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公巫臣有三子说

 

稿文：

1·5、《申公巫臣有三子说》（刊于《文史》2000年第三辑 总第五十二辑）

 

                   申公巫臣有三子说

 

    申公巫臣本楚人，为楚申县之尹，楚称县尹为“公”，故曰“申公”，巫臣则是其名。《左传》成二年有屈巫之称，屈为其氏；襄二十六《传》及昭二十八《传》又称子灵，则其字也。成二年，巫臣为娶夏姬而奔晋，自此仕于晋，《传》云：“晋人使为邢大夫。”

                    1、邢伯非狐庸

   《春秋左传词典》八画有“屈狐庸”条，云：“屈巫之子。参‘狐庸’、‘邢伯’、‘邢侯’。”又有“狐庸”条，云：“屈巫之子。参‘邢伯’、‘邢侯’、‘屈狐庸’。”七画有“邢伯”条，云：“晋臣。参‘邢侯’、‘屈狐庸’、‘狐庸’。”又有“邢侯”条，云：“即邢伯。”（按：既为一人，又词头相同，依《词典》体例，当合一条“邢伯 邢侯”。）是《词典》以屈狐庸与邢伯为一人，是申公巫臣之子。《集解》本《人名索引》亦以为一人。然俱误。（按：《春秋名号归一图》亦列狐庸、邢伯、屈狐庸、邢侯为一人。）

   狐庸诚巫臣之子，承其父氏，故亦称屈狐庸。成七年《传》云：“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杀巫臣之族子阎、子荡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为报此怨，于是“巫臣请使于吴，晋侯许之。乃通吴于晋。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襄二十六年《传》亦有蔡声子之言谓子灵（即巫臣）“使其子狐庸为吴行人焉”。则其子狐庸自成七年（或稍后）入吴而仕于吴，已为吴臣。襄三十一《传》又有文：“吴子使屈狐庸聘于晋，通路也。”至此，狐庸仍是吴臣。杨引杜《注》云：“狐庸，巫臣之子也。成七年适吴为行人。”杜《注》之意谓自成七年至此为吴臣，杨盖亦主此说。《传》亦无有屈狐庸返晋仕晋之文。而邢伯见于襄十八年《传》，此年晋平公伐齐，齐师夜遁。《传》有“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马之声，齐师其遁。’”则邢伯者，晋臣也。杨引杜《注》曰：“邢伯，晋大夫邢侯。”其邢侯之称，则见于昭十四年《传》，云：“晋邢侯与雍子争鄐田。”邢侯杀雍子，既而亦被杀。杨亦引杜《注》以为解，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国语·晋语九》亦述此事，韦《注》亦言：“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巫臣奔晋，晋与之邢。”是邢伯（邢侯）者亦申公巫臣之子也。然其为晋臣，亦无可疑也，与成七年为吴臣而至襄三十一年仍为吴臣之屈狐庸自是二人。杨伯峻解此二人皆袭用杜《注》，而未言二者为一人。至《词典》则合并为一人，盖见成七年《传》言狐庸为巫臣之子，而昭十四年《传》杜《注》又谓邢侯为“楚申公巫臣之子”，即以为一人。是亦未通览前后《传》文。

   《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云：“十七年，寿梦以巫臣子狐庸为相，任以国政。”寿梦十七年，乃鲁襄四年。以狐庸为相之说与《左传》异，而狐庸于襄四年为吴臣则亦在《左传》文理之间也。

究《左传》之文可知，巫臣非只有一子。邢伯是其长子，故有“伯”之称，“伯”是其字。以其为长子，故处晋嗣巫臣为邢大夫。此亦甚合春秋时之长子嗣袭之制。杨宽《战国史》第六章《注》云：“春秋时楚、晋、秦三国的县具有国君直属的边地军事重镇性质，但是国君所任命的县的长官是可以世袭的。如楚的申公巫臣奔晋，晋以为邢大夫，而巫臣之子世袭为邢伯或邢侯。”是狐庸乃邢伯之弟，以其不居晋邢，故亦不以邢为称，而袭其父以屈为氏，称屈狐庸。                                                                                              然则巫臣尚有第三子曰邢蒯。

                     2、申蒯即邢蒯

   《春秋经传集解·人名索引》及《春秋左传词典》俱以邢蒯与申蒯为二人，杜预及杨伯峻皆无说，盖亦以之为二人；《汉书·古今人表》亦以为二人。然究《左传》之语义及文理，二者当是一人。

邢蒯见于襄二十一年，《传》叙晋栾盈之乱云：“知起、中行喜、州绰、邢蒯出奔齐，皆栾氏之党也。”杜《注》曰：“四子，晋大夫。”杨《注》同。下又有乐王鲋之言曰：“盍反州绰、邢蒯？勇士也。”则邢蒯与州绰皆勇士。《传》又言“庄公为勇爵”。章炳麟《春秋左传读》卷五引《晏子春秋·杂上》晏子言庄公“好勇而恶贤”，又引《外上篇》“庄公陈武夫，尚勇力”，谓“是皆庄公好勇之证，故为勇爵焉”。邢蒯既是勇士，奔齐后必为齐庄公所好，而为其嬖臣。故襄二十五年《传》叙崔杼弑庄公，既述录身随庄公至崔家之贾举、州绰等八勇力之士鬬死于崔子之宫，又补叙庄公之嬖臣事后死难之事，其中即有申蒯。盖庄公好勇力，勇力之士亦乐为之死，即《说苑·立节》所谓“食其禄者死其事”，此亦春秋时所特有的君臣关系——死君之义。于事理，前后一贯；于人物，性格一致。故申蒯当即邢蒯。

   然邢蒯之事虽有文理可觅，而究过略；《传》叙州绰，则迹迹可寻。襄十八《传》述其与晋平公伐齐之战，“射殖绰，中肩，两矢夹脰”，又“门于东闾，以枚数阖”，可见其箭法谙练，作战勇猛。故二十一《传》叙其奔齐后傲视殖绰及郭最，齐庄公为勇爵，州绰与焉。庄公以为随身之卫士。至二十五年庄公被弑，州绰亦斗死于崔家。此人之性格昭然可见，行事前后一致。可见《左传》之叙事，貌似断断续续，互不连贯，一人隔数年而再出，称法亦常前后变换，多不一致；然寻其文理，则逻辑严密，叙事亦前后一贯，上下照应。《左传》之文，此类多矣。盖《左传》之写作，有其真实可靠而又丰富之原始史料也，亦童书业所谓“《左氏》所载入情入理，当有史料依据”。（见《春秋左传研究》第二卷《附録》。）是亦可知，襄二十一年与州绰同奔齐又并称“勇士”之邢蒯，与襄二十五年死庄公之难之申蒯为同一人，亦在文理之中，《传》盖亦叙其终也。《左传》絶少空文，前言州绰、邢蒯为勇士，州绰述其事，叙其死，而邢蒯亦见其终，以应前事前文。是亦《左传》叙事前后照应之笔，惟稍变其称法耳。而此类不同称法之前后错出，《左传》多矣。

前称邢蒯而后作申蒯者，章炳麟《春秋左传读》卷九云：“申、邢异者，邢蒯当是申公巫臣之子。成二年云：‘巫臣奔晋，晋人使为邢大夫。’①故其子谓之邢侯。明邢蒯亦其子姓也，以父尝为申公，故又称申蒯也。”此说是，然亦未尽也。襄二十一年《传》称邢蒯者，在晋之称也。其父为邢大夫，此时巫臣盖已死，则其子袭其父封而食邑于邢，故邢伯、邢蒯俱以封邑为称。至襄二十五年，则已奔齐为齐臣，礼不可复以晋封邑为称，所谓“失地亡氏”也。以其父尝为楚申公，称申公巫臣，故袭父之称而以申为氏，遂称申蒯。称申者，明其为申公巫臣之子，即表其世系。此亦春秋时为氏之道及称氏之由也。以此，巫臣在吴之子称屈狐庸，屈为巫臣之原氏，亦明其世系而见其所由出，是固氏之用也。故巫臣之子，惟在晋者，因袭其父封而可以封邑称。是以《传》于襄十八年称邢伯，至昭十四年见邢侯，仍以邢为称，并无变更。是亦可见，至巫臣之子一代，邢仍为封邑之称，而尚未转化为世代同称之族号——氏。故邢蒯与申蒯之前后错出，正可见春秋时期贵族阶层称法之某些规范及礼制。盖《左传》所据之原始史料如此。童书业谓《左传》之书“必有春秋史料之根据”。（见《春秋左传研究》第二卷《附録》。）于人名称法，亦必有原始史料之依据也。此一时期贵族阶层之各种人名称法亦藉《左传》而得以保存，是亦《左传》历史价值之一，实甚可宝贵者也。然前人多不解《左传》称法之此中缘由，读《春秋左传》而苦其人名称法之繁复纷纭，不可捉摸。如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繁称篇》以为《左传》“书人名字不为成法”，“随意杂举而无义例”，故“后世史文”，“不复相师也”。杨树达《中国修辞学》第四章引其说而云“章说诚是矣”。然章所言实是对人名称法之历史性、社会性无所认识，不知《春秋左传》之称法乃春秋此一特定历史时期之产物。人名称法乃一根植于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民风礼俗之文化氛围与意识形态，随历史之运动而运动，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春秋时期，奴隶制正向封建制过渡，新旧矛盾激化，社会呈现剧烈动荡变化之形态。然其上层建筑——国家政体、社会结构、习俗礼制及观念意识——仍大体保持宗族制奴隶社会之状态（上层建筑之惰性），统治阶层于权力及财富之分配仍以宗族结构为基本依据，则必然讲究身世，重视氏姓，并以此别其贵贱与尊卑。男子以公子、公孙称，以氏称，以封邑称，以爵职称之类称法，即根植于此种社会政治体制。随社会之动荡、历史之演进，至战国时，此种宗族制度逐渐解体，封侯进爵亦不复以族系身世为主要依据。赵太后虽爱怜其少子长安君而必使质于齐，以“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即是明证。（事见《战国策·赵策四》。）其与春秋时爵禄可平安世袭之制已大不同矣。故姓氏之别亦随之淡化而消亡，讲究族系身世之风则逐渐失其根基。至秦、汉，姓氏之别已全然不复存在，故司马迁写《史记》，已不严格区分姓氏，姓亦称氏，氏亦称姓。于叙述前代史事而仍用姓氏之称，亦惟所据史料如此而已，别无他意，其与《春秋左传》之称法实已不可同日而语矣。非《左传》作者故弄玄虚，而史迁不复相师，历史之发展、社会之变迁使然也。史学家既处不别姓氏之社会中，欲其所辑史文严格区分姓氏之用，实既无此必要，亦无此可能也。而我国流传后世之史文典籍又大多出自秦、汉以下，故后世之人皆难解《左传》之称法矣。

   如杨树达解《左传》人名称法之错杂为“作《左氏传》者意在求美，后人之误解与否，非所计及，其求美之意之切，亦可推见矣”。（见《中国修辞学》第四章。）亦仅从修辞角度理解《左传》众多而纷繁之人名称法。《左传》行文，讲究修辞，包括人名不同称法之上下互见前后错出，亦固其然也，例亦甚多。然此止可解释同一段或同一篇中人名称法变化之错出与变换。若此前称邢蒯，数年之后，又何以称申蒯？郑穆公之孙，子然之子子革②，于其在郑时，襄十九年《传》称子革，而其奔楚之后为楚右尹，《传》于昭公年间见然丹、郑丹、子革、右尹子革诸称。称然丹者，其父字子然，以其父字为氏也；必至楚后见此称者，盖在郑时为公孙，尚未有氏，奔楚后，则不得不立氏以明其世系之所出也。称郑丹者，丹是其名，郑则其母国，奔他国者有此称，明其所由来也，盖当时有此称法之制，在其本国自无此称。右尹子革之称，右尹其官也，自是在楚之称，子革则其字。凡此种种，皆有其称法之由，非“求美”之说所可解。

   《左传》襄二十五年《传》所述申蒯死庄公事，《说苑·立节》作“邢蒯聩”，虽所叙事有小异，然以申而为邢，亦可见刘向读《左传》（或尚别有据）亦以申蒯即邢蒯也。近代则章太炎力主此说，章《读》且谓：“申蒯而谓之邢蒯聩者，蒯聩叠韵为名，本可单举。”梁玉绳《汉书古今人表考》四亦以《说苑》之邢蒯聩即《左传》之邢蒯。是邢蒯固死庄公之难，于《左传》则称申蒯，亦有其由也。

                  3、邢侯非邢伯

   由上文可见，解《左传》者，俱以襄十八年《传》之邢伯与昭十四年《传》之邢侯为一人，乃申公巫臣之子。然究之纪年及《传》文，亦甚可疑者也。

按邢伯之称“伯”及春秋嗣袭爵职之礼制，则必申公巫臣之长子。然成七年（或稍后）其弟狐庸已入吴为吴臣，则已成年，邢伯之年当稍长。而自成七年至昭十四年，则五十六年矣，若邢侯即邢伯，则已耄耋之年，老态龙钟矣。而昭十四年《传》云：“邢侯怒，杀叔鱼与雍子于朝。”连杀二人于朝，岂八十老人之所能为？《晋语九》犹云：“邢侯闻之，逃。”行动亦甚捷速也，全不见其老寿之迹。可见此邢侯当非前文之邢伯。邢侯盖嗣邢伯者，或邢伯之子而巫臣之孙；若杜预“申公巫臣之子”及《人表考》“此邢侯必巫臣别子嗣为邢大夫者”为可信，则必巫臣之幼小子也，当是夏姬所生。叔向尚娶申公巫臣与夏姬所生女，（见昭二十八年《传》及杨《注》。）而昭五年《传》见此女所生子杨石，则亦已成人。然考夏姬之年岁，宣十年其子征舒弑陈灵公而书于《经》，故杜《注》谓“征舒已为卿，年大”；又据成二《传》及昭二十八《传》，征舒之父非夏姬之初嫁夫，则夏姬之年，即若后世之早婚“十四为君妇”，十五死前夫，十六复嫁，十七而生征舒，亦当四十上下矣；成二年嫁申公巫臣而入晋，则又十年矣，夏姬盖已五十左右。则其生育之年亦促矣，且此其年之下限也。故刘向《列女传》遂谓“盖老而复壮者”，《西汉丛语》则曰“其年六十余矣，而能有孕”。要之，其生子生女当不过成十年。据昭二十八《传》，叔向娶巫臣与夏姬所生女为“平公强使取之，生伯石”。晋平公立于鲁襄十六年，则夏姬女嫁叔向必在此年或稍后，计其年，若成八年生，亦二十六七矣。《传》述其嫂称之为“姒”，杨《注》云：“夏姬女是弟妇，而其嫂称之为姒，明其年大于伯华之妻。”则亦在事理之中。若邢侯亦夏姬所生子，则当是叔向妻之兄，至昭十四年，亦已老矣，非血气方刚一怒而立杀二人之年岁也。且兄终弟及，虽亦有例，究非常制。故此邢侯，宜是邢伯之子。

是以申公巫臣有三子：邢伯、屈狐庸及邢蒯。狐庸仕吴，自当立氏，故以其父氏为氏而称屈狐庸。邢蒯奔齐后不可复以邢为称，故称申蒯，亦承其父称而明其所出；不亦以屈而以申为氏者，兄弟处二国，事二主，各各自立门户，则当别其氏。是亦春秋立氏之道，《左传》例亦多。而邢侯则邢伯之子而巫臣之孙也。

然则襄二十一年《传》叙晋栾盈之乱，范宣子杀栾盈之党有“申书”，或亦申公巫臣之子，因《传》文简略，杜亦无《注》，族系难明，不敢武断，惟因晋不见有申氏，故作此猜测之辞。

 

注：①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第一版《章太炎全集二》此文之下引号置于下句“邢侯”之下，误，以成二《传》无“故其子”句，此乃章氏推断之语。

②子革为郑穆公之孙，而骆宾基《金文新考·货币集下·释》云“楚右尹郑公子丹”，误以子革为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