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早期郛郭考

中国古代城防，在城墙之外往往还有郭，《管子》云：“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历史上济南曾存在过两道郛郭，一道是始建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圩城（亦称围子墙），初为土墙，同治四年(1865年)废弃北部郭墙，改东、南、西三面为石圩，共计三千六百七十丈，解放后拆除。这道郛郭因为年代离我们很近，关于它的发展脉络是非常清晰的。另一道郛郭存在于中古时期，通行的说法筑于晋永嘉年间(公元307～312年)或刘宋元嘉九年(432年)，这道郛郭从北魏《水经注》到唐代的诗文中皆有记载，宋代“易郭为城”被改造为城墙，大致与宋元之后的济南府城范围相当。关于中古时期的这道郭，虽然它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但这道郛郭的存续时间不是很明确，缺乏这方面的史料记载。另外，在这两次筑郭活动之前，历下古城是否还存在更早的郛郭呢？虽然现存文献没有明确记载，但通过对北魏时期城市附近水路的分析，可以发现济南在晋代以前似乎还存在过一座更古老的郛郭。现试对济南唐代以前的城郭，以及晋代以前可能存在的郛郭作如下讨论。

西晋之后、宋代以前，济南是东、西两座城共存的城市格局。一座是约建于秦的“历下古城”，为历城县治所，其范围大致相当于明代济南府城的西南部分。一座是建于晋永嘉年间或刘宋元嘉九年后的东城，据传为济南郡治所，其范围大致相等于明代济南府城的东南部分。在两座城邑之外是一道郭（下文统称为“双城郭”），郛郭把两座城以及现在的大明湖水域包括在内。从北魏《水经注》里，我们能了解到北魏时代的郛郭范围：西郭在历下古城西、古大明湖（今五龙潭）东，北郭大概相当于宋以后的府城北墙。于此我们推测整个郛郭大致相当于宋以后的城墙，东郭、南郭不会超过宋以后济南府城的东墙、南墙。郛郭将历下古城、东城包裹在内，而唐代及之前历下古城的大小，可据宋代的《太平寰宇记》来推演。《太平寰宇记》卷十九的记载：

“历水，在县东门外十歩。”

“孝感水，在县北门。”

“泺水，在县西南二百歩。”

“舜井，在县东一百歩，舜所穿之井也。”

“四望湖，在县西二百歩。其水分流入县城，至街中与孝感水合流。”

结合《太平寰宇记》记载的舜井、四望湖、泺水等相对固定的地理坐标，可反推唐以前“历下古城”四至：其城西不超过今高都司巷一线，北至在今省府东街、省府西街附近，南至不超过今黑虎泉西路，东至不超过今地坛街一线。

那么是先有东城然后有郭，或是先有郭后有东城，还是东城、外郭同时建筑呢？早期文献没有这方面的相关记载记载，所以明清以来的志书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含糊的。明崇祯《历乘》谓：“晋永嘉间移平陵城于此而城始大。”显然《历乘》的作者将东城、外郭的建筑时间统一定位在了永嘉移至历城之时，崇祯《历城县志》及此后的县志都沿袭此说。东城及双城郭的出现，据现在通行的说法，最早筑于晋永嘉年间(公元307～312年)郡治由东平陵移历城之际，最晚约在南朝宋元嘉九年(432年)侨治冀州后。其实这种看法也是前人推测而来的，《续山东考古录》谓：“东城疑西晋末移郡时所筑，否则刘宋青冀二州同治时筑。”这是此说的出处，后人所说多以此为据。

东城、双城郭的建筑年代及出现的先后次序，我们可以假推一下：如先有外郭，则可在郭内另行建筑官署，加固外郭比新建城圜要容易的多，而无需另建新城。故先有东城，后有双城之郭，二者不是同时兴建的。怀帝永嘉年末(公元307～312年)郡治由东平陵移历城，需要安置的主要是官署及士族，故只需筑东城而不需筑郭。南朝宋元嘉九年(公元432年)济南郡侨治冀州时，历下城内同时有历城县、济南郡、冀州三署，刘宋孝武帝孝建三年（456年）至大明八年（464年），青州帖治历城，又有过短暂的青州（实土州）、冀州（侨州）双头州郡的情况存在。此后一直到刘宋泰始四年(北魏皇兴二年，468年)魏破历城，历城一直不断安置从河北迁来的人口。从唐代诗文及现代考古发现来看，双城郭内很多地方还是农业种植区跟工业集中区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双城郭的意义很显然在于护民，是为保卫城市外围而兴建的。而自宋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到刘宋泰始四年(468年)这三十余年，是济南城市人口聚集、城防变动最大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内营造双城郭的可能性最大，即保近城之民，又有足够的空间供军队驻扎。《魏书》载：“皇兴初，显祖诏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固筑长围以守之。及白曜攻其城东郭，道固面缚请罪。”慕容白曜攻历城东郭发生在皇兴二年（468年），则历城有郭不晚于此。综上，历城的东城筑于永嘉年末(公元307～312年)，郛郭约筑于宋元嘉九年(公元432年)至刘宋泰始四年(468年)间。

历下古城、东城及双城郭的消失，《续山东考古录》及《历城县志》将其概括为“易郭为城”，就是把郛郭改筑为城墙。“易郭为城”以及两座城池消失的年代，一种说法是唐元和十五年全节县并入历城之时，此说源自乾隆年《历城县志》编著者的猜测。另一种说法是宋代或者更晚，此说出自《续山东考古录》：“易郭为城当在宋金之际矣”。因为这方面缺乏明确的记载，前人只能作笼统的猜测，而现代人把前人的这种推测当做史实来说是不适当的。历下古城、东城、双城郭的变化应持续了很多年，逐渐实现由郭向城的功能转换，不是一时完成的。历下古城的拆除与双城郭转型的时间相近，而东城拆除与易郭为城则非同时发生。

对于历下古城的消失及郛郭功能的转变，从唐代诗文中仍可以看到“历下古城”、“郭”等词句，说明济南唐代仍存在历下古城与外郭。宋《太平寰宇记》中有“（齐）州理古历下城”句，说明宋初历下古城的城墙仍然存在，郭尚未转变为城，古历城与北魏《水经注》所记载的城市大小相当。而曾任齐州知州的曾巩在《齐州北水门记》中将原郭的北门写作城北门，同时期在济南的苏辙所作的《泺源桥记》将原西郭之门认作城之西门，其《舜泉诗并序》曰：“城南舜祠有二泉，今竭矣。”说明原历下古城范围外的舜祠彼时已经被认为是在城南了，说明南北朝时期的郛郭已经完成的由“郭”向“城”的功能转变。《太平寰宇记》是宋太宗赵炅时的地理总志，撰于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曾巩于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出任齐州知州，苏辙是熙宁六年(1073年)出任兴德军掌书记。故历下古城的拆除不晚于宋熙宁初年，不早于宋太平兴国末年，而郛郭逐渐向城墙的功能转换也是在这近百年间。

对于东城的消失，清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认为：“盖州城即东城。宋初犹有两城也。”而现代学者认为东城至少在唐代还是存在的，认为历下古城是州城、东城是郡城。其实根据现有文献，用不同角度分析，似乎东城的消失更早一些，至少在中唐就已经不存在了。宋《太平寰宇记》中“历水”等条目皆以“县东”为坐标参照物，尤其是原东城内的“舜井”也以“历下古城”为坐标，“舜井在县东一百歩”，全书未提东城，故东城很可能在宋初就已经拆除了。唐《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州理城，古历下城也。”未提东城。唐代关于济南的诗文中，杜甫《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李邕《登历下古城员外孙新亭》、卢象《追凉历下古城西北隅，此地有清泉乔木》诗中都有“历下古城”字样，也提到了郭，缺唯独没有提到过东城。至于诗中所称“古城”并非是与东城相对，而是历下古城乃齐之古邑、汉之旧县，言其古而已。现代学者认定东城在唐代还存在且为郡城的依据，是唐封演《封氏闻见记》收录乾元年中魏炎的三首诗，其一曰：“齐州城东舜子郡，邑人虽移井不改。时闻汹汹动绿波，犹谓重华井中在。”又曰：“西家今为定戒寺，东家今为练戒寺。井中投一瓶，两井相摇响。”其三曰：“齐南郡里多沮洳，娥皇女英汲引处。窃向池中深畊来，浇茆畦土平流去。”这三首诗里，“齐州城东舜子郡”、“齐南郡里多沮洳”两首被认为是讲的东城，并称东城为“舜子郡”。其实“齐州城东舜子郡，邑人虽移井不改”句，很明显在说舜井附近原是舜部族的居所，魏炎见到城邑是其西的历下古城，舜井并不在城邑里，所以说“邑人虽移井不改”。至于郡城说，唐武德元年（618年）改齐郡为齐州，天宝元年（742年）改齐州为临淄郡，天宝五年又改为济南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齐州，州郡是一脉相承的同一政府机构，魏炎即言“齐州”又何谈东城为郡城？“齐南郡里多沮洳，娥皇女英汲引处”句，前句是说大范围的地名，非特指东城。《封氏闻见记》卷八“历山”条下云：“齐州城东有孤石，平地耸出，俗谓之历山。以北有泉，号舜井；东隔小街，又有石井，汲之不绝，云是舜东家之井。”很明显是以“齐州城东”为方位，是以历下古城为参照物的，而不言东城之内。通检唐之后的志书、诗文，看不到关于东城的只言片语，东城很可能在盛唐以前就已经拆除，它的重要性及面积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其墙土极可能用作郛郭的加固了。

接下来探讨一下前人从未提及、晋代以前可能存在的郛郭，即东城及双城郭建筑之前存在的古郭。这个猜疑的主要线索来自北魏的《水经注》里的一段记载：

“湖水引渎东入西郭，东至历城西而侧城，北注陂。（历）水上承东城历祠下泉，泉源竞发。其水北流，迳历城东，又北，引水为流杯池，州僚宾燕，公私多萃其上。分为二水：右水北出，左水西迳历城北。西北为陂，谓之历水，与泺水会。又北，历水枝津首受历水于历城东，东北迳东城西而北出郭。”

文中“湖水”即古大明湖，也就是今天五龙潭一带的水域。“陂”就是“历水陂”，即今大明湖的西南部。“历水”就是古之舜井北泛之水。这段文字记述了北魏时期济南双城郭内的一段水路：泺水自古大明湖处北去，湖中分出一支东入西郭，至历下古城外北行，泺水在历下古城西形成了两条平行北去的水道，泺水“引渎”最终在历水陂（今大明湖西南）与历水分支汇合。源自东城的历水，于历下古城东门外北流，过流杯池本应向东北去，却分作两支，横生一支西去，过历下古城北，至历水陂与泺水支流相会。历水干流则自北水门出郭北去，在城外与泺水干流相会。

历水“左出”是一条支流，还是支津呢？即它的水流方向是流入历水陂还是自历水陂流出呢？按照《水经注》“与泺水会”的记载，历水“左出”应该是向西流往历水陂的，积水滩名为“历水陂”，说明这段水路最初当只有历水流入，“引渎”最初并不与泺水水系相通。泺水经古大明湖“引渎东入西郭”北入历水陂，历水支流也流入历水陂，历水陂无流出口，历水“左出”之水与泺水“引渎”都流入历水陂的话，就变成了一个死水路。从死水路这一点上看，这倒可以印证这个河套最初是人工开挖的护城壕沟，而不是自然流动形成的水系。这段水路很可能平日流动缓慢，逢雨季城市行洪，经由泺水的洪水过多时会溢入“引渎”流入历水陂，随着水位上升，原本西向流淌的历水“左出”之水变为向东、经历水“右出”之水出郭。无论它是支流还是支津，这个河套水路都是雨季城区泄洪的一条重要通道，它分流了西路山洪，扩大了行洪面积，等于变相的降低了来洪时的水位。泺水与这个郭内河套的勾连，应该是建双城郭后，为了便于排洪，人工开挖或者洪水时常涌入西郭形成的。

泺水、历水是自然水系，这两条河流的分支构成东西两条水路，支流在干流水系之间形成河套，走势是非常不自然的，有着明显的人工痕迹。更特别的是，泺水支津与历水支津都是流向历水陂，是一个死水路，所以很可能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北魏之前人工开挖的护城壕沟。古代的城郭常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回”字形，郛郭包围着内城，城池在郭的中心或一角。另一种是“日”字型，城在一侧，郭在另一侧，郭墙与城墙是相接的。由《水经注》归纳出来的河套似的水路，很可能就是最早外郭城的壕沟，这道郭墙就是“日”字型的，其比例是符合《孟子》所言的城郭三七之制的。济南地区地下水位高，基于济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建城者沟通了历水水系作为护城壕沟，而不是同期常见的夯土干沟。当然，也可能是只有城防性质的沟渠而无郭墙，但那个时代防护用的大沟已广泛被墙体代替，加之不远还有泺水、历水可利用，似乎没有必要另扩沟渠，所以先有城墙后有沟渠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壕沟要远深于历水、泺水的主干渠，否则可直接利用二水而无必要另开沟渠，因为有一定深度，所以历水、泺水水系都会流入历水陂，尤其是历水“左出”之水反地势流向历水陂更能证明这一点。

在晋或南北朝筑双城郭的时候，历下古城的外郭或是被拆，或是早已湮没，而壕沟部分也与历城外的水系连成一体，成为城市排洪的一部分，于是就有了《水经注》所记载的大小两个河套共存的情形。因为人工河道与自然地势不是很相符，加之沟渠北部即历水、泺水支流所汇之处地势最低，所以郭北时常积水，年深日久便形成历水陂，也就是后世大明湖的雏形。后来筑双城郭，被郭墙所阻碍的北流积水宣泄不及，加之唐代后期北水门出水口时常逆流入郭，直到宋初才有了今天大明湖水域的完整形体。所以到了宋初易郭为城，大明湖也就顺理成章的被圈在了城里。

从历史上看，历下城在很多时代都是地理要冲，是去往齐地中心临菑的必经之地，如《史记》所载秦末韩信击齐“攻破齐历下军，遂取临菑”事，汉刘向《新序》亦有：“……田闲据二十万之军于历城……罢历下兵战守之备……”等语。战国末、秦末历下邑都曾长期屯兵，修筑外郭屯兵置民是极有可能的。“日”字郭的具体建筑年代，从战国、秦至两汉一直到西晋永嘉年间郡治历城前的几百年间都有可能，个人以为，以战国末、秦末及汉三个时间点最为可能。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