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李嗣真《书后品》是初唐时期一篇重要的品评类著述，它承接魏晋“品评”传统并又开启唐代“品第”之先河。该著最早见载于张彦远《法书要录》，史料价值丰富且书学观点多具真知灼见，尤其是《书后品》最早标举的“逸品”说，可谓恩泽后世。然亦有所不足，如品评辞藻的“过事词采”，书家排名的“升降失中”，书史记载的“史料舛误”等问题。文中对《书后品》等相关史料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书后品》之得失进行检证，对其存在的不足予以考评。
［关键词］ 李嗣真；《书后品》；过事词采；升降失中；史料舛误
一、《书后品》著述体例略论
《书后品》，唐李嗣真撰。李嗣真，字承胄，生年不详，卒于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其著述颇丰，撰有《明堂新札》十卷，《孝经指要》、《诗品》[ ]221、《书品》、《画品》、《古今书画录》、《学古编》各一卷，而亦有好事之人将《续画品录》伪托为李嗣真之作，现有学者已考辨非其著述[ ]。李嗣真不仅文史功底深厚，亦有绘画造诣，《历代名画记》卷九记其为高宗朝画家尹琳之弟子，亦以善画佛道鬼神名世。[ ]294—295
《书后品》一卷，选载秦、汉至初唐书法家82（自谓81）人，将其分为十等。李嗣真提出“逸品”为最高一等，列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四人。然后依次为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共三等九品。每品列书家姓名，接着是叙录，论述书艺源流、书家特色以及优劣，在每等后又有“评”和“赞”等。本书题名为《书后品》，乃因前有王愔、王僧虔、袁昂、庾肩吾所撰诸《书品》，故名为“后品”，以此来区别。魏晋六朝时期开启了文学艺术理论的自觉时代，品评著述在此时已相当成熟，如钟嵘《诗品》、谢赫《画品》、庾肩吾《书品》等品评著述的大量出现，且六朝即已确立的书法品评理论的原型对后世影响深远。而早期书论的体裁多体现在书品方面，如通过分品论述评其高下和优劣，然后通过描述书家的小传及作品等说明其人品风貌及艺术特点，因而和书史记载生平事迹大有不同。相比书史史料来说，品评著述可谓比较全面的展现了书家的综合才能。
《书后品》的著述方式和体例格式虽有“仿效”庾肩吾《书品》之九品法品评，算不上品评类的集大成者，但开辟了唐朝品第之先河。如张怀瓘《书断》、窦臮《述书赋》、吕总《续书评》、朱长文《续书断》、项穆《书法雅言·品格》、包世臣《艺舟双楫·国朝书品》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受其沾溉。
《书后品》亦有自身创新之处，如其每品后的叙录，评、赞，以及于各品之后都加以说明解释品第高下的原因。尤其《书后品》确立“逸品”的品评标准和价值尺度，对后世书画品级以及审美评价体系的建立大有裨益，如朱景玄《唐朝名画录》、黄休复《益州名画录》、邓椿《画继》以至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等关于“逸品”的设置与阐述，虽然“逸”的表现方式和审美内涵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背景下体现的内涵和价值有所不同，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即多得益于《书后品》确立的“逸品”说。
此外，《书后品》中记载了大量书学史料及理论命题，不仅吸收了前贤成果，亦多有独创，对后世书学审美观的嬗衍及史料宏观研究的构筑大有裨益，可见该著史料保存价值之高，如朱长文《续书断》言：“自隋以前，能书者虽怀瓘所不录，而杂见于庾、李《书品》，窦臮《述书赋》，迹绝难考，此不复载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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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世关于《书后品》之评述
中国古代书法批评理论有“意象式”[ ]101品评的传统，这种品评传统源于袁昂的《古今书评》，为书品之发端，而后品评著述日益繁多，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这种“意象式”品评的优点是直截了当，言简意赅；缺点是此类品评辞藻给人以云山雾罩、模棱两可之感。此种品评语言辞藻的浮华以及概述的批评方式，屡遭后人诟病，如孙过庭对这种现象有所批评，其《书谱》中云：“至于诸家势、评，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 ]5可知评述有“隔靴搔痒”之感，无法对症下药。另“诸家”之代语，可见辐射范围之广。此外，孙过庭对当时书法的“评判标准”亦有所质疑，其《书谱》亦言：“吾尝尽思作书，谓为甚合。时称识者，辄以引示，其中巧丽，曾不留目。或为误失，翻被嗟赏。既昧所见，尤喻所闻。或以年职自高，轻致陵诮。余乃假之以缃缥，题之以古目，则贤者改观，愚夫继声。竟赏豪末之奇，罕议锋端之失。犹惠侯之好伪，似叶公之惧真。”[ ]6-7
其次，张怀瓘对李嗣真《书后品》所记载的“品评论述”有所不满，这又是从另一种角度对古代书论品评的批评，《书断》记载曰：
李夫人以程邈居第一品，且书传所载，程创为隶法，其于工拙，蔑尔无闻，遗迹又无，何以知其品第？又云：“梁氏石书，雅劲于韦、蔡。以梁比蔡，岂不悬绝？又张昶，伯英之弟，妙于草、隶、八分，混兄之书，故谓之‘亚圣’”。卫恒兼精体势，时人云：“得伯英之骨，并居第四，仍与汉王同流。又黜桓玄、谢安、萧子云、释智永、陆柬之等与王知敬同居第五，若第此数子，岂与埒能，嗜好不同，又加之以言，况可尽之？于刚柔消息，贵乎适宜，形像无常，不可典要，固难评也。”[ ]14-15
从上论述可知，张怀瓘对于《书后品》有诟病乃因李嗣真对于上述书家的排名无确切的标准，以自己的嗜好为意愿进行书家的对比排位，因而“固难评也”；另外，程邈“遗迹又无”，而李嗣真未其迹，就将程邈列为上上品，因而引起张怀瓘对李嗣真评述之不满。
再者，张彦远亦对《书后品》言辞“过事词采”等有所诟病，其《法书要录》卷三《唐李嗣真·书后品》下注云：
张彦远以李公之品，甚有当处。过事词采，不如直置评品。量效袁《品》之作，又不具人代，为浅学者未深晓。[ ]100从
此注当是张彦远所为。其论唐李嗣真《书后品》，在肯定其“甚有当处的同时，指出两点不足：一是“过事词采”；二是仿效袁昂《古今书品》，而没有介绍书家的生平事迹及师承，不便于初学者理解其书艺，这种评论非常中肯。[ ]147按：张彦远评李嗣真《书后品》过事词采之句，（文渊阁）《四库》本《法书要录》无此句。此条应是《法书要录》原本佚文。[ ]20然笔者经过查找相关文献得知——毛晋刊本《法书要录》、嘉靖本《法书要录》、文津阁四库本《法书要录》、丛书集成初编本《法书要录》等所载《书后品》题目下小注皆有“张彦远以李公之品，甚有当处。过事词采，不如直置评品。量效袁品之作，又不具人代，为浅学者未深晓”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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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孙过庭、张怀瓘、张彦远以外，北宋朱长文对庾肩吾、李嗣真的品评语系亦有碎语，并运用先扬后抑的手法，对此类品评先进行褒扬，其《续书断上·品书论》曰：
昔庾肩吾定张芝至于法高一百二十有八人为九品，李嗣真录李斯至于张正见八十一人为十等，其间有两存者，有互见者。网罗前哲，固以博矣。然肩吾，梁人也，其羲、献未远，其所评，远者必有据依，近者皆所亲见也。而嗣真得承群贤之绪馀，而又益以隋、唐之近迹，故可以锱铢以权之，尺寸以度之，列为数品。[ ]3
朱长文庾、李二人之因乃是他们“去群贤不远”，所作品评“必有据依”。而后朱长文话锋一转，对二人的品评特点批判曰：“然太繁则乱，其升降失中者多矣，其说止于题评譬喻，不求事实，虚言润饰，孰为准绳？”[ ]3从此段评述可归纳出庾肩吾、李嗣真品评的缺陷即“过于繁琐”、“升降失中”、“不求事实”。
除上述外，米芾亦对前贤论书有所批评，《海岳名言》云：
历观前贤论书，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是何等语？或遣辞求工，去法逾远，无益学者。故吾所论，要在入人，不为溢辞。[ ]1
“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一语原出梁袁昂《古今书评》，其评萧思话行书云：“走墨连绵，字势屈强，若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梁武帝萧衍亦用此语来评王羲之书法，云“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一语成了通用评语，张冠李戴，可见评价的无标准性与不规范性。米芾批判“前贤论书”，“去法逾远，无益学者”。由此可见多数品评书作有此弊病，而《书后品》作为初唐品评名篇，亦有可能被辐射其中。
此外，宋王柏撰《鲁斋王文宪公文集》之《考兰亭》中亦涉及到有关品评的评述：
序曰：“考古士之常业也，考圣贤之成法而后识事理之当然。……梁武《评书》按一时之遗迹，蔽数语以形容，此乌足以尽其精微哉？袁昂又评之，唐人又评之。本朝诸公亦徉而评之，大抵皆祖述其意而异其辞尔。梁之庾肩吾又口第其高下，唐李嗣真亦效之。此固未易工也，亦不过论其大体而已，未有提出一碑一碣。纵论其善恶者尤未有一碑变数十百碑，如《兰亭叙》者也。”[ ]59
王柏首先论述了考证的重要性，然后从两个角度论述品评的范畴，一是评其优劣，一是品评高下，接着引出批判的对象——梁武帝的《评书》、袁昂的《古今书评》、庾肩吾《书品》、李嗣真《书后品》以及被影射的其他唐、宋书评家，并对上述诸家一一批判，究其原因是“大抵皆祖述其意而异其辞尔”、“论其大体而已”，而未涉及到实质性的品述。
上述所载书家如孙过庭、张怀瓘、张彦远、朱长文、米芾、王柏等对《书后品》提出褒贬，褒语如品述“甚有当处”，史料所载“网罗前哲，固以博矣”，“锱铢以权之，尺寸以度之”，“隋前能书者杂见于《书后品》”等等；贬语如“过事词采”、“仿效袁《品》”、“升降失中”、“不求事实”、“无所准绳”、“记载谬误”等等，可谓褒贬分明。
三、《书后品》得失之考评
通过上述众多史料文献对《书后品》的评述，可看出，《书后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在品评著述方面有承前启后之作用，尤其是“逸品”观的提出和开启唐代“品第”之先河等等，可谓恩泽后世。但亦存在如下缺点：一、《书后品》中有关品评语言的特点，如辞藻华丽，过事词采。二、评价无固定标准，对于多数书家排位升降有所失中。三、评说止于题评譬喻，不求事实，对相关史料记载谬误。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试从以下三方面对《书后品》之失进行考评，以此论证后世所评《书后品》是否属实。
其一，品评辞藻的“过事词采”
后世所评《书后品》品评辞藻过于华丽，过事词采，究其因乃是《书后品》文中运用了意象批评模式来品评书法作品，其中如直观审美经验描述法（直接评说法、形象类比法[ ]90、比照评判法）、探本究源分析法、系统品第高下法等品评方法的大量运用，尤其是形象类比法的运用在文中占了较大比重，如以动物、植物、器物、身体器官等来形容书家的书体和书风，且看李嗣真评逸品五人：[ ]8-9
书家 书体 词汇用语
李斯 小篆 千钧强弩、万石洪鐘
张芝 章 春虹饮涧，落霞浮浦；渥雾沾濡，繁霜摇落
锺繇 正 郊庙既陈，俎豆斯在；寒涧孝壑，秋山嵯峨
羲之 三体及飞白 岩廊宏敞，簪裾肃穆……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瑜瑾烂而五色，黼绣摛其七采……
子敬 草书、行书、半草 丹穴凤舞，清泉龙跃；蹴海移山，翻涛簸岳
李嗣真《书后品》中对于其他书家的评语莫不是如此。此外，《书后品》中还以骈文文体形式以及大量修饰文词的典故评说。用此评述，虽语言华美，意境婉约，能够增强文章的艺术效果，然却避免不了骈文本身既有的缺点，如过于注重形式技巧，过于注重修辞上的藻饰和用典。过量用之则容易堆砌辞藻，让人读后有一种空洞的怅然，不知所言何物。《书后品》因有此类缺点，遂遭人恶评，这也证实了书论家评《书后品》缺陷所在属实。
纵观古代书论，不只是《书后品》品评辞藻浮华，其实大量品评的书作都有此特点，这在卫恒《四体书势》、索靖《草书势》、杨泉《草书赋》、崔瑗《草书势》、萧衍《草书状》等书论中早已有所体现了，更遑言后世论书辞藻华丽问题了。如卫恒《四体书势》：“渺尔下颓，若雨坠于天。或引笔奋力，若鸿鹄高飞，……若翔风厉水，清波漪涟，就而察之，有若自然。”[ ]13索靖《草书势》：“盖草书之为状也，婉若银钩，漂若惊鸾，舒翼未发，若举复安。虫蛇虯蟉，或往或还。”[ ]19语言皆有所相似多为辞藻浮华，此类案例数不胜数。
《蝶恋花》，长46cm，高36cm
此外，语言浮华评述谬误如只言表面而敷衍了事则更会遭人诟病，李嗣真在品评时则犯此忌讳，如《书后品》结尾时言：
前品云“萧思话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亦则仙矣，又云“张伯英如汉武学道，凭虚欲仙”，终不成矣。商榷如此，不亦谬乎？吾今品藻，亦未能至当，若其颠倒衣裳，白圭之玷，则庶不为也。后来君子，倘为鉴焉。[ ]15
上述典故源自梁袁昂《古今书评》：“薄绍之书字势蹉跎，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乃至挥毫振纸，有疾闪飞动之势。”[ ]33“张伯英书如汉武帝爱道，凭虚欲仙”。[ ]32李嗣真对上述袁昂所作评语稍有微词，如“商榷如此，不亦谬乎”？而謬在哪？李嗣真却没有道出一二，这不免令人有所失望，且看李嗣真《书后品》评萧思话书法曰：“萧比遁世之夫，时或堪採。”评张伯英曰：“然伯英章草似春虹饮涧，落霞浮浦。”从李嗣真对二者的评语可看出，其采用的亦是“过事词采”之语。
其实，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中国书论品评用语辞藻华丽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无法避免，然而饶有意趣的是书家对此现象有所批判却又无法脱离此类“困境”。其中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以自然为喻是中国书学的一个传统，这就意味着书是通于道的，是通于大化流衍的。这就克服了纯粹技巧论的局限，而渐渐趋向“道”之层面深化。然由于“技、道”处理的错位，就造成了此种困境的再现，如上述所述孙过庭、米芾等虽对书论品评辞藻华丽现象多有贬语且有所批判，然孙过庭所著《书谱》中所用评语亦不免落入窠臼。如其语“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 ]2“写《乐毅》则情多拂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史箴》又纵横争折；”[ ]4等等皆是意象批评中言不达意的语言！除孙过庭外，米芾亦是如此，其在品评书家作品时，亦犯了此忌讳，赵与时《宾退录》卷二对此记载曰：
米元章采隋唐至本朝得一十四家续之：“僧智永书经气骨清健，大小相杂，如十四五贵胄褊性，方循绳墨，忽越规矩。褚遂良如熟驭战马，举动从人，而别有一种骄色。虞世南如学休粮道士，神意虽清而体气疲困。……苏舜钦如五陵少年访云寻雨，骏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院落。张友直如宫女插花，媚娇对鉴，端正自然，别有一种娇态。”[ ]20
由上述可知，米芾所述品评亦采用了自古以来同样的品评术语和体例模式，而且比起古人来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之趋势，可见孙过庭和米芾等同样陷入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难堪处境。
品评辞藻华丽现象在书论中较为普遍存在，且广泛的应用于其他文艺品评领域中，由此亦可推知，书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其与画论、文论等皆有者密切关联，并渐融于主流审美领域。此外，辞藻华丽并非如上述书家所言皆无实意，这种辞藻的华丽用语表达的是一种意境的美，表达的是论述者内在的感受。如果换作具体的形象描述，则可能失去那种审美表现使人回味无穷的意境。因此对于《书后品》“辞藻华丽”现象要一分为二的进行评述，切不可以为没有可取之处而全盘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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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书家排名的“升降失中”
《书后品》对于书家的评价与排名是否存在“升降失中”问题呢？一般来讲，书论家在选取书家和品评其作品时，都会在著述开篇定有一个标准，如庾肩吾《书品》就设定以“天然”与“工夫”为评价标准，且看李嗣真《书后品》在选取书家时定制的标准，其在“始于秦氏，终于唐世”的近千年当中，在“素未曾入，有可措者，亦复云尔”的选择标准下，只选取了81人，这81人可谓书家之代表。然而正如张恒奎先生在《<书后品>所见北朝书家》一文中所言，《书后品》中对于杜度这位汉代草书大家的忽略，对于刘德升和王僧虔品次的升降问题，这样的升降确实显得有些突兀。由此可见，《书后品》对于书家的排名确实存在某种程度的“升降失中”问题。但是李嗣真作为精通文史、学贯古今的大家，犯如此离谱之误，不免有些令人匪夷所思。又因书史上书家众多，且书家各有所善，因此进行品评综述确实棘手。此外，李嗣真在自古善书者中选取了82位书家（自谓81人）排名，其对书家排名的设定是建立在各种分析法上而得出的结论，如考证书家的生平、家学渊源、师承关系，然后在通过各种分析、比较、归纳等逻辑方法进行排名，品评高低只不过是在这些前提基础下得出的结论而已，因而《书后品》虽有瑕疵，但总体的评述是无伤大雅的。
其次，张怀瓘等批判《书后品》中所记载的事例无确切的依据，未按照书法艺术的发展历史予以审视，如清顾蔼吉《隶辨》中对此记载曰：
……已作之二说是矣，但以程邈隶字即汉碑中字，则尚有别。汉碑中字皆有挑法，与秦隶同名而实异也。李嗣真《书后品》以程邈居上上品，张怀瓘驳之云：“《书传》所载，程邈创为隶法，其于工拙，蔑尔无闻，遗迹又无，何以知其品第？”据此则程邈遗迹唐以前未之有，见《淳化》所刻亦何从得之。[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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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怀瓘言程邈书法“蔑尔无闻，遗迹又无”；顾蔼吉亦据此言推断“程邈遗迹唐以前未之”。因而《书后品》将程邈书法列为“上上品”无所依据。李嗣真为何对程邈如此排名并品评呢？且看《书后品》记载：“右程君首创隶则，模范焕于丹青。”并赞扬曰：“若校之文章，则《三都》、《二京》之比。”程邈获罪囚系云阳狱，增损大篆而创隶字，故曰“隶书”。张怀瓘等对李嗣真未见程邈遗迹就对其作出品第而有所批判。而笔者经过考察，在王愔《古今文字志》、王僧虔《论书》、袁昂《古今书评》、庾肩吾《书品》中皆未有对程邈的记载，李嗣真未见程邈真迹就将其列为上上品的依据未曾得知，笔者推测也许是因其创“隶书”有功而将其列为高高在上的地位吧？！不仅如此，张怀瓘对《书后品》中书家排名亦有异议，如将“梁氏和蔡邕相比”，可谓过于“悬绝”；“卫恒屈居第四，仍与汉王同流”；又将“桓玄、谢安、萧子云、释智永、陆柬之等与王知敬同居第五”等等，最后一语中的曰“嗜好不同，又加之以言，况可尽之？！”张怀瓘对李嗣真的排名可谓满腹怨气。
此梁氏[ ]10-11乃指“梁鹄”，梁鹄为东汉末年至曹魏时期书家，受法于师宜官，以善八分书知名，《古今书评》言其书如“太祖忘寝，观之丧目”，《书品》言其书“功尽笔力，字入帐中”。而蔡邕乃东汉时期大书家，尤以隶书造诣最深，名望最高，创“飞白”书体，影响深远，袁昂评价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唐张怀瓘《书断》评论蔡邕飞白书“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从评价可看出，“梁、蔡”二人皆为当时才高识远人物，而张怀瓘云二者“悬绝”不知理由何在？接着，张怀瓘又对其他书家的排名打抱不平，如“卫恒与汉王同流”，将“桓玄、谢安、萧子云、释智永、陆柬之等与王知敬同居第五”等，其实李嗣真在开篇即言：“近代虞秘监、欧阳银青，房、褚二仆射、陆学士、王家令、高司卫等亦并由此术，无所间然。其中亦有更无他技而俯拾朱绂……！”[ ]8李嗣真作此文借以抬高当朝人书法地位，这也说明了其作为朝中政治力量的一员，反映了所处时代政治的审美取向和思想意识，这是李嗣真的一种政治倾向，这种倾向的论述在文中多有体现，如从其对褚遂良的评价可见一斑：
褚氏临写右军，亦为高足，丰艳雕刻，盛为当今所尚，但恨乏自然，功勤精悉耳。[ ]11-12
褚遂良与同时代的欧阳询、虞世南相比，书风可谓迥然不同。欧阳询之雄强，虞世南之儒雅，褚遂良之妍美。李嗣真将褚遂良与欧阳询、虞世南允为“上下品”，而褚遂良作为初唐书家，李嗣真给予他如此高的品级已算推崇备至了。且褚遂良书风不仅“妍美功用”亦有“风神骨气”之美，这本是李嗣真所推崇之书风，历代书评家亦对褚多有赞美，而李嗣真为何在《书后品》中对褚遂良这“唐之广大教化主”甚有微言呢？查其因，乃因褚遂良阻碍武后为帝，武后对其恨之入骨，又因《书后品》作于公元689年，虽是唐睿宗李旦当朝期间，但实际上却是武则天在操纵朝政，睿宗毫无实权，因此李嗣真为迎合武则天之好恶，因而对褚甚有微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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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书史记载的“史料舛误”
《书后品》对《范式碑》的评述存在谬误。《范式碑》，全称《汉庐江太守范式碑》，隶书，三国魏青龙三年(235)正月立。现仅存上截，12行，行6～15字，现在山东济宁。此碑宋时已见金石著录，南宋洪适《隶释》载有碑之全文，可知那时尚比较完整，现只存残石两块。《范式碑》是曹魏著名碑刻之一，碑文字体与汉末成熟期的隶书一脉相承，结体严整，用笔方劲，不减汉隶古朴淳厚之风。关于《范式碑》的作者问题历来皆有争议，而尤以书者是否为蔡邕为最。且先看书家是如何评价“蔡邕”的？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曰:
陈留蔡邕，后汉左中郎将。善篆、隶，采斯、喜之法，真定《宜父碑》文犹传于世，篆者师焉。[ ]5
梁武帝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亦云：
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 ]81
由上述可知，蔡邕久负盛名，因而后世把某些碑刻或论著附合成蔡邕名义的伪作也不少，而李嗣真此言即有此嫌疑：“蔡公诸体，惟《范巨卿碑》风华艳丽，古今冠绝。”按：蔡邕生于公元133年，卒于公元192年。而立《范式》碑时为公元235年，已距蔡邕之死四十三年，怎会为蔡邕所书？假设为蔡邕所书，为何不在书丹完后立碑，而在蔡邕死后四十多年才立碑？等等一系列疑问都可将《范式》碑作者为蔡邕的依据推翻。宋娄机撰《汉隶字源碑目》亦以为《范式碑》为蔡邕书，其言：“《范式碑》在济州后汉书独行传范氏，字巨卿，或云蔡邕书。《法书要录》、唐李嗣真作《书后品》云：‘蔡公诸体，惟范巨卿碑风华丽，古今冠绝，《隶释》抵之，以为藻鉴之谬。’《金石》云：‘以碑考之，乃魏青龙三年立非邕书也’。”[ ]551即如此，李嗣真作为博学家怎会犯如此谬误呢？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为李嗣真之言解说曰：
是碑（按：指范式碑）于劲利之中，出以醇厚，而顿挫节制，神采焕发，实高出汉末皇象、梁鹄诸家之上，其目为蔡体第一者，盖李嗣真见学蔡书者必多，乃有此折衷之鉴。
清初顾南原与翁方纲观点则大相径庭，并对李嗣真所言大加批判，其认为：
李嗣真独惟《范巨卿》，及其“风华艳丽，冠绝古今”之评，为“藻鉴之谬”。今皆录之，以为识者鉴析。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自桓、灵以后碑，世多附会为锺、梁之笔。然卫觊书《受禅表》确出于同时闻人牟准之言，而清臣、季海犹有异谈，况张稚圭乎？其《按图题记》，以羡《孔碑》为梁鹄书，吾亦以为不尔。夫《乙瑛》既远出锺前，而稚圭题为元常所书，则《羡孔》亦何足信欤？以李嗣真精博，犹误《范式》为蔡体，益见唐人之好附会。故以《韩勑》为锺书，吾亦不信也。”[26]由此得知唐人好附会的习性。另外，康有为亦指出：
后人以中郎能书，凡桓、灵间碑必归之。吾谓中郎笔迹，惟《石经》稍有依据。此外，《华山碑》犹不敢信徐浩之说[19]。若《鲁峻》、《夏承》、《谯敏》皆出附会，至《郙阁》，明明有书人仇绋，《范式》有“青龙二年”，其非邕书尤显，益以见说者之妄也。[26]
康有为亦认定《范式碑》非蔡邕所书，加之盛唐隶书中兴，因而从唐人对于书碑权判的附会程度可知唐人对蔡邕这位隶书大家的崇拜。此外，相对李嗣真对于《范式碑》作者记载的谬误外，李嗣真对《范式碑》碑风特点的评价却较为客观，言其“风华艳丽”，这在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亦能找到佐证，《广艺舟双楫》亦言：“至于隶法，体气益多：华艳则有《尹宙》、《樊敏》、《范式》。”可推断李嗣真亦有可能见过《范式碑》，只是对《范式碑》作者的归属有附会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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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李嗣真《书后品》综合史、论、评于一炉，虽零章断简，但亦不愧为吉光片羽。《书后品》史料价值丰富，书学思想富于真知灼见，不仅见重当时，而且延誉后世。加之李嗣真亦是画论专家，深谙丹青，故论书可谓尤得微旨。虽然李嗣真《书后品》中存在上述诸问题，然而这并不影响它作为唐朝书法品评“开山之作”的地位。它不仅承接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书法品评传统，且启迪唐朝以后品第之先河，对后世书法品评的审美理论及其框架的确立具有创造性的意义，《书后品》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值得后世继续对其研读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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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华山碑》碑末还有一段题记“遣书佐新丰郭香察书”，可知华山碑之作者，然而徐浩在《古迹记》中指《华山碑》为蔡邕书，其言“蔡邕鸿都《三体石经》、八分《西岳》、《光和》、《殷华》、《冯敦》等数碑 ”。清刊本.墨池编[M].第十四卷.
[35]康有为.广艺舟双楫[M].北京：中国书店,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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