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觉得自己写的是“伪刑侦”，偷牛案延展出的乡村现状、人性复杂才是他真正想写的故事。
文 / 刘璐
本文转载自《人物》
常书欣大多数时候都是笑嘻嘻的，留着长头发，格子衬衫外面再套件迷彩夹克，胖胖的，戴个眼镜。在山西沁水县城，他属于很好认的那种人。当《余罪》被拍成连续剧火遍互联网之后，作为原著作者的常书欣接受了央视的采访。沁水当地女警官李晓彤看到电视后，回家跟老公说起这个大新闻。老公问，他长什么样？李晓彤说：长头发，戴眼镜，胖胖的。老公一拍大腿：“我认识他，他每周都要和我一起买彩票啊！”
今年41岁的常书欣有段时间对彩票很入迷，大家都觉得他上瘾了。他知道自己上瘾的原因，“就是觉得空虚，想找一种能刺激自己的东西”。出名之后他不好意思天天往彩票站跑，但也无关紧要，总的来说，这10年最让他感到刺激的还是码字，“可以怎么高兴怎么来”。他第一次对文字有感情，是写到一个哥哥为吸毒的妹妹铤而走险贩毒的故事，这让常书欣在电脑面前泪流不止。
常书欣在临近县城的山上找了一个房子进行写作，每天从家骑车出发，经过小河和麦田，10分钟就能到。窗户望出去就是连绵的青山，晋南的气候稍显温柔，有时风吹过来，成片的向日葵田和玉米地，就和常书欣的长发一起飘起来。要不是他桌上凌乱地摆着《世界轻武器精粹》和《合同诈骗罪》，你很难想象，像《余罪》那样的警匪刑侦故事诞生于这样一个地方。
在《余罪》里，常书欣描写了一个行走在灰色地带的传奇警察，与毒贩、悍匪、黑道大佬的博弈故事。创世中文网上连载的《余罪》点击量已经达到570万次，由张一山出演的网剧在两个月内观看次数超过19亿。女警官李晓彤是《余罪》的忠实读者，她在沁水县公安局指挥中心工作，日常工作之一是穿着警服，接报警电话。刚开始，她有时会被电话那头的人弄得抓狂，“我接起一个电话，对方也不说话，就一直放《荷塘月色》给我听”，放了快半个小时，也不能挂电话。“也有人打电话让我帮忙介绍对象，我说你去找婚介所，他说我觉得我俩就挺聊得来的”。除此之外，她还要花更多时间处理琐碎的工作。《余罪》里的警匪斡旋情节，带有晋南的社会气息，更像她想象中的警察工作，帮助她超越枯燥的日常。
在警察圈子里，《余罪》几乎成了一本“指导文件”式的作品。曾经有一本山西省级警察刊物给常书欣打电话，说希望能约他写专栏，开场第一句，“常老师您好，我也是省警校毕业的。”常书欣乐呵呵地告诉他，自己不是警校毕业的，还坐过牢，对方大吃一惊，只能悻悻地挂了电话。
有一次他接到郑州王警官的电话，王警官问，“你的书，是不是每一页都有浓重的香烟味？”这惹得常书欣哈哈大笑。就像出于一种警察侦查的本能，王警官能在常书欣的字里行间读出他抽烟的境界，“第一书里抽烟的角色非常多，第二书里对烟的描述，我觉得只有一个老烟鬼，才会有真切的感受”。
王警官将此形容为每一页纸都滴着焦油，就好像每个案件都滴着鲜血一样。
他曾经很抵触看《余罪》，甚至想“杀尽所有网络作家”，因为他们影响了自己正在上高中的女儿的学习。一位年轻的警察推荐《余罪》，他勉为其难接受了，也顺便把自己喜欢的《日瓦戈医生》推荐给这位年轻警察，前者300万字，后者70万字，他希望他们能同时看完。
可一看起来，王警官就觉得压力太大了，常书欣让他欲罢不能。如果睡前在床上阅读，他通常会读到凌晨四五点才罢休。有时候去上班，他索性直接把办公室的门一关，就开始读起《余罪》来。
他认为常书欣真性情，接地气，是真爷们儿，“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匪气，但是缺少爷们儿的气质”，但常书欣有。
那通电话之后，王警官专门从郑州赶到沁水，想见见常书欣。他问了常书欣很多问题，希望能启发自己的工作思路。比如他专门统计出常书欣在书里提到二十几次夜总会，其中的状况和警方了解到的并无二致。他为常书欣的这种能力感到吃惊，问他，“你是不是经常在那儿跑？”
他认为常书欣在书里体现的那些奇思，决定了警察办案过程中最主要的侦查方向，是警察的高境界，“和做人很像，人重要的是世界观，观念走偏了人生就会被误掉。案件侦查也是这样，在办案中怎么保持理性和适度的灵活性最重要，但有很多警察会把自己主观的想象和猜测强加在案件上，这就会影响侦查方向。”常书欣笔下的主角余罪能把理性和灵性巧妙地结合起来，这很难。
王警官认为，作为一个警察体制外的人，常书欣赋予余罪一种“小人物办大事”的精神，这是对冗杂的官僚机构的反抗，在现行的警察体制里稀缺又必需。两人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交流，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常书欣的烟一根接一根，最终，王警官说，“老常的烟瘾把我熏跑了”。
在可以俯瞰沁水县城的山顶上，和记者聊天时，常书欣手里的烟也是一根接着一根。
2011年，已经成为全职网络作家5年的常书欣在当地电视台上看到一条新闻：当地警方破获了一起1993年发生的命案，凶手逃亡18年后被缉拿归案。
常书欣一惊，他记得这个案子。逐渐步入中年的他早已有了非常稳固的善恶观念，知道这事情一定得有个结果，但他还是忘不了18年前那种害怕的感觉。他后来把这个故事写到《余罪5》里，给命案凶手取名武小磊。
武小磊是曾经和常书欣一起打架的朋友。上世纪90年代，沁水县城之于这群青春期男生的意义，就好像铜锣湾之于陈浩南们，每天无非就是成群结队，打来打去。他们在穿越县城的沁河里游泳，光着屁股在岸上跑以躲避老师的竹鞭，也在教室最后一排和兄弟面对面抽烟。他们也一起躲在录像厅里看《古惑仔》，那是青春的教科书，常书欣最喜欢的角色是陈小春扮演的山鸡。
“这个县城是很穷很落后的地方，农村来了一帮，然后我们东关的一帮，西关的一帮，还有城关的一帮，每天就在这种小江湖里没事找事。不因为什么，两人产生口角了，就打一架、干一仗。”空气里弥漫着无处释放的荷尔蒙，常书欣一本正经地说，自己体格好，打架比较凶，“属于基本上没人惹的那种”。
那时的少年兜里揣着刀子很正常（几年之后常书欣还找人做过一把山鸡那样的刀），脑袋被砖拍一下，第二天也能好好来上课。常书欣上高中时，有一次落单，被一群初中生恶打，“在我眼睛这儿砍了一家伙，不知道拿的什么东西，反正打得晕头转向的”。这件事对他最严重的后果是伤及自尊，“你一个成名很久的大哥，被一帮小毛孩给卖了，追打了一路”。
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古惑仔们从没有想过生命是否脆弱的问题。他们第一次感到害怕，就是因为武小磊。在一个很偶然的傍晚，一个大地痞喝醉了酒，在街上和武小磊发生了冲撞。地痞又高又壮又狠，而武小磊“平时是个很老实的孩子”，但不巧，那天他身上带着一把刀。
“拔了就是一刀，一刀捅死就跑了。”武小磊从此消失在古惑仔们的生活中。沁水县公安局长换了几任，始终没能破案。武小磊的父亲本来是县里一名局长，因为这事，也时常被警察传唤去关几天。退休后，老两口在县城中心开了一家五金店，快70岁了还每天起早贪黑干活，生活拮据。
“就是那家。”常书欣指着50米外的一家五金店告诉记者。他几乎在沁水县城生活了40年，眼看着高楼越盖越多，城中心横冲直撞的摩托车越来越快，商店音响里的歌曲也从当年伍佰的《突然的自我》变成《夜空中最亮的星》。
常书欣的朋友崔健告诉记者，被杀死的地痞是自己的好朋友。他一度很伤心，觉得如果当时武小磊不把刀在对方身体里转一圈再拔出来，可能就不会出人命。
伴随武小磊落跑而来的，是年轻人“阳光灿烂的日子”结束，大家突然意识到，手里的刀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再后来高考结束，他们也无可抗拒地走散了。
常书欣值得书写的人生大都在18岁之后。他高考考得不怎么样，可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恰恰又考上了很好的大学。母亲望子成龙，使劲儿揍他，他产生了逆反，带着几十块钱离家出走。那些流浪经历就成为他后来创作最主要的灵感源头。
从沁水坐大巴到晋城，再偷偷跳上一辆火车，朝着广州的方向飞奔。“那个年代都往南方跑，好像那边是天堂，就跟现在咱们作为一个中国屌丝，憧憬美利坚的繁荣一样。”常书欣说，“去了才发现，比想象中还要差。”
首先进入他生存经验的地方是广州火车站，每天流动人口100万，到处都是坑蒙拐骗。一个年轻人，走在火车站广场上眼神发呆，不一会儿就有人来迎接你。常书欣回忆，“基本上就是一个盒饭搞定，在那个状态下，可能人就没有善恶观念了，他让你干什么你就会干什么。”他看见在售票窗口买票的人，正伸手递钱给售票员，可几乎就在眨眼间，钱被抢跑了。“我干不了那个，干那个需要个子高，腿特别长，跑得快。”常书欣说。
在1993年的广州，抢劫的方法总是千奇百怪。常书欣后来在写作中再去系统学习犯罪时，才发现当时广州火车站的同行非常有意思，“都是犯罪分子用犯罪思维绞尽脑汁想出来的，手法很精妙，你站在正常人的角度会觉得不可思议。”
比如很多女性骑那种前面有筐的自行车，两个贼配合，一个在后面喊，骑车的女性一回头，另一个就从前面把筐里的包拿了；类似的方法也可用于普通机动车，事先将车尾涂成黑色，车主上车启动时，从倒车镜看到一团黑，就会下车检查，这时候犯罪分子就从副驾驶座上把包抢走。
“反正到了那里，你不可能按照正常方式去生活。年纪不大，没身份证，没学历，根本没机会融入正常的生活，只能和这些坑蒙拐骗的搭一顿伙。”
这有点像常书欣在《余罪》的开头写到的那个中国版“饥饿游戏”：把菜鸟警校学生扔到一座鱼龙混杂的城市里，身无分文，也没有正经身份，经历40天的生存考验。
《余罪》的责任编辑、读客图书朱若愚认为这个设定有些残酷，“在这40天中，有的人去当了苦力，有的人选择进赌场博一把，还有的人进了夜总会当小白脸······到最后，严酷选拔变成鸡毛蒜皮的生活，他们要应付的人不再是穷凶极恶的罪犯，而是会所里耍酒疯的无赖，是街边牌摊抽老千的骗子，是暗中使坏的奸商······他们应付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生活里要应付的人，他们人性中的弱点，就是你我的弱点。当我们自身陷入那样的情况时，又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
常书欣在火车站混了几天，学东西很快。他当时的生活状态是走到哪儿睡到哪儿，走到哪儿都能捞上点什么。那时黄花岗附近有一个开放式的公园，盲流特别多，常书欣是其中一个，广州的气候让他可以比较舒适地睡在草坪或躺椅上，谋生手段是很“低级”的抢包。
一般广东男士的体格比他瘦小很多，头发梳得油光滑亮，喜欢夹个包在腋下。常书欣和一个河北沧州人搭档，后者会两句粤语。在酒店或者银行门口，看见类似目标的广东男士，河北人会突然跳上去，说一句：“仲记唔记得我啊？”对方一愣，通常会回：“你系边个啊？”还没回过神来，腋下的包就被抢了。被抢的人急着上前去追，没想到贼还有个搭档，从后面踹他一脚，摔一跤，就再也追不上了。
常书欣从7、8月开始这样搭档，直到10月，他当那个抢包的人，结果被抓了。
常书欣在监狱一共待了8个月。被抓时，他先被巡逻队揍了一顿，去派出所又被警察打了一顿。在正式逮捕手续办好之前，他被关进羁押仓，又被揍了一顿。常书欣后来回想，在羁押仓的日子几乎改变了他的命运，“在外面混的时候，接触的大部分是正常人，只有一小撮坏人，但进去以后，接触的就没好人了。”偷的，抢的，做假护照的，杀人放火的，稀奇古怪的什么都有，一个仓里二十几个男人，每天两顿饭过后，除了吹牛就是打架。常书欣觉得那是一段很恐怖的日子，他甚至能理解警察为什么都要刑讯，因为“面对的就是这帮烂人”。
羁押仓里人员流动大，有的待很久都不走，有的来个两三天就走了，刚进去的人都会被打，“就像《水浒传》里说的，到哪儿先吃一百杀威棒”，敢还手的地位升起来就快一些。
被正式送进逮捕仓之后，日子就趋于稳定了。常书欣牢房里的老大是一个经济犯，60多岁，大家都很喜欢他。他喜欢给人讲故事，最主要是家里有钱，经常会分东西给牢房里的“无产阶级”吃。
还有一位，已经在牢房里住了两年多，很讲礼貌，不像其他人满嘴粗话。常书欣不知道他犯的什么罪，只看到他每天都会把家里的来信拿出来看，里面有小孩的照片，没事的时候就抄一遍信，每抄一遍还要细细想很久。“当时看不懂，现在好像能体会到他的那个感觉了。”直到他走，常书欣才知道他是因为抢劫杀人被判的死刑，“他可能对生活还有向往，最大的希望就是别判死刑。和他近距离接触以后，觉得也不是那么穷凶极恶。”常书欣又抽完了一根烟。
一个四川的打工仔，十六七岁，在运动鞋厂上班，把运动鞋皮料绑在身上往外偷，被逮住了。常书欣听他讲那个台资企业，对工人非常苛刻，基本不把工人当人看，工作时间长，每天出门还要搜身。常书欣当时觉得，“这他妈太应该偷了，应该多偷点呢。”
他后来回想，这些经历让他看人的眼光更复杂，不再是简单的善或者恶，“一个人因为钱去犯罪，这个人有问题；一个人因为面包去犯罪，那是这个社会有问题······”
这也是作家马伯庸认为常书欣笔下人物的可贵之处，“他们有贪欲，有胆怯，有小人物的不平气，有骨子里的惫懒，可也有仗义每出屠狗辈的豪气，丝毫不觉矫揉造作。”
常书欣很庆幸自己当时被抓，如果没有被抓，可能不出半年他就无可救药了。“人的胆子和欲望会不断膨胀，今天抢包，很可能明天就去抢车，接着就去抢银行了。”说话的工夫，常书欣手里的一盒中华烟就快空了。
等到常书欣在8个月后被警方送回沁水县，父母才终于见到这个离家出走的儿子。倒是没有再打，直接送去了补习班。
残酷青春还没有结束。从监狱出来那段时间，他易怒、情绪化，有时候抽着烟就把烟头往手上戳，“从疼痛中找点刺激，找点存在感”。那时候伙伴们喜欢给自己文身，拿一捆针蘸上墨水，往手臂上刻，“自己往胳膊上刺只老虎，刺得跟土猪一样”。常书欣则给自己刻了“忍耐”作为忠告。
他糊里糊涂考上了省内一所大专，但没想到的是，大学生活竟然这么无趣，整天除了睡觉和赌博就没事干。他心又野了，只能去找事，和人打架，结果又被开除。
“像我这性格，就是活得不能太无趣。”常书欣说，“我们那个年代，不管怎么样都不想生活得平庸。”但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从底层做起，卖过菜，当小奸商，还卖过电脑。
做电脑生意的时候，他穷得不行，淡季时一周连一台都卖不出去。他每天和电脑待在一起，又不会打游戏，要么看电影，要么看小说，由此发现在网上写小说能赚钱。说不清是理性规划还是感性冲动，31岁的常书欣开始尝试着写小说。他此前为数不多的写作经验来自监狱，因为字写得好，被安排写日常材料。
有一天朋友崔健路过他的电脑门市部，看他在写作，觉得很意外。事实上，常书欣写了70万字也没挣到钱。他看了那些写到30万字就开始大卖的小说，觉得还没自己写得好，就咬咬牙继续，“反正我那时候最可以浪费的就是时间了”。后来终于被网站编辑注意到，推上架销售，挣了几百块钱，比当时一个月工资还多，这就成为他此后写作的原动力。
数百万字的小说，灵感来自短暂的流浪和监狱生活，还有他平常爱看的美剧。在常书欣眼里，天下的警察和嫌疑人都一样，他从美剧中学习故事推进的风格和框架，再往其中填充本土原料。写作灵感更来自此后的县城日常，常书欣会有意识地接触警察，大多是反扒队或者乡警。他们会告诉他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犯罪故事。“辛辛苦苦抓贼、破案，最后发现是很简单的犯罪方式，戏剧性很强。”常书欣说。
市中心的商场扒手不绝，手法熟练，监控根本拿他们没办法，就算抓到嫌疑人，最难的也是审讯。“都是小错不断、大错不犯那种人，经验非常丰富。”了解这些扒手的习惯之后，警察就驻守在商城外面的垃圾桶或下水道旁，“他们一般只拿现金，钱包一扔就走”，在垃圾桶旁，人赃俱获，一个月就抓了40多个毛贼。
还有一次，警察抓到一个小偷，有证人说能证明他偷了东西，但后来证人的口供让警察越来越混乱。调查了一个多月，才发现这名证人是小偷老婆的情人，为了陷害，出来作了假证。
常书欣是那种走到哪里都能和人聊上天儿的人。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一个人出门，找那种又烂又破的出租车或三轮车，散根烟给街头混混，“和底层交往，一般就是一起骂娘就行了。”常书欣说，这种时候，故事就在他的脑海里形成了。
沁水县城里那些开三轮的或者卖菜的，其中一个他的相识，是偷牛的。偷牛案曾经在全国多地的农村发生，没有目击者，也没有任何线索。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事，但对本来就贫困的村民来说，则是“老婆被偷都没有牛被偷严重”。偷牛的告诉常书欣，别人都在大棚里种蔬菜，他们则在大棚里培育牛爱吃的青草，冬天山坡上一片荒芜，他们把青草撒满沿途，牛禁不住诱惑，都不用费力，它就乖乖地走上装牛的货车了。
常书欣从这里面获取思路，在书里，被发配到乡村去做乡警的余罪就是观察到沿途的绿色，破获一起偷牛案的。事实上，与武小磊那样的恶性刑事案件相比，偷牛案略显琐碎，但常书欣几乎写了整整一部书。
他觉得自己写的是“伪刑侦”，偷牛案延展出的乡村现状、人性复杂才是他真正想写的故事。
马伯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以偷牛案做了例子。他觉得常书欣最厉害的，就是把握现实和文学艺术的平衡，“偷牛案是一件非常琐碎的事，不是什么大阴谋，也不需要靠警察灵机一动。那种完全基础的琐碎排查，我后来回过头看，觉得非常难写。”
崔健后来在网上读到常书欣的第一部小说，一看就知道是常书欣写的，“和他平常说话一样，说着说着总要蹦两句日怪的话出来。”
故事足够多，更重要的还有文字的节奏和激情，“必须保持那种刺激状态，才能把故事写出来，让大家看了有惊心动魄的感觉。可能我一直在找当年犯罪的那种感觉。”常书欣说。
有时候他整个白天都在酝酿心跳的感觉，“找到你做过的一件很嗨的事的那种感觉，比如第一次恋爱。”这会让他很亢奋，写到高兴的时候大笑，写到悲伤的时候又开始哭。
他有时把自己想象成警察，有时把自己想象成罪犯，通常后者更能让他找到激情。
在写武小磊杀人事件时，他想象自己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激情快溢出来了。他以旁观者的口吻写道：“他也激动得热血喷涌，就像看到古惑仔砍死大佬一样，那种逆袭带给观者的除了快感，还是快感。”
这让他感觉自己仍在激烈地活着。他最用力写的作品是《黑锅》，讲一个大厨在警界和餐饮界看到的人生百态。写作期间他深陷其中，颓废得厉害，写完之后体重涨到200多斤，走一百多米就感觉虚。
但常书欣觉得自己靠写作抵御了普通人无力抵抗的平庸。小时候一起打架的玩伴，大多过上了整天打麻将、喝酒或钓鱼的生活。他无心融入其中，几乎把友谊都舍弃掉，尤其在他成名之后，“他们在一起无非就是问你挣多少钱”，他仍然抽着烟。
真正与他心灵相通的，反倒是那些因小说结识的陌生人。就在常书欣的烟瘾把王警官熏走的那个下午，他送王警官去坐车，快到高速路出口时，常书欣故意把车速放慢，“大概只有30迈”。王警官回忆，他感到两人之间有一种不舍，还希望能多聊一会儿。
写作快10年，常书欣觉得自己丰富的人生经验已经用完了，越来越成熟的写作技巧给他带来了困扰。“过于技巧化的写作，让一切剧情发展都好像理所当然。以前有激情的时候，可能文字很差，但能让人感受到那种情绪。”常书欣很害怕自己对写作丧失激情。“现在还处于一种重复的状态，快江郎才尽了。”
县城里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却仍难摆脱年轻人大量出走、中老年人留守的命运。生命的本质是无聊的，常书欣觉得自己必须找一些刺激的东西，让生活和创作继续下去。
网剧《余罪》的编剧沈嵘觉得，在读到余罪进入婚姻之后，他明显感到一个被生活奴役的中年男人的无奈。
马伯庸则觉得，对警察、黑社会或者对人性博弈的思考，早就让常书欣看得很开，但他又有点舍不得看得很开。他在常书欣的书里并没有闻到太多烟味，只看到他对食物和市井的贪恋。
罗曼·罗兰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这有点像余罪，当他回归到正常生活之后，仍然贱兮兮地爱偷懒、爱逃避。常书欣也渴望深陷这种对生活和生命的热情中，就像有时候他回想起广州火车站，又恐惧，又怀念。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晓彤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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