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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九势》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自然万物千姿百态，归根到底是阴阳之间的对立统一；书法艺术千变万化，归根到底是形势之间的对立统一。
形与势都以对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具体来说，所有的形都是在运动中完成的，有一定速度；所有的势都凝固在纸上，依赖一定的形。形必须靠势来激活，势必须靠形来显现。
没有势的形是泥人木偶，没有形的势根本就不存在。形与势的存在相辅相成，形与势的表现相映成辉，形势合一，才能使书法艺术获得有血有肉的生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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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点画的表现性为高亢亮丽，这除了造形的细劲之外，还包括速度的轻快流畅。康有为点画的表现性为浑厚深沉，这除了造形的粗犷之外，还包括速度的迟缓艰涩。因此，好的有表现力的点画必然是形势合一的。
魏晋南北朝时，理论研究空前活跃，多以形势合一作为阐述的基础和评判的标准。在点画写法上，卫夫人《笔阵图》说：“一如千里阵云，、如高峰坠石，）如陆断犀象，し如百钧弩发，｜如万岁枯藤，＼如崩浪雷奔，刁如劲弩筋节。”
传王羲之的《题笔阵图后》也有类似说法。这些理论都要求写点要像石，这是形，而它必须具有高峰坠落之势。写一横要像云，这是形，而它必须具有千里摛展之势。写一撇要像象牙，这是形，而它必须具有陆断的斩截之势。其余“万岁枯藤”、“崩浪雷奔”、“劲弩筋节”等等，都是同一种表述方法。
比喻中既包括形，更包括这种形所具有的强大的运动之势，两者缺一不可。梁武帝的《答陶隐居论书》，他说：“处戈之法，落笔峨峨，如长松之依溪谷，似欲倒也。”斜钩由下斜和上钩两部分组成，以松树倒挂作譬，就是说它的枝条一方面受地心引力的作用而下垂，另一方面受生长规律的支配而上扬，生命就处在这两种力的作用之中，书写斜钩时，下行力必须同时有上行力的对抗，表现出一种顽强不屈的生长之势。
古人在点画写法上强调形势合一，同样在结体和章法的表现上也强调形势合一。都是通过形的比喻，强调势的力度和速度。所谓“虬龙”、“鸾凤”、“鹫鸟”、“良马”等喻体都表示形，强调各种造形变化。
所谓喻状之词都表示势，强调各种力度和速度变化。而具有生命活力的各种各样的艺术形象，都为喻指，喻指是形势合一的产物，只要能最充分地传达出形和势的力量，它甚至可以是非现实的意想之物，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等等。
喻指是艺术形象的最高体现。
古人论书强调形，强调势，强调形势合一，从魏晋时代的形和势到唐代的旨，说明书法家对形势合一的问题越来越重视了。
形势合一是古人论书的基本立场，蔡邕说自然生阴阳，阴阳生形势，我们将这种说法倒推上去，那就是形势合一为阴阳，阴阳合一为自然。形势看似两极，实为一元，“夫道，一而已”。
这样的书法观其实也是古人的世界观，反映了古人对自然对社会和对人生的基本看法，因此它必然也会表现在传统文化的方面面。例如，形属于空间造形，是静态的：势属于时间节奏，是动态的，形势合一也就是动静结合。再如，形表现为空间造形，属于直观的，势表现为时间节奏，属于抽象的，形势合一又可以理解为形神兼备。
以形质而言的“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是形的表现，属于坤道；以神气而言的“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胳周通，潜心内转”，是势的表现，属于乾道，形势合一又可以表现为乾坤相和。
在传统文化中，乾坤相谐、礼乐相和、形神兼备、动静结合，都可以通过书法上的形势合一来加以表现。因此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形势合一不仅是书法表现的手段和技术问题，而且是文化问题，它可以使书法艺术技进乎道，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
如上所述，点画的表现性在于形、在于势，在于形势合一。形势合一表现出万事万物的生命状态，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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