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证对应（方证相对、方证相应）”是经方医学最为鲜明的特色之一，近日《中国中医药报》组织专栏展开了对“方证对应”这一专题较为集中、深入而又不失激烈的探讨。在冯老指导下，我们跟诊团也在思考、讨论和分享这一话题，并结合既往有关材料，做了一次初步的座谈总结。今天与各位同仁分享的是冯老2010年在首届全国经方论坛上的主题报告，比较完整的论述了“经方愈病之理是方证对应”这一核心议题，原文标题是“经方愈病之理”，供大家学习参考：
◆ 经方愈病之理 ◆
冯世纶
（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100029）
中医是否是科学？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都在争论。正如梁启超曾问：“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愈病之理由喻人？”中医有效，但谁能把治好病的道理说清楚呢？第一个回答者是陈独秀，他说这是“因为中医不知道科学，没有解剖学，也没有进行药物分析，细菌和病毒传染也没听说过”。陈独秀的回答隐含了什么呢？中医不科学。接下来胡适有句名言：“病因、病理、病位构成了疾病分类的三要素，西医能说清楚人得了什么病，即使治不好，西医也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病，就是说不清楚得了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这种思潮影响甚远，至今仍在传播。这些大人物所以产生错误的观点，主要是崇洋学而忘祖训，或未知老子《道德经》所教：“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中医能治愈疾病，当然是有其理论指导，有其科学道理，经方更有其愈病之理。
◆ 一、经方源自远古科学 ◆
1、经方的理论并非来自《内经》：
对经方的理论来源，亦存有争论，主要原因之一，是李心机教授所指出的“《伤寒论》研究史上的误读传统”。其主要因《伤寒论》序有“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23字，而误导后世认为《伤寒论》的理论来自《内经》。上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杨绍伊、胡希恕、钱超尘、李茂如等考证，认为23字是王叔和加入，开启扭转误读传统。同时众多经方家，通过仔细研究《伤寒论》原文，认识到《伤寒论》的六经、主要理论与《内经》不同，如宋代高保衡、孙奇、林亿等在宋刻《伤寒论》序写到：“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本草之经”；章太炎指出：“《伤寒论》的六经不同于《内经》之十二经脉之含义”，并认为“柯氏《论翼》谓经为径界，然仲景本未直用经字；太阳等六篇，并不加经字，犹曰：太阳部、阳明部耳”。日本人喜多村直宽在《伤寒论疏义》中提出一个较有影响的见解：“本经无六经字面，所谓三阴三阳，不过假以表里寒热虚实之义，固非脏腑经络相配之谓也”。胡希恕先生：《伤寒论》的六经来自八纲；著名中医学家岳美中先生说：“重读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见其察证候而罕言病理，出方剂而不言药性，准当前之象征，投药石以祛疾，直逼实验科学的堂奥。……《伤寒论》所论六经与《内经》迥异，强合一起只会越讲越糊涂，于读书临证毫无益处。” (见《岳美中医学文集》)；伤寒大家刘渡舟先生晚年叹曰：“我从‘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两个本字中，悟出了中医是有学派之分的，张仲景乃是神农学派的传人”(见《经方临床应用与研究》)。
2、经方源自神农时代
经方医学起源于神农时代，己有考古考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中说：“神农时代大约距今10000年前到5000年前”，即在黄帝之前。我国考古工作者，于1979年至1984年对河北省蔚县的多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出6处房屋形制基本相同，房屋都是坐北朝南、半地穴式建筑，这些房屋，都是在生土层上向下挖约40厘米，四壁和居住面都用草拌泥进行抹平，然后用火焙烤，居住面平整而又坚硬，火堂位于屋子的中央。同时又发现许多石器、陶器等属仰韶文化。又于1995年在河北省阳原县姜家梁遗址考证，恰好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所处的时代相吻合，也与史书中记载的神农氏时代相对应。这些考古资料证实了，我们的祖先在神农时代，生活于大自然环境中，逐渐适应环境、认识大自然，体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理。天(自然环境)有白天、黑夜、寒、热、温、凉阴阳变化，人体亦有相应变化。为了防寒、防病，就盖窝棚、房屋而居，为了进一步防寒，则于屋中央修建火堂取暖、门向南开；为了夏天防暑，把房屋建成半地穴式。显然从生活上认识到“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寒热阴阳之理。同时生活中难免疲劳受寒，引起头痛、恶寒、发热等症状，用火烤感到舒服、熏烤或热熨皮肤，使汗出而解；或服碗热汤、热粥同时盖上棉被汗出而解；或用草药煎汤熏洗而解、或用生姜、葱、大枣等煎汤热服及加盖棉被取汗而解 (也因之经方又称“汤液”) ，或用大黄、芒硝可以解除便秘里实热之苦……当时虽没有文字，但积累的经验被流传于后代，当有文字后便记载下来。《神农本草经》所记载：“麻黄，味苦，温。主中风、伤寒头痛”；“柴胡，味苦，平。主心腹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大黄，味苦，寒。下瘀血……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365味药，显示了神农时代用药总结，显示用药理念与《伤寒》一脉相承。因这些医药知识产生于神农时代，称之为《神农本草经》当不徒有虚名。
我们的祖先，在神农时代已懂得在生活上以八纲理念适应自然，即“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天气寒加衣被，天气热减衣被，道理简单，却实证科学之理。患病后，亦以八纲理念应对，即《本经》中“治寒以热药，治热以寒药”的论述，根据症状反应用相对应的药物治疗，反映了经方科学的起源，是根据人患病后出现的症状，以八纲辨证、以八纲辨药，开创了以八纲辨证的经方医学体系。在表的证(必恶寒)，用生姜、葱白、麻黄发汗则愈，里热证用大黄、石膏、黄芩清里则愈，屡试屡验，经历了百年千年循证，无疑是科学总结。书中更详于记述了365味药物，以四气五味适用于人体患病后，表现出寒、热、虚、实、阴、阳的症状论述，显示了单味药防治疾病的经验，其述证主用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即八纲理论，标志了经方科学理论的起源。
◆ 二、经方有其科学的理论体系 ◆
以八纲为理论指导治病，是经方理论的起源和基础，在长期临床应用过程中，不但认识到其科学性，而且发展和完善其理论，这就是由八纲发展为六经辨证理论体系，这里更明确，经方、《伤寒论》的六经不同于《内经》的六经。
1、《伤寒论》的撰成并非依据《内经》
胡希恕先生在其笔记中多次写到：“仲景书本与《内经》无关，只以仲景序言中有“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的伪文，遂使注家大多走向附会《内经》的迷途，影响后来甚大。其实细按其序文，绝非出自一人手笔，历来识者亦多疑是晋人作伪，近世杨绍伊辨之尤精。”钱超尘、李茂如等考证，皆证实23字不是张仲景所写，说明了张仲景医学不属《内经》体系，而属于经方体系。
2、经方理论来自长期临床应用方证总结
经方的发展史说明，方证的积累发展产生了六经辨证。由《本经》可知，古人先用单味药治病，即积累了单方方证经验，渐渐认识到，有些病需要二味、三味……组成方剂治疗，这样又逐渐积累了用什么复方，治疗什么证，即复方方证经验，反映这一发展历程者即《汤液》。该书在《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记载，证明汉前确有此书，并简述了经方医学特点：“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更进一步说明，经方的复方是用药物的寒热温凉，治疗疾病的寒热虚实，并明确了据疾病症状反应在表还是在里的不同，治用不同的方法，使人体阴阳平衡。这里的基本理论即沿用八纲，是与《本经》一脉相承。
方证的不断积累、不断丰富及分类，孕育着六经辨证理论的形成。一些考证资料已说明，《伤寒》原序中有“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是王叔和加入，张仲景不是据《内经》撰写《伤寒》，而是由论广《汤液》而成。生于张仲景同期稍后的皇甫谧确证了这一点，其《甲乙经·序》云：“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民国时期的杨绍伊考证指出：《汤液经法》一字无遗的保存在《伤寒》中。这样可知，《伤寒》是由古代的方证发展而来，即其主要内容，是经由《本经》的单方证，发展到《汤液》的复方方证，又发展到《伤寒》的复方方证，而发展为六经辨证。
这里要探讨的是，《本经》及《汤液》的方证都是八纲辨证，《伤寒》为六经辨证，那么是怎样由八纲发展为六经呢？此仔细读仲景书则可得到解答：通过《汤液》和《伤寒》的方证对比研究，可求得考证，其中《伤寒》第９７条：“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正邪分争，往来寒热，休作有时，嘿嘿不欲饮食，……小柴胡汤主之。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以法治之。”及第148条：“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此为阳微结，必有表，复有里也。……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提供了有力证据。
考证经方发展史说明，汉以前的方证运用，由单方至复方有着漫长的历史过程，理论一直沿用八纲，即《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所记载“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即病位概念只有表和里，治疗，在表用汗法，在里用吐下法。但发展至《伤寒》增加了半表半里病位概念，而治疗增加了和法，因使八纲辨证上升至六经辨证。经方发展至东汉最突出的功绩之一，是总结出半表半里理念，由此创建了六经辨证体系。
3、经方六经和方证的科学性经受历史和临床考验
日本明治维新决策消灭中医，明治四十三年，身为西医的汤本求真女儿死于痢疾，读《医界之铁椎》，后以经方治病有所体会，1927年著成《皇汉医学》，使日本的汉方重振旗鼓；1927年上海霍乱流行，来势汹涌，死者极夥，章太炎倡用四逆汤、理中汤、通脉四逆汤救之，治疗26人均得愈，未亡故一人；1955年石家庄乙脑流行郭可明以白虎汤等治愈无数……
《伤寒论》是5000年的临床实验总结，经受了历史循证：
《伤寒论》第12条：“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这是由神农时代单方发展至汉代的复方方证总结，从条文的字句，可看出，条文经过了多次的修改、注解、论广。
《伤寒论》第14条：“太阳病，项背强几几，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
第15条：“太阳病，下之后，其气上冲者，可与桂枝汤，方如前法；若不上冲者，不得与之”。
第16条：“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之也，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之也。常须识此，勿令误也“。
……
397条条文记录了临床用方证经验，记录了治验总结，记录了误治总结，记录了辨证总结，记录了用药总结，记录了认识八纲、六经、方证的总结，……经历了几千年历史循证，科学性为一代一代人、几百年、几千年所验证。
4、经方是愈病的理想疗法
中医的辨证论治，恰为适应人体抗病机制的一种原因疗法，这是胡希恕先生对辨证论治的解读。胡希恕先生一生研究经方，解读了《伤寒论》条文、解读了《伤寒杂病论》方证、解读了经方六经实质，更值得注目的是，解读了经方之道，解读了经方愈病之理，今择其要如下：
辨六经，析八纲，再辨方证，以至施行适方的治疗，此即辨证论治一整套的方法体系，有如以上所述。不过这种治病方法的精神实质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基于前之六经八纲的说明，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不论什么病，而患病人体的反应，在病位则不出于表、里、半表半里，在病情则不出于阴、阳、寒、热、虚、实，在类型则不出于三阴三阳。验之于临床实践，这都是屡经屡见的事实。以是可知，则所谓六经八纲者，实不外是患病人体一般的规律反应。中医经方辨证即以它们为纲，中医施治，也是通过它们而制定施治的准则。故可肯定地说，中医的辨证论治，其主要精神，是于患病人体一般的规律反应的基础上，讲求疾病的通治方法。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兹以太阳病为例释之如下。
如前所述，大阳病并不是一种各别的病，而是以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等一系列的证候为特征的一般的证。有如感冒、流感、肺炎、非典型肺炎、伤寒、麻疹等等，于初发病时，经常发作这样太阳病之证，中医即依治太阳病的发汗方法治之，则不论原发的是什么病（西医诊断病更是如此），均可给以彻底治愈。试想，以基本不同的各种病，而竟都发作太阳病这样相同的证，这不是患病人体一般的规律反应是什么？依治太阳病证的同一发汗方法，而能治愈各种基本不同的病，这不是于患病人体一般的规律反应的基础上，而讲求疾病的通治方法又是什么呢？再就方证的说明来看，对于六经八纲治则的执行，势必遵循适应整体用药的严格要求，显而易见，则中医的辨证论治，还具有适应整体治疗的另一精神，也就是说，中医辨证论治，虽然是于患病人体一般规律反应的基础上，讲求疾病的通治方法，但同时必须在适应整体的情况下施行之。若为中医辨证论治下一个简明的定义，那就是：于患病人体一般的规律反应的基础上，而适应整体，讲求疾病的通治方法。众所周知，中医以一方常治多种病，而一种病常须多方治疗，即这种治疗精神的有力证明。
对于辨证论治的精神，虽如上述，但它究竟治疗疾病的实质是什么？这一本质的问题还未明确，因而也就无从知其所以有验的道理。解答这个问题，只有弄清患病人体之何以会有六经八纲这样一般的规律反应才行。基于唯物辩证法：“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一普遍真理，则患病人体之所以有六经八纲这样一般的规律反应，其主要原因，当亦不是由于疾病的外在刺激，而是由于人体抗御疾病机制的内在作用。众所周知，冬时天寒则多溺（尿），夏时天热则多汗。假如反其道而行之，人于夏时当不胜其热，而于冬时将不胜其寒，此皆人体抗御外来刺激的妙机。若论疾病的侵害，则远非天时的寒热所能比，人体自有以抗御之，又何待言！中医谓为正邪交争者，意即指此，屡有不治即愈的病，均不外于正胜邪却的结果。不过往往由于自然良能的有限，人体虽不断斗争，而病终不得解，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于是则正邪相拒的情况，亦随时以证的形式反应出来。如所谓表证，即是人体欲借发汗的机转，自体表以解除其病的反应。如所谓里证，即是人体欲借排便或涌吐的机转，自消化管道以解除其病的反应。如所谓半表半里证，即是人体欲借诸脏器的功能协力，自呼吸、大小便、出汗等方面以解除其病的反应。此为基于人体的自然结构，势所必然的对病斗争的有限方式，以是则表、里、半表半里便规定了凡病不逾的病位反应。若人体的机能旺盛，则就有阳性的一类证反应于病位；若人体的机能沉衰，则就有阴性的一类证反应于病位。一句话，疾病侵入于人体，人体即应之以斗争，疾病不除，斗争不已，以是则六经八纲便永续无间地而见于疾病的全过程，成为凡病不逾的一般的规律反应。古人于此早就有明确的认识，以下介绍有关论说，以供参考。
《素问·评热病论》曰：“今邪气交争于骨肉，而得汗出者，是邪却而精胜也。精胜则当能食，而不复热。复热者，邪气也。汗者，精气也。今汗出而辄复热者是邪胜也，不能食者，精无俾也。病而留者，其寿可立而倾也。”
此段大意是说，今邪气与精气、正气交争于体表的骨肉间，此原是人体欲借以发汗的机转而解除病邪，故一般说来能得汗出者，大都是病邪却而精气胜。精气来自谷气，化生于胃，如果精气真胜，则其人当能食。邪气使人发热，如果邪气真却，则必不复热，若复热，为邪气还在，汗出，为精气外越，今汗出而还发热，显系邪胜而精亡，而不得谓为邪却而精胜也。若更不能食，则精气断绝而邪气独留，故不免于死。
《伤寒论》第９7条：“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正邪分争，往来寒热，休作有时，嘿嘿不欲饮食，脏腑相连，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呕也，小柴胡汤主之。”
这一条是说，伤寒初作，则邪气与精气交争于骨肉，即太阳病在表的一般病理过程。若精气已不足拒邪于外，则退而卫于内。以是则体表的血弱气尽，腠理遂不密守而开，邪乃乘虚入于半表半里，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因而胸胁苦满，这就进入少阳病的病理阶段了。正邪分争，即正邪相拒的意思。正进邪退，病近于表则恶寒，邪进正退，病近于里则恶热，故往来寒热。分争时则寒热作，否则寒热亦暂息，故休作有时。热邪郁集于胸胁，故嘿嘿不欲饮食。胸胁之处，上有心肺，旁及肝脾，下接胃肠，故谓脏腑相连。邪热激动胃肠中的水气，则腹痛。邪高于胸胁之上，而痛在胃肠之下，故使其人欲呕，此宜小柴胡汤主之。
按：以上《内经·素问》一段虽是论阴阳交的死证，但与表证时，人体欲汗的抗病机制同理，尤其对或精胜或邪胜的阐述均颇精详。《伤寒论》一段，是说太阳病自表传入半表半里，亦由于人体抗病机制的改变所致。古人对于疾病的体验，达到如此精深境界，正所谓实践出真知也。
六经八纲的来历既明，对照前述的治则，显而易见，则中医的辨证论治，恰为适应人体抗病机制的一种原因疗法，其所以有验自非偶然。为证明所言非虚，再以太阳病证为例释之。
如前所述，太阳病是以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等一系列证候为特征的，今就这些证候分析如下。
脉浮：这是由于浅在动脉的血液充盈所致。
头项强痛：因为上体部血液充盈的程度为甚，故在上的头项体部，更感有充胀和凝滞性的疼痛。
恶寒：体表的温度升高，加大了与外界气温的差距，故觉风寒来袭的可憎。
由于以上的证候分析，正足以说明人体已把大量体液和邪热，驱集于上半身广大的机体表面，欲汗出而不得汗出的一种情况。太阳病的治则是发汗，这不正是适应人体欲汗出的病机，而使达到汗出的原因疗法吗？由以上可看出，适应人体的抗病机制的治疗，可以说是最理想的一种原因疗法，即号称进步的近代西医，恐亦不免以为是一种理想而已。但中医的辨证论治，其实质不是别的，而恰是这种最理想的治疗方法，是治其本的疗法。
胡希恕先生所以用了较长的篇幅来说明经方愈病之理，是因为近代人们习惯于辨病论治，尤其是习惯于西医的辨证论治，用西医的病因、病理解释，而对于经方的理论了解甚少，故不厌其烦做了详解。实际主要在讲：经方治病不是根据病名(不论西医、中医)而是根据人患病后出现的症状，根据症状分析辨六经、辨方证而进行治疗，达到方证对应而治愈疾病。
◆ 三、经方愈病之理是方证对应 ◆
评价一门医学理论是否科学，主要看其理论是否能正确指导临床，是否疗效确切，而经方、《伤寒》的科学性为世界共认，应当指出的是，其中的方证是决定疗效的关键。有人怀疑中医不科学，经方的方证不过是经验之方而已，不具科学性，其主要原因是对中医，尤其是经方发展史缺乏认识，对经方理论缺乏认识，这里首先要解读方证的科学内涵。
1、方证本八纲之理：
方证体现了八纲辨证，从《本经》和《汤液》及《伤寒》看，可知经方的每一方证，不同于一般的方剂，它既代表了该方药物的组成，亦包括了该方的适应证候。更值得注意的是，标明方药功用性能者为“本草石之寒温”，即以八纲为基础理论，标明证候特点者为“量疾病之浅深”，亦以八纲为理论。经方实践者通过临床反复观察，把有效方证记录下来，每一个方证都是经过几代、几十代反复实践、反复验证取得的经验总结，其科学性通过了历史的考验。可知方证之方，是经历史考验之方，证是经历史考证之证，方证既涵方药，亦涵相适应的证，既有理，亦有法，故吉益东洞在《方极》自序中云：“夫仲景之为方也有法，方证相对也。”这里说明了方证即涵方证对应、方证相应、方证相对之理。这里顺便要提到的是，有人看到吉益东洞在《方极》提出方证相对，因谓方证相对是吉益东洞首先提出；又有人谓孙思邈先提出……这亦是对方证的认识不清所致，我们已知方证的起源为神农时代，自然可知，方证相对即始于神农时代。同时还要注意的是，有些人，凡谓中医理论，必以五行六气、经络脏腑等笼罩贯穿，《伤寒》、日本的方证对应派无是说，因谓“没有理论”；或见《伤寒》有六经名，则认为其理论来自于《内经》……这主要是不懂得中医有不同的学术派系，经方之祖为八纲，以五运六气解《伤寒》，恰是杨绍伊所称“不数伊尹而数岐黄，何异家乘不系祖祢而谱牒东邻也”，造成误解的原因不止一端，但最主要是对方证认识不足。
2、方证是辨证的尖端：
《伤寒论》主要内容，是记录总结历代方证经验，处处体现方证对应，如《伤寒论》第20条：“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第21条：“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是讲证与方对应，当然也包含了证与药对应。更值得注意的是证与药的对应，如《伤寒论》第117条：“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更加桂二两也”。第25条：“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者，与桂枝汤，如前法。若形似疟，一日再发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黄一汤”。说明了经方的方证对应，不只是证与方对应，不只是证与药的组成对应，更强调证与药量对应。为了实现方证对应，不但表现在处方遣药上，更详载于服法上，如桂枝汤服用方法：“右五味，呚咀三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歠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漐漐微似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离，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剂。”可知经方家为了实现方证对应，不但仔细辨方证，选用适应的方药，还积累了使方证对应的服药方法，以求方药与证恰到好处，达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精确程度。
学习《伤寒》的主要功夫，重在掌握各个方证，后世许多经方家对此皆有论述，如陈修园在《长沙方歌括》指出：“大抵入手功夫，即以伊圣之方为据，有此病，必用此方……论中桂枝证、麻黄证、柴胡证、承气证等以方名证，明明提出大眼目。”因此，辨方证是六经辨证、八纲辨证的继续，是更具体、更进一步的辨证，中医治病有无疗效，其主要关键，就在于辨方证是否正确。方证相应是临床治病取效的前提，故经方大师胡希恕先生，把辨方证称之为最高级辨证，把辨方证称之为辨证的尖端，并指出家传秘方亦属辨方证，谓：“众所周知，农村常有以家藏秘方专治某病者，虽于辨证论治毫无所知，但于其秘方的应用，确心中有数(掌握适应证)因而往往有验。不过读者于此必须注意，凡是有验方剂，无论用者知与不知，若分析其主治（即方证），则均属六经八纲的细目，这是可以断言的”。辨方证的科学性、学术价值，不但为遵用方证理论者所证实，而且也为不遵用其理论者所反证。如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小柴胡汤副作用死亡事件”，震惊日本，耐人寻味，汉方研究者粟岛行春指出：“让慢性肝炎、肝硬化等患者长期服用小柴胡汤，发生间质性肺炎、死亡，是由一个追求名利的医师发表论文开始的……是不学习中医理论，只用西医的病名来决定处方的结果，是研究失败的根本，而把责任诿过于小柴胡汤有副作用，是错上加错。”更强调了“让没有了小柴胡汤方证的患者，长期服用小柴胡汤”是造成间质性肺炎的根本原因。是以西医之道研究中医不尊重中医理论所致。认为小柴胡汤治疗肝炎有效，犹如看豹只能观察到一毛，而根本看不到全豹。《伤寒》是中医经方辨证论治体系，更讲求辨方证，全书主要讲辨方证，第317条方后附：“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这是后人的注释，是对方证的认知。论中对小柴胡汤的用法有明确说明：“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往来寒热，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以法治之”。早已明确指出，没有小柴胡汤方证就不能服用该方药。“小柴胡汤副作用死亡事件”的发生，主要原因是不辨方证，以血的教训说明了辨方证的重要性、科学性。
由于经方的方证来自临床实践，不论是经方派，还是时方派，都注重其应用和研究，对其认识也就不断深化，逐渐认识到方证的科学性。如沈自尹认为：“从广义上说，以汤方辨证亦属辨证范围，故称之为方剂辨证……，以药物的系统──方，来调节病理的系统──证，寻找方剂效应值的一体化，就是方剂辨证的涵义所在……一定意义上说，它可概括整个辨证施治的内容”。这里很清楚地指出了，辨方证不是简单的对号入座，而是更详细、更具体、更全面的辨证论治。不少人认识到了辨方证的重要意义，中药治病，不在用药味多少、药量轻重，而在方证相适应、对应。如何天麟说：“在临证处方时，一般认为对‘症’下药疗效较好，实际亦不尽然。笔者曾治一女孩，因感寒而发热喘咳，脉浮，苔白，初投小青龙汤加杏仁两剂，热平，咳减，但喘仍作，小便甚少。二诊见原方已效，乃加茯苓利水，服后病不减而尿仍少。三诊，前方去麻黄续服，喘咳止，小便亦畅；岳美中治一妇女，慢性肾炎，血尿、尿频、腰痛，投猪苓汤三剂而愈。月余，病又复发，因虑其虚，增入山药一味，病反转重，复用猪苓汤原方而效。后病再复发，又增海金沙一味，竟又不效，再用猪苓汤原方而效。于此获得更大启发，正如《沈括良方·自序》所说：“药之单用为易知，药之复用为难知。世之处方者，以一药为不足，又以众药益之，殊不知药之有相使者、相反者，有相合而性易者。”可知方有常方，法无常法，在辨证论治基础上，执一法不如守一方。是说辨方证一定要准确，加减用药也要像桂枝加桂汤那样要对证，而不是对症、对病。
我国历来重视方剂和其适应证的研究，后世方如潮涌出现，皆是证明，如《千金要方》、《和剂局方》、《太平圣惠方》等等，其内容主要是讲方证。《伤寒》因不但有方证经验，而且还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在国内外广为传播，尤其对日本汉方医学影响深远。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决策者要取消汉方医，当时身为西医的汤本求真先生，眼看着亲生女儿因疫痢用西药治疗无效被夺去生命，因之悲愤感慨不已，转而发奋学习经方(初读《医界之铁椎》)，临床应用效如桴鼓，并结合临床体验，著成了《皇汉医学》，于是又使日本的汉方医学重振旗鼓，使方证对应派成为日本的主流派。也有人从临床和实验室探讨了方证对应关系。如伊藤嘉纪通过五苓散方证的研究认为：五苓散方证的病理状态，是渗透压调节点的降低，其利尿作用是通过调整调节点来恢复水液代谢正常的。给正常人和动物服五苓散看不到利尿现象，如让人和动物出大量汗，造成津伤表虚出现五苓散方证后，再给服五苓散，则看到明显的利尿作用。因而，认为五苓散与五苓散方证之间，存在着特异的方证对应关系。藤平健在论述出血病的治疗时指出：“中医的处方，是由几个生药组成发挥一独特治疗效果的方剂，这个处方可看作一个齿轮，而出血病表现各种症状，这些不同的症状好似不同的齿轮，两者如能紧密咬合，则可使疾病很快治愈，如两方面的齿轮咬合不紧，就像汽车中的齿轮咬合一样，齿轮不合，则汽车不能开动”，也就是说，治病方药不对证，治疗也就无效。
方证对应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以上可知，经方科学体系起源于远古神农时代，以八纲为基础认识病证，以八纲认药，积累了方证对应经验，又经过长期临床实践，发展为六经辨证理论体系，即以六经指导辨证，再辨方证，达到方证对应而使病愈。
简述经方愈病之理，则谓以六经辨病，辨方证，方证对应，即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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