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文、景两帝时期，各诸侯王日益骄横，当时大臣晁错屡次建议削藩，诸侯王常常因为微小的罪过就遭到削地的处罚。
景帝三年(公元前155年)，御史大夫晁错又建议削吴，吴王濞于是联合齐、淄川、胶西、胶东、济南、济北、楚、赵八个诸侯国，共谋发兵击汉。但齐王悔约背盟，济北王则因被郎中令软禁而不能发兵，实际上只有七国发兵叛乱。汉廷发兵平定，只三月就取得胜利。七国之乱何以这么快就被平定？
吴国的野心
西汉初年，刘邦在翦灭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分封了大量同姓诸侯王，除朝廷直辖一部分郡县外，将全国大部分郡县分封给刘姓子弟，建立起楚、齐、赵、代、梁、淮阳、淮南、吴、燕等九国，将统治天下的政权分给各同姓诸侯王，希望利用血缘凝聚力共保天下。这就是刘邦在汉初所确立的郡国并行的政治体制。
然而，此举虽然排除了异姓诸侯王的割据，但也给同姓诸侯王割据大开了方便之门，同样严重威胁中央集权。
据统计，至景帝即位时，西汉全国54郡，同姓诸侯王分去39郡，加上异姓长沙王的分封，共达41郡，而汉廷中央直辖仅剩13郡。
王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其中齐、楚、吴三国辖地几乎“分天下之半”。而汉廷中央辖郡范围，大概相当于战国后期的秦国，且其东、南、北三面，均为诸侯国封域，形成“诸侯比境，周匝三垂”之势。
各诸侯王国虽属汉王朝的一部分，必须效忠于皇帝并接受朝廷的领导，但又享有许多特权——“自置吏”，自行任免两千石以下的官吏，从而拥有独立治理本国的行政权；“得赋敛”，可自行征收赋税，从而拥有独立支配本国经济的财权；“伤武备”，可自行管理本国的军队，有协助皇帝镇抚本国的军权“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诸侯王享有与皇帝大体相类似的各种政治待遇。此外，王位世袭，代代相传。
这些特权与诸侯国的封域相结合，极易发展为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而汉初大力实施休养生息的国策，客观上也为诸侯王发展自己的势力提供了土壤。
随着同姓诸侯王在血亲上与中央逐渐疏远，割据一方的诸侯王经济实力日渐雄厚，不甘心在屋檐下受命于人，自为天子的意识也越来越强。吴王刘濞(刘邦之侄)就是其中的代表。
公元前195年，刘濞受封会稽、东阳、豫章三郡53城，相当于今江苏中、南部，浙江北、东部，安徽东、南部，包括太湖流域、长江三角洲在内的富庶地区。利用优越的自然资源，刘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使吴国经济达到“富埒天子”的水平。
此外，他依恃雄厚的财力对内实行轻徭薄赋，以收买民心，对外“诱天下豪杰”，以培植私人势力。
刘濞的影响逐渐扩大，汉廷的警觉也与日俱增。
诛杀晁错
针对同姓王势力的恶性膨胀，不少有识之士曾提出过解决问题的方案。文帝时，贾谊提出“众建诸侯”的主张。即在诸侯国总体所占地盘不变的前提下，让诸侯王的子孙都为王，从而增加王国的数量，以减少单个诸侯国所占的地盘。由于诸侯国越分越小，便不再构成对中央的威胁。但坚持“无为而治”的文帝并未普遍实行众建，仍主要实施延续安抚控藩的政策。
与贾谊温和的“众建诸侯”的方针相比较，晁错的“削地”之策无疑是相对激进的削藩方案。晁错对诸侯王阴谋作乱进行分析认为，诸侯王叛乱与否与血缘关系的亲疏无关，而与诸侯国的实力有关，也就是“大抵强者先反”。公元前155年，晁错进言《削藩策》，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也就是说，长痛不如短痛。此外，晁错还主张：不隐晦，不迂回，直接削诸侯国的封地，削弱诸侯国的实力。很显然，这种快速、直接、激进的操作手段，就像虎口夺食，很容易招致诸侯国的反抗。然而，汉景帝却认为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既可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央直属郡县不足的问题，又可消除诸侯国尾大不掉之患，有一箭双雕之效。毕竟，这些前封的诸侯王与汉景帝的血缘关系日渐疏远，动起手来也无切肤之痛。故无论是出于解决分封问题的现实考虑，还是为消除隐患的长远打算，景帝都需要“削藩”之策。
汉景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56年)至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景帝先后以种种理由削夺楚王刘戊的东海郡、赵王刘遂的常山郡、胶西王刘卯的六个县。景帝三年正月，当决议削吴王刘濞的豫章郡、会稽郡时，刘濞公然反叛。
当时吴国仅有三郡，而会稽、豫章两郡是铸钱之地和煮盐之会，是刘濞赖以自保的根基。要是这两郡被削，就等于要割断吴国的经济命脉，从而彻底解除刘濞在经济上对朝廷所构成的威胁，要不了多久吴国就会成为“唯得衣食租税”的郡县。刘濞显然无法接受，遂与赵、楚等六国起而相应。
“削藩”成了“七国之乱”的导火线，同时也给晁错招来杀身之祸。
七国叛乱后，景帝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以较小的代价尽快平叛。七国是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名义发动叛乱的。据此，景帝认为，既然他们打着诛晁错的名义，索性就把晁错杀掉，“错已被诛，理应罢兵”。如果诸侯王果真因此而罢兵，就算削弱诸侯王的目的未能达到，至少可暂时平息叛乱。如七国仍不罢兵，那他们的野心便暴露无遗，朝廷平叛的正义性亦不言而喻。就这样，尚未做好战争准备的景帝先杀了晁错，以为缓兵之计。于是，这位削藩的始作俑者便成了战乱的牺牲品。当然，景帝诛晁错，在去掉了七国起兵的借口后，七国并未罢兵。
击败吴楚
当时，反叛的七国其区域遍及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河北，是汉王朝的半壁江山。如果七国军队合兵一处，形成率然之势，则汉难以制也。因而，汉廷根据既定战略——命太尉周亚夫率36将军击吴楚；遣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大将军窦婴屯荥阳监视齐、赵。这样，就从战略上完成了对叛军力量的分割。分割敌人的同时，也牵制了诸齐和赵军，为汉主力军击吴楚创造了条件。具体到战术，七国叛乱事起，周亚夫出兵前向汉景帝建言：“楚兵勇悍，正面交锋恐难取胜，希望弃梁国之地，然后断绝吴楚粮道，就可以平定他们了。”此计是以暂时放弃某些空间来换取时间，达到牵制叛军、挫其锐气的目的。后来战事发展完全证实了周亚夫的判断。
其实，在未参与叛乱的诸侯王国中，除上述七国外，还有以梁为首的八个诸侯王国。此八国的诸侯王，皆为文帝和景帝的儿子及其后代，同景帝的血统关系及政治关系极为密切。他们坚决拥护朝廷、积极参战，是汉朝平叛的重要力量。
其中，梁国乃汉廷之东部屏障，既是抗击七国的前沿，也是拱卫京洛的要地。梁孝王刘武是景帝的胞弟，绝对忠诚，始终以屏卫朝廷东方为己任，高筑城、深挖池、严壁垒。吴楚叛军犯，梁王刘武“饬车骑、习战射、积粟固守”，还登城参加战斗，终使吴楚不能越梁而西，从而有力保证了汉军在战略全局上的主动。
事实上，吴楚七国反叛之初，吴将曾劝吴王西进，绕过梁国，直接控制敖仓和荥阳地区，不仅可占据“地利”，还能利用敖仓的积粟来供给大军。可惜，吴王并未听从。吴王不占荥阳，周亚夫却率军迅速出关，与窦婴会兵于荥阳。汉军固守荥阳，北可抗赵，南能御吴楚，东又可抵御诸齐进攻。若遭攻，则可以荥阳为中心，组织军队抵抗，为中央政府增派援兵赢得时间。若敌退，又可以荥阳为中心，组织军队进军。因而，荥阳成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占领或固守此地，扼住吴楚军队西进关中的要道，先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掌握了战局的主动权。难怪周亚夫说：“吾据荥阳，荥阳以东无足忧者。”
对于周亚夫这一弃地劳敌的战术，当时有贤士对周亚夫曰：“吴兵锐气正盛，和他交战很难取胜。楚兵浮躁，锐气不能保持长久。现在为将军提出一个计策，不如率军在东北的昌邑筑垒坚守，把梁国放弃给吴军，吴军一定会用全部精锐军队攻打梁。将军深挖沟高筑垒坚守，派轻装的军队断绝淮河泗水交汇处，阻塞吴军的粮道。吴梁之间因相持疲敝且粮草耗尽，然后用保持强盛锐气的军队制服那些疲敝已极的军队，打败吴国是必然的。”
正当吴楚围困梁国之时，出于战略全局的考虑，周亚夫并未急于救梁，而是一面命梁国死守，牵制并消耗吴楚军队，一面听从贤士之议，率军疾趋昌邑 (今山东巨野西南)，筑城固守，多备器械、粮食。周亚夫此举，一则可阻挡当时已攻占了梁地城阳(今山东淮县东南)的吴将周丘所部的西进；二则吴军当时锋芒正盛，仓促出战，必遭失败。果然，吴楚军队攻梁不下，转而想与汉军主力交战，周亚夫坚守不出，吴楚军队攻又攻不下，战又战不得，逐渐陷于被动。周亚夫看到时机成熟，遂派骑兵侧击淮泗渡口，截断了吴楚军队的粮道，直指吴国的老巢吴地，刘濞大惊，连忙率军后撤，周亚夫乃出精兵，遂大破之。
齐国的作用
吴王刘濞在策划叛乱时，曾遣使四方，遍告各诸侯国，制定一个四路进军、二面包围关中的战略部署：南面衡山王，军队攻占长沙以北地区，然后西取巴蜀、汉中诸地；吴军主力直下徐州，由此进击中原；赵王由北面进击云中、代郡，与匈奴大军会师南下；胶西王、胶东王、淄川王和济南王稳住山东大局后，首先攻占河间、河内，准备进入中原；吴楚在徐州会师，并与各路大军组成联军攻破梁国，剿灭梁王，最终夺取函谷关，直下长安。
然而，以刘濞为首的诸侯王反叛联盟极不稳固。参加通谋的诸侯王均为高祖子弟及其后代，他们与景帝的血统关系疏远，矛盾积累很深，在反对削藩这一点上，态度是一致。但他们之间也有矛盾，且吴王只是为了实现自己兼并天下的目的，其他诸侯并不甘心受制。因此，这一计划的绝大部分都成了泡影。
其中，齐地诸国叛军是吴楚最重要的配合，约定齐、赵、胶东、胶西、济北、济南、淄川、城阳等八国攻取黄河以北各地，配合吴楚从东面威胁关中。不过，齐地的形势很糟糕。齐王刘将闾开始时允诺应叛，后被群臣谏阻，背约守城。济北王刘志本欲应叛，但被他的郎中令劫持软禁起来，起兵未成。
这样，齐地原来约定起兵反汉的六国，最终只有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四国起兵。四国虽皆起兵，但受齐国的牵制，无法西进，不得不改变与赵王“定河间、河内，或入临晋关”，与吴王会师洛阳的原计划，首先围攻齐国都城临淄。齐王与其将相一面坚守，一面派人向汉廷求救。此时，汉廷也做好了平乱部署，“天子乃遣将军栾布击齐”。
其实，诸侯国在助汉平乱的过程中起到重大作用，齐地诸国亦不可忽略。如前所述，叛乱爆发后，齐国、济北国没有按约起兵，而是坚守城池。西汉初年，谋士田肯曾对刘邦说：“秦地险固，和关东诸侯相隔千里，二万秦兵足当诸侯兵百万兵。齐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且与中原相隔千里，二十万齐兵可阻持戟百万之众。这等于是东西二秦。”由此可见，齐地居东方，秦地居西方，战略位置都很重要，与关中形成东西呼应、制衡诸侯之势。齐国的重要地理位置，吸引了胶西等诸国叛军的围攻。
可齐国又是当时的强国。据《汉书》记载：齐国由受封之初的七郡，为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吕后擅权时期虽被割出三郡，但齐国在西汉前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仍然很强，不失为大国。同时，齐都城临淄城东临淄河，西依系水，南有牛、稷二山，北为丘陵，地势南高北低，淄河、系水应该说是位于临淄城的一道天然屏障。
从地理位置上看，临淄城居于齐国疆域的中心位置，利于军事防御和保障都城的安全，又驻有数量可观且训练有素的常备军。因此，齐国在地理条件上算得上得天独厚，海、河、山构成其天然的防御屏障，决定了临淄城为四塞之邑，在军事上易守难攻。结果，胶西、胶东、淄川三国叛军围攻齐都临淄，三月不下。栾布率军进逼，三王便退兵回到封国，不战而降。
在赵地，郦寄领兵进攻赵国，赵王刘遂坚守邯郸，郦寄久攻不下。栾布平定齐地诸国后，还军与郦寄会师，水淹邯郸城，邯郸城破，赵王刘遂自杀。
历时三个月的“七国之乱”被平定，随之景帝以惩办参与叛乱的诸侯为由，对国内多数刘姓诸侯进行了严厉制裁，楚王刘戊兵败身死，吴王刘濞逃亡，参与叛乱的胶西王刘昂、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东王刘熊渠，以及齐王刘将闾相继自杀。
（摘自《世界军事》 文/汉卿）
新刊推荐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