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性格中的不宽恕、少容忍，以及轻脱、浮躁，统统都在盛怒中随着热血冲上了脑门。
如果他能够保持一种成熟的冷静，他就应该知道，高宗的三道诏书，还有今天张浚找他谈话，都已经清楚地意味着，那次卧室里的许诺已经不算数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他最应该做的，是立刻对张浚的提议表示赞同。因为整个朝廷都在看着他，高宗更在仔细地看着他，他们都希望听到岳飞能够对张浚说：“是啊，我完全同意。”那样，包括高宗在内的整个朝廷，都会大大地松下一口气。岳飞的命运，也能够大大地松下一口气。
可惜他没有说那句大家都希望听到的话。
他告诉张浚，他不同意让吕祉和王德去接收刘家军。因为王德和其他刘家军将领素来不和，别人不会服从他；而吕祉是个只会纸上谈兵的军事理论家，却不会带兵。他们去接收，一定会出乱子，所以，“必择诸大将之可任者付之，然后可定”。
张浚问：“那么张宣抚（张俊）如何？”
岳飞说：“张宣抚是老将，也是我的老领导。但为人暴而寡谋，不能让刘家军的将领们信服，恐怕不行。”
张浚再问：“杨沂中应该可以吧？”
岳飞说：“杨沂中与王德是一个档次的，怎统帅得了一支大军！”
因为上一次的军事会议，张浚对岳飞本来就没多少好感。话谈到这里，他的火气也上来了，怒道：“除了太尉你，其他人都不行！”
岳飞也不示弱，愤然回击道：“都督既然询问我，我就不敢不说实话、尽愚忠。我岂是为了得到淮西的军队！”
事情正朝着高宗最担心的方向发展。
在岳飞的一生里，很容易看到许多彼此呼应的事情。譬如他诛杀舅父时的那句“今日不杀舅，他日必为舅杀”，和日后临安监狱里狱卒路人甲的那句“少保若不死，出狱，则复疑于君，安得不反！”
许多年以前，无名小辈岳飞，因为不赞同大名鼎鼎的八字军领袖王彦的战术方针，而置军法于不顾，冒着被处斩的风险，怒而脱离部队。以至于王彦终生不愿再和他共事。
许多年以后，声威赫赫的岳太尉，再次将类似的冲动复制了一遍。从张浚的都督府出来，他立即就给高宗写了一封辞职信，没等高宗批准，就冒着“擅离职守者斩”的风险，连驻地都没回，就跑到江州庐山的东林寺，为老母“持余服”，扫墓守孝去了。
冲突继续升级。张浚得知岳飞根本没回驻地，怒不可遏，接二连三地上奏宋高宗，说“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简直是赤裸裸的在要挟朝廷，建议朝廷干脆将岳飞的兵权也一起收掉。高宗也很懊恼，屡次对着大臣严厉指责岳飞骄横跋扈。
尽管高宗最终仍然不得不派人去敦促岳飞复出，但他心里那扇一度对岳飞敞开到了极限的大门，却从此悄无声息地完全关上了。当岳飞终于被劝下庐山，前往建康府请罪时，高宗说了一番似软实硬的话：“卿家前些日子的奏章很轻率，但朕并不恼怒。若是恼怒了，怎么会没有谴责卿家呢？太祖皇帝说过，谁犯了我的法度，我用来招呼他的，就惟有刀剑。如今让卿家继续执掌军队，寄托恢复的重任，可见朕确实没有怪罪卿家的意思。”
事情如果到此为止，君臣彼此都把这层隔膜深深地埋在心里，彼此都不再折腾，也许，最后的结局还不会那么坏。可是，岳飞性格中的缺乏宽恕，像一条毒蛇般纠缠着他的命运。回到鄂州后，他马上又给高宗上了一道折子，依然不依不饶地在折子里说什么“陛下比者寝閤之命，圣断已坚；咸谓恢复之功，指日可冀。何至今日，尚未决策北向……”所谓的“寝閤之命”，就是他们君臣当日在卧室里的那番赏识与承诺。
岳飞不断地提醒着高宗曾有过的那个“寝閤之命”，其实就等同于在不断地提醒高宗，他从未释怀这件事情，也就等同于不断地将自己脖子上命运的吊索越拉越紧。
果然和岳飞所预料的丝毫不差。刘家军大将郦琼发动兵变，杀死吕祉，率军四万余人北投。王德只能守着本部的几千人，眼睁睁地看着郦琼扬长而去。刘家军从此不复存在，淮上前线的防御也顿时全线崩溃。
张浚成了导致这场叛乱的罪人。继张浚出任宰相的赵鼎，从郦琼的叛变中，再次体味到了一支值得信任的军队，对这个国家的重要性。
高宗也将自己的住处从靠近前线的建康，悄悄地转移到了后方的杭州。刚撤掉刘光世，5万多人的大军立刻就全部叛逃他国，皇帝对家军的忠诚度，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
皇帝和宰相们再度达成共识：整顿出一支完全隶属于皇帝的强大中央军，仍然是目前最亟需完成的政治作业。
有鉴于直接摘掉家军领袖的教训，赵鼎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手段：奖掖家军当中的偏将们，以方便他们从家军中独立出来，进而使整个家军解体。这有点类似于汉武帝当年所推行的“推恩令”：让每个大诸侯国里产生无数个小诸侯国，从而瓦解掉大诸侯国。
大将们中间，老练的张俊看透了朝廷的图谋，并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使朝廷“终不能得其柄”。但岳飞却没能看清这场政治的浓雾。绍兴八年，他还在向高宗请求增兵。高宗的意思是，现有的部队，已经尾大不掉，整合不了他们，也拆分不了他们。与其让他们继续增加兵力，还不如另外设立新部队。而这些新部队，自然都要直接服从皇帝的指挥。
高宗已经对依靠家军们取得战事的胜利失去了信心。他曾这样对心腹谋臣王庶说：“今之诸将不能恢复疆宇，他日须朕亲往！”高宗的目标很明确，一定要建立一支完全属于自己的中央军，来取代这些家军。
整顿家军的工作同时进行的，是与金人的和谈。许多个世纪过去了，主流史学家不断强调达成和谈正是南宋政府整顿家军的目的所在。据此进而推论，岳飞的命运也是这场和谈的结果——为了成功向金人妥协，他们杀害了坚决抗金的将领岳飞。
这是典型的以道德强奸真相。绍兴八年，具体负责整顿家军的枢密副使王庶，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敌之强弱，吾无与也，顾在我者何如耳。”也就是说，和谈不是整顿军队的目的，相反，整顿军队，才是和谈的目的。高宗也说过，他对家军诸将早已完全丧失了信心，若要恢复疆宇，“他日须朕亲往”。王船山日后在《宋论》里评价这段历史，也说得很明白：收兵权是目的，和议只是手段。
顾及到可能对家军大将们所产生的刺激，朝廷并不能把这一真实意图对外宣布。和谈是整顿家军的前提，只有来自外界的军事压力大幅度削弱，南宋政府才能腾出手来整顿家军。这一秘密的目的只流传在有限的几个最高决策核心中间，包括了高宗、赵鼎、秦桧，以及王庶。对外，朝廷则是另一套说辞。绍兴八年和绍兴十一年的两次和议，高宗始终都在不断强调自己的“孝道”，他当着整个国家痛哭流涕，希望大家理解他的苦衷，他需要和议，需要从冰天雪地的五国城，把自己的生母和其他皇室迎回来。
从绍兴八年到绍兴十一年，决策核心发生了许多人事变动，宰相赵鼎也被秦桧所取代，但通过和议来为整顿家军开路这一基本路线，却始终没有发生变化。高宗已经狠下心来，一定要彻底解散家军
岳飞们在军事上所取得一切胜利，其实都是在挖自己命运的墙脚。他们对金人的军事压力越大，金人就越容易同意和议，大将们自己最终的命运，也就来得越快。明显的迹象，可以从两次和议的对比中看到。绍兴八年的和议，朝廷中的士大夫们分裂为赞同和反对两大派，彼此对抗；而到了绍兴十一年，却几乎没有士大夫出来反对和议。南宋学者吕中后来感慨说：“向者之和，贤士大夫并起争之。今则无一人言之。”会变成这样，吕中认为是“诸将奏捷”的缘故——确实如此，绍兴八年朝廷还没有从淮西兵变中恢复过来，而绍兴十一年的拓皋之战，却已经彻底打消了金军渡过长江的念头。
当岳飞在郾城大捷后极力请求继续扩大战果时，高宗却用十多道金牌把他招了回来。这里面起着决定性因素的，不是什么“投降派”之类的道德命题，而是南宋政府终于到了可以举行成人礼的时候了。
随后发生的事情耳熟能详。朝廷再次“杯酒释兵权”，用中央最高军事长官 的空头衔，取消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的统军大权。
当张俊和韩世忠广置田宅，开始他们后半生“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涯时，岳飞却被投进了临安府的国家最高监狱。这个结局其实早在绍兴七年就已经注定了。当高宗一手将岳飞推上信任与权力的巅峰，又一手把他从这个巅峰上面踹下来，岳飞又因为自己性格上面的缺陷，从来都没有表示过对高宗的谅解……
绍兴十二年，世间已无岳少保。高宗对着大臣们兴奋地说：“今兵权归朝廷，朕要易将帅，承命、奉行，与差文官无异也。”
还有一件一直被忽略掉了的事情。在解体了家军之后，朝廷的国库也同时接收了家军所经营的各项财源——家军长期盘踞地方，形成了就地养军的体制。从韩家军的财库里，国库接收到：现钱100多万贯、米90多万石、镇江、扬州等地大酒库15处；岳家军的财库则计有：每年可以收160多万贯钱的14个酒库；每年可收钱41万多贯的博易场等，以及每年可收稻谷18万石的田产。在高宗统治早期，每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到1000万贯，而到了统治末年，财政收入急骤膨胀，达到了6400多万贯。最主要的两笔收入，一是秦桧的“开源”，另一个就是对家军财政的接收。
王朝完成成人礼的两个必要条件，军队和财政，都必须在解体家军之后才能达成。岳飞的命运则在这种历史的必然趋势里随波逐流。如果没有绍兴七年的曲折，他可以和韩世忠们一起终老于灯红酒绿；而有了那场曲折，他人生的终点，就只能是那造型古板的风波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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