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语》中，还没有出现过“慈善”的表述，而是分开来论述“慈”与“善”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中发现儒家的慈善思想。
《论语》对于“慈”，首先是长者对幼者的一种关爱。
《为政》篇中，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对此，钱穆先生解释说，孝者，孝其亲；慈者，慈其幼。也就是说，在上者能孝慈，斯在下者能忠。在上者能导民于孝慈，使各得孝其亲，慈其幼，则其民自能忠于其上。在上者若能培养扶掖社会之美德，则社会自能以一分美德报其上。美德在心，无往而不见此美德之流露。
这里导出一个理想，权力者应该成为慈善事业的引导者。
孔子是从政治责任的角度来看待如何“孝慈”的，“慈”主要是一种上对下的态度和心态、举动。从这里引申，以长对幼的关心来对待大众。
《大学》说，“慈者，所以使众也。”
朱熹说，孝、悌、慈，所以修身而教于家者也。然而国之所以事君、事长、使众之道，不外乎此。“临民以庄，则民敬于己。孝于亲慈于众，则民忠于己。善者举之，而不能者教之。则民有所劝而乐于为善。”
从这引申意义来说，慈于众，则接近于我们所说的“慈善”了。
因为慈善更多的表现为对于需要帮助的人的一种善行、善心、义举。
对于“善”，《论语》有多处表达，也有多重意义。
其一，善是一种德。
如“举善而教不能”，善，指德；能，指才。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其二，指善行，实际的美好存在。
如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朱熹说：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之所以有这般评价，是因为“舜绍尧致治，武王伐纣救民，其功一也；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逊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诛而得天下，故其实有不同。”
钱穆解释说，尽善，乐舞中蕴含的意义蕴于声容之内。又比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钱穆认为，康子欲用锄恶以从善。而孔子认为，政治责任在上不在下。故而，只要在上者有善行，则在下着必定跟随。再比如，佛肸(xī）召，子欲往。
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在这里，善更多的表现为一种行为。
其三，指善行之人。
如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乎。”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朱熹认为，“善人，志于仁而无恶。有恒者，不贰其心。善人，质美而未学者。”程颐认为，“善人虽不必循途守辙，而自不为恶，然亦不能入于圣人之室，因为不学。”
钱穆认为，善人质美，行事一本天性，故能不践迹，不依成法。然而由于未经学问，虽亦能善，而不到深奥处。
其四，是“善于”。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这里都是“善于”的意思。
考察《论语》的慈善思想，善更应该表现为一种品德、一种行为。
对于儒家伦理来说，慈善分为权力的慈善和个人的慈善。对于当政者来说，慈善首先应该是权力者的一种行为，是权力者的一种责任，一种态度。所以孔子的慈善理想表现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或许，在孔子看来，于当政者而言，这就是最大的慈善。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也就是说，作为权力者，首先要做的是让百姓足，而如果百姓“足”了，作为统治者自然就足了。
同样的思想也可以通过孔子对樊迟的教导看出。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作为个人，孔子的慈善理想则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子路是有慈悲心的人，好勇求仁。所以，即使自己的车马、衣裘，也愿意和朋友共同分享，哪怕就是破败了也心中无憾。自然，子路说的是朋友，但不妨碍子路对需要帮助的人的一份分享。
而孔子则是从自我出发，己必有孝，故老者安之；己必无欺，故朋友信之；己必有慈惠，故少者怀之。
慈善是自己的一份责任，是自己的内在需求，而不必外在求索。
这是孔子和子路的差距。故而程颐评价说，“夫子安仁，颜渊不违仁，子路求仁。”
从《论语》的表述来看，孔子慈善的对象更多的是对人，所以有“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而不管面对的是哪一种人，孔子都是以一颗慈悲之心对待，“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
与日常之中体现一份善良，以这份自然的心态面对一切，没有一点做“伪”，所谓“安仁”也就是这种状态。
对于慈善，《论语》中体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有一些原则。
其一，慈善不可以有利益的考虑。
慈善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价值显现。所以不可以掺杂利益的考量。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这虽然不仅是对于慈善来说，甚而有些“放之四海皆准”的味道，但是同样适合于慈善的原则。
朱熹说，放，依也；多怨，多取怨。
程颐说，欲利于己，必害于人，故多怨。
钱穆说，放纵自己在牟利上，或者凡行事皆依照利害计算，或者人必怨己；或者自己内心不免多所怨。
故而，孔子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行事能依仁道，不论利害得失，己心皆可无怨。慈善即是这样，已从自己内心，故而内心可以无怨。
其二，慈善是自己内心的愿望，不是用来矜夸的。
可以说，慈善是自我修行、自我修养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面对子路、颜渊的“自我内心之志”，孔子更愿意赞赏颜渊的“无伐善、无施劳”，颜渊不自私己，故无伐善；知同于人，故无施劳；可以说，颜子不仅成己，又能求及物。
己有善，心不自夸；劳有功，施亦张大义。无伐善以修己，无施劳以安人。所以，颜渊成为孔子最最得意的弟子。
从这里引申，孔子更愿意把善作为自己的一种修养的手段。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钱穆认为，修己，修己以礼。礼在外，敬在内心。人与人相处，己不修，如何安人？
其三，慈善是“周急不继富”。
慈善面对的是穷人和需要帮助的人。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
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周急不继富”是孔子的理财原则，也是慈善的原则。
朱熹说：周：补其不足；急：穷迫；继：续有余。
程颐说：夫子之使子华，子华当为夫子使，义也，所以为之请，益之也少。原思为宰，则有常禄，思辞其多，教以分诸邻里之贫者，盖亦莫非义也。慈善根据的是一个“义”字。
其四，对于慈善，其态度则应该是“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从孔子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试着梳理出儒家伦理对慈善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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