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天命而用之—《天论》赏析

 《荀子》是战国后期著名思想家和学者荀子的论文集。荀子名况，又称荀卿，赵国人，他曾游学于稷下，稷下在当时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的稷门附近。战国时齐宣王继承了祖父齐桓公、父亲齐威王，在这儿扩建了学宫，招揽齐国学者到此讲学、争鸣。因而成为战国时代各学派的荟萃中心，荀况是当时稷下讲学的著名人物之一。他的著作保存在《荀子》书中，计三十二篇，大部分为荀况自作。

荀子的著作内容丰富，他对哲学、政治、经济以致文学都注意研究过，并由专门采用文学形式创作的《赋篇》和《成相篇》等作品，从学派上说，他是战国后期儒家的一位大师，但他的思想与孔、孟的有许多不同，他从儒家的观点出发，对于春秋战国时期各家的学派，都有所批评吸收，建立起他的思想体系，成为先秦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代表。在道德伦理和政治思想上，他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主张“性恶论”，因此他强调后天的教育和隆礼重法的作用。荀子在礼与法的问题上，提出了以礼治为主，又兼法治的思想。后来的法家代表人物李斯、韩非，都是他的学生。

《天论》是反映荀子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代表著作。原文较长，这里只节选其中几段，约占全文的一半。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生】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上天的运行变化是有一定的规律的，不能因为爱尧这样的圣君就保持规律的正常性，也不能因为讨厌夏桀这样的暴君就失掉规律的正常性。顺应它的客观规律去治理就是好的，不合乎客观规律的胡作非为就是坏的。只要我们发展生产，节省开支，那么天是不能使我们贫困的。我们调养自己，有充足的衣食条件，我们的活动又遵循时节，这样天就不能加害于我们。修养道德，一心一意，天就不能加祸于自己。即使发生了水灾、旱灾，也不能使我们饥渴，严寒和酷暑也不能使我们生病，自然灾异等反常现象的出现也不能使我们带来祸患。如果农业生产的根本荒废了，用度上奢侈浪费，那么老天爷是不能使你富起来的。养生的条件不具备而自己又怠惰不振，那么老天爷也不能使你健康不得病。在处理人事问题上，违背道义，胡作非为，那么老天爷也不能使你生活的顺心如意。水灾旱灾还没有来，就有饥荒了，很冷或者奇热并没有发生，但是已经有疾病了，没有什么怪异的现象发生，但是社会动乱了。所遇到的自然条件是和治世一样的，然而遭殃罹祸，同治世却不相同，这不可以去怪罪天，这是事物的规律使得这样吧。所以要弄明白天的力量所达到的范围和所起的作用，人所达到的范围和所起的作用，把两者弄明白、分开，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为圣人了。

“天行有常”，是说大自然的运行是有规律的，这句话很重要，是全篇的总纲。自然界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它独立于人事之外，并不以人事或政治的好坏为转移，但是人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强本而节用，可以养生，可以抵御自然灾害，可以治国。把天和人的责分分开，天是天，人是人，这样才能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如果命由天定，一切事情都是天安排好的，那人的主观条件就没有什么作用了，这也必然否定人主观努力的必要。所以“明于天人之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对上面讲的那些做一个小结，同时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臧于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

治与乱，是天决定的吗？答：日月星辰正常的历法，对于夏禹和夏桀来说是相同的。夏禹凭借这样相同的条件，把国家治理得很好，而夏桀在相同的条件下，把国家搞糟了，断送了，从夏禹和夏桀的历史来看，治与乱不是天的原因啊！是天时的原因吗？庄稼等都是在夏季里繁茂生长，而到秋冬季节就收藏起来，这一点又是禹和桀相同而没有差别的。禹凭借这样的条件达到治，桀在相同的条件下导致乱，可见治乱不是天时气候上的原因啊！是土地的原因吗？答：有了土地才得到长存，失去土地就意味着死亡，土地的作用是很重要的，然而，禹和桀在这一点又是相同的。禹凭借这样的条件达到治，桀在相同的条件下导致乱。可见，治乱又不是土地方面的原因啊！

星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尝】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夫星之队，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流星坠落，树发出响声，国都里的人都惊恐。问：这是什么原因呢？答：没有什么，这种情况是天地的变化，是阴阳的相互作用，这是万事万物很少发生的情况。对这种现象感到奇怪，是可以的，对他感到害怕就不对了。出现了日食、月食，气候不正常，怪星偶然出现，这种情况没有那个时代是不曾有过的。如果君主是英明的，而政治又是清平的，出现上面这些情况，并不要紧，没有什么妨碍。如果君主是昏聩的，政治是暴虐的即使上面的情况没有一件发生，也没有好处。流星坠落，树木发出响声，这种情况是天地的变化，是阴阳的相互作用，这是很少发生的事，对这种情况感到奇怪，是可以的，对他感到害怕就不对了。

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

求雨的祭祀过后天下了雨，是什么原因呢？答：没有什么原因，如同不去做这种求雨的祭祀而下雨是一样的道理。日食、月食去制止它，天旱去举行求雨的祭祀，通过卜筮后决定重大事情，不是用它来作为获取要求的手段，而是用它来为政治活动做装饰。所以君子把他看成是一种文饰，而一般人把它当成神灵的表现。看作文饰就无害，看作神灵就会有祸殃了。

为什么这么讲呢？认为文饰则吉祥，就是说顺从人们觉得奇怪的心理，搞些祭祀，那并无害。但如果认为是神灵的体现，那就祭祀求福，铺张浪费，没完没了地去祭祀，这样不就耽搁生产浪费财力了吗？

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仪。故日月不高，则光辉不赫；水火不积，则晖润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则王公不以为宝；礼仪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尽亡矣。

在天上的星体没有比日月更明亮的了；在地上的东西，没有比水火更为明亮的了；在使用的物品中没有比珠玉更为明亮的了；在人类社会中，各种习俗制度等，没有比礼义更明亮的了。所以日月如果不高悬在很高很高的天上，那么它的光辉就不能赫然普照；水火不能够积聚起来，那么它的光辉和汪洋浩瀚也就得不到博大的表现；珠玉如果不被人发现，那么王公贵族也不可能把它看成宝物了；礼义如果不用在国家治理上，那么人的功名也就不显露了。所以人的生命受之于自然，国家的命运决定于礼制。统治者推重礼制尊重贤人去实行统治，重视法治爱护人民成为诸侯的首领。一味追求私利，经常施展欺骗诡诈的手腕，这样社会就会危险，用权术搞垮对方，并且把自己险恶的用心藏起来，那就会导致自己的灭亡。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与其崇拜老天而思慕它，哪里比得上把天当作物一样蓄养起来为我们所用而控制它呢？与其听从老天爷的安排，从而去歌颂它，哪里比得上控制天命而利用它为自己服务呢？与其企望有好的天时而等待天的赐予，哪里比得上适应现在的天时条件，而使它有利于自己呢？与其依顺着自然不能去动它，而想望物质财富增多起来，哪里比得上充分施展人的主观才能而使自然按人们需要变化发展呢？与其思慕万物而使它成为供自己使用的物，哪里比得上管理好万物而不失掉它呢？与其羡慕物的自然生长秘诀，哪里比得上掌握生产物的方法呢？所以放弃人的努力，而只是寄希望于天，那就失去万物的真正的本性啦！

在荀子看来，万物只有在人的努力下，才能发展，光靠自然是不能很好发展的，“因物而多之”是多不起来的，所以舍弃人的努力而消极地等待天，那就是违反了万物本身生长发展规律了。

这篇文章叫《天论》，就是论天，但不是抽象地论天的问题，而是讨论天与人的关系，着重解决怎样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治理好国家。

荀子认为“第一，天是自然之物。自然发展变化有它的客观规律性，不能随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第二，天道只是自然现象，而不是神在主宰，并且与人事无关。第三，人应当认识自然，利用自然，而不应当依赖自然，更不能迷信天命。荀子不仅把自然界按照它本来的面目来理解，而且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思想。这是荀子在唯物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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