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白《古风》五十九首的整体性

钱志熙

内容提要 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以三代以来的“世道之治乱”为基本主题，题作《古风》，意为效古风人之体，含有视自己这一组诗为“希圣”的“删述”事业之意。它反映出李白在诗学上并不简单附合当时推崇建安的流行风气，而是努力上溯风骚、尊复风雅，深化了初盛唐以来的复古诗学。其第一首为总纲，而与其他各首在主题、立意、风格及诗学渊源上都表现出整体性的特征，是李白在较为集中的时期内专力创作的组诗，而非不同时期作品的集合。

关键词 李白 《古风》五十九首 组诗性 复古诗学

李白《古风》五十九首，是盛唐复古诗学深化的重要成果，也很有可能是李白整个复古诗学的开端与奠基。历来对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阐述其与阮籍《咏怀》八十二首、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这一言志比兴的咏怀诗传统的关系，这是属于诗学渊源的探索；二是探寻具体作品中的讽喻时事的内容，这是实证性的研究。笔者认为，《古风》五十九首是集中体现李白复古诗学的宏伟组诗，从诗学渊源到取材、立意及艺术风格等方面都表现出一种整体性的特点。对此古今学者还没有加以充分的研究。本文在前人有关《古风》五十九首的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组诗内部的各种联系，以揭示其整体的特点。

 

一

要研究《古风》五十九首的整体性，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创作上，它们是不是具有组诗的性质。诸家所作的李白年谱、诗文系年，根据具体作品中所反映的及可能讽喻的时事，来确定其中一部分作品的创作年月。《古风》中所讽时事，比较确定的是其二《蟾蜍薄太清》为伤王皇后被废为庶人之事。这个事件发生于开元十二年，则此诗应该是作于开元十二年之后。其最晚的作品，据詹锳先生《李白诗文系年》，为乾元二年所作的其五十八《我行巫山渚》、其五十九《恻恻泣路歧》[1]。如果相关考证属实，则《古风》五十九首中的作品，创作时间上的跨度有三十多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古风》五十九首在创作形态上就不能视为组诗体制；所以现代的学者，大多数都不将其视为在某一相对集中的时间内有计划地创作出来的组诗。甚至连“古风”二字是否是李白的原题这一点也受到了怀疑。在这个问题上，詹锳先生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

按《古风》第九首“庄周梦蝴蝶”，《河岳英灵集》选录题作《咏怀》，可见太白生前，此类之诗并非一律题作《古风》，又王本《古风》第八首与第十六首，缪本俱题作《感寓》。意者太白《古风》本是咏怀或感寓诗，其易为今题乃出后人之手。且古本《太白集》，《古风》亦非五十九首。《道山清话》（见《说郛》卷八十二）：“秦观少游一日写李太白古风诗三十四首于所居隐壁间……”少游何以只写三十四首，实大可疑。《韵语阳秋》：“李太白《古风》两卷，近七十篇。”今传世本李集《古风》俱为一卷，是宋葛立方所见《太白集》，《古风》篇数反较今本为多……奚禄诒曰：“此六十首当非一时之作。”[2]

这些观点，对于《古风》五十九首创作上的组诗性质，是有所质疑的；但却不能作为《古风》原非组诗的确凿证据。《河岳英灵集》选“庄周梦蝴蝶”一首为《咏怀》，可能是编者所改，李白将自己所作的这类带有复古性质的五言古诗题为《古风》，含有自夸的意思，殷璠对李白成就评价并不高，对其《古风》组诗未必首肯，仅选一首，且改其题为《咏怀》，意思是点明其渊源实出于阮籍，不能称为“风”诗。李白集中另有《感遇》四首、《效古》二首、《感兴》八首、《拟古》十二首、《古意》一首等作品，从性质上讲，也是属于古风一类的。可见当时此类拟古诗，一般都是取“感遇”、“咏怀”这类题目，没有径直称为古风的。所以殷璠选李白《古风》中的一首，径以“咏怀”为题。我们不能据此认为李白原题即为“咏怀”。同样，詹先生所说的“王本《古风》第八首与第十六首，缪本俱题作《感寓》”，可能也是编者所改，其原因也是一样的。至于葛立方《韵语阳秋》所说的两卷近七十篇，很有可能是后人将上述同属古风一体的某一两组作品合编于其中。因为“古风”既是李白本组诗的专题，也可以说是“古风”类的诗体名。所以从理论上讲，《古风》五十九首与上述《感遇》等组诗，甚至李白作品中的其他以汉魏比兴言志之体写的五言古体，都可算是古风。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葛立方所见《太白集》的编者，将五十九首之外的其他编者认为应该属于古风的五古诗编入其中。这正可证明，《古风》五十九首是李白创作的最大规模的一组古风诗。李白在这一组《古风》之后，还创作了上述的几组小型的古风诗。如果《古风》五十九首是其生平古风之作的编集，无论是李白自己编集，还是整理者编集，都不应将上述同属古风类的作品剔出。可见《古风》五十九首，原本就是李白集子里独立的一组诗。它可能经过后人的编辑，甚至有某些窜乱次序、分合篇次的地方，但如果以此完全否定其原本在创作上的组诗性质，似乎过于绝对化。

李白早年的诗风，虽然已表现出天才英丽的个性，但其体制、风格还是深受初唐流行的绮靡诗风的影响的，《唐诗纪事》引宋蜀中杨天惠《彰明逸事》说到李白早年写作的情况：

时太白齿方少，英气溢发，诸为诗文甚多，微类宫中行乐词体。今邑人所藏百篇，大抵皆格律也。虽颇体弱，然短羽褵褷，已有凤雏态。淳化中，县令杨遂为之引，谓少作是也。[3]

又李白自叙出蜀前谒见益州长史苏颋，“因谓群寮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4]所谓“风力未成”，正是指其诗赋尚未摆脱齐梁绮艳诗风的影响。由此可见李白早年创作，还是从讲究格律、偶俪，兴象华艳的诗风入手的。现存李白诗集中的拟南朝乐府民歌及《宫中行乐词十首》等作品，就是其早年学习绮丽歌谣、新艳格律诗的遗留与改造。《本事诗》高逸第三，记载玄宗尝因宫人行乐，召李白作《宫中行乐》的新声歌词：“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取笔抒思，晷不停辍，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丽，凤趺龙挐，律度对偶，无不精绝。”[5]李白进入玄宗宫廷，已是其标举复古诗学的时代，所以玄宗命其作绮艳格律，实有以难试才的性质，但他不知道李白早年正是从新艳格律入手的。李白见苏颋在开元八年[6]，当时中朝诗坛上陈子昂复古派的思想已经流行，风骨之论已盛，所以苏颋这样评论李白，正是为了将其引入诗坛的主流。这对李白走上复古的道路，应该是一次重要的启发。

李白复古诗学的思想与创作实践，就其自身来讲，是受到当时渐趋主流的陈子昂一派的复古诗学的影响，不仅对诗坛是一个改革，同时也是对自身早年绮艳、偶俪、声律的作风的一种扬弃。他从创作流俗今体到创作复古之体的过程中，必然有一个关键性的转变时期。这个关键性的转变时期的重要表现，就是系统地学习汉魏古诗与古乐府，从而集中地创作出大批的复古作品。李白早年有拟《文选》的经历，其学习绮靡诗体，大概有一部分是采用模拟方法写作的，所以他有丰富的拟古创作的经验。当他的复古思想明确后，只是将这种长于模拟的写作经验集中发挥在拟古诗、拟古乐府的创作上来。所以不但他的古风，甚至是他的古乐府，也应该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内创作出来的。前引《本事诗》说到玄宗认为李白不擅长声律体，“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据此可知李白在天宝元年至三年供奉翰林期间，已经是以一个复古派的诗家的面目出现。他的《古风》五十九首及大部分古乐府的创作，应该是在供奉翰林前后写作的。也就是说，李白四十岁左右一段时间，是他集中写作古体，奠定其毕生复古诗学基础的时期。就如白居易的新乐府创作，主要集中在其早年任谏官及与元稹共同提倡讽喻诗学的时期一样，李白的写作古风、古乐府，也应该有一个专力而为之的集中的创作时期。在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前，已有阮籍《咏怀》八十二首、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张九龄《感遇》十二首这些鸿篇巨制的组诗存在，作为其学习的基本对象。李白既然学习上述诸家的诗风，以他的“天才英丽，下笔不休”的创作个性，不选择前人已有的这种大型的组诗的写作，倒是难以理解的事情。所以，不管《古风》五十九首是否完全保持了李白生前创作的组诗的体制，但李白创作过溯汉魏言志咏怀、杂以风骚比兴之体的大型组诗，当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其以“古风”为题，而不沿前人“咏怀”、“感遇”、“拟古”、“古意”之类的题目，是因为李白虽效法汉魏而志在《雅》、《颂》、《国风》，与陈子昂、张九龄仅以汉魏为效法对象不同。为了区别于前人，以自见宗旨，所以称为“古风”。《雅》、《颂》的体制过于尊严，并且是王道大行时的创作，李白虽然称玄宗朝为“圣代复玄古，垂衣贵清真”，但那只是对本朝颂扬之辞，不可能真的认可其当朝为王道大行之世。所以他虽然以《雅》、《颂》为诗道的最高境界，但自身的创作，却是不能僭越雅颂之名，况且《古风》五十九首在内容上也是以讽喻为多，缺少雅颂的内容。所以他的这一组诗，不托名雅颂，而是托名于风诗，又取前人“拟古”、“古意”之意，题为《古风》。

李白以《古风》标题，标志着他对初唐以来的复古诗学的一种深化。初唐诸家如杜审言、李峤等，多由晋宋奥雅之体入手，以补救齐梁之艳俗，陈子昂、张九龄则上溯汉魏，提倡风骨；盛唐诸家，大倡建安风骨，并时诸人如王维、孟浩然，俱从学习建安体入手。李白在前述诸家复古的基础上，进一步地上溯风骚及汉乐府歌诗，体制更加自由，意趣更加奔放，荡尽齐梁遗风。这一点李阳冰《草堂集序》已经指出：“凡所著述，言多讽兴，自三代以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卢黄门云：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齐梁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7]又《本事诗》载：“李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8]这虽然不一定是李白的原话，但的确符合李白的诗歌见解，也有可能是从《古风》其一概括出来的。可见李白的复古，并非简单地追效陈子昂、张九龄等人，也非简单地附会并时诸家高倡建安体的流行风气，而是更加上溯风骚，糠秕百家，以完全荡尽齐梁宫掖之风为己任。这正是李白将这一组诗取名《古风》的原因。明朱谏解释李白《古风》题义比较接近李白的本意：

古风者，效古风人之体而为之辞者也。夫十三国之诗为《国风》。谓之风者，如物因风而动而有声，其声又足以动物也。删后无诗，风变为骚，汉有五言，继骚而作，以其近古，故曰古风……中唐以下乃以古风为古选，七言为古风，而又有长短句之不齐。曰选者，以《文选》之所集者而言也，殊不知《选》之所集者，正古风也。七言其余裔耳，安得转以古风之名而独加于七言乎。体制不明，名义乖舛，耳目所胶，莫之能究。李诗谓《古风》者，止五十九章，美刺褒贬，感发惩创，得古风人之意，章皆五言，从古体也。其歌吟谣辞多七言者不与焉。[9]

可见所谓“古风”，是效汉魏五言之体，而欲上溯风骚之义。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正是本着这样一宗旨而写作的。其宗旨甚明，并且带有“希圣”的高远纯正的著述之意，不同于一般的吟咏情性、流连风物之作。

“古风”很可能是李白的首创之词，以表达其最高的诗歌理想。自李白之后，“古风”一词方才流行，杜甫《观薛稷少保书画壁》：“少保有古风，得之陕郊篇。”[10]仇注：“古风，谓诗体。”李绅有《古风》二篇[11]，韩愈有《古风·今日曷相乐》[12]，李咸用有《览友生古风》[13]，姚合诗句云：“绝妙江南曲，凄凉怨女诗。古风无手敌，新语是人知。”[14]古风与一般的古体诗有区别，元稹《叙诗寄乐天》对两者作过界定：“中有旨意可观，而词近往古者，为古讽。”“词虽近古，而止于吟写性情者，为古体。”[15]古讽即古风，元稹不称古风而称古讽，是突出其讽喻之旨。现在《李白集》中以古风冠众作之首，虽可能出于后人编辑，但不能不有所本。李白生前自编文集，也应该是以《古风》为冠的。晚唐诗人李中有句云“还往多名士，编题尚古风”[16]。这种“编题尚古风”的作法，应是从李白等人开始的。

 

二

《古风》五十九首在内容上具有一种统一性，明代朱谏《李诗选注》概括得比较全面：

按白《古风》五十九章，所言者世道之治乱，文辞之纯驳，人物之邪正，与夫游仙之术，宴饮之情，意高而论博，间见而层出，讽刺当乎理，而可以规戒者，得风人之体。三百篇以下，汉魏晋以来，言诗之大家数者，必归于白，出于天授，有非人力所及也。[17]

在这几种主题中，“世道之治乱”是《古风》组诗的总纲。李白自言“颇穷理乱情”[18]，可见这是平生经世学问之所长。所谓“世道之治乱”，是指三代以下，春秋战国以来的治乱之情，兼及李白当代的政道舆情，侧重于刺乱。这是《古风》五十九首的基本主题。我们首先看其一对这个主题的表现：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

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玄古，垂衣贵清真。

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其一是整个《古风》组诗的序引，也是李白复古诗学的总纲领，其基本主旨是推崇雅颂、正风，对变风与骚赋则各有褒贬，对建安以降的绮丽之风则作严厉的批评，齐梁陈隋则不屑置论。但是李白论诗赋，是将文学与世情联系起来论述的，认为政治是文学的根本，所以本诗不仅是论文学的正变盛衰，同时也是论世道的治乱兴衰。朱谏对此分析颇精：

白为《古风》之诗，以叙古今之治乱，文辞之变态，及天时人事之不齐，讽刺臧否之意，寓于咏歌之间。此其首章，言文辞也。谓夫大雅之诗，乃成周盛时言王者之事。自王者之迹熄而大雅不作亦已久矣。

周既东迁，王室同于诸侯。《黍离》之诗本言王者之事，而乃降为《国风》，雅亡矣。逮夫战国而多荆榛，王道沦丧，强弱相吞，而至于狂秦，战斗日兴，上无一王之法，下无乐官之陈，大雅正声，遂至泯然而无闻矣。夫治世之声和以平，乱世之声哀以怨，故王风既微而骚辞继作，而多哀怨之声矣！[19]

可见从治乱兴衰来论诗风，是李白论诗的基本特点。俞平伯先生认为《古风》其一“这诗的主题是借了文学的变迁来说出作者对政治的批判的企图”[20]，袁行霈先生继续俞氏的思路，进一步认为：“此诗主要不是论诗，而是论政治，重点在于论政治与诗歌乃至整个文化的关系。李白所谓‘正声’衰微，实际上是说政治局势混乱，因为诗风的兴衰与政治密切相关。”[21]其实，不需要将李白的论诗与论政分得这样清楚，因为在李白那里两者是紧密相联的。

正如朱氏已经指出的那样，不仅是《古风》其一，整个五十九首诗中，基本的主题正是“世道之治乱，文辞之纯驳，人物之邪正”。“文辞”与“人物”的表现，也是属于“世道之治乱”的一部分。从其一与后面有关作品的关系来看，我们可以说其一是总纲，后面的许多作品，都是其一的展开，与其一有明显的呼应关系。从此入手，可以揭示出《古风》五十九首在写作上的整体性。下面我们以其一为纲，来展示上述朱氏所说主题在组诗中具体展开的情况：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这两句是伤大雅消沉已久，“吾衰”一句王琦注云：“按‘吾衰竟谁陈’，是太白自叹吾之年力已衰，竟无能陈其诗于朝廷之上。杨氏以斯文衰萎为释，殊混。唐仲言《诗解》引孔子吾衰之说，更非。”[22]其实唐仲言引孔子“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23]之叹，并没有错。而王氏所谓“无能陈其诗于朝廷之上”，反而颇有增字解经之嫌。安旗等《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此借孔子以自谓。陈，展布意。竟谁陈者，舍我则无人发扬《诗经》古道之谓也。”[24]这一解释基本符合原意，但“陈”似应作陈辞、陈说、陈叹的意思，《离骚》有“就重华以陈辞”之语。孔子伤礼乐崩坏，自叹无力挽回狂澜，而发“衰矣”之叹。李白借此说，大雅久不作，像孔氏这样对此现象发“吾衰”之叹的竟有谁人？言外之意，即并世之人，皆沉迷于颓靡之风而不自觉，唯梦寐以求，即《本事诗》所载“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的意思。

《古风》其三十五是对“大雅久不作”及“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的呼应：

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

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

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

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

功成无所用，楚楚且华身。

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

安得郢中质，一挥成斧斤。

这首诗不仅呼应其一推崇大雅的观点，而且补出雅诗之外的颂诗，标志雅颂在李白诗学中的崇高地位。另外，对于“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这个断语，其一未曾展开论述，这首诗则是专门来论这一点。其所批判的正是绮丽而失去雅正之旨的六朝以降的诗风。《古风》除其一与本诗之外，对历代文辞之纯驳，很少再正面置辞。这是因为在李白看来，世道之治乱是根本，文辞之纯驳为枝节，所以组诗论政多于论文。

“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这几句是伤王道不行，正风消歇，变风流行，到了战国景况愈坏，群雄争夺，世道榛芜，连变风也不能继续了，变而为骚人哀怨之辞。李白这种诗史观点，与《毛诗·大序》论变风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另外，班固《汉书·艺文志》亦有类似的看法：“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25]这也是李白此种议论的渊源所出。《古风》其二十九是正面呼应“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观点的，集中表达了李白“变风”生于世变的看法：

三季分战国，七雄成乱麻。

王风何怨怒，世道终纷挐。

至人动玄象，高举凌紫霞。

仲尼欲浮海，吾祖之流沙。

圣贤共沦没，临歧何咄嗟！

朱谏《李诗选注》：“王风，《黍离》之诗也，王者之迹熄，雅降为风也。《诗大序》云‘乱世之音怨以怒’。”[26]按王风是指正风，李白虽然崇尚《雅》、《颂》，但《古风》五十九首的定位在于《风》诗。按照《诗大序》的解释，风有两义，“风者，风也，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李白为布衣之士，属于下者，所以他的《古风》的定位，是以“风刺”为主的。紧接着的《古风》其二《蟾蜍薄太清》，就是一首风刺之诗，并且是关系于王化之本的君主与后妃关系的一首诗。这首诗，古今学者都一致认为风喻玄宗因宠幸武妃而废王皇后的事情。因为前面有武则天的事情，所以唐人对这种因宠妃废后的事情是很敏感的。《诗大序》论诗的教化之义，有“正夫妇”之说，而居于国风之首的二南，传统的看法，也都是写后妃及国君夫人之事。李白既为风诗，则首先所要表现的，就是这个有关于王化根本的重要主题。朱谏解云：“夫王者之化，自正家始，若使贱妾之乘乎嫡后，则天子失王家之道，无以成天下之大化，是犹?蝀入乎紫微，日光为之亏损，浮云隔乎两曜，两象为之昏蔽，人君之德恶可以不明，风化之首恶可以不正乎？”[27]这个解释是十分恰当的。

战国是王风完全消歇的时代，《古风》其一以“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斥之。“荆榛”承前委蔓草而来，以意象接近，连类而生，是李白诗歌蝉联意象的特点。“荆榛”是闭塞之意，李白说“战国多荆榛”的意思，是指王道闭塞。战国秦汉，是王道闭塞、由治至乱的关键。自言“颇穷理乱情”的李白，在《古风》中多次写到战国之事，以呼应其一“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之辞。这两句诗可以视为《古风》组诗有关春秋战国题材作品的一个小提纲。如其五十三：

战国何纷纷，兵戈乱浮云。

赵倚两虎斗，晋为六卿分。

奸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

果然田成子，一旦杀齐君。

这一首正是对“战国多荆榛”的历史现象的展开描写，说的正是“龙虎相啖食”的事情。此外专咏或涉及春秋战国之事的作品还有许多。依次列举于下：其十“齐有倜傥生”写鲁连却秦救赵，写乱世中高标峻节的贤人。其十五“燕昭延郭隗”写季世中尚能重才敬贤的贤君。其十三“三季分战国”总写战国世乱道消，圣贤隐遁。其三十“玄风变太古，道丧无时还。扰扰季叶人，鸡鸣趋西关”写孟尝君不从正道，用鸡鸣狗盗之才以脱一时之难。其三十六“抱玉入楚国”咏卞和献玉之事。其三十七“燕臣昔恸哭”写邹衍入狱，齐女蒙冤，终于导致天变。其五十“宋国梧台东”用宋人拾燕石冒充美玉之事。其五十一“殷后乱天纪”中写到楚怀王昏谬，屈原遭逐之事。其五十八“我行巫山渚”写楚襄王荒淫之事。在表现了这些战国的乱世景象及人物遭遇后，其实也已经有力地回应了“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这一句的意思。可见上述作品与《古风》其一是紧密呼应的。

“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两句，是说王道闭塞后，群雄争霸，干戈抢掠，最终至于秦合六国，统一天下。但是，秦不但逆取，而且逆守，兼并六国后，继续推行暴政，速取灭亡之祸，所以李白斥为“狂秦”。王琦等注家多以陶渊明《饮酒》其二十的“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来注李诗，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渊明与李白都深谙治乱之情，他们以“狂”来形容秦朝的政治，其实不是简单的指斥秦政，而是含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前人只说暴秦，“暴”是一种主观行为，“狂”则含有受某种不能自主的非理性的东西支配的因素在内。陶渊明、李白斥秦为狂秦，除了批判之外，还含有悲悯之意。李白是将狂秦政治作为上述战国以来乱政的一个结局来理解的。这与前人一般的就秦而过秦，甚至将秦始皇的推行暴政完全看成是其个人的行为，是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是李白的新史观。《古风》其三专写“狂秦”之事：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明断自天启，大略驾英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

铭功会稽岭，骋望琅邪台。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

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

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髻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

徐市载秦女，楼船几时回。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狂是一种主体过于张扬后的非理性行为，是既强而又愚。所以前面十句是写秦王扫六合，天下归一，似赞而实为讽，因为这是举世崇尚兼并争夺的结果，并非真正的成功。后面十四句，全由“狂”字引出，写狂秦之狂，可谓淋漓尽致。太白表现主题的能力是非凡的，这一点在他的古乐府里表现最充分，本诗运用的正是这种非凡的表现能力。这里写秦始皇之事，似刺之而实哀，这正是体现李白以狂论秦的态度。其四十八：

秦皇按宝剑，赫怒震威神。

逐日巡海右，驱石驾沧津。

征卒空九宇，作桥伤万人。

但求蓬岛药，岂思农鳸春。

力尽功不赡，千载为悲辛。

这一首又与其三呼应，进一步写狂秦之事，指责其因妄想求仙而误国伤民，然斥之而又悲之，正是因为丧失理性之狂，而非仅仅是暴政。其三十一则借桃源避秦人故事写“狂秦”灭亡之事：

祖龙西入关，行行未能已。

白马华山君，相逢平原里。

璧遗镐池君，明年祖龙死。

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

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

这首诗重心是咏桃花源事，而想象其避秦时事，有小说家笔法。其二十“昔我游齐都”想象登华不注峰逢仙人赤松子，觉悟人生短暂，欲辞别人间：“终留赤玉岛，东上蓬莱路。秦帝如求我，苍苍但烟雾。”《列仙传》载安期生卖药东海，秦始皇东游请见，与语三日，留赤玉舄而去。李白咏此事，与咏桃花源人之事一样，也是呼应其一“兵戈逮狂秦”这个大主题。《古风》中的一些游仙诗，正是这一主题的进一步发展。紧接在其三咏狂秦之后的，是其四“凤飞九千仞”、其五“太白何苍苍”、其七“客有鹤上仙”这三首游仙诗。由刺暴政而转向咏游仙，正是因为世乱狂暴，所以贤人避世，其道不行于世，而成为仙人。《古风》其四展现这一理路最为清楚：

凤飞九千仞，五章备彩珍。

衔书且虚归，空入周与秦。

横绝历四海，所居未得邻。

吾营紫河车，千载落风尘。

药物秘海岳，采铅青溪滨。

时登大楼山，举手望仙真。

羽驾灭去影，飙车绝回轮。

尚恐丹液迟，志愿不及伸。

徒霜镜中发，羞彼鹤上人。

桃李何处开，此花非我春。

唯应清都境，长与韩众亲。

凤本为王者之祥瑞，“凤飞于千仞之上，身备五采之章，口衔丹书，欲呈祥于王者，入周秦之郊，无有所遇而空归，又无所栖息，乃横绝于四海，翻飞遨游，而又孑然无与为邻者，是犹我之抱艺浪迹四方而不得一有所遇也”[28]。此诗前六句咏凤，即是自比，同时也正是呼应《古风》其一咏周秦之际王道闭塞、其三咏狂秦两首的主题。圣贤之人，因为遭遇三代之下的暴政衰俗，其道不行，转而求仙，并且修成仙果。所以本诗在咏凤之后，紧接着咏神仙之事。李白本有求仙访道的行为，所以转入这一主题后，一发难以收拾，于是又有其五、其七两首，而后面其十七“金华牧羊儿”、其十九“西上莲花山”、其二十“昔我游齐都”、其四十“凤饥不啄粟”、其四十一“朝弄紫泥海”，都是表达同样的道不能淑世转而游仙求道的主题。这样说来，古风其四“凤飞九千仞”这六句，正是从其一、其二、其三的叹世乱转入求神仙的转折点，是连接《古风》政治及历史、现实的主题与神仙、玄道、隐逸主题之间的关纽。揭出这一点，《古风》五十九首的整体性就进一步地凸现出来了。

世人传说的神仙，大多出于战国秦汉之际，李白所咏的安期生、赤松子，以及非仙而同样属于高蹈或沉冥的行为的鲁仲连、严君平、严子陵，也都是这一时期的人物。前举其二十九写战国世道纷乱，圣贤避世，“至人动玄象，高举凌紫霞”，正是说王道闭塞、世乱俗衰是神仙与隐逸产生的原因，李白歌颂这些神仙及隐逸之士，正是以另一种方式来批评三代以后的战国秦汉之际的狂暴政治与衰世风俗。而在咏游仙之后，其九“庄周梦蝴蝶”咏庄子、邵平，其十“齐有倜傥生”咏鲁仲连，其十二“松柏本孤直”咏严光，其十三“君平既弃世”咏严君平，都是反映同一主题的作品。葛立方《韵语阳秋》曰：“李太白《古风》两卷近七十，身欲为神仙者殆十三四，或欲把芙蓉而蹑太清，或欲挟两龙而凌倒影，或欲留玉舄而上蓬山，或欲折若木而游八极，或欲结交王子晋，或欲高揖卫叔卿，或欲餐金光于安期，岂非因贺季真有谪仙之目，而因是以信其说耶？抑身不用郁郁不得志而思高举远引耶？”其实，李白表现游仙与隐逸主题的诗歌，不完全是自咏，有不少是借咏神仙、高隐以自寓，并且其主要的意旨，是表示三代以后，王道不行，世风衰败，圣贤高士，或轻举游仙，或隐逸求志。从根本上讲，仍是一种现实批判精神的反映，所谓“坎??咏怀，非列仙之趣”（钟嵘《诗品·中·郭璞》）。

 

三

《古风》其一的序诗性质，还体现在其后半部分与组诗的连接关系上：

圣代复玄古，垂衣贵清真。

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

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

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这十句诗，正是引出其下整个组诗的直接的序引。前面从感叹大雅不作，千古继起无人，一直到宪章全沦，绮靡风盛，说的是千古文风之剥；这里叙本朝政治复古，诗运重开，说的是当代文风之复。殷璠《河岳英灵集序》历叙从初唐至盛唐诗歌逐渐摆脱陈隋绮靡之风的经过，最后归结于玄宗朝的复古：“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29]可知李白这一段对本朝政风与文风的赞辞，不全是谀颂之辞，而是反映当时文学复古的真实状况。按照殷璠的说法，玄宗朝复古运动取得成果，是在开元十五年之后，可见李白的古风写作，也是在这一文学背景之下的，也可以说是为了响应玄宗本人“恶华好朴，去伪从真”的文学思想，与“海内词场，翕然尊古”的风气相呼应。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这四句是历来最易滋疑的地方。关键在于“删述”用了孔子删《诗》的典故，而“绝笔于获麟”用了孔子作《春秋》的典故。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我志在删述”，似乎是说要像孔子整理《诗经》一样，删述《诗经》之后的后世之诗，或者是删述本朝诸贤之诗，使之垂辉于千秋。而“希圣如有立”两句，按照前后文的关系，正是指“我志在删述”这件事情，将之比拟孔子作《春秋》。但这样说，与其后《古风》五十九首就没有什么关系，李白作《古风》，明明是作者之事，却为何偏偏扯到编者之事上去呢？关键是李白本人从未作过这类删述之事。李白之前隋末王通是做过模仿孔子删诗的事情，编过《续诗》一书。但这与李白又有什么关系呢？笔者于此，也是长期地感到纳闷。现在我们通过对全诗内容的重新认识，尤其是发现了其一的确具有序诗的性质这一事实后，再来看“我志在删述”这一句的意思，就可以有新的认识。其实李白所说的“删述”，并非如文中子王通编《诗经》以后历代诗歌为《续诗》那样的实际的删述工作，而是指通过自己的古风、古乐府的创作上探风骚的作品，为诗坛立一标准。如此则虽未于编籍间删述，而删述之功自然成立。我们要知道，李白写诗，在用词与用典上面，常常是个人性很强，他的思维方式本来就是跳跃的、主观性的，常常言在此而意在彼，不像杜甫讲究修辞的规范与措意的细密。孔子并未作诗，但孔子的删述之业，是被后来的诗人视为诗道的最高维护，所以在李白看来，孔子当之无愧是伟大的诗人。李白尊复古风，并且期待“大雅”境界，虽非像孔子那样删诗，整理三百篇，使“《雅》、《颂》各得其所”，但在维护诗道的功效上，是与孔子删诗、作《春秋》一样的，都是垂辉千秋的事业。以李白修辞常常不唯意所至，不顾牝牡骊黄的特点，用“删述”来称创作，又有何不可呢？后人拘泥于常规的用词方式，不能跃入李白独特的思路中，所以使这一句长期难得确解。这样的情况，在李诗的解说中，不能不说是仅有一例。袁行霈先生《李白<古风>（其一）再探讨》一文认为李白的“我志在删述”，并不是要学习孔子删诗，而是要想效法孔子写一部《春秋》，总结历代政治的得失，以此流传千古。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但我们现在明白了《古风》五十九首的基本主题在于评说三代以下“世道之治乱，文辞之纯驳，人物之邪正”，就能清楚李白说自己“我志在删述”，指的就是创作古风，以明古今治乱之情，不是别有所著，正是指《古风》写作这件事，当然也包括李白对自己其他继承风骚与汉魏传统的诗歌创作。李白《古风》的思想价值，虽然有人认为不及阮籍、陈子昂，但李白自视是很高的，可以直追风雅之义的。前引明人朱谏的评论，也认为五十九首“意高而论博，间见而层出，讽刺当乎理，而可以规戒者，得风人之体”。那么在李白看来，其价值当然可以窃比孔子作《春秋》之事了。

在论定了李白所说的“删述”、“希圣”即指尊复风雅的诗歌创作之后，我们对于《古风》其一的序诗性质就更加明确了。其一的最后四句，可以说直接地引出后面的整个组诗写作。可见《古风》五十九首，是一个整体性很强的组诗，并非像一些学者所说的，是李白平生零散之作的结集。它与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张九龄《感遇》十二首的性质是一样的。

 

注释：

[1] 詹锳《李白诗文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4页。

[2] 詹锳《李白诗文系年》，第154页。

[3] 计有功撰，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卷一八，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册，第600页。

[4] 王琦注《李太白集》卷二六《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华书局1977年版，中册，第1247页。

[5] 孟棨《本事诗》，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册，第14、15页。

[6] 詹锳《李白诗文系年》，第3页。

[7] 王琦注《李太白集》卷三一，下册，第1445页。

[8]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本，第14页。

[9] 朱谏《李诗选注》卷一，《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据南京图书馆藏明隆庆六年刻本影印，第524页。

[10]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册，第960页。

[11] 《全唐诗》卷四八三，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5册，第5494页。

[12] 《全唐诗》卷三三七，第10册，第3782页。

[13] 《全唐诗》卷六四四，第19册，第7385页。

[14] 《赠张籍太祝》，《全唐诗》卷四九七，第15册，第5651页。

[15] 《元稹集》（冀勤点校）卷三○，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52页。

[16] 《和毗陵曹昭用见寄》，《全唐诗》卷七五○，第21册，第8545页。

[17] 朱谏《李诗选注》卷一，第556页。

[18] 王琦注《李太白集》卷一一《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第567页。

[19] 朱谏《李诗选注》卷一，第524页。

[20] 俞平伯《李白古风第一首解析》，《文学遗产》增刊第七辑（1959年12月），第102-103页。

[21] 袁行霈《李白〈古风〉（其一）再探讨》，《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第59-64页。

[22] 王琦注《李太白集》卷二，第89页。

[23] 《论语·述而》。

[24] 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年版，中册，第937页。

[25]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册，第1756页。

[26] 朱谏《李诗选注》卷一，第524页。

[27] 朱谏《李诗选注》卷一，第525页。

[28] 朱谏《李诗选注》卷一，第527页。

[29] 元结、殷璠等选《唐人选唐诗（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0页

 

钱志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发表过专著《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