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讲座二：什么是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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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讲座二：什么是语言学

徐通锵

（ 2005年04月28日）浏览人次8072

2·1 语文学和语言学

2·2·1 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的科学。以人类语言作为研究对象，讨论它的性质、起源和结构原理的称为普通语言学，以某一具体语言（例如汉语、英语等）为研究对象的称为××语语言学，如汉语语言学、英语语言学，等等。具体语言的研究是普通语言学的基础，因为语言的共性结构原理都是从具体语言的研究中总结出来的。

语言对人的关系犹如空气、水和食物那样，既直接，又重要，因而在二千多年前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对之进行研究。不过那时候还没有语言学家，对语言发生兴趣并对之进行研究的主要是哲学家、经学家或其他什么“家”，研究的对象是记载典籍的书面语，任务主要是解释典籍的确切含义，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服务，因而人们将它称之为语文学。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诞生很晚，至今也不过二百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古代的语言研究不能列为语言学？因为一门科学的建立有它自己的条件或标准，这就是：有独立的研究对象，任务是解释所研究对象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有揭示规律的特殊的研究方法。古代的语言研究不符合这些条件，不能算作语言学。经过了漫长的岁月，语言研究才从语文学发展为语言学，因而我们还需要从语文学开始讨论语言学的问题。

2·2·2 语文学的兴起和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发源紧密相关。它有三大传统，即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的小学。它们初期的研究兴趣呈现出一些共同的趋向，就是都集中探索语言符号的音、义关系的性质。分两大派。一派认为用什么样的音去表达什么样的义是有理可说的，一派认为音义的结合是无理可说的，纯粹由社会约定。前者可以称之为理据派，后者可以称之为约定派。希腊—罗马传统的研究，这种对立的意见后来演变为类比论（analogia）与变则论（anomalia）的争论。类比论强调语言结构的规则性，认为词入句之后所产生的形态变化是可以“进行类比”的，而变则论强调的是人的天赋能力和语言结构的不规则性，认为不管语言显得多么不规则，人们照样能够接受和运用。类比论是约定说的继承和演化，而变则论是理据说的继承和演化。这两种对立的意见各有自己的语言事实的根据，互相驳难，因而争论进行了很长时间，“在整个古代和中世纪，这种原则的冲突有时表现得很隐蔽，有时表现得很明显，这可以视为语言学思想和实践的历史中一种反复出现的特色”（罗宾斯，1979，26）。不过就总体来看，希腊—罗马传统的约定论始终占主流，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语言理论大多是这一理论的演化。印度传统的发展趋向基本上与此相同，不赘。在中国，这种论争就是先秦时期的名实之争。与希腊—罗马传统不同，汉语始终以理据性的意见为主，我们前一讲在讨论语言符号音义关系的时候已有所述，这里不想重复，只想就语言与文字的关系作一点补充。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体系，自源性的文字一定适合它所记录的语言结构原理。汉字是自源性的文字，其中的形声字约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字的形声体系是理据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反映汉语编码的理据性原理。在汉语传统的研究中，人们没有怀疑过这种理据性编码的性质，大致都围绕着字的理据进行研究，只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中国语言学家接受了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才一股劲儿鼓吹约定说，全盘否定理据论，中断了自己的研究传统。这个问题后面有详细的讨论，这里从略。

语言符号音义关系的争论虽然肇始于哲学，但它已涉及对语言结构的性质的认识。用语言进行交际，听起来是一串线性的音流，但实际上负载着信息，因而人们常说“语言是一种音义结合物”。组成音流的“码”就是前面所说的语言符号，是话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它的音义关系始终是语言研究中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如何认识和把握这种关系必然会影响语言研究的发展方向。汉语研究传统为什么会不同于印欧语的希腊—罗马传统和印度传统？其终极的原因就在于此；即使在现代，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也正影响着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后面的几章实际上都是顺着这一思路展开的。

2·2·3 语文研究的三大传统对后世的语言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希腊—罗马传统。它的奠基性的理论，粗略地说，就是亚里斯多德的逻辑范畴说。这种逻辑理论将现实分为十个范畴：实体、性质、数量、关系、地点、状态、情景、动作、被动、时间，其中实体（substance）是本质，其他九个范畴是偶有的属性（accidents），是用来表述实体的。例如“李宁是运动员”这样一个命题，“运动员”是偶有的属性，因为李宁小时候并不是运动员，而退役以后又成为企业家，是可变的，而“李宁”不管是运动员还是企业家，始终是“李宁”，是不变的。实体在命题中的主要特征是主体（subject），从逻辑判断的结构来说，主体就是主词（subject），别的范畴都是表述这个主词的，因而是它的宾词（predicate）。这就是说，九个偶有性范畴都是表述实体的，而实体不表述别的范畴；或者说，偶有性范畴都存在于主体之中，任何性质、数量、关系等都只能是主体的性质、数量和关系，等等。这是亚里斯多德的逻辑范畴说的基本思路，他的语法理论就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能充当主词的词是体词（substantive word），或者叫做名词；能充当宾词的词就是谓词（predicative word），或者叫做动词；句子的结构与逻辑判断（命题）相对应，因而处于主词位置上的词语就是句子的主语（subject），处于宾词位置上的词语就是句子的谓语（predicate）。主词和主语，宾词和谓语，在汉语中是两个不同的词语，而在印欧系语言中原是同一个词，即主词和主语都是subject，宾词和谓语都是predicate。语法和逻辑的关系，根据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简化为如下的结构公式：

逻辑：实体------------偶有性

主词------------宾词

语法：主语------------谓语

体词------------谓词

名词------------动词（包括后来所说的形容词）

传统的语法理论、词类的划分以及词类与句子结构成分的对应关系大体上就是根据这样的理论建立起来的，句法结构和逻辑思维形式的关系非常密切。

亚里斯多德的这种以二分法为基础的思维理论与印欧系语言的结构有密切的关系。希腊语是屈折语，有词形变化（accidence）：名词有性、数、格之分，动词有时、体、态、式之别。词出现在句中不同位置上的变化是词的偶有属性，而词则是从其偶然的属性中抽象出来的不变的单位，是出现在各种“偶然属性”中的“实体”。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如果亚里斯多德说的是另外一种结构类型的语言，他就会建立起另外一套逻辑理论体系。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据周法高，1970，147－148）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指出：“亚里斯多德的所谓十个范畴者，后人对之有无穷的疏论，然而这是希腊语法上的问题，希腊语正供给我们这些观念，离希腊语而谈范畴，而范畴断不能是这样子了。”不同地区的学者都有与此类似的看法，用不着一一列举。这种在语言结构基础上产生的思维理论一旦形成，就可以反过来成为语言研究的理论基础。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研究，宽泛地说，以亚里斯多德的逻辑理论为基础分析语句的结构，从而得出主语、谓语和名词、动词之类的概念。公元2-1世纪，特雷克斯（D.Thrax）写了一本《希腊语语法》，以词的形态变化为主进行语法研究，并成为后世语法研究的楷模。这种语法研究的重心虽然发生转移，但没有脱离亚里斯多德的语法学说的框架。总之，肇始于亚里斯多德的一些语法概念一直沿用至今，说明印欧语的句法结构和亚里斯多德的逻辑理论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希腊—罗马传统的语言研究的重点是句法和词形变化，语音的研究依附于语法，没有独立的地位；基本上不讲构词法，虽然偶尔谈到派生（derivation）或构词（word-formation），但分量很轻，缺乏独立性。或许可以说，这就是希腊—罗马传统的语言研究的特点。

2·2·4 印度也是语文研究传统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其代表就是巴尼尼语法。印度有文献记载的最早语言就是公元前一千年的《梨俱吠陀》的吠陀梵语。梵语是一种印欧语，和希腊语、拉丁语都有渊源关系，不过它的研究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一个传统，与希腊—罗马传统无关。

巴尼尼（Pa#nÊini）是人名，根据《大唐西域记》，他大概在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出生于娑罗睹罗（?ala#tula），在现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附近。“吠陀”（veda）是一种经文，巴尼尼语法是解释、诵读这种经文的一种师徒相传的口诀，它本身的体裁就是一种经体（sãtra)。由于语言的发展，巴尼尼时代的语言和吠陀经的语言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当时掌握文化大权的祭司阶层（婆罗门）为了保持其所垄断的神圣经典的完整，实行了本阶层内部口头相传的各种严格的诵读方式。由于这种特殊的背景，以巴尼尼语法为代表的印度传统对语音的研究很细致、准确，词的结构的分析也很严密而具体，已经明确地分出词根、词干、词尾、前缀、后缀、派生词、复合词等等。这就是说，它的研究重点是语音和构词法，而这正好是希腊—罗马传统的薄弱环节。梵语既是一种印欧语系的语言，和希腊、拉丁等语言有亲属关系，相互有很多共同的特点，因而它的研究成果很快被欧洲人吸收，形成了两个语言传统的结合，使语言的研究从语文学走向语言学。

2·2·5 希腊—罗马传统和印度传统都是各自独立形成和发展的。到了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印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一些学者也相继来到印度。与语言研究发生直接影响的是西方人发现了印度的梵语，认为地处东西两端，相互没有交往，梵语怎么会这么“像”希腊语、拉丁语等欧洲的语言？这促使人们去思考语言间的关系。187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在加尔各答皇家亚洲学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提出梵语与希腊语、日耳曼语、拉丁语等有亲属关系的假设：

梵语，不论其历史如何，有绝妙的结构，比希腊语更完善，比拉丁语更丰富，比二者提炼得更高雅，但它与二者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上都非常相似。这种相似不可能是偶然的。……任何哲学家在研究梵语、希腊语和拉丁时都不能不认为，这些语言来自同一个原始语（proto-language），而这种原始语也许不存在了。由于类似的道理……可以认为哥特语和凯尔特语也与梵语同源。

这一演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变了人们对语言关系的看法，并且引发了对梵语和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的比较研究的热潮，产生了历史比较语言学。这样，印欧语的两大研究传统相互结合，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印欧语研究传统，使语言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其标志就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和发展。语言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不再局限于书面语，也不再局限于某一孤立的语言，而是比较不同语言结构的异同揭示语言关系的共性规律，而就历史比较语言学来说，就是从发生学的角度，就不同语言有无共同来源而将不同的语言分为若干个语系，平常说的印欧语系、汉藏语系等就是根据有无共同来源而进行的语言分类。19世纪的语言学，可以说就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世纪。从历史比较语言学诞生的时候开始，语言学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再是哲学等其他学科的附庸。

语文学是英语philology的汉译，语言学的英文是linguistics，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词，但在汉语中，语文学和语言学仅仅是一字之差，但相互有重要的区别。概括起来，主要有：

1、语言学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其任务是通过语言结构异同比较的研究探索语言相互关系的共同结构原理，或者说，通过语言特点的研究揭示语言共性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与文学、历史学、哲学等一样，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不是其他科学的附庸；

2、有独立的研究方法，在语言学诞生之初就是历史比较法；

3、用来研究的材料，语文学是书面语等“死”材料，而语言学则主要是方言、亲属语言等“活”材料，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死”材料，进行历史比较的研究，借此对“死”材料作出“活”的解释，揭示语言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进入20世纪，以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为标志，产生“语言中心主义”的语言的转向，完全以口语为研究对象，排斥文字在语言研究中的地位，因而书面语也就失去它在语言研究中的应有地位。这种倾向直到20世纪的后半叶才开始得到初步的纠正。

人类语言的研究尽管有悠久的历史，但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它还很年轻，其内部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特别是其中的语义规律，有待于人们去挖掘。

2·2 科学思潮的更替和语言学的发展

2·2·1 语言学自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之后，它的发展与科学思潮息息相关。语言学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始自历史比较语言学，它的诞生与生物进化论思潮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历史比较法就脱胎于研究物种变异的生物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比较解剖学、比较植物学、比较语言学“这些科学正是由于比较和确定了被比较对象之间的差别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些科学中比较具有普遍意义”。

将物种变异的比较方法用于语言的研究，首先产生了一种语言理论模型，这就是谱系树理论。提出这一理论的语言学家叫施莱哈尔（August Schleicher）。1863年他仿效生物遗传发展的思路，在《达尔文理论和语言学》中将语言间的关系系谱化，认为语言也是有“生命”的，有生、老、病、死的各个演化阶段。一个原始母语（proto-language）会生发出若干个女儿语（daughter languages），而随着这些女儿语的诞生，这个原始母语也就随之消亡了；之后，每一个女儿语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同样的分化，生发出若干个孙儿语……，如此往复，形成今天世界上的各种语言。有共同来源的诸语言组成亲属语言，可以对之进行历史比较研究。这个理论模型的特点是只注意语言的有规律的分化，而不管语言之间的横向相互影响，有它的片面性。1872年，施密特（J. Schmidt）提出“波浪”说与之抗衡，认为语言的演变犹如在一个水塘里扔进一块石子儿所引起的波纹那样，由中心向四周扩散。假定有语言A、B、C、D、E、F、G，D的变化会扩散到A、B、C和E、F、G，使A、B、C和E、F、G具有D的一些特点；距离波源越近，受影响的程度也就会越大，因而相互的共同点也就越多。其他语言A、B、C和E、F、G也可以发生类似语言D那样的变化，因而使不同的语言间呈现出一些相同的特点，不同于每一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这是使语言演变规律产生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谱系树说和波浪说是两个对立的理论模型，前者着眼于语言在时间上的有规律的发展，使语言间呈现出生物系族那样的异同关系，可以对有共同来源的语言进行历史比较研究；后者着眼于语言在空间上的扩散，强调语言间的相互影响和对语言演变规律的干扰。这两个理论模型与其说是对立，不如说是互补，可以各自弥补对方的一些弱点。它们对语言学往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继承和发展谱系树理论的是青年语法学派。19世纪的70年代是青年语法学派独步天下的时期，特别是1876-1878的三年，发表了一系列对后来语言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的文章，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语音规律无例外，二是类推作用。这两条是青年语法学派的理论标志。过了一百年，人们在回顾语言研究发展道路的时候，发现青年语法学派的基本语言理论“在今天看来只是有所修改，根本没有被取代”，值得今天的语言学家去纪念发表在百年前的一组青年语法学派的论文（罗宾斯，1979，225，234）。根据“语音规律无例外”的理论设想，语音规律是不应该有例外的，但实际上却可以到处见到例外，因而认为城市的语言不纯，需要到乡村去调查方言，相信在方言中可以找到语音规律无例外的例证。客观发展的需要推动了方言的调查和研究。但出乎意外的是，方言中也可以到处见到例外，这就促使方言地理学的诞生，提出“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否认音变的规律性。“语音规律无例外”和“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是历史语言学中的两个对立的口号，代表两个对立的学派，相互争论和驳难。如果说，主张“语音规律无例外”的青年语法学派是谱系树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着眼于语言在时间上的演变，那么主张“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的方言地理学派就是波浪说的延续，着眼于语言的空间扩散。时间和空间的差异是语言学往后发展的两种基本思路。大致说来，结构语言学的语言系统说、转换-生成学派的语言理论大致与时间观的联系比较密切，像青年语法学派那样都强调语言演变的规律性或语言结构的系统性；而语汇扩散理论、语言变异理论则着眼于语言内部的结构成分的竞争，强调语言演变的不规则性和系统内部的结构参差。这两种类型的语言理论大体呈相互对立、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状态，推动语言学的发展：

时间空间

谱系树理论波浪理论

青年语法学派方言地理学派

结构语言学（含转换-生成理论）语汇扩散、语言变异

横向的两种理论基本是对立和竞争，互揭短处和矛盾，因而对促进语言研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纵向的理论之间虽然理论上有对立和发展，但就语言观来说，是相通的，后起者大致都是前者的继承和发展，如表时间的几种理论都强调语言研究对象的纯一性和同质性（homogeneity），而表空间的几种理论所强调的是语言的有序异质性（orderly heterogeneity）。对语言学的发展有了这样一个大致的发展脉络，我们就容易把握每一种理论的地位。

2·2·2 以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为标志的结构语言学的诞生是语言学发展的一个新时期，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原子主义”倾向，开始走上系统研究的道路。这种理论和方法的诞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既是青年语法学派的理论的发展（索绪尔本人就是青年语法学派的一个有影响的成员），也与科学思潮的演变有关。19-20世纪之交，科学发展的思潮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以牛顿物理学为基础的机械论的认识论开始崩溃，“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集合开始成为注意是中心。到处都碰到那种令人惊异的复杂性，甚至连原子这样的基本物理实体内部也是这样。牛顿机械论对这种复杂性作出解释的能力受到严重的怀疑。相对论在物理学领域代之而兴起；在微观物理学领域，接替机械论的是关于量子理论的科学”（拉兹洛，1985）。“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集合开始成为注意是中心”这种世界观、认识论代替机械论的认识论是科学发展思潮的一次深刻转折，在语言研究中首先反映这种思潮的是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建立以语言结构单位的相互关系为基础的价值学说，提出“语言是形式，不是实质”的著名论断，并从语言结构单位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两个方面去研究语言的“形式”和“价值”。这种学说是当时科学研究方法论的一种典型反映，托夫勒将它称之为“拆零”（请参看普里戈金等，1984）：

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可能小的一些部分。我们非常擅长此技，以至我们竟时常忘记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这种技巧也许是在科学中最受过精心磨练的技巧。在科学中，我们不仅习惯于把问题划分成许多细部，我们还常常用一种有用的技法把这些细部的每一个从其周围环境中孤立出来。这种技法就是我们常说的ceteris paribus，即“设其他情况都相同”。这样一来，我们的问题与宇宙其余部分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就可以不去过问了。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就是这种“拆零”的方法论的杰作：把言语活动分成语言和言语，把言语排除出语言的研究；语言的“内”与“外”，把“外”排除出去；语言“内”的共时和历时，把历时排除出去；共时中的语言单位的实质和形式，将实质部分排除出去，最后就只研究共时状态下的语言形式，即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只研究某一时点的语言结构，排除任何言语的、语言“外”的、历时的因素的干扰。这或许是索绪尔为实现他的语言系统说而付出的一种代价，因为不排除这些因素，他就无法完成对“形式”和“价值”的研究。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说使语言研究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原子主义”转化为系统论。语言研究方法论的这一转折一般被称之为“索绪尔的革命”。

2·2·3 反映科学发展思潮的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在语言学的发展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结构语言学就是以此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学派。结构语言学一般分为三个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布拉格学派和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派，它们从不同的侧面继承和发展了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说：哥本哈根学派强调语言的形式，布拉格学派强调功能，而美国的描写语言学则主要强调语言的组合关系，从分布入手考察语言的结构。哥本哈根学派由于想建立一种能适合于人类一切语言的理论，因而很抽象，在实际的语言研究中影响不大。布拉格学派由于二次大战的暴发而解体，其中不少有影响的语言学家，如雅科布逊等，都到了美国，与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派合流。后来法国的马尔丁内（A.Martinet）继承和发展了哥本哈根学派和布拉格学派的理论精神建立了他的功能语言学，成为结构语言学在欧洲的一个重要代表。从总体来看，在三个结构语言学派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的描写语言学，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它一枝独秀，成为语言学发展中的一个主流学派。这个学派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将语言结构单位量子化，提出“位”（-eme: phoneme, morpheme, lexeme……）、“素”（-etic: phonetic……）、“区别特征”等概念，使语言学挤身于当代科学的行列。“位”“素”“区别特征”是语言系统的最小结构单位，相当于化学中的元素。雅科布逊在回答他父亲（一位化学家）的“你为什么要搞语言学”的提问时，说得非常明确、干脆：“语言学与化学没有不同，我要找出语言成分结构中有限的基本结构单位来”（Mehta, V.，1971）。他为人类语言找出12对区别特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完成的（译文请参看《国外语言学》1981年第3、4期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雅柯布森文集》）。

从青年语法学派开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明确地限制于个人方言（idiolect）。个人方言是指“一个说话人使用一种语言与另一说话人在一次交谈时可能说出的全部话语”（Bloch,1948），而集体的语言习惯只不过是语言学家比较个人方言而得到的某种平均数，不能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自索绪尔以后的语言研究为什么要区别语言与言语、共时和历时？为什么把语言研究的对象局限于语言的共时状态？目的就是要在个人方言的研究基础上建立相关的语言理论。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在很多方面与结构语言学不同，但语言研究的对象应该限制于个人方言这一点上，则与索绪尔以来的语言研究无异，甚至将其推向极端，因为他认为语言学研究的是“一个完全同质的言语社团的一对理想的说话人——听话人”的语言能力，与其具体运用语言时表现出来的差异无关。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他们以语言与言语、或能力与运用的区分为基础而进行的语言研究，实质上都是“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集合开始成为注意是中心”这一科学思潮的发展的反映，在自己所进行的研究领域内建立起一个“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集合”。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这种语言观是有很大的局限的，因而又引起语言研究方法论的一次新发展，具体表现为语言变异理论的诞生和语义研究的发展。

2·2·4 新的科学发展思潮与所谓“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的兴起和发展有关，在科学研究中引入原来被系统论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的随机性、复杂性、偶然性的因素，认为“我们对自然的看法正经历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转向多重性、暂时性和复杂性”“我们正越来越多地观察到这样的事实，即在所有的层次上，从基本粒子到宇宙学，随机性和不可逆性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奇怪的是，在自然界中发现的意想不到的复杂性并没有减缓科学的前进，恰恰相反，它促成了一些新的概念结构的产生，这些新的概念结构正是我们今天认识物质世界所必须的”（普里戈金等，1984，26，27，34）。科学研究中引入随机性、复杂性、偶然性的因素，这对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来说，就要改变原来“拆零”的方法，把研究对象从理想状态中的研究转化为实际状态的研究。语言学从科学思潮的这种发展中吸取于己有用的理论和方法，认为不能把个人方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而应该到社会中去研究人们实际使用的语言，考察人们之间的语言差异和这些差异与其他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首先提出这一设想、并付诸社会实践的是以拉波夫（W. Labov）为代表的语言变异理论。他与魏茵莱什（U. Weinreich）、赫尔作格（M. I. Herzog）合写的《语言演变理论的经验基础》一文一再强调以个人方言为研究对象的语言研究的局限性，主张到语言社团中去研究人们实际使用的语言。这种实际使用的语言可以称为社会方言。社会方言是一个老概念，过去与地域方言相对，偏重于社会集团的一些特殊用语和对某些辞语的特殊理解，范围非常狭窄。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方言是指与个人方言相对的社会人群实际使用的语言现象。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从个人方言到社会方言，这又是语言学发展的一次重大转折。这次转折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克服了索绪尔语言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矛盾。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社会的，而言语是个人的，但是研究社会的语言时却是找共时状态下的某一个人方言，而研究个人的言语时却要到社会中去研究人群的说话，拉波夫（1970）将它称之为“索绪尔式矛盾”（Saussurian paradox）。乔姆斯基关于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的区分也是这种“索绪尔式的矛盾”的延续。将社会方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这就将原来“拆零”的语言和言语重新装到一起了，为相关现象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开拓了前进的道路。

第二，社会方言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变异，这或许就是语言中那些随机性、复杂性、偶然性因素，原来都被以“拆零”的方法论为基础的结构语言学排除在语言研究的范围之外，现在将它们引入语言研究，就要考察变异的成因和不同变异形式在社会人群中的分布，从中总结变异的规律。这就要求有一种新的语言理论模型，拉波夫主张用有序异质（orderly heterogeneous）模型来分析与变异有关的语言现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变异规则，看变异成分（variable）的变异（variation）与各种控制因素（年龄、性别、阶级、文化程度、风格等）的相关关系，也就是把语言与其相关的因素组装到一起进行整体性的研究。这方面的详细评述可参看徐通锵1987-1988。

第三，把变异引入语言的研究在语言研究方法论上所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要研究连续与离散的关系，将计量统计的方法引入语言研究。这就与以往对语言结构特点的看法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冯志韦（1985，60）在总结以往语言研究的方法论之后指出：“语言这个符号系统在本质上是由一些离散的单元组成的，它不允许与连续性有半点儿妥协，因此，语言可以看成是一个在严格意义上的量子机制，凡是与连续性有关的一切，都得排除在语言的范围之外。这样，研究语言的方法，自然也就应该采用离散的、代数的方法。”把变异引入语言的研究，就不能把连续性排除在语言之外，不然我们就无法弄清楚一种语言怎么会从这一种状态变成那一种状态。从言语社团对语言现象的态度来看，区分连续性和离散性两种不同类型的单位，也是完全必要的。对于离散性单位（例如普通话的音位p和p‘），言语社团不允许它离开自己的活动中心而向别的单位靠拢或向别方向偏离，不然社会就会发挥它的校正功能，迫使你改正；而对于处于变异过程的连续性单位，言语社团的态度就相当宽容，在整个变异过程中，不管你采取其中哪一种变异形式，都是允许的，因而在系统中才能呈现出不同变异形式的共存局面。离散性单位构成语言稳定性的基础，而连续性单位则体现系统的连续变化，以便保证系统能够顺利地从这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正确地处理离散和连续的关系，就可以对语言结构进行动态的分析。

所以，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从个人方言转化为社会方言，这就对语言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需要把原来被语言学家弃之不顾的那些语言变异现象引入语言的研究，总结语言运转和演变的规律。中国语言学家根据语言学的这一发展也开始了一些探索。胡明扬的《北京话初探》（商务印书馆，1987）、北京大学中文系林焘教授指导研究生和汉语专业高年级学生的北京话调查等都是对汉语社会方言的研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沈炯发表在《中国语文》1987年第5期的《北京话合口呼零声母的语音分歧》就是北大师生的北京研究成果之一。徐通锵则结合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对语言变异理论进行了一些探索，就变异与时间、变异与结构、变异与语言演变原因的关系等问题展开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具体情况可以参看《徐通锵自选集》中的相关文章。

2·2·5 和语言变异理论产生的同时，即上一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后期，或者说，从乔姆斯基的“标准理论”开始，语言学中兴起了语义研究的思潮。要克服科学研究中“拆零”的方法论的消极影响，最重要的应该是将语义和语汇、语法、语音等重新组装到一起，对语言结构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语义是以往语言学发展中的一个最薄弱的环节。固然，语音的变异、语法的变异是应该研究的，但语言中最容易发生变异的还应该是语义，因而也是语言学中最难研究的一个领域。为适应科学思潮的发展，为纠正“拆零”的方法论的局限，语言学开始向自己薄弱的环节进军，诞生了一系列以语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如生成语义学、层次语法、格语法、切夫语法、蒙太古语法等，只是语义因很难和以“主语——谓语”为结构框架的语法组装到一起，因而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挫折迫使人们改变研究的思路，转向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影响比较大的著作有雷科夫的Metaphor we live by（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近些年来，认知语言学的蓬勃发展定能为将语义研究与语法等领域组装到一起、克服“拆零”方法论的局限开辟前进的道路。中国语言学也与世界语言学的发展一样，“与时俱进”，从上一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开始，进行语义句法的研究。汉语的研究与印欧语不同，语义研究有悠久的传统，总结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将能补正和丰富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这个问题后面将专门有一讲进行专题讨论，这里不赘。

2·3 语言学是联系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桥梁

2·3·1 语言学与科学思潮的紧密联系说明语言学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联系桥梁。这是由语言的性质决定的。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的联系纽带，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组成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语言又是人通过发音器官发出来并负载信息的音流，经过空气的传导而达到听话的一方，而听话人通过他的听觉器官接收说话人发送过来的信息，形成交际过程的链条：编码——发送——传递——接收——解码。说话人为了表达一种信息，首先需要在语言中寻找相关的字语，按照语言的语法规则编排起来，进行编码；编码完成，通过发送器输出。口语的发送器是肺、声带、口腔、鼻腔、舌头等发音器官。信息一经输出，说话人发音器官所发出的声音就通过空气等通道传递，达到听话人的一方。听话人听到声音，听觉器官开始运转，接收信息，并把它输入大脑，进行解码，将它还原为说话人的编码。这里涉及到的生理（发音）、物理（音响传递）是纯粹的自然现象；编码、解码、接收等属于心理现象，它介于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之间，因此交际过程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学科去完成，语言学关心的主要是编码和解码。由于语言与社会现象、自然现象都有紧密的联系，因而它容易接受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形成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同时，它的研究成果也容易为其他学科所吸收，成为联系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桥梁。

语言学本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它是人文社会科学中最善于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而推进语言研究发展的科学。哲学对语言学的影响前面在介绍语文学与语言学的关系时已有讨论，现在流行的“主语——谓语”结构的语法框架和名、动、形的词类划分以及它们与句子结构成分之间的关系就是以亚里斯多德的逻辑范畴说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现在研究语言起源、发展的时候，也广泛参照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研究成果；儿童语言学既是语言学，也是心理学，需要结合思维的发展研究儿童的语言习得，等等。至于语言学从自然科学中吸取理论和方法，那就更为普遍和深刻，可以这样说，语言学理论的每一次阶段性的发展无不得益于自然科学。比方说，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得益于生物进化论的解释，甚至比生物学接受这种解释还要早半个世纪。早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缪勒（Max Müller）说：“在语言学问题上我是在达尔文以前的达尔文主义者。”（据葛林伯格Greenberg, J.H., 1973）。此后结构语言学的诞生、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兴起、认知语言学的发展等等，都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思潮有着紧密的联系。二百年来，语言学所以能取得迅速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善于吸取其他科学的研究成果以充实和发展自己。这一点已在前一节进行过详细的讨论，这里没有必要再重复。

2·3·2 语言学不仅从其他学科中广泛吸取适用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它本身所形成的理论和方法也往往成为其他学科仿效的榜样，因而人们说“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葛林伯格，1973）。这不是夸大之词，而是实际状况的反映。以历史比较语言学为例，不同的人文社会科学都争相仿效历史比较的方法以建立和改进自己的研究，于是诞生了诸如比较史学、比较法学、比较文学、比较宗教学等等。结构语言学诞生以后，人们就争相仿效结构分析法去研究自己所从事的那一个学科，其基本的思路是：可以用类似语言学那样的分析方法去分析语言以外的人文社会现象，具体的步骤是，分出功能上与语言结构单位相当的单位，再用这些单位去描写整个人文社会现象，犹如语言学用音位、语素这两种结构单位去描写语言的结构那样，于是出现了一批用结构分析法去分析研究的哲学、史学、文学、戏剧、民间文学等等的结构学。此后的生成语言学也有诸如此类的影响，不一一列举。总之，至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确处于领先的地位，因为语言学善于从自然科学的发展思潮中吸取相应的理论和方法，而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则往往需要经过语言学的桥梁，从中学习新兴的理论和方法。葛林伯格（1973）对此有一段总结性的表述，现引述于后，以资参照：

十九世纪时历史比较语言学之所以被其他学科所仿效，是由于它像进化论的生物学一样富有成效。大致从1930到1960年间的结构语言学时期，语言学受到其它科学的仿效，是由于它看来同化学分离出基本元素一样，成绩卓著。最近一个时期，随着生成语法的问世，语言学由于采用了逻辑学和数学的方法，看来是有成效的。这种方法表现为某一语言合乎语法的句子是从一组用符号表示的抽象的单位通过一套规则对这些符号进行形式的操作生成出来的。最后，无论是在生成语法发展趋势的范围内，还是用其它方法所进行的语言普遍现象的研究之中，语言学看来正在取得另一种可与物理学相媲美的成就，这就是找到了一套不变的关系，即规律，这种规律通常被看作所有科学的终极目标。

由于语言与社会现象、自然现象都有紧密的联系，任何学科都需要借助于语言去研究，因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只要它真正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语言的规律，就会对其他学科，不管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最重要的一个例子是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的诞生。此前，计算机科学、语言的信息处理等虽然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摸索，但进展非常缓慢，而采用了转换-生成的方法以后，很快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计算机科学的发展现在以“一日千里”来形容并不言过其实，但其最初的推动力量是转换-生成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甚至乔姆斯基也被看成为“计算机科学的老祖宗” [1] 。现在计算机科学的发展，障碍不在自然科学的研究，而是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不能满足计算机科学的发展的需要。我前不久收到一封信，来自哈工大的一位语言信息处理的专家，就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现在摘录如下，以供参考：

我……从事中文信息处理的科研工作已有十余年了，取得了一点点成绩，但更多的是挫折的体验和失败的教训。经过这些年来的锤炼，我得到的一条最重要的经验是：中文信息处理必须依靠语言学家的帮助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

我是学计算机出身的，以前对于语言学的知识知之甚少，在研究语言技术应用项目的过程中，欣然地接受了当前十分流行的基于统计的经验主义计算语言技术路线，在字处理、词处理、词法分析等方面也有过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是，当我信心十足地开始探索汉语计算机自动句法分析技术，并且经过了很长时间却几乎一无所获，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一个泥潭难于自拔的时候，我才发现一个简单的事实：计算语言学首先是语言学。……我对于字本位以及汉语字组结构的论述特别感兴趣，认为这方面也是您的理论体系中比较核心的部分，而且这一理论适用于计算机句法自动句法分析……

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语言理论研究无法满足计算机科学的发展需要。一门领先的科学，如果它的研究水平落后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时候，它就会阻碍科学的发展。语言学的研究，特别是汉语语言学的研究，现在正处于这一尴尬的地位。这只能有待于诸公的努力。

2·3·3 语言学是联系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桥梁，它的研究水平将对科学的发展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展望科学的发展，现在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语言是知识的载体，知识的表达、传播、储存、继承、创新都得通过语言来实现。电脑要摹拟人脑的语言机制，先达到“自然语言理解”才能进行知识处理，这就迫切要求发展研究人脑语言机制的认知语言学；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导致“第二语言教学”的蓬勃发展和呼唤高质量的机器翻译的诞生，这就需要开展语言的对比研究，以弄清楚语言的共性和个性，建立对比语言学；知识经济时代的畅销产品是知识产品，这就要求大力发展直接为语言产品和电脑信息处理服务的计算语言学。“信息语言学”就是将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三者融为一体的交叉科学，或者说，是在这三种语言学的交汇点上建立起来的交叉科学。鲁川先生是信息处理的专家，他在应约起草教育部“十·五”语言学研究规划咨询报告时提供的材料中曾对“信息语言学”概念的含义和其必要性做了具体的说明。我觉得很好，现征得作者的同意，摘要介绍于后，以供参考：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不同民族的语言是不同的编码体系，反映不同民族思维方式的特点。随着生产力中知识含量的增长，民族语言对民族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农业时代，对于闭关自守的中国农业经济来说，语言的影响微乎其微；在工业化时代，中国从西方进口的机器，需要把机器的说明书翻译成汉语；在信息时代的初级阶段，中国从西方进口的电脑不能直接应用，需要对电脑的系统软件进行“汉化”；在信息时代的高级阶段即知识经济时代，中国要移植西方的知识产品就很难了，因为西方的知识产品，如超级知识软件，遵循的是西方语言的编码体系，渗透的是西方的思维方式，它几乎是不能翻译和汉化的。这就是说，知识含量超过某一“阈值”，知识产品就很难移植了。进一步说，知识经济的全球化也就意味着竞争的白热化。知识产品依赖于民族语言，也维护着民族利益，如果我们一味地进口和移植西方的知识产品，那么西方就一直是知识产品的“主人”，而我们只能是知识产品的“客户”，按照“智能机器人”编制程序要保证“机器人必须永远维护其主人利益”的安全原则，一切知识产品当然也要维护其“主人”的利益。所以，从繁荣我国经济和维护国家利益出发，要大力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信息产业和知识经济，就应该加强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科学技术的基础研究，结合汉语的特点进行信息语言学的研究。

最近，鲁川（2003）又在《语言科学》上发表了《立足汉语实际的信息语言学》，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大家可以参考。

我国现在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必然伴之以文化建设的发展，语言学必将在新的世纪有一个大的发展。现在的科学发展趋势表明，21世纪是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执牛耳的世纪，而这两种科学的发展都离不开语言的研究。社会发展的需要是语言学发展的强大动力，语言学需要加强语言结构规则的研究，自觉地迎接这种社会发展需要的到来。

引用书目

葛林伯格（Greenberg, J.H.），1973，《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译文见《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2期。

拉波夫，1970，《在社会环境里研究语言》，见《语言学译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拉兹洛，1978，《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鲁川，2003，《立足汉语实际的信息语言学》，《语言科学》第4期。

罗宾斯，（R.H.Robins），1979，《语言学简史》，安徽教育出版社。

钱玄同，1927，《关于国语罗马字字母的选用及其他》，《新生》周刊1卷8期。

普里戈金等，1984，《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沈炯，1987，《北京话合口呼零声母的语音分歧》，《中国语文》第5期。

徐通锵，1987-1988，《语言变异的研究和语言研究方法论的转折》，《语文研究》第4-1期。

徐通锵，1990，《结构的不平衡性和语言演变的原因》，《中国语文》第1期。

周法高，1970，《中国语文研究》（日本京都）株式会社中文出版社。

Bloch, B., 1948, A Set of Postulates for phonemic Analysis, Language 24.3—46.

Mehta, V., Onward and Upward with the Arts, The New Yorker, 1971,5,8.

思考题

1、什么是语文研究的三大传统？每一个传统各有什么特点？

2、请说说语文学和语言学的联系和区别。

3、亚里斯多德的逻辑范畴说对后世的语法研究有什么影响？

4、请你梳理一下语言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并列举每一个学派的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

5、科学思潮的发展如何影响语言学的发展？请重点选择一种理论加以分析。

6、什么是个人方言？什么是社会方言？它们给语言研究的方法论带来了什么影响？

7、你如何理解“语言学是联系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桥梁”这一论断？

8、语言学现在社会上还不大受重视，认为每个人都会说话，有什么可研究的？但它在科学体系中又是一门领先的科学。你怎么理解这种矛盾的现象？

9、请你结合语言文字的处理说说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对语言学的影响。

[1]1982年我在美国柏克莱加大访学进修历史语言学时，与一个计算机科学的研究生住在同一个apartment，有一次我偶然谈起乔姆斯基，他大为惊讶，问我怎么会知道乔姆斯基。我说他是当代最有名的语言学家，他有点愕然，因为他说“乔姆斯基是他们计算机科学的老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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