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1854—1921）自甲午之后，竭力宣传维新变法，戊戌年也曾在《国闻报》上刊登《上皇帝书》，提出自己的变法提案，但严复自始至终没有参与康有为主持的维新，其根源在于巨大的理念分歧。譬如：康有为认为：“中国其民最自由，买卖自由，营业自由，筑室自由，言论自由，信教自由，婚姻自由，学业自由，一切皆官不干涉，无律限禁，绝无压制之事。”在他看来，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享受着自由幸福，“自由已极，无可再加”。所以，他把争取自由看作是毒溺中国之药，反对争自由。严复则认为中国最缺乏的是自由。他说：“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称中国尤其没有思想自由。
袁世凯。1898年元旦前后的半个月时间里，袁世凯两次向翁同龢呈递说帖，提出了一个纵不能合朝野上下同时舍旧图新、亦应选饬部分督抚进行变法试验的方案。相对于康氏的变法提案，袁世凯的方案更具可行性。譬如：袁氏主张对“勋旧疆臣，未便屏弃，固可厚禄以养之，崇秩以荣之”；康有为却一直游说皇帝，主张采用“罢、杀、罚”等激烈手段清除老臣。康氏无疑是在主动为变法增加阻力。
戊戌年另一变法主持者人选张之洞。改革正式开始之前，帝师徐桐曾上书慈禧，建议召张之洞入京，主持新政事宜。4月23日，慈禧正式下旨，令张之洞入京。此时距离光绪召见康有为，还有整整一个半月的时间。张氏《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被后世目为保守，但却是当时最具实践性的改革方案，较之康有为速变、全变、开设孔教、开设制度局等一厢情愿的提案而言，更具实际意义；张之洞宦术之精，晚清无人可及，自然也不会搞什么“制度局”，引起举朝官僚的反对。但因为翁同龢私心阻挠，张之洞入京计划流产。
荣禄。戊戌年之后，在康有为的渲染下，荣禄成了清廷顽固派的代表人物，成了慈禧最忠心的“爪牙”。但据史实记载，荣禄的政治倾向接近恭亲王，与慈禧太后长期不和，甲午年之前屡被慈禧贬职。荣禄本人虽然对西学不甚了解，但其支持维新的态度在戊戌年人所共知，譬如张荫桓在听说荣禄进入内阁之后，感觉是“政令一新矣”。但荣世反对康有为主持变法，则是确事。
谭嗣同。戊戌年最让人血脉贲张的情节莫过于谭嗣同之死。尤其是那首广为传颂的绝命诗《题壁狱中》：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然而，这首诗其实早被康党篡改过，其原诗乃是：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康党篡改谭诗的目的，是抹去诗中康党“围园杀后”的政变计划。
戊戌六君子之杨锐。六君子中，杨锐和刘光第不属于康党，而是湖北张之洞推荐给光绪的维新人才；杨锐在政变前夕就已预感到了新政失败的命运，害怕覆巢之下没有完卵。他曾在家书中抱怨与同为军机章京的康党谭嗣同、林旭难以相处。政变前夕，光绪曾给杨锐一道密诏，让他设法调和帝后矛盾，同时另有旨意让康有为离开京城前往上海办报。康氏随后将给杨锐的密诏篡改为给自己的，与已经策划启动的“围园杀后”计划结合到了一起。
礼部主事王照。戊戌年王照曾是康有为的同情者，其一封弹劾礼部官员阻碍变法的折子曾引发戊戌年最严重的官场人事地震，但结果证明其弹劾是错误的。王照对维新最终走向政变深为痛心，流亡日本期间，曾对友人指责康有为伪造光绪密诏：“皇上给谭嗣同等四章京的密诏，有朕位不保，尔等速为计划，保全朕躬，勿违太后之意之类的言辞。这是皇上不想与太后对抗的真实情形。皇上只让康有为前往上海，根本没有让他武装夺权……如今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密诏》，其实是康有为的伪造。这份伪诏一公布，皇上与太后之间的仇恨，终于终生无法化解！这真是千古伤心之事……”
康有为著作《孔子改制考》。戊戌年许多朝臣曾弹劾康这本著作居心叵测，保中国不保大清，但均未成功。原因是：康氏进呈给皇帝看的《孔子改制考》，与外间刊布的《孔子改制考》不是同一版本。在进呈本中，康氏极力鼓吹君主专制的好处，说什么“（孔子立法），乃……以天统君，以君统民，正五位，立三纲，而人人知君臣父子之义。”外间刊行本内容则截然相反，“孟子大义云：民为贵，但以民义为主，其能养民、教民者则为王；其残民、贼民者，则为民贼”这样“反动”的句子俯拾皆是。
关键词： 维新 康党 变法 光绪 康有为
王照是戊戌年康有为的同情者，曾多次帮康氏代递奏折。王照如此描述康氏戊戌年的政见转变：“丁酉冬，康有为入都，倡为不变于上而变于下之说。其所谓下者，即立会之谓也。俄而康被荐召对，即变其说，谓非尊君权不可。”
袁世凯戊戌年反对由康氏主持变法。他曾上折说道：“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惧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
同为维新志士的黄仲弢，在戊戌年批评康党主持的维新，称其：“以荡检逾闲为才气，以奔竞招摇为作用。试之以事，则敛怨纷腾；假之以权，则营私狼藉；迹其心术，则借本朝之荣宠以为号召徒党之资；按其学术，则袭西国之皮毛以开空疏剽窃之习。”判断其变法必然覆败。
胞弟康广仁曾在给有人的信中以抱怨的语气如此描述康有为：“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挤者、谤者盈衡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所谓规模大、同志孤，即制度局提案所致。
曾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陈夔龙亲历了戊戌年的朝局大动荡。他后来在《梦蕉亭杂记》中回忆政变的起因，称：“戊戌政变，首先起源于裁官。京城闲散衙门被裁撤者不下十余处，连带着因此而失业的人有近万人，朝野震骇。”
政变后，康有为乘重庆轮出逃，获得英国政府的政治保护。期间，英国官员班瑞德对康氏作了仔细的询问。班氏在谈话备忘录末尾总结道：“我认为：康有为是一个富于幻想而无甚魄力的人，很不适宜做一个动乱时代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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