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有钱的家庭长大是种诅咒，家里想要的都有了，对未来无甚追求……这么说来，做个勇敢闯世界的屌丝还挺有意思的，加油吧！

文/嘉倩

天底下的老妈，和小孩讲她的恋爱故事，大抵都是这样开头的，“以前要追我的人可多了，从家门一直排队排到巷子口！”

小孩们往往都会相信，眨着天真的眼睛，期待更浪漫的后续，“那怎么会和爸爸结婚了？”

这时候，老妈摇起头来，纷纷惋惜状，“还不是你爸那穷小子运道好！追我的人啊，给我写诗的有，家里有钱的也不在少数，但我看到你爸那副老实样，就傻傻跟了他。稀里糊涂的，下一秒啊，他便穿得人模人样，跑到你外婆跟前把我娶走了。”

晚上吃饭时候，小孩就捧着饭碗偷瞄对面其貌不扬的中年男人，心里也叹息，“如果那时妈跟了个帅哥走，该多好！”

我妈年轻时候的确漂亮，和现在略微发胖的中年妇女判若两人。根据照片，那时的她长发飘逸，眼睛水灵，笑起来甜蜜蜜的。但我爸的长相实在太对不起她，也对不起党和人民，这又穷又瘦的小子，从小营养不良皮包骨头，一副大眼镜架在鼻子上。

我妈和爸结婚后，她打算读专升本拿个大学学位，却没想到怀孕了，便打消了念头。生下我之后，家庭拮据，我爸爸这穷小子，一清二白，除了脑袋和青春，什么都没有。爷爷一开始在宁波乡下种田，听说上海遍地是黄金，就带着我奶奶还有我爸和他几个兄弟姐妹来上海闯荡，没什么手艺，就给人擦皮鞋，自然没什么能给爸。

因此，我妈就把我托付给住在七浦路弄堂的外婆养，而她呢，一边包办所有家务，一边在工厂上班。后来她常说，变成黄脸婆还不是家里没条件让她养尊处优，粗犷是没办法的，说话细声细气谁理你。

爸爸读书的时候，常常班级第一，理科更是优异。对穷人家小孩，饭都吃不饱还哪里顾得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只能半夜啃书肚皮咕噜噜叫的时候，看一眼书桌上刻的“读书改变命运”，那句话是他青春的鸡血，也是信仰。

大学毕业那年，他想去考托福，还记得一次搬家无意翻出一堆他那时学英文的老磁带，但无奈爷爷那时连考试的几块钱都拿不出，只得作罢。为了生计，他跑去浙江一所大学当数学老师。就这样，穷小子变成了穷书生。

现在每每听到朋友父亲赌博，或者偷懒堕落，我总觉我妈选择这个穷小子是最正确最幸运的决定。当然，她肯定是知道这一点的，但从来没有表现在嘴上。也许我妈在中学当文艺部长时候，会有些风花雪月的浪漫情怀，也可能是个好人缘的甜姐儿；但在我意识里认识的她，从来和这些无关，粗枝大叶得很。

别人家的伴黄瓜能切得很薄很脆，我妈却简单粗暴地切成几大块，洒点麻油盐糖了事，反正一样是吃进嘴里；她走起路来也是个典型七浦路出来的小姑娘——汲着拖鞋大声得很，特别有存在感。中学时候，她每天早起做早饭，我根本不需要闹钟，因为她一开门走出卧室，那拖鞋声绝对震耳。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回到了家，和爸妈一起生活。七浦路条件差，王安忆笔下属于下只角，我从来没用过淋浴洗澡，也没坐过抽水马桶，所以住到了爸妈身边觉得像丛林野人过上城市娇小姐的生活。不过后来进了虹口区最好的初中，被一群家里背景雄厚的同龄小孩包围后才知道，原来那房子其实只比弄堂好一点点而已。

家里面，我爸妈从来没有一天是不吵架的，导火线几乎都是为了钱。日子太苦，在外面累死累活，回到家谁脾气会好，我妈还要做家务，我想任何小姑娘的梦想都是三毛张爱玲龙应台甚至撒切尔夫人，没有人说要当个又工作又做家务的黄脸婆。

每次吵架都有解散我们“过日子三人组”的倾向，幸亏不久后家里的条件慢慢转好。我爸在当了几年老师之后，做出了勇敢的决定。他辞了原来工作，回到上海进入一家电子公司做事，那时这个行业很新。没有一点基础的他，就从零开始学会了拼装电脑还有各种电子仪器。家里面第一台电脑，是他东一点零件西一点零件拼装出来的。甚至靠着这个技能他还打小工赚了点小钱，去给医院修复设备。穷书生变成了穷技术宅。

不过，更令人感慨命运的，是当我爸混出名堂时，他又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电子不做了，跑去当工程师。大概这就是为什么当我换工作的时候，他会对我说，“没事，每次换一个工作环境都像是重新投胎一样。”这份工作他做到了现在，家总算是撑起来了，也落户到一个好环境。

我听到蔡康永介绍他那上海籍贯的妈妈，总是在家穿孔雀羽毛的衣服，还有高跟拖鞋，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打麻将。也许我妈没这样子的命了，幸运的是她也天生过不来好日子。我妈到现在还舍不得买新衣服，我初中穿烂了的橘红色大衣，她现在天冷了还在穿。爸爸买给她的包，她舍不得用，用塑料袋包好说要留给我。

至于我爸，穷小子变成穷书生，再变成穷技术宅，然后成为了能撑起家的中年男人，骨子里面还是当年那老实丑男孩，吃广中路的酒酿米饼时会流露出幸福的样子（不过现在这个摊位不见了，我们家都很怀念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