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襄阳

　　魏平柱

　　1.米芾的家世及以楚人后裔自诩

　　米芾，本名黻，后改为芾，字元章。自称是楚国芈氏之后裔，尝自署名“芈黻”或“楚国米黻”，因鬻熊受封于楚，故又自号“鬻熊后人”。又因楚为祝融之后，祝融乃火正之官，为火神，故又自号“火正后人”。又因家住襄阳，自号“襄阳漫士”。襄阳有鹿门山，是庞德公、孟浩然、皮日休隐居地，因又自号“鹿门居士”。又因曾监中岳庙，故号“中岳外史”。因爱润州江山之胜，筑海岳庵于城东以居，又号“海岳外史”。晚年官淮阳军使，又号“淮阳外史”。因为喜爱奇石、崇拜奇石，衣冠唐制，被服怪异，人称“米颠”、“楚狂人”。又因曾官礼部员外郎，世称“米南宫”。世居太原，其父徙家襄阳，因谓襄阳人，人称“米襄阳”。

　　米芾为襄阳人，除自号“襄阳漫士”、“鹿门居士”外，尚有自署“襄阳米芾”、“襄阳野老”等名号。襄阳有自然村米庄，有纪念米芾的米公祠。米芾没有专为襄阳留下墨迹，也没有留下在襄阳居住的履历，这的确为研究其生平带来了诸多麻烦。我们只能据现有的有限资料，来推断他在襄阳的生活片段。他的父亲米佐，早在他未出生时已经将家安置到了襄阳。米佐的前妻死后被封为襄阳县君，则说明了这一点。米芾的母亲阎氏当为米佐的继室。阎氏生米芾，当在家居襄阳时期。米芾的诗集中有一首《小集南山》的诗，诗中提及山简、葛强，由此知道他曾经游览过襄阳习家池；《枣阳县志》中录有他写的一首《义井》诗，由此知道他曾经到过枣阳；他与魏泰为同乡好友，唱和诗中有“洄湖还忆扣舷歌”之句，由此知道他们曾经泛舟洄湖，而洄湖就在襄阳南的汉水旁。他少年时代曾经临摹过唐代书法家罗让的《襄阳学记》碑，他还临摹过唐代另一位书法家钟绍京的《遍学寺》碑，而这两幢碑则正立于襄阳。以上这些零星片段，足以说明米芾与襄阳的关系。米芾为襄阳人是确定的，并非附会。

　　米芾的父祖辈皆为武职，五世祖米信，是赵宋王朝的开国元戎，保驾功臣，地位显赫。历任殿前指挥使、内殿直指挥使、郴州刺史、高州团练使、宝顺军节度使、彰化军节度使、右武卫上将军等职。四世祖米继丰，官内殿崇班阁门祗侯。米赟可能是米芾的祖父或叔父，“以众西出，讨击羌虏”有功，受到转官的奖励。米芾父亲官左武卫将军，赠中散大夫、会稽公。出生在这世代武官家庭的米芾，却弃武从文而成为著名的书法家和文学家。有社会的原因、家庭的原因，也有自身的原因。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为了防止武人效法自己以军事政变的方法夺取政权，采取了一条“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文人倍受尊崇，武人地位日降。他在建国之初就“密鎸”一座“誓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规定每逢“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就要“恭读誓词”，“誓词三行”，其中一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直至“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这个秘密才公开出来。可见，北宋历代皇帝都是严格尊奉这誓词的。太宗时期，“武臣们在政坛上黯然失色，不仅地位低于文臣，而且其精神更趋于萎靡”。到真宗朝及其以后，“崇文抑武”方略则被奉为圭臬。形成了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局面。武人转换文职，文官拒受武职，遂为普遍现象。如果说米信当年还是武臣飞扬跋扈“多为暴横”、“专恣不法”的时代，那么到了米芾祖父、父亲时，则是武臣低眉折腰的时代。如曹彬虽居枢密使之职，但在与文人交往中却表现出谦卑的姿态。每次在途中碰到文官的车马，都要“引车避之”。又如狄青，在赴京任枢密副使时，被文人嘲为“赤枢”（时军人有“赤佬”的蔑称）。再如马知节，一日与王钦若同在枢密院议事，真宗皇帝亦在场。二人发生争执，王钦若喧哗不已，而马知节却委屈涕泣。由于朝廷“崇文抑武”，引发社会的“重文轻武”蔚成风气。也许米芾的父祖辈，就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开始了向文的转化，且把希望寄寓到了米芾的身上。

　　2.米芾的行迹与品性

　　米芾自幼聪慧好学，“六岁，日读律诗百首，过目即成诵”。“十岁，写碑刻……自成一家”。从所作《书戒》中，知他特别注重个人修养。他说：“士不可无特操，三两面鲜有济者。”又说：“晚节末路，身名并丧，无以见祖先于地下。”“日暮途远，倒行逆施，乃是劫盗”。他认为人生在世，当“无为三身忧”，即上不辱没祖宗，下要对得起子孙。从他写的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也曾有雄心壮志。“青松劲挺姿，凌霄耻屈盘”。“鹤有冲霄心，龟厌曳尾居”。“有志隆宋业，无心崇党偏”。他的这种抱负，在北宋那种激烈的党争中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所以他“仕数困踬”，职微权轻。十八岁恩荫入仕为秘书省校书郎，历任临桂县尉、浛洸县尉、长沙从事、杭州推官、扬州淮南幕僚、润州州学教授。直到四十二岁，才获得雍丘县令之职。仅年余，罢为中岳庙监。后起为涟水军使，历发运司管勾文子、蔡河拨发。徽宗崇宁二年，五十三岁的米芾，始为朝官太常博士。寻为书学博士。未几，因事“罢官去国”，“出知常州，不赴。改勾管洞霄宫”。崇宁三年知无为军。五年，复召为书画学博士、礼部员外郎。言者又以“倾邪险怪，诡诈不情……人目之以颠，……无以训示四方”为词劾之，罢知淮阳军，因病而卒。纵观米芾一生官况，“三加勋，服五品”，短暂的礼部员外郎是他最高的官职。远大抱负不能实现，他也试图在自己治下做一点利于社会、利于子民的好事。他在《到任榜》中宣示了他的理想政治：“尚和厚、敬长老、勤农桑、救贫困、养疏亲”，“感召和气，五谷丰熟，字养蕃息”。他在《六顺晓示》中表示了要构建的理想的人际关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姑仁、妇义，“是人间六顺之事，能感召时和、岁丰、人长寿、家道富、子孙多”。然而，这在当时也是无法实现的，他没有能力保护他的子民。他为上官不顾农民死活的催组行为不满，他心情沉痛地写下了一首《催租》诗，并且愤然辞去了县令之职。他在官场上失意了，“功名皆一戏，未觉负平身。”“三十年间成底事，坐叨闲禄是身荣。”“一官聊具三径资，取舍殊途莫回首。”这些诗句正是他失意心情的流露，他要学孟浩然：“此意苟不遂，江湖终浩然。”“我不愧作孟浩然，缓策空山与摩诘。”他要在大自然中、在山水中寻求精神的慰藉。

　　仕途的困踬，想必也是他佯作癫狂、倾心书画的原因之一。他在倾心书画中找到了精神寄托，或者说是另辟蹊径，找到了更加适合自己发展的空间。他在所著《画史》开篇写道：“杜甫诗谓薛少保：‘惜哉功名迕，但见书画传’。甫老儒，汲汲于功名，岂不知固有时命？殆是平生寂寥所慕。嗟乎！五王之功业，寻为女子笑。而少保之笔精墨妙，摹印亦广，石泐则重刻，绢破则重补，又假以行者，何可数也！然则才子鉴士，宝钿瑞锦，缫袭数十，以为珍玩。回视五王之炜炜，皆糠秕埃磕，奚足道哉！”米芾要把在官场的失意，从书画领域中找了回来。

　　米芾在交友方面奉行“君子群而不党”的原则，他凭借与皇家的特殊关系以及精湛的书法艺术，结交了许多显贵的朋友。他身历五朝，在诸朝宰辅中，除司马光、吕公著等少数人外，他均能与之交往。诸如苏颂、吕大防、林希、王安石、苏轼、沈括、蒋之奇、蔡京、章惇等均与之有诗词唱和或书简往来。他与王安石、苏轼更有着深交，王长米芾三十岁，苏长米芾十五岁，皆可以师长称，然米芾却“皆不执弟子礼”。他在给蒋之奇的信中也说：“襄阳米芾在苏轼、黄庭坚之间，自负其才，不入党。”这也许又是他“仕途困踬”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激烈的党争中，态度不明朗，或左右摇摆，谁会重用？谁会擢升你并委以重任？最多只能做个要好的文友。他在书画方面的朋友就更多了，除苏门学士外，有著名的画家李公麟，著名的词人贺铸，著名的诗话作者魏泰，古书画收藏家薛绍彭、刘泾，还有蔡肇、蒋长源、王诜、王涣之、王汉之兄弟等。他们经常交流所收藏的珍贵字画，鉴定真伪，欣赏评析作跋，探讨书法理论的真谛。

　　米芾又被时人称为“米颠”，“楚狂人”。而米芾并不自认其颠其狂。当有人以颠弹劾他时，他上诉到蔡京那里，“自谓久任中外，并被大臣知遇，一无有以颠荐者”。他还“质之子瞻（苏轼）”，子瞻笑答“吾从众。”其实，这些人也并不都认为米芾真颠、真狂。黄庭坚就曾经说：“米黻元章在扬州，游戏翰墨，声名籍甚。其冠带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语默，略以意行，人往往谓之狂生。然观其诗句合处殊不狂，斯人盖既不偶于俗，故为此无町畦之行，以惊俗尔。”这“不用世法”、“不偶于俗”和蔡肇所说的“风神潇散”、“不能与世俯仰”相一致，二人乃真知米芾者也！

　　明代陈继儒在《米襄阳志林序》中说：“惟米氏以颠著……得大要浩然之气全耳！”他还从六个方面论述了米芾的颠是颠而不俗，颠而不孤，颠而不寒，颠而不秽，颠不屈挫，颠而不诈。他惊叹：“呜呼，米颠旷代一人而已！”今人董有知先生对米芾的所谓颠狂，也有比较精到的分析。他说：“其实，他根本不颠。”“张颠、素狂、杨疯子，也并非真的‘颠、狂、疯’，就是阮籍与李白醉酒，醉意也不全在于酒。这些著名的大书家，封建社会的显赫人物，一者，心目深处憧憬着非常强烈的名禄诱惑力，可又不情愿周旋于腐败官僚圈子里的背俗环境；他们心中的正义抱负实现不了，却又控制不住内心世界的愤懑发泄，时时还在斥责讥讽权贵。二者，在帝王统治下，本人身份已大白天下，面临险恶形势，出于万般无奈，才以酒浇愁借故颠狂，无非是权作保护自己，与世抗争的一种手段。鉴此，若不能认知米芾的机敏智慧是不公平的，如不能明察其佯狂作颠也是不实际的。他的独特性格就在于既能压抑自己的天才和睿智，又能曲从别人嘲弄与自我摧残，以便在新旧党的激烈倾轧中应付优游，这恰恰是他真正聪明的自然流露和意念体现。”

　　3.米芾的书法成就

　　米芾以书法名世，在北宋四大家中首屈一指。《宋史·米芾传》说他“妙于翰墨，沉著飞翥，得王献之笔意。”同时代的书法大家对他的评价就相当地高了，苏轼说他：“超逸入神。”“风樯阵马，沉著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黄庭坚评之曰：“米元章书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书家笔势，亦穷于此。”李之仪说他：“回旋曲折，气古而韵高。”蔡絛则说他：“投笔能尽管城子（毛笔的别称），五指撮之，势翩翩若飞，结字殊飘逸而少法度。”宋高宗特爱米书，在《翰墨志》中说：“米芾得能书之名，似无负于海内。芾于真楷、篆隶不甚工，惟于行草，诚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笔端，故沉着痛快，如乘骏马，进退裕如，不烦鞭勒，无不当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过得外貌，高视阔步，气韵轩昂，殊未究其中本六朝妙处，酝酿风骨，自然超逸也。昔人谓支遁道人爱马不韵，支曰：‘贫道特爱其神骏耳。’余于芾字亦然。”孙觌在《鸿庆集》中说：“米南宫跅弛不羁之士，喜为崖异卓鸷、惊世骇俗之行，故其书亦类其人，超轶绝尘，不践陈迹，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而绝出笔墨蹊径之外，真一代之奇迹也！”朱熹在《朱子文集》中也说：“米老书如天马脱衔，追风逐电，虽不可范以驰驱之节，要自不妨痛快。”范成大也说：“米礼部行草正用大令笔意，稍跌宕遂自成一家。后生习米者，但得其踰绳越契之风，则善学柳下惠也。”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说：“本朝书，米元章、蔡君谟为冠，余子莫及。”可见，米芾在当时书法界的地位和影响该是多么的高和大了。

　　米芾的书法特点，孙祖白有一个概括：“下笔倜傥纵横，有骨有肉；提处细如丝发，而圆润遒劲，按处中锋直下，而沉着不滞；毫风雄骏，无往不利，使转自如，八面生姿；结字分布，气势飞动，出乎自然，确能不受古人羁勒，发抒情性天趣，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运笔墨于蹊径之外，而自成一派。”其体势俊迈，为苏、黄、蔡三家所不及。米芾尝自云其书为“刷”字，意思就是运笔迅劲。而蔡襄“勒”字、苏轼“画”字、黄庭坚“描”字，其共同点就是“纡徐”。苏轼写字“以手抵案，使腕不动为法”，黄庭坚写字来源于对蜗牛的启示，所谓“看蜗书屋梁，韵与境俱佳”，所以人们以“纡徐”二字概括黄庭坚的书法特点。而米芾的“刷”字，却体现出一个快字。所谓“风樯阵马”、“快剑斫阵”、“强弩千里”、“天马脱衔”就是这个快字的最形象的表述。

　　米芾的书法甚得楚文化的精髓。米芾本非楚民，其五世祖米信，族属奚族。奚，本东胡族。原居辽水上游，柳城西北。汉时为匈奴所破，保乌丸山，因称乌桓。宋初，其族属尚多在塞外。但米芾却自称是楚国芈氏之后裔，尝自署名“芈黻”或“楚国米黻”，自号“鬻熊后人”、“火正后人”。这是为什么呢？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对楚国书法艺术的崇拜。他在所著《书史》开篇即云：“如楚钟刻字，则端逸，远高秦篆，咸可冠方今法书之首。”是楚人发明了毛笔（原以为蒙恬），楚人的书法别具特色。自西周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流传下来的铜器铭文，令书法家景仰。如楚公嫁钟、楚夜雨雷钟上的铭文，书法专家评为“字体奇肆，于此见荆楚雄风”，“奇古雄深”，“文字雄奇，不类齐鲁，可觇荆南霸气矣”。再如，春秋中期的王子午鼎和王孙诰钟铭文。其书法特点被专家评为“圆劲激越，诡异飞动”。这种雄奇、飞动、诡异的特点，正体现了楚人性格特征。刘玉堂先生说：“楚人的形象思维，有自由、浪漫、狂放以至怪诞的传统。凡所表露，必有特殊的魅力，书体也是如此。”楚国的书法，在先秦堪称南方书法的表率。其风格、特点与北方书法判然有别。郭沫若曾说：“南方尚华藻，字多秀丽；北方重事实，字多浑厚。”胡小石也认为：“（古文字）书体分为二派，北方以齐为中心，南方以楚为中心。”“齐书整齐而楚书流丽，整齐者流为精严，而流丽者则至于奇诡不可复识。”楚书有不拘陈规的创新精神。米芾的狂放、怪异，不正是有意效法楚人吗？他的书法风格和特点，显而易见与楚国书法风格、特点是一脉相承的。

　　米芾是画家，除留下《画史》之外，画品未传于世。现在只能从当时见过米芾画品的人的描述中得之。他与儿子米友仁的绘画，被人们称为“米氏云山”。《画史》和前人的评论是研究米芾绘画思想、绘画理论的宝贵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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