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年，两批日本商人为争夺一个对华朝贡贸易资格，在宁波附近大规模械斗，还波及了中国居民。“宁波争贡”是日本对明朝贸易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矛盾总爆发。但是，明朝政府只是采取了一个简单粗暴的措施，关停。这个貌似容易的办法，结果引发了巨大的问题。
唐朝以后到宋元明初的几百年时间里，华北地区长期在游牧民族的控制之下，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中央政府的力量很难辐射到东北亚的辽东和朝鲜，中日之间的官方交流基本上中断了，以海上贸易为载体的民间交往成为主流。
当时，“大明”牌商品在日本市场上的魅力是无敌的，生丝和丝绸质地极好，日本贵族妇女趋之若鹜。工艺品的价值奇高，称霸日本之后的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把朝鲜造的茶具都奉为瑰宝，偶然获得一把“大明造的茶壶”则以为在做梦。白糖更是珍贵，小军阀家庭出身的德川家康整个少年时期只吃过一次，终身难忘。
那么日本拿什么和明朝贸易呢？尽管面积比大明小得多，但是日本矿产资源很丰富，金银产量竟然比明朝高得多。并且，由于日本领主之间长期争斗，刀剑等冷兵器制造水平非常高，因此，日本的刀剑、金银以及扇子、屏风、铠甲、硫磺等工艺和手工业品也很受中国市场的青睐。明朝人讨论海外贸易时，常常提及“东矿西珍”，也就是奇珍异宝、珍禽异兽往往来自欧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而金银和金属制品则大多数从日本及东南亚进口，中日贸易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1401年开始，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主动要求开展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官方贸易。明朝永乐皇帝将其纳入了朝贡体系中，1433年宣德皇帝又放宽了入贡限制，规定每10年一贡，人数不得超过300人，船不得超过3艘，刀剑等商品不得超过3000，凭借牌照“勘合符”由浙江宁波港入贡贸易。
起初，对华贸易权掌握在幕府手中，由懂汉语、识汉字的禅宗和尚管理，遣明正使和副使也都由禅宗和尚担任。贸易船以幕府直营船为主，有实力的守护（朝臣）、大名（军阀）和寺社（僧侣集团）也可以参与其中，分一杯羹。
由于室町幕府对国内的控制力始终有限，很难约束贸易人员的行为，从事朝贡贸易的日本人中有很多都是中国人或者中国移民，假托外国身份之后对中国的法律也不太遵守，东南沿海的地方军政官员及百姓也有利可图，所以日本一直也没有按照限制严格入贡，到中国之后经常和中国的私商和流寇结合在一起，抢夺货物、骚扰居民乃至地方官吏的事件时有发生，明朝政府想管管不住，觉得危害不大也懒得管，甚至有许多地方官员接受贿赂、同流合污，最后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
很快，室町幕府的统治进一步衰退，无法掌控与中国之间的朝贡贸易，只能把勘合符、遣明船和遣明使团以承包制的形式出售，从承包商处抽成。应仁之乱（1467至1477）之后，承包商资格落到细川氏和大内氏两大家族手中。
细川氏是京畿地区的大名，一度掌握着室町幕府的实权，是堺港商人的代表，堺港在濑户内海东部沿岸，在今天的大阪地区，在当时是日本最繁荣的口岸。大内氏是西国最有实力的大名，是博多商人的代表，博多在濑户内海西部到北九州沿岸，在今天的福冈地区。在中国朝贡体系和禁海政策下，正规贸易渠道只有一个——宁波市舶司——日本国内的出口渠道却有堺港和博多两个，因此围绕着对明贸易资格，日本国内的两大海商频繁争斗，愈演愈烈。
正德六年（1511）第十五批遣明船，是大内氏博多商人主导的；嘉靖二年（1523）第十六批遣明船，还是由大内氏主导的。连续两次，将近20年时间没获得贸易资格，让堺港商人和细川氏坐不住了。因此，嘉靖二年，细川氏也组织了一只商船，凭借着已经失效的“弘治勘合”到宁波贸易，细川氏在日本国内没争赢，只好到明朝来骗一骗。弘治皇帝是正德皇帝的父亲、嘉靖皇帝的伯父（《北京九坛都是谁建的》），已经去世20年了。细川氏拿着前、前朝皇帝的许可证，来登本朝皇帝的大门，既不合法，又不合规，所以他们必须得想点别的办法。
嘉靖二年四月，大内氏博多商人的三艘船、五六百随从到了宁波，几天以后，细川氏堺港商人的一艘船一百多随从也到了宁波。出乎意料的是，非法而且后到的细川氏商队反而受到了优待，不仅在接待礼仪方面高于大内氏商队，而且让他们先交易。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细川氏想到的办法非常简单实用，贿赂。细川氏让一个叫宋素卿的华人担任商队副使，重金贿赂宁波市舶司的镇守太监赖恩，不仅从非法变成了合法，还堂而皇之的占了先机。要知道，当时明朝的商品在日本市场上可都是限量级的珍品，独家经营明朝商品绝对的一本万利。如果从独家经营变成与细川氏一起两家经营，还让细川氏的商队先拿到货、先回国出售，大内氏的损失可就大了！
果不其然，在巨大利益的冲击下，大内氏和细川氏两只商队在宁波市舶司的接待宴会上就大打出手。负责管理日本商队的镇守太监赖恩不仅不制止，还送给细川氏商队不少兵器，暗中拉偏架，结果两只日本商队越打越大。
当时，从事海外贸易的人都时而是商，时而是匪，贸易在行，砍人更在行。人多势众的大内氏商队对细川氏商队一顿追砍，从宁波追砍到绍兴，又从绍兴追砍到余姚，最后又从余姚追砍回到宁波。两只日本商队相互仇杀之外，还趁乱沿途抢劫了宁波周边乡镇，祸害了不少中国老百姓，又引得中国军队在后面追。
就这样，两只日本商队都被中国军队追缴，在陆地上抓住一部分，漏网逃入海上一部分，结果没想到的是，明朝军队的海上战斗力不怎么行，备倭都指挥刘锦在海上追击中还战死了。最后，漏网的日本商人逃到了朝鲜，被朝鲜抓住，被明朝忠诚的藩属国朝鲜押送到北京，又押送到浙江宁波。日本商人兜兜转转，闹了小两年，最后被抓回了犯罪地点。
浙江地方官把主要责任归到细川氏商队的副使华人宋素卿身上，把他以叛乱罪判处死刑，最终和大部分使团商人死在狱中。对两个商队的正使从轻处理，关押一段时间后，遣返回国。
宁波争贡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朝野震惊。朝中主张严厉实行海禁政策的官员（后来成为首辅的夏言）对浙江地方官的处理进行了强烈谴责，借机要求对从山东到广东的沿海衙门进行彻底整顿；同时，认为问题的起因在于市舶司制度，应该关闭宁波市舶司，断绝日本朝贡渠道。刚刚登基的嘉靖皇帝从小在湖北安陆长大，不仅不清楚中日之间的朝贡贸易的发展情况，而且认为这些拿着他伯父诏书来贸易的日本人十分不懂礼貌，就同意了。这样，从嘉靖二年（1523）开始，当中日两国之间贸易需求越来越大的时候，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正规贸易渠道——朝贡贸易停止了17年，此后时断时续，以断为主。
表面上，宁波争贡事件是日本商人之间的内讧，实质上是日本国内对明朝通商贸易要求得不到满足的矛盾总爆发。日本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贸易需求量巨大，但中国中央政府开的口子却极小。争贡事件爆发以后，明朝政府没有了解矛盾的背后因素，而是采取了一个简单粗暴的措施，关闭口岸、取消贸易。明朝政府以为“关停”是一个短期内成本最小、最容易实施的办法，殊不知漠视问题根源才是最大的错误，结果不出意外地引发了未来几十年间的巨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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