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尧时代，青壮人口都是打战了，妇女成了劳动主力大军，采集射猎都包办，养羊这种事情，由劳动力较弱的老人担当起来了。
新石器时代，文明程度虽然提高了，但是由于食物简陋，半饥半饱，加之自然灾害，酷暑严寒，毒蛇猛兽的侵害，以及疾病、传染病的肆虐，再加上部落战争，其平均寿命是比较短的。
比如6000年前的半坡人的平均寿命也只能到30～40岁。
经过匆匆考验能活下的老人，往往在部族地位很高的，这种尊崇当然是基于羡慕了，但最重要的是，一个人活的时间越长，经历的事情就越多，经验自然就更丰富。
一个部落上如果出现长寿的寿星，那么，大家会把他当成活字典来请教的。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注重养老的原因。因此中国人养老的历史很长，甚至在老分几个年龄段、老该怎么养、老人享受什么样的规格待遇等等这些问题上分的很细。
从年龄段来分——
六十岁开始进入老年，可以指事使人了，不必事事躬亲；
七十岁已经人老体衰，应该传交家事，委付子孙；
八十、九十成耄耋老人，记忆力衰退，思维迟钝，自控力差，行为像小孩；
到了百岁，已失去生活自理能力，时刻都要依赖子孙的供养和照顾。[1]
不同年龄段的老人该怎么养呢？
五十岁老人，吃的粮食与壮人要有所不同；
六十岁，要储备着隔宿的肉类，以应不时之需；
七十岁，美味的食物要预备双份，不使之匮乏；
八十岁，要经常供奉珍贵的土特产之类滋补的美食。
九十岁，人老食饮无时，或急求立得，故水浆、食物不可须隔离卧室，如老人出游，最好是携带食物跟着他。[2]
这是饮食上面的规格了。
老人的地位又如何呢？
五十岁可以拄杖於家，
六十岁可以拄杖行於乡里，
七十岁可以拄杖行於国中，
八十岁可以拄杖去朝君，揖之便可退出，不必等朝事结束。
九十岁，天子若有事请问，就到你卧室求教，还带来珍贵的慰劳品。[3]
政府还规定了——
五十岁就可以不参加修筑城垣、道路等劳役，
六十岁就可以不应微服兵役，
七十岁可以不参与接待宾客的事务。
八十岁，家中之祭祀可以由儿子代理。
在这种风气之下，对于老人，即便贵为人君，也尊崇有加。政治待遇是很高的——
八十岁接受国君所赐，只要坐在地上（古代席地而坐）以首叩地两次即可，务必起立行再拜大礼。
九十岁，则可以让别人代自己拜受君命了。[4]
以上说的这些，都是周王朝时代的制度，很完善了。
这些制度应该是从上古时代就流传下来的。《礼记》就记载了这些制度从上古虞（舜）夏（禹）殷（商）三代一脉相传，以至于今。
回到帝尧时代，老人们一直呆在养羊的“庠”旁边看管羊群的同时，往往也照看孩子，孩子总是要问七问八。
于是老人就开始讲起很多自己经历的或者编出来的故事，来教育孩子。于是这个地方就很自然成了学校了。
当然，到了后世，庠这个名字留下来了，老人也留下来了，至于羊么，可能就不管啦。
由于庠在部落的地位的提升，它的建制规模自然而然扩大了，有堂有室。[5]
当外族的人来拜访做客的时候，本族的人也往往选在庠的大门口迎接客人。[6]
庠就这样成了一个部落提供教育、交际、养老等多功能场所。当然，不是所有的部落都养羊，但是学校是那个部落都需要的，因此又有了功能相近的“米廪”。
米廪就是粮仓，管理米廪的自然是老人，老人既然已经干不了繁重的体力活，那么就负责带孩子教育孩子，总之，庠和米廪应该就是中国最早的学校了。
人类只要有了学校，知识就能在这里累积并得到传播。这点，对文明之演进是至关重要的。
有了学校，有了聪明的老人当老师。
可是并不是每个部落都有尊老的习俗。
对于老人的宝贵经验，正常人往往爱听的听听，不爱听的就跑开了。
要如何让大家重视老人的作用呢？
帝尧觉得自己应该以身作则，所以他即便贵为君主，对于有智慧的老人向来是不耻下问。所以，他对于尹寿、许由、善卷等人都是礼数非常的周到。
黄帝王朝各族的人民一看，连帝尧都这么尊敬老师，大家自然更要认真学习了。
因此，帝尧时代的学校，虽然不像现在这么设施齐全，师资完备，但是所取到的作用还是相当大的。
自然的，黄帝王朝统治就越来越好了。在这太平时代再次降临之时，人民甚至感觉不到统治者的存在。
帝尧在战争年代巡游惯了，现在天下安定了，闲下来，依旧到处去。
时间流逝，帝尧已经主掌黄帝王朝有五十年了。
有一次，帝尧巡游至一个四通八达、人流如织的地方，上古时代将这种地方叫做康衢，他看见五十多个老人在玩击壤的游戏。
击壤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投射游戏活动。[7]整个游戏规则可能类似于今天的飞镖，投射。
“壤”是用木头做的，前面宽后面尖，阔约三寸，形状就像一只鞋子一样。
玩的时候，先把一只壤插在地上，人走到三四十步开外，用手中的壤向地上的壤击去，投中的就算赢。
后世之春秋的“投壶”，宋代的“飞”，清代的“打瓦”等等游戏形式，都是由击壤演变而来的。[8]
在游戏之中，有一位老百姓忍不住高声赞美起来——多么伟大啊，我们的君主帝尧，开创了天下安康的新时代。
一个正在玩击壤的老百姓（壤父），闻听此言，大为不满，昂首道：
老子太阳升起的时候，就起来干活。
太阳落下的时候，就回家睡觉。
用我的双手，凿井而饮。
挥舞农具，靠种田养活自己。
帝尧算什么，他就是个屁。管不到我。[9]
帝尧听到了，也没有生气。
如果按照后世一些心胸狭窄的君主听到了，只怕会大大的不快活，心想着，为了让天下人幸福，我吃了多少苦啊。
真生气起来了，这位壤父怕是要倒大霉了。
可是帝尧不这么想，他治理了天下五十年了，说心里话，他对自己并不是很有信心。
他真心的很想知道，天下到底是安定了还是不安定，天下的老百姓对自己推行的政令认同不认同。
这些问题，他问及左右和文武大臣，从没有一个人给过一个很肯定的答复。
帝尧深知，一个君主，要了解民意，只有深入民间。
现在，壤父虽然对他的统治并不是很认同，帝尧却不加罪壤父。
这种“你伤害了我，我却一笑而过”的态度，让老百姓更是喜欢帝尧了，因此又编了一首民谣，传唱了起来。
使我的百姓生活有所依靠、有着落，
难道不是因为你的英明政策？
大家不投机、不取巧，正因为顺乎了帝尧你指定基本国策啊。[10]
帝尧时代是中国传说中政治最清明的时代，这么政治清明的时代陡然冒出“壤父”这样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论起来并不出奇——
中国人之政治体制，只有到了战国之后，随着管理水平的提升，官僚系统之影响力方能抵达基层。
但是帝尧时代，普通老百姓便是得罪君主，君主真要发落他，还得先看看是不是本族的。
不是本族，就得先去找该族之族长。即便证据确凿，该族之族长若是不鸟帝尧，帝尧也是一点脾气也没有。
是以黄帝王朝之君主遇到此等情境，即便再怎么心下不快，也只能装没听见。免得到了最后，既发落不了“无政府主义者”，又损害了黄帝王朝的威信。
因此，壤父之大唱“帝力于我何有”，这话，实在是一句再诚实不过的大实话。
只是中国历代之文人，难免加以想象发挥，进而一口咬定，尧舜时代之政治乃是中国后世有道明君之典范，进而要求政府给“无政府主义者”留下一线“言说自由”的空间。
Why？
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人民批评政府之权利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而在古代，即便是春秋大分裂时期，那个文人高度自由的时代，要批评政府，就只能去当“壤父式”的隐士。
孔子就声称——
“坚定信念并努力学习，誓死守卫并完善治国与为人的大道。
不进入政局不稳的国家，不居住在动乱的国家。
天下有道就出来做官；天下无道就隐居不出。
国家有道而自己贫贱，是耻辱；国家无道而自己富贵，也是耻辱。”[11]
也就是说，文人只要认为天下无道时，是可以做隐士。做隐士，其实就是不和政府合作。
春秋时代，隐士是很多的，单单一部薄薄的一本《论语》，记载了和孔子有过瓜葛的隐士就有楚国的“狂人”接舆，还有两位不知国籍的隐士长沮、桀溺。
这些人批评起政府来，不假辞色。更对于孔子这种力图在乱世之中有所作为的想法，大加嘲讽。这些人秉承的便是自上古帝尧时代“壤父式的言说自由”精神。
当然，春秋以降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就再不干普通老百姓什么事情了，而是由贵族文人为了国家，委屈起自己，做起了隐士，大肆发表所谓的“民意”，大过特过“壤父”之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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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六十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颐。——《礼记·曲礼上》
[2] 五十共粮，六十宿肉，七十贰膳，八十常珍，九十饮食不离寤，膳食从于由可也。——《礼记·王制》
[3] 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若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藏”——《礼记·王制》
[4]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九十使人受。——《礼记·王制》
[5]庠之制有堂有室也。——《仪礼·乡射礼》注
[6]主人拜迎宾于庠门之外。——《礼记·乡饮酒义》。
注:乡学也。
[7]击壤，野老之戏，盖击块壤之具，因此为戏也。——《释名》
[8]王应麟 《困学纪闻》卷二十引周处《风土记》以为壤是玩具，并不是土壤，说，击壤是古代儿童的一种游戏。
壤以木为之，前广后锐，长尺三寸，其形如履。先侧一壤于地，遥于三、四步，以手中壤击之，中者为上。
[9] 壤夫者，尧时人也。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
壤夫年八十余而击壤于道中，观者曰：“大哉!帝之德也。”
壤夫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皇甫谧《高士传》
[10]尧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之治与不治，忆兆之愿戴己与不愿戴己，顾问左右外朝及在野，皆不知也。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童儿谣。
尧喜，问曰：“谁教尔为此言？”童儿曰：“闻之大夫。”大夫曰：“古诗也。”
尧还宫，召舜，因禅以天下，舜不辞而受之。——《列子》
立我烝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乐府诗集·卷八十八·杂歌谣辞六》
[11]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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