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梅大王”之称谓。《京剧》第四集说，1922年梅兰芳组班承华社，梅大王的说法由此不胫而走。
1、“梅大王”是伶界（剧界）大王梅兰芳的略称。京剧史上有两位伶人享誉“伶界大王”徽号，一位是谭鑫培谭大王，一位是梅兰芳梅大王。谭大王徽号得名于民国元年（1912年）沪上新新舞台黄楚玖、四盏灯的海报广告词，此节前文已述。民国六年（1917年）谭鑫培过世后，内外两行觉得“伶界大王”须有人接承，即于北京某报发起菊选。民国三十年（1941年）《立言画刊》第145期署名步堂者《谭鑫培晚年所唱的戏》一文载：“梅氏的这个徽号，是由选举中得来的，是民国六年春天的事，老谭刚刚死去，于是北京某报才办菊选，那时以资格论，要推杨小楼而无疑了，只因梅的手眼通天，竟把杨老板压下去了。”由此可得，梅兰芳获伶界大王之誉是在1917年。
2、另查民国七年（1918年）梅社编辑并发行，中华书局印刷的《梅兰芳》一书第十章“咏梅诗词”，其中有净意轩主“剧界大王梅兰芳”、梁恨生“剧界大王梅兰芳”、太上馀生“赠剧界大王梅兰芳”、片石“贺梅兰芳当选剧界大王”、失名“虞美人-祝梅兰芳”、石溪居士“祝梅兰芳当选剧界大王”等多篇诗词，限于篇幅，笔者只摘录部分诗词题目，内容无非是对梅兰芳当选剧界大王的誉美赞贺。民国七年之《梅兰芳》一书诗词正好印证了《立言画刊》步堂一文所述的“梅大王”徽号得来的时间。
3、由是，《京剧》一片所说，1922年梅大王的说法由此不胫而走显然有误。一是时间不准，把“梅大王”冷藏了五年；二是用词失当。不胫而走又作无胫而走，字面意思是没有腿而能行走，喻事物用不着推行，能迅速传播。“梅大王”是选举得来，且有专书《梅兰芳》刊行于世。这件事物不是没腿，而是脚劲十足。媒体加专书推出一个事物，搁现在也不能说是无胫而走，可谓脚劲甚健了。
二、关于程砚秋挑班。《京剧》第四集说，1922年10月，程砚秋率领成立不久的和声社赴沪；半个月后，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留下了演艺生涯第一张唱片《大登殿》。笔者以为这两句叙述均失之准确。
1、程砚秋1922年10月确是去了上海，但不是率领所谓成立不久的和声社。当时余叔岩在俞五的双庆社挂头牌，沪上亦舞台邀余叔岩南下。此时程砚秋刚刚离开高庆奎的庆兴社，就以挎刀二牌身份跟着余叔岩赴沪了。和声社是1923年成立的，头牌是王又宸（谭鑫培之婿，谭派名老生）。二牌是程砚秋，仍属于挎刀。程砚秋自己独自正式挑班是1924年，班社名称为鸣和社。1937年改名秋声社。《京剧》第四集所说1922年10月程砚秋赴沪不假，可“和声社”尚未成立。这是一。其二，即便第二年和声社成立了，也不好说程砚秋率领，如此恐王又宸不会答应。
2、过去戏班角儿的位置是有讲究的，分头牌、并挂（又叫“打铁”）、二牌等。挑大梁的头牌名声好听，却不是谁都敢担的。所谓打铁就是轮流唱大轴儿，昔年孙菊仙、谭鑫培就在四喜班“打铁”。二牌术语叫挎刀，陪着头路角儿唱戏。从前的规矩是，头牌是老生，二牌多是旦角儿。头牌是旦角儿，挎刀基本是老生，从属头牌旦角儿的二路旦角儿叫二旦，很少称之为“挎刀”。所以程砚秋1922年及1923年赴沪都是二牌身份，似不大好意思称之为“率领”。
3、“半个月后，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留下了演艺生涯的第一张唱片”这句话，与前两集在1912年以前称呼谭鑫培伶界大王一样，四大名旦是1927年才选出来的，1922年称呼程砚秋四大名旦之一，心急了些。至于后面还说的银行职员不知道是捧梅还是捧程，以及梅党与程迷之争，大概也是把十多年后的事提前了。1922年18岁的程砚秋尚不具备“抗梅”的实力，梅程之争该在三十年代，程砚秋赴欧洲考察回国之后。详情在此不赘。
三、关于四大须生。《京剧》第五集说，“作为四大须生之一的周信芳”。笔者孤陋，尚第一次听说四大须生有周信芳。
1、须生即老生，又叫“胡子”。京剧史上对于老生名角儿集合称谓有“前三鼎甲”、“新三鼎甲”、“三大贤”、前后“四大须生”、“南麒北马关外唐”等说法。“前三鼎甲”是张二奎、余三胜、程长庚。“新三鼎甲”（又叫“后三甲”）是孙菊仙、汪桂芬、谭鑫培。“三大贤”是余叔岩、高庆奎、马连良。前“四大须生”是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马连良（或余高言马排序）。后“四大须生”是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南麒北马关外唐”之南麒指麒麟童，即周信芳；北马即马连良；关外唐指唐韵笙。
2、这些对老生的集合称谓与“四大名旦”、“四大昆旦”及“四小名旦”不同，都是坊间戏迷口中叫出来的，未有报纸媒体等选举程序，纯属戏迷的一种集体认同。笔者孤陋，至今未见四大须生里有周信芳之说。盼《京剧》能不吝赐教，把与周信芳排在一起的其他三位须生都说出来，那就太好不过了。
四、关于杨小楼武生第一人。《京剧》第五集说，1922年，梅兰芳排演《霸王别姬》，杨小楼扮霸王项羽。“《霸王别姬》奠定了杨小楼武生第一人的地位”。此说法太过离谱，笔者不妨多说几句。
1、先说武生这个行当。武生这个行当在京剧中形成最晚，笔者此说指的是学理概念。早期京剧的行当分老生行、小生行、旦行、净行、丑行，后来又有了流行与武行，称为“七行”（本人有长文《七行七科》连载于《文史知识》2013年前三期）。这是以精忠庙报庙所列行当为依据。过去的所谓武生都归做生行，挂胡子由老生应工，不戴胡子的归小生应工。伶界内外两行虽都口称武生，但严格说，戏班报庙时，伶人填写或老生行或小生行，没有武生一行。像同光年间以武戏享名的杨隆寿、俞菊笙、茹莱卿等都列在老生或小生行，可他们唱的却是武生戏。杨小楼出科后搭双奎班，报庙也列在小生行内。这就是说，伶界行内虽已把武生作为专门一工，也有了武生戏码儿，但在精忠庙旧章中却未规范体现，直到光绪末年还是如此。及至民国前后杨小楼大红，武生一行才单列于梨园章程。严格地说，虽伶界内外通常把俞菊笙、黄月山等尊为武生鼻祖，其实或仅限于剧艺和戏码儿层面。若从京剧行当学理渊源方面深究，即可以说杨小楼是武生行第一人。
2、再说杨小楼。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冬，杨小楼与梅雨田一起入选内廷升平署，时年28岁。由此大红于京。他在宫里演出的具体戏码儿已无文献记载，但从内廷所演剧目中可见杨小楼的拿手戏，诸如头二本《连环套》、《艳阳楼》、《金钱豹》、《青石山》、《战宛城》、《恶虎村》、《骆马湖》、《铁笼山》、《长坂坡》、《武文华》等近40出。宣统元年（1909年）他搭“复出四喜班”，位列大轴儿。戏码儿有《挑滑车》、《赵家楼》、《骆马湖》、《长坂坡》、《战宛城》、《艳阳楼》等武生骨子戏。宣统三年（1911年）杨小楼列喜庆班小生行首席（前文已述武生行尚未单列）。民初，杨小楼挑桐馨社大梁，梅兰芳、贾洪林、高庆奎等都给他配戏。
3、再者，梅兰芳是1922年第一次演《霸王别姬》，杨小楼不是。他在1918年即与钱金福、尚小云、高庆奎演过《楚汉争》（即《霸王别姬》），杨小楼的霸王在戏中是头路。他犯不上给梅兰芳配霸王以享名。若像《京剧》所说，杨小楼凭借1922年的一出《霸王别姬》奠定武生第一人地位，不用杨小楼说话，梅先生也不会答应。
4、《京剧》第五集还说，七七事变后，在舞台上不可一世的“霸王”（杨小楼）只能一身道袍，手拿拂尘，超然世外，以道士形象穿行胡同井巷间。
杨小楼是信奉道教，但那是在光绪庚子（1900年）后。梆子花旦水仙花（郭际湘）是杨小楼的道友，二人甚迷老庄之学。行内何佩亭、茹锡九、周永长、朱玉康诸人与小楼交好，恐杨小楼走火入魔而荒废演戏，遂纠集36人每早到他家拽他一起练功习戏。开始杨小楼执拗反感，不久心念转变安于用功，终得大成。由此伶界有“三十六友”之佳话。五、关于余叔岩。《京剧》第五集说，大众戏迷送了余叔岩“余三排”雅号。另外还反复说了余叔岩椿树二条的小院。
1、“余三排”是否是大众戏迷所送，笔者无从考察。“余三排”无非是说余叔岩声音小。余叔岩登台演戏最频繁时期是1918年至1928年。这十年间，京城戏园并不是都有电声设备，余大贤能登台演唱没真功夫是绝然办不到的。读者不妨听听余叔岩存世的十八张半，他二十年代的录音唱腔，调门都是“六半儿”乃至正工调，高腔嘎调峭拔高亮。当时北京有“满城争说余”之说，只要余大贤贴演，必然卖满堂。北京余迷甚伙。若只前三排才能听见余大贤唱念，后排就成了看电影（无声电影）了。如此非但余叔岩红不了，京城戏迷也绝不会任凭余叔岩在台上演哑剧蒙事。
伶界行内如“余三排”者之说法并不新鲜，言菊朋之“言五子”，马连良之“马外江”，高庆奎之“高杂拌儿”，以及“四大霉旦”、“四大混旦”等都是个别戏谑俏皮话儿。谁一旦当真，按伶界的话说：“你就是个树杈子，连个棒槌都做不成。”2、余叔岩的宅院是在椿树上头条西部，而不是《京剧》所说的椿树二条。他的院子也不好说是小院，高台阶两进院子带回廊，正房五开间带后厦。上世纪七十年代，余大贤的宅院已经成为了椿树街道办事处。余宅的上房曾举办过椿树地区乒乓球比赛，周围可站十数人围观。袁世海先生生前曾与笔者亲口讲过当年李少春拜余大贤在余宅摆宴的盛况，二十多桌，一两百来宾，若是小院如何招待得下。笔者80年代结婚登记就在余宅（办事处）办理的，这个院子本人还是记得的。
3、《京剧》第五集还提到了“椿树头条麻线胡同的杨宝森”。《京剧》似乎既未查看地图，更没实地考察。椿树胡同虽然拆没了，但麻线胡同还在，现在叫红线胡同。它位于前孙公园胡同中部靠西头儿路南，早年西头儿又叫“十间房”，袁世海先生大红以前就住在十间房。椿树胡同与十间房虽相距不足一里地，却根本不搭界。
以上是笔者关于《京剧》第四、第五两集观后，所述难免粗陋错讹。盼读者指正。
（本文将在下周《民主与法制时报影视周刊》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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