡的皱纹里埋藏着泥土翻新的味道，不同坐标的戒指标注着暧昧的可行度，还有指甲。影片中于贝尔自白的一个镜头给了明显被唇齿贪恋过的手，神经质，敏感，锋利，孤独，没有安全感，种种蛰伏在潜意识里的情绪在残缺的部分慌张地长了出来。
这部在戛纳电影节上收获多项荣誉的独立电影出自于一个天才少年，扮演主人公的泽维尔多兰在影片中还兼任了编剧，导演和制片人，16岁构想出故事，19岁完成电影，他以他直接纯粹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并不理智的故事。
影片中描述了单亲家庭中的一对母子若即若离的关系，他们像冬夜的两只刺猬，锋芒毕露，稍微靠近就会伤害对方，却又依仗空气似的需要彼此，不像一般剧情片有大的情节点，《我杀了我妈妈》是以一系列的小情节贯穿，却又不像侯孝贤的文艺片把情绪内敛，将戏剧冲突最小化，而是埋伏了一路的陷阱，一切推至人物的内心。
影片没有如片名般高潮的瞬间，“杀”不是指某个血腥的画面，“杀”其实就在过程中完成了，在于贝尔和母亲或冷或热的对话交锋中，在向老师撒谎母亲已死去时，在寄宿学校绝望地写下如影片题目的作文时，在每一次幻想中。而与此相生的，还有爱。
“你怎么不问我今天过的怎么样?”
“我不要，为什么要问?”
“但是……”
“如果有什么事发生，不用我问，你早就跟我说了，我也是一样。”
餐桌上，两个人，冷漠堆积。于贝尔的母亲挑起话题，试图与儿子建立某种联系，但被于贝尔不耐烦地剪断了，他扼杀掉了母亲的念想。他只会关注母亲嘴角那块讨人厌的奶油，只会斜视着露出厌恶的表情，只会放大可以争吵的话题然后像小兽一样嘶吼。这一段母亲的镜头总是母亲靠右，儿子的镜头总是儿子靠左，两极式的蒙太奇感觉两人的心理距离并不遥远，表面上的暴动不论多颠覆，总有一份情感悄然滋长。
争吵，是影片着力最多的部分，也是适合情绪宣泄的戏份。于贝尔一把扯住母亲，盯着她说：“当我设想世界上最差的母亲时，总是无法把你的形象从脑海中挥去。”在家里，于贝尔没有父亲，所以母亲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父亲的角色，家中了人物悲情的底色。
“老师，我能换成询问我姑姑的意见吗?”
“不行，于贝尔。你不能询问你父母吗?”
“我没见过我母亲，而且，我母亲已经过世了。”
在一次需要询问母亲意见的家庭作业中，于贝尔向老师撒谎称母亲死了——口头意义上杀死了母亲。随后知道真相的母亲赶到学校，一段教室内平和的场景和母亲高跟鞋叩击地板的交叉蒙太奇手法的镜头，把冲突推向深处。紧接着下课一段紧绷的追逐戏，搭配提琴柔软的旋律，于贝尔将母亲推到，逃开。冲突进入到深一层。
于贝尔，一个16岁的敏感少年，对亲情其实是如饥似渴的。他更多的时候是在逞强，逞强自己可以不依靠任何介质生存，只想逃走，逃到一个无人的沙漠，然后钻一个洞，没有空气，水，什么都没有。他偷偷拿出以前的照片，去回忆那些最美好的时光。古怪的骄傲性格使他不愿让母亲捕捉到自己的变化，怕母亲发现，慌张地将相册收起。
当故事向平和的方向摆渡时，风浪再起。总是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中，上一帧面露红晕，下一帧惨如死白。其实儿子想“杀死”妈妈，妈妈又何尝不想“杀死”儿子。在于贝尔眼里，眼前的妈妈杀死并篡夺了那在海边奔跑拍DV的年轻妈妈;而在妈妈眼里，眼前的这个固执少年手刃了那个天真如云朵的儿童。这种“杀”，其实是一种替换，一种精致的替换。而凶手早已被通缉，那便是时间。
“如果我今天死了，你会怎么办?”
“我明天会死。”
母亲送于贝尔去去学校，寄宿学校对于他而言与地狱无异。在一个按序交作文的镜头里，给了作文纸一个特写，从老师复杂的表情里不难猜出，于贝尔用题目再一次“杀了妈妈”。
没有恋人，没有安逸，只有学业，只有不友好的同学。于是临别前时，他用大脑所能穷尽的恶毒语言对母亲发动决绝的，最猛烈的攻击，然后以近乎同归于尽的姿态问道：“如果我今天死了，你怎么办?”他以为自己大获全胜，收兵离去。母亲喃喃出一句：“我明天会死。”如果于贝尔听到，也许会瞬间溃不成军。有时候，叛逆的背后只是自以为是的坚强。
此刻，应该是于贝尔和母亲关系最绝望的时候。与此同时，于贝尔收到一封老师写给他的信，信中说;“你就像深海里的鱼盲目地游着，身上散发着光芒，用看似现代的方式在复杂的社会里游着，但你的时光却透露出一种旧时的脆弱和哀伤。”因为过往的底色相近，老师能把脉到于贝尔的情绪，她觉得这种叛逆是一种轮回，一代代人乐此不疲，并以向父母证明自己不是他们朋友口中的特别的孩子。于贝尔是婴儿，是没有能力，力量薄弱的人。他对世界的宣泄只是幌子，就像婴儿只会用啼哭来表达不满。他没有过多的防御机制，不穿盔甲，很少标签，他特立独行，是被规范，体制改变较少的人。当他嗑药后回到家对母亲喋喋不休，当他用颜料在墙上泼洒厮杀时，那些多余的元素统统被过滤掉了。到底什么人的心思纯净?一个任性的孩子，抑或是垂垂的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