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学考古之后，最接受不了的一个遗迹定名的例子，就是著名的牛河梁遗址“女神庙”。
简报最初发表于1986年，题目即冠以“女神庙”的字样。在极其讲究客观平实的考古界，这种高度定性和口语化的词汇进入正式的考古报告，颇不同寻常（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简报题目中“女神庙”三字加了引号，表示属代称或相对不确定？无论如何，这一提法与考古学界惯常的用例有一定的距离，让人耳目一新。想到前一年（1985年）夏鼐先生去世，“女神庙”大致可以看作是振奋人心的苏秉琦时代的号角了。
查这一词汇更早的用例，可以上溯到1984年，即“女神庙”发现的翌年。苏公在为东山嘴遗址座谈会（1983年，辽宁朝阳、喀左）所写《我的几点补充意见》中，提及“牛河梁女神庙遗址”。这一不加引号的词汇，应是最早的出处（俞伟超、严文明等：《座谈东山嘴遗址》，《文物》1984年第11期）。
是“女神”吗？什么样的史前建筑可称为“庙”，又如何证明呢？人们应该有种种的疑虑。但由于这一提法出自德高望重的苏公，所以考古界乃至全国人民也就没有质疑的余地了。
但仍有例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安志敏先生提出了自己的不以为然：
1986年9月，作者有幸参观过发掘现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一是“女神庙”的结构问题。据当时目睹的印象，狭长的坑口已然揭露，在一侧的局部遗有小范围的解剖坑。据发掘简报：“庙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物构成，……总长18.4、东西残长最宽6.9米”。从发表的平面图上也可以看出，经过清理的只是一部分。同时泥塑的残块也没有规律地散落在地面上，有关“女神庙”的建筑结构和泥塑的具体分布，都还不十分明确。至少表明“女神庙”遗迹还没有全部被揭露，所谓“女神庙有主室和侧室，泥塑残块证明有体魄硕大的主神和众星捧月的诸神”（《光明日报》1986年7月25日一版）的结论，还难以得到证实。正像最近所报道的那样：“女神庙位于主梁顶部，至今未作全面发掘”（郭大顺：《牛河梁遗址》，《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103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如此重要的遗址竟被搁置了近20年，未免令人困惑不解。
（安志敏：《关于牛河梁遗址的重新认识——非单一的文化遗存以及“文明的曙光”之商榷》，《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1期）
从考古学层面看，这一遗迹也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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