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帝王无疑是政治权力的核心，皇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及文武百官在内的其他一切政治势力都是依附于皇权而存在的。
然而，各个时代的现实政治却纷繁复杂，因各种不同缘由而导致皇权削弱之时，相应地相权也就会过度膨胀，这种特殊情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屡见不鲜。南宋时期尤为明显，从秦桧开始，可谓权相迭出，韩侂胄便是其中之一。
南宋出现权相现象的缘由
权相现象的出现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皇帝较少处理日常政务，仅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做出最终的裁定和决断，这就为相权的发挥留出了巨大的空间。二是相权本身得到加强，足够填补因皇权衰微而带来的权力空白。南宋的政治环境满足了上述的两个条件，为权相出现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南宋初年，金人要求宋廷承诺委任秦桧为相，使宋高宗面对秦桧的专横跋扈而无可奈何。本是皇族疏属的宋理宗赵昀也因史弥远的拥立之功对其感恩戴德，不敢干预宰相的施政举措。在古代政治现实中，皇帝受制于各种各样的无形压力，往往无法经常过问、干涉日常政务，于是在核心统治层出现了权力的真空，致使皇权旁落于宰相或其他人之手。
秦桧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相权可以顺利地填补皇权留出的权力空白，宗室、外戚、宦官等势力是相权有力的竞争者。因此，相权本身必须足够强大，才能击败他们。宋朝为了保证皇位的稳固，从开国以后就刻意打压宗室、外戚、宦官三股重要的政治势力，这从很大程度上为日后相权的扩张扫清了障碍。需要说明的即便是宗室、外戚等特权阶层，若想在宋代政局中得到显赫地位，也必须拥有宰相的职位。韩侂胄拥有外戚和宰相双重身份，使得他在宋代政治舞台之上得以权倾朝野。
宋代相权的强化又有着更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一是唐末五代以来，由于频繁地改朝换代，皇帝几乎无法处理正常的国家政务，而以宰相为首的中央官僚系统却在混乱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维系着行政机器的运转，于是宰相在日常政务处理过程中变得举足轻重；二是士大夫意识的觉醒及其参政热情的高涨促成了相权的强化。这些士大夫们往往积极为宰相争取权力，并重新诠释儒家经典，确立新的“使非常之业与士大夫共有也”的政治理念，为扩大相权的斗争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三是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政权外部安全的严峻形势迫使皇帝不得不将很多权力下放给宰相。南宋自光宗以后，皇帝多数很少过问政务；因而宰相已经获得了足够大的权力：也正是这些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南宋权相的出现。韩侂胄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登上宰相之位的。
不可忽略的是，宋代的制度设计和人事关系存在无法克服的弊端，进而导致了皇权与相权之间的严重失衡。由于与金朝的军事对峙贯穿了南宋存在的大部分时间，紧张的边境局势迫切要求宰相兼管军事。宋初本以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财权，但宋神宗时废除三司使，其职能被并入户部，受宰相管辖。南宋宰相往往兼任国用使，宰相主财已成惯例。南宋的宰相手握军权、财权，在决定朝廷命运的重大决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话语权。
史弥远
南宋宰相的正常行政权力范围已然超越前代，而权相往往滥用职权，逾越正常的权责界限。南宋初年，身为宰相的秦桧，任职期间将执政（副宰相级官员）更换了二十八人，真可谓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更为严重的是，权相善于利用台谏官，竭力把控朝廷内外的人事任免。高宗朝群臣反对绍兴和议时，勾龙如渊向秦桧自荐毛遂：“为什么不选择台谏官攻击罢免那些有异议的人？”于是秦桧就任用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打击政敌。台谏官成为权相的爪牙，在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中起到了相当于权相帮凶甚至是打手的负面作用。正因为南宋权相相当程度地控制了军权、财权、人事任免等多种权力，使他们在宋代政治生活中得以呼风唤雨，这是包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权相所拥有的雄厚政治资本。
韩侂胄的权谋之术
韩侂胄字节夫，是北宋名相韩琦的曾孙，他的母亲是宋高宗吴皇后的妹妹。身为外戚，他靠着官宦人家的荫补特权入仕为官。绍熙五年（1194）太上皇宋孝宗去世，因种种原因精神有些不正常的宋光宗无法处理朝政。以赵汝愚为首的朝中大臣急切希望由皇太后（即高宗吴皇后）出面，逼光宗禅让皇位，以免引起更大的混乱。由于当时正处于宋孝宗大丧期间，宫中戒备森严，赵汝愚便派可与宫廷直接联络的外戚韩侂胄与宦官张宗尹入宫传递消息。经历一番曲折后，二人终于请到太后出面，拥立光宗的儿子嘉王赵扩为帝，是为宁宗，韩侂胄也因此成为有“定策之功”的勋臣。
韩侂胄雕像
宁宗生性懦弱，缺少主见，多不亲自处理政事。即位之后，他提拔重用了有拥戴之功的赵汝愚和韩侂胄。而他们双方都觊觎由于皇权的衰落而留出的权力空间。赵汝愚方面有朱熹、彭龟年等人作为其谋士，他们劝他尽快除韩侂胄，台谏官黄度也早已准备好了弹劾韩侂胄的奏章。然而，韩侂胄早已察觉到了赵汝愚等人的政治图谋，决定先下手为强，罢免了黄度的职务，令这场密谋胎死腹中。此后，韩侂胄也在其心腹的建议下，借用皇帝御批的名义，扶植亲信入主御史台，把控言路，“于是言路皆侂胄之党，汝愚之迹始危”。这些服务于韩侂胄的台谏官攻击赵汝愚，说他身为赵氏宗姓，却担任宰相之职，是图谋不轨之举。经过异常激烈的政治角力，赵汝愚失败了，随即被贬往衡州，暴毙身亡，韩侂胄扫除了登上相位最大的障碍。
韩侂胄继续对朝中支持赵汝愚的政治势力进行清算。他提拔何澹、胡纮为台谏官，将朱熹等道学之士认定为“伪学”，规定任用官吏，需要特别声明与“伪学”毫无瓜葛。因而“伪学”之人纷纷被逐出京城。不久，台谏官刘三杰逢迎韩侂胄，将“伪党”改称为“逆党”，这无疑大大加重了朱熹等人的罪名，因伪学逆党获罪的多达59人，这就是著名的“庆元党禁”。
韩侂胄稳定了国内政局后，做出了一项惊人的决定——北伐。之所以说是“惊人”，是因为南宋此时的军事实力不如金朝，北伐恢复的时机尚未成熟，一旦失败，后果难以估量。但因韩侂胄手中过度的相权来源于皇权，倘若皇帝收回这部分权力，他的相位便极不稳定；而庆元党禁又使得他站在许多士大夫的对立面，因此他亟需另一个牢固的权力来源。从韩侂胄的政治立场来看，北伐立功是极佳的选择。一方面可以与部分士大夫达成和解，不失颜面地启用党禁名单中的像如薛叔似、叶适这样历来支持恢复故土的知识界领军人物；另一方面又可以用实实在在的功绩作为自己牢靠的政治资本，前提当然是北伐取得胜利。
韩侂胄北伐
然而，南宋朝中的有识之士十分清楚宋弱金强的形势，他们强烈反对韩侂胄的北伐之举。而韩侂胄则利用台谏官打压朝野的反对声音，同时以极短的时间完成军事动员和部署，并绕过皇帝开启战端。首战告捷后，韩侂胄才发布进军的正式命令，这就是开禧北伐。但这次匆忙的进攻很快变成一场大溃败，金兵反攻的铁骑严重破坏了两淮、荆襄、川峡等地区的经济和民生。在取得战争胜利后，金朝要求惩办祸首，根本不接受宋廷的和议请求。在这种情况下，韩侂胄决定孤注一掷，一战到底。这激起了朝野上下更加激烈的反对。最后史弥远、杨皇后等人谋杀韩侂胄，向金人请罪，才结束了这场损失严重的战争。
开禧北伐暴露出宋军士卒缺乏训练、将领选拔不精等问题。其中将领多是巴结韩侂胄才爬上高位的阿谀奉承之人。而且从北伐失败后韩侂胄急于求和的表现看，他并未真正做好打一场收复河山战争的准备。整个行动不仅是一场准备不足的军事投机，更是一场毫无胜算的政治豪赌。韩侂胄最后被诛杀，从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韩侂胄北伐形势
权相政治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由于缺少应有的制约与监督，权相的决策失误很少能被纠正，这将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开禧北伐为江淮一带军民带来的灾难就是明证。其次，能爬上宰相高位的人，多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摸爬滚打，是熟悉政治规则的老练政客，但不意味着他们都是优秀的政治家。他们大都只会计算政治账，而不顾民生账、经济账、军事账，军国大事仅仅是政治斗争中的筹码罢了。
总而言之，南宋权相政治的弊大于益。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确乎是士大夫政治的高峰，有其进步性；但其悲剧性在于内部政争高于一切，国家的利益也在这内耗中损失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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