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星
萧山与诸暨数度发生西施故里之争，令公众如坠云里雾里。事实上，西施故里在诸暨是毋庸置疑的。首先，西施出萧山说，源于南朝梁时刘昭对《后汉书·郡国志》中会稽郡所辖余暨所作之注，即“余暨，《越绝》曰西施之所出”，然而，存世之《越绝书》中，绝无此言，故刘昭之注语，可视为无中生有。正因如此，清代毛奇龄之流及今《萧山县志》《萧山市志》编纂者之辈就硬说“刘昭所见之《越绝》非今本《越绝》”，在至今尚无可信史料及考古发现佐证之情况下，此说实属主观臆断、信口开河。其次，诸暨苎萝山古已有之，萧山苎萝山是后世才有的山名。根据北宋时期地理总志《元丰九域志》的记载，诸暨有苎萝山，而萧山并无苎萝山。可见，萧山的“苎萝山”，是至南宋时期才出现的，把后世才有的山名与千余年前的人事牵扯到一起，纯系后人的穿凿附会。第三，最根本的是，萧山古属吴地，此有古籍记载可证：北魏郦道元所纂《水经注》、唐代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及明万历《绍兴府志》皆有明确记载说到，萧山系吴王阖闾弟夫概邑。这就说明，在越灭吴前，萧山属于吴国疆域。一心想要复国雪耻的越王勾践去吴地觅取美女献给吴王夫差，岂不是找死？
西施出自萧山，是在南朝以后才出现的说法，根源在刘昭对《后汉书·郡国志》中会稽郡所辖余暨所作的注。自此以后，遂有了西施故里在诸暨还是在萧山的争议。然而，只要对古籍所载稍稍作一梳理就可发现，西施故里萧山说，根本就不值一驳。
一、《越绝书》中并无刘昭所云之语，故刘昭之注语可视为无中生有。
《萧山市志（1985—2001）》在《丛录·西施故里萧山说》中有言，“及至南朝，对西施的出生地出现了分歧，并带起了对与其关联的一些西施古迹的争议”。可见，“西施出萧山”说最早出现在南朝，且这是萧山的修志者辈自己也认同的。而南朝言西施出萧山者，唯梁时（502—557）之刘昭（生卒年不详），他对《后汉书·郡国志》中会稽郡之余暨（萧山建县之初名余暨，后改永兴，再改曰萧山）有注云：“余暨，《越绝》曰西施之所出。”然遍览存世之《越绝书》，绝无刘昭所云之语。故刘昭所谓“余暨，《越绝》曰西施之所出”，至少迄今为止完全可视为无中生有。正是刘昭这一无中生有的注语，致使谬种流传，贻害至今。
实际上，南朝陈时（557—589）顾野王（519—581）在其所撰的《舆地志》中就写得非常明白：“诸暨县苎萝山，西施、郑旦所居，其方石乃晒纱处。”（见《舆地志辑注》卷十五《会稽郡》第532条。《舆地志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97页。）顾野王是与刘昭同时代的历史地理学家，《舆地志》又是地理学专著，到底是顾野王所记可信，还是刘昭之注可信，读者自可作出评判。如果仅凭刘昭之注就断定西施出自萧山，那青田人是不是也可以说西施出自青田？因为《舆地志》中有载：“浣纱溪，在青田长寿峰。”（见《舆地志辑注》卷十五《会稽郡》第551条。《舆地志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07页。）
二、毛奇龄之流及今《萧山县志》《萧山市志》编纂者之辈的辩词，纯属主观臆断、信口开河。
清代毛奇龄之流及今《萧山县志》《萧山市志》编纂者之辈，正因发现刘昭之注语系无中生有，为自圆其说，故各作辩如下：
毛奇龄在《萧山县志刊误》中云：
吾谓施断属萧，不属诸者，考《后汉书·郡国志》于会稽郡余暨县下云：“《越绝》曰：萧山西施之所出。”其云越绝者，非今本越绝，此正春秋时人如子贡、范蠡辈所作，而其书既亡散，见其语句于他书者，与今本越绝作于东汉袁康、吴平者大异。
《萧山县志（1911—1987）》（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在《附录·西施故里资料》中说：
南朝梁刘昭在晋司马彪《后汉书·郡国志》会稽郡余暨县下注文：“越绝曰：西施之所出”。但查现在看到的东汉袁康、吴平所撰的《越绝书》中，并无余暨“西施之所出”的字样。于是又产生了是否尚有比此本还早的古文《越绝书》的争议。
《萧山市志（1985—2001）》（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版）在《丛录·西施故里萧山说》中则如此辩说：
《后汉书·郡国志》会稽郡下，刘昭对山阴、乌伤、诸暨、余暨四县均有“越绝曰”的注，但与商务印书馆版张宗祥校注的《越绝书》对照，诸暨、余暨二县的注，张校注本《越绝书》均无，故刘昭所见之《越绝》非今本《越绝》。
由上可见，毛奇龄及《萧山县志》《萧山市志》编纂者辈的核心论据，即刘昭所见之《越绝书》非现存《越绝书》。
对于现存《越绝书》有无同名不同版本，自《越绝书》问世以来，学界至今未见有《萧山县志》所谓“争议”，唯有对《越绝书》有无同书异名之《越纽录》《越绝记》等存疑。对现存《越绝书》撰写者为何人，学界则有认为是子贡或子胥的，有认为是袁康、吴平的，还有持无具体撰写者之说的。明正德、嘉靖年间学者根据《越绝书》书末《越绝篇叙外传记》中的一段文字，推断其撰写者为会稽人袁康、吴平，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予以肯定。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系官修权威著作，故现多采用此说。
刘昭之注系无中生有，而学界对《越绝书》有无同名不同版本又未见有争议，故毛奇龄及《萧山县志》《萧山市志》编纂者辈所谓“是否尚有比此本还早的古文《越绝书》”及“刘昭所见之《越绝》非今本《越绝》”之辩实属主观臆断，在至今尚无可信史料及考古发现佐证之情况下，纯系信口开河。
三、诸暨苎萝山古已有之，萧山苎萝山南宋后才出现，这在相关古籍中有明确记载。
西施故里之争核心问题在出西施之苎萝山究竟在诸暨还是在萧山。《越绝书》云西施“出于苎萝山，欲献于吴”；刘昭注语仅言“余暨，《越绝》曰西施之所出”，未涉苎萝山。而早于刘昭的南朝刘宋（420—479）官吏孔灵符（？—465，曾任会计太守，在萧山建有私人田庄）在其《会稽记》中写得明明白白：“诸暨县北界有萝山。越时，西施、郑旦所居……今名苎萝山。”
孔灵符《会稽记》中相关记述如下：
诸暨县北界有萝山。越时，西施、郑旦所居，有方石头，是西施浣纱处，今名苎萝山。王羲之墓在山足，有石碑，孙兴公为文，王子敬所书也。
孔灵符当过会稽太守，所生活的要时代早于刘昭，且在萧山建有私人田庄，倘若果真如毛奇龄之流所谓“西施出萧山”，孔灵符作为地方官员，难道会一无所知？他又有什么理由在撰写《会稽记》时，会那么明确地说西施出自诸暨的苎萝山呢？如果孔灵符在世时萧山也有与西施相关的“苎萝山”，他又为什么不在《会稽记》中记上一笔呢？
或因刘昭之注系无中生有，又属孤注，后人多未加采信，故诸暨苎萝山乃西施所居处在南宋以前为世人共识，并无争议，孔灵符的《会稽记》即可为证。即使后来出现不同说法，但观嘉泰《会稽志》及明万历《绍兴府志》所载，亦仅采用两说并存之记述。
嘉泰《会稽志》记述如下：
苎萝山在县南五里。《舆地志》云：诸暨县苎萝山，西施、郑旦所居，其方石乃晒纱处。《十道志》：句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得之诸暨苎萝山卖薪女西施。山下有浣纱石。《太平御览》云：萝山今名苎萝山，山足有王羲之墓。孙兴公文王献之书碑今不存。
嘉泰《会稽志》在上引记述末句后有“苎萝山，一在萧山县，今并存之”之注。但此注也不过是说，萧山也有一座叫“苎萝山”的山，而并不是说萧山的苎萝山系“西施、郑旦所居”。
明万历《绍兴府志》所记为：
苎萝山，一名罗山，在县南五里，临浣江，江中有浣纱石。《舆
地志》云：诸暨苎萝山，西施、郑旦所居，其方石乃晒纱处。《十道
志》：句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得之诸暨苎萝山卖薪女曰西施……
苎萝之属萧山，盖在析县之时，为志者失考，故疑而两存之。
万历《绍兴府志》中“苎萝之属萧山，盖在析县之时，为志者失考，故疑而两存之”一语，其意实为萧山亦有同名之山，只因无从考证，心存疑惑，这才在志书中记上那么一笔的。
事实上，关于苎萝山，在北宋时期王存主编，曾肇、李德刍共同修撰的地理总志《元丰九域志》中记得很清楚，该书卷五“两浙路”中对诸暨和萧山记述分别如下：
望，诸暨。……有诸暨山、苎萝山、浣江、暨浦。
紧，萧山。……有萧山、浙江、运河。
可见，萧山也有“苎萝山”，是至南宋时期才出现的说法，如果此前就有的话，《元丰九域志》也应该有所反映。把后世才有的山名与千余年前的人事牵扯到一起，无疑是后人的穿凿附会。
四、西施乃越女，诸暨乃越国故地，毫无疑义；萧山古属吴地，此有古籍记载可证。
西施乃越女，这是毋庸赘言的；诸暨乃越国故地，这也毫无疑义。北魏郦道元（466—527）所撰的《水经注》卷四十中可以看到有这样的记述：
夏后少康封少子杼以奉禹祠为越。世历殷、周，至于允常，列于《春秋》。允常卒，句践称王，都于会稽。《吴越春秋》所谓越王都埤中，在诸暨北界。
可见诸暨不仅为越地，古越国还曾在诸暨建都。
而萧山古属吴地，这在《水经注》中也可找到明证。《水经注》卷四十中说得很清楚：
浙江又东径柴辟南，旧吴楚之战地矣。……又径永兴县北，县在会稽东北百二十里，故余暨县也。应劭（东汉末年学者）曰:阖闾弟夫概之所邑。
郦道元编纂《水经注》时，引用的历史文献和资料多达480种，其中前人著作多达437种，属于地理类的就有109种，书中除了其亲身考察所得的资料，尚有不少汉魏时代的碑刻材料。书中所记之内容，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唐代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六《江南道二·浙东观察使·越州》中载：
萧山县，本曰余暨，吴王弟夫槩邑。吴大帝改曰萧山，以县西一里萧山为名。
明万历《绍兴府志》中云：
萧山县，吴王阖闾弟夫概邑。县西有萧山焉。
《元和郡县志》是唐代中国地理学专著，成书于唐元和八年（813年），编纂者李吉甫为唐宪宗时宰相。书中对古代中国政区地理沿革有比较系统的叙述，是保留下来的中国最古的一部地理学专著。万历《绍兴府志》是地方志，自然也不可能凭空记上“萧山县，吴王阖闾弟夫概邑”这么一笔。
西施生活在越王勾践（约前520年—前465年）时代，其时萧山尚未建县。按新编《萧山市志·政区·建置》中所记：“萧山自西汉建县，先后有余暨、余（馀）衍、永兴、萧山等县名。”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萧山县志（1911—1987）》在《建置·沿革》中载：“西汉初至元始二年间，始建县，名余暨，属会稽郡。”即便以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计，“萧山”前身“余暨”建县之时，距西施生活的年代（以勾践逝年公元前465年计）至少也有259年时间。《越绝书·纪策考》云：“吴越为邻，同俗并土。”这说明，吴越两国不仅国土接壤，连风俗都是一样的，故萧山在西施生活的年代属吴国疆域，勾践称霸后才成为越国土地完全可能。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唐《元和郡县志》及明万历《绍兴府志》关于萧山县系吴王弟夫概邑的记载，就是很好的证明。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有这样的记述：
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於徐州。
上面的引文也可以从侧面佐证萧山昔为吴地，因为萧山就在钱塘江边上。由“尽取故吴地至浙江”一语可知，浙江边上的土地在越国灭吴之前，都是属于吴国的。
越王勾践为复国方有献西施之举，一心报仇雪耻的他在当时处境下，去吴国属地觅取美女献给吴王夫差，岂不是找死！
四、宋嘉泰《会稽志》和明万历《绍兴府志》对流经诸暨之浦阳江段因西施而俗称浣江或浣浦均有记载，而对流经萧山之浦阳江段并无相关记述。
嘉泰《会稽志》关于浣江的记述如下：
浣江在县东南一里，俗传西子浣纱之所，一名浣浦，又名浣渚。
明万历《绍兴府志》如此记浣江：
诸暨浣江，在县南五十步，亦名浣浦，又曰浣溪、曰浣渚，北过
县，分为东西下江，中有浣纱石。
以上记述，也可从一个侧面证明，西施出自诸暨，与萧山没有什么关系。
综上所述，“西施出萧山”完全是站不住脚的臆断谬说，根本不值一驳。古人囿于所见资料有限，仅凭一鳞半爪之发现而这么说，或是出于家乡观念而勉强为之，情有可原；今人在没有无可辩驳的史料或新的考古发现为证的情况下，还要强词夺理坚持此说，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些人的动机了。说得好听点，这是混淆视听；说得不好听点，这就是欺世盗名。极而言之，则堪谓是欲借此邀赏于地方领导，以求博取个人名利！历来治学严谨者，对西施故里之争所以不置一词，实乃不屑一顾，遂使一些人有了自以为是、肆意妄言之机会。
202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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