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研究
略论晚清湘军幕府文士对屈原与楚辞的接受
陈松青 黄丽俐
作者： 陈松青，湖南新化人，1963年生。 毕业于复旦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易佩绅易顺鼎父子年谱合编”“晚清湘军幕府文学研究”，出版《先秦两汉儒学与文学》《易顺鼎研究》《易佩绅易顺鼎父子年谱合编》等专著，编校《易顺鼎诗文集》，在《文学遗产》《文献》《民俗研究》《红楼梦学刊》《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黄丽俐，湖南安化人，1993年生，湖南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博士。
摘要：晚清湘军幕府既是政治军事幕府，也是文人幕府。这种非典型的文人幕府形态以及以经世致用为底色的文学思想，决定其幕府文士自觉接受屈原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却鲜有优游不迫、较有规模的骚体文学创作，表现出有异于传统的“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的创作风貌，但他们承袭了楚辞“士不遇”主题，又热衷于运用楚辞意象、骚体句式，从而使湘军幕府文学具有浓郁的楚骚风韵。由此，晚清湘军幕府文学成为楚辞接受史上具有鲜明个性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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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原刊于《湖南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2.本文经作者授权，转引请注明。
晚清湘军幕府是一个庞大的幕府群落。曾国藩、骆秉章、左宗棠、胡林翼、刘坤一等开辟了独当一面的第一个层级的幕府。这些幕府之下，又有一些下级幕府。 依王盾《湘军史》，晚清湘军人物可分为六个层级：统帅、主帅、统领、分统、营官和幕僚[1] 321 －448 。湘军幕府文学活动主要在统帅、主帅、幕僚三个层级展开，少数统领、分统也长于文学创作。他们的创作离不开传统文学的滋养，其中包括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源头－－楚辞。楚辞的影响历史悠久，尤其在国家动乱、民族矛盾尖锐、外敌入侵之时，屈原更成为中华民族凝聚人心、抗敌御侮的旗帜。作为屈原流放与殉身之地，三湘大地更是屈子精神传播、楚辞文学传承的重要地区，而以湖南为发祥地的晚清湘军，凭借地域与创作群体的优势，使这种传播与传承得以充分发挥，但是由于湘军幕府的特殊性，湘军幕府文学对楚辞的接受，在精神、内容与艺术层面上，并非是全方位的、均衡的，不过在某些方面却是深刻的。
一、因缘际会：现实政治与楚辞传播
晚清湘军幕府文士的人格塑造与文学创作，很大程度上是风雨飘摇的时局与相沿已久的楚辞传播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完成的。
作为“屈原、贾谊伤心之地”[2]324，湖南向为楚辞传播的重要地区， 湘人及寓湘人士是楚辞传播的重要群体。从 唐代湘人欧阳询创制楷书 《九歌》，南宋朱熹《楚辞集注》刊刻于湖南湘阴，明末清初湘人王夫之作《楚辞通释》，清代湘人张德纯作《离骚节解》、毕大琛作《离骚九歌释》，以及从唐宋以来逐渐兴起的湖南本土作家和大批寓湘作家的创作，都可看出浸润楚骚风韵的湖南地域文化对他们创作的深刻影响，也为近代湖南 楚辞传播与传承 打下 坚实基础 。
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盛称： “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3]392之所以有如此局面，是与以魏源为代表的晚清湘人，在“睁眼看世界”、吸收外来思想养料之外，充分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以屈原、周敦颐、王夫之等人开创的本土文化分不开的。曾国藩《湖南文征序》说：“湖南之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亦山国荒僻之亚。然周之末，屈原出于其间，《离骚》诸篇为后世言情韵者所祖，逮乎宋世，周子复生于斯，作《太极图说》《通书》，为后世言义理者所祖。两贤者皆前无师承，创立高文，上与《诗经》《周易》同风，下而百代逸才举莫能越其范围，而况湖湘后进，沾被流风者乎？” [2]219 曾国藩从地域文化的视角，阐明湖南文化与文学的两个源头－－屈原的“情韵”和周敦颐的“义理”对后世湖南文化、文学的深刻影响。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导言”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将湖南“文学之鼻祖”屈原、“理学之开山”周敦颐，推许为“万流景仰，人伦模楷”，且认为在周敦颐、王夫之的影响下，湖南普遍形成“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鄙夫宽，薄夫敦” [4]1 的社会风气。晚清湘军集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政治军事集团和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理学经世派。
王夫之不仅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最具独立精神的学者之一，同时也是卓有成就的文学家、文论家和楚辞学者。明亡之前，他一直上书言事，致力于改革弊政，力图振兴；明亡后，坚持反清，最终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气概和抱负，潜心著述。“故国之戚，生死不忘”[5]411、“日没群星出，长夜未有端”[6]334是其沉痛心境的真实写照。《楚辞通释》是他晚年名著之一，《序例》云：“蔽屈子以一言曰'忠’。”[7]208他既以“忠”推许屈原，同时“忠”也是其自身人格的真实写照。王夫之《自题墓石》自称“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并预书勒石时间为“戊申纪元后三百 ¨ 十有 ¨ 年 ¨ 月 ¨ 日”，以明代纪年，目的是表明其“爱国爱种族之心”[6]227-228。 在创作上，王夫之深受屈原影响。其作品中不仅有不少仿骚、拟骚之作，还有直接题咏屈原的诗文。这些作品大量描写湖湘自然风物，表达对屈子的深切怀念，并寄予作者强烈的爱国情怀，同时还流露出家国覆亡的痛苦和哀伤。
陶澍和贺长龄是近代湘人崛起之先导。陶澍熟读楚辞，所作《禹贡荆州江沱九江说》认为“洞庭之称九江，由来久矣”，又认为《哀郢》所言“陵阳”是指“东陵之阳”，而东陵就是江陵的城陵山 [8]389 ，可备一说。其《书江宁屈子祠堂碑记后》，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说明“吴之文章，实由屈子发之” [8]216 ，认为在吴地建立屈子祠是完全合理的。
魏源先后为贺长龄、裕谦的幕僚。在贺幕时，与贺长龄共同编纂被视为晚清经世派兴起的重要标志的《皇朝经世文编》；在裕谦幕，因不得意，退而从事著述。其代表作《圣武记》《海国图志》以爱国主义激情探寻强国富民之道，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及革除弊政、重视人才、崇尚实学等主张。较之陶澍、贺长龄，其影响于曾国藩、左宗棠诸人，更为直接。
魏源自幼接受屈子精神的影响。其少作《送李希莲陈云心何积之归郴州》开篇说：“我所思兮在岳阳，欲往从之湘水长。”是套用张衡的《四愁诗》，而《四愁诗》则效仿《离骚》“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魏诗又说：“我有苍茫万古愁，欲起灵均诉澧芷。” [9]148 学者据此认为魏源是“将屈原引为千古同调、精神导师” [10]48 。同样为魏源少作的《过洞庭三首》其一云：“积水何年始，下连南极深。纵浮吴楚去，难尽屈原心。万古鱼龙气，中宵鸿雁音。何须萍实献，江海放臣吟。” [9]174 对屈原充满景仰与缅怀之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大学士王鼎草遗疏数千言弹劾大学士穆彰阿误国，闭门自缢以为尸谏。魏源闻耗作诗，有“排云叫阖楚灵均” [9]213 之句，是用《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语意，表彰王鼎对朝廷的忠荩，抒写其陈志无门的悲愤。
魏源不仅崇仰屈原的伟岸人格，还表彰屈原修明法度的思想。他说：“屈原志三后之纯粹，而亦曰'惜往日之曾信兮’，'国富强而法立’。” [11]33 认为屈原赞扬夏禹、商汤、周文王品行“纯粹”，是对王道的推崇，但同时又主张“富强”“法立”，可见在屈原那里仁爱与法度是可以兼融的。
晚清湘军人物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于政治军事之余，从事 楚辞 的研习、传播与文学创作的。曾国藩所著《读书录》收有批点楚辞的札记，如以文气“不类”断定《惜往日》的作者不是屈原 [12]237 ；郭嵩焘的《史记札记》对屈原及其作品有独到的评点；邹汉勋著有《屈子生卒年月日考》，洵为一家之言；曹耀湘所著《读骚论世》和王闿运所著《楚辞释》融入了现实关切与个人情怀。晚清湘军人物的诗文则热衷于运用楚辞意象与骚体句式，普遍体现出屈子精神与楚骚风韵。
概言之，晚清湘军幕府文士接受楚辞影响的主要背景与原因有二：一是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与之相关的楚辞传播优势；二是晚清湘军幕府文士受到时代大变局的强烈刺激。比较而言，后者是更重要的方面。战国楚辞本来就产生于晚周的时代大变局中，诚如韩愈《送孟东野序》所说“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 [13]238 。时势的剧变是晚清湘军幕府诗文与战国楚辞得以对接的现实基础，也是影响湘军幕府文士接受楚辞的重心、方式与特点的决定因素。
二、接受重心：爱国精神与忧患意识
作为屈原作品的灵魂，爱国精神与忧患意识被晚清湘军人物所普遍接受，体现在他们的思想意识、社会行为、楚辞阐释和文学创作中。
晚清湘军是在以维护封建纲常的旗帜下崛起的，因此屈原凭借其忠君爱国的思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成为凝聚人心、振奋士气的旗帜。譬如，在湘军早期，为了筹措粮草，曾国藩《与文希范》即以屈原、贾谊为旗帜号召乡党慷慨捐输：“吾乡夙称仁里，有屈原、贾生之遗风，岂乏高义薄云天、忠肝贯金石之人？倘不以国藩为浮伪，而慨然佽助，则国藩所祷祀求之而不可得焉者也。” [14]189
靖港之败，特别值得提及。此役是湘军早期重要战役，曾国藩出师未捷，危急之中，投水自沉，被 幕僚章寿麟救起。曾氏去世后多年，章氏旧地重游，作 《铜官感旧图》 以志慨。曾氏投水自沉的 行为，是否效法屈原，已无从考证，但当世及后世名流，在为《铜官感旧图》题辞时，频频以屈原沉湘来比况：“脱竟从巫咸之遗，则天下事将谁属哉” [15]514 （李元度）、“即不幸下从咸彭，其可诵可传者，自在大块” [15]546 （胡思敏）、 “怀沙抱石，宜不可活” [15]555 （王景沂）、“元戎誓死羞图存，怀沙欲下从屈原” [15]574 （陈作霖）、“铜官江水千尺深，旧是湘累葬魂地” [15]580 （陈嘉言）、“铜官春水凄然绿，中有灵均心一掬。持取离骚照浅深，古怨泠泠共寒渌” [15]582 （何承道）、“苍苍者天搏抟土，誓从汨罗觅死所” [15]586 （李子荣）、“此时浩劫厄元臣，怀沙自分随灵均” [15]589 （皮锡瑞）、“正则倘教葬鱼腹，史迁未免笑鸿毛” [15]598 （易顺鼎）、“曾侯不扫靖港耻，愤极甘从屈平死” [15]600 （杨增荦）、“楚些凄长笛，湘魂慑大刀” [15]602 （黄传祁）、“湛身之愤，讵必灵均；言禄之耻，差同绵上” [15]629 （王仪通）、“先生亦是无情者，不许灵均有替人” [15]631 （八指头陀）、“怀沙倘遂灵均愿，扫荡孙卢却仗谁” [15]635 （鹿传霖）。无论曾国藩主观上是否效法屈原，其 投水行为对湘军的激励作用无疑是巨大的，诚如 章寿麟的儿子 章华所说，曾氏自沉行为起到了“激励三军，转败为胜”的作用，“为中兴军事一大关键 ” [15]651 。 靖港战役之后，湘军在与太平军的长年缠斗中，愈挫愈勇。至于后来死于战事的罗泽南、江忠源、邹汉勋等皆以忠节著称，在他们身上不难看到屈原的影子。
邹汉勋，湖南新化人，晚清著名学者，是文人入幕的典型。邹氏著有《屈子生卒年月日考》《读屈子九章书后》等考证屈原事迹的篇章。前者考证了屈原生年月日，卒年则未及细考，后者可补其缺，其序称：“郢未拔也，而可曰'东门芜’而'夏为丘’乎？陈未迁也，而可定其行以'仲春甲日’乎？由是言之，三闾及见白起之事明矣。但史传不详，学者不敢质之也。夫《九章》之文，三闾之所自著也。……三闾盖当怀王之世而放矣，放而又仕；当顷襄之世，又放矣；放既三年，犹吟于泽畔，则三闾之非怼君而死明矣。非怼君而死，曷为而死哉？学者求之而不得，于是有《屈子外传》'王赐之死’之说。噫！为是说也，亦不读《九章》之过也。三闾，忠义之士也。秦既拔郢，其明年江南亦为秦。三闾放于江南，安可不死哉？三闾之死盖以此也。予悼世人之不悟也，而以'狭狷’与'怼’被三闾，故发愤以明之，更系以诗云。”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破楚郢都，楚迁都陈城，次年，秦拔楚巫郡、黔中郡，故邹汉勋定屈子卒年为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邹氏诗云：“小竖拔鄢郢，江南亦为秦。大夫故楚蘖，安可为秦民？一死差可报，涕泣赴湘渊。”[16]638-639诗和序都强调屈原并非“狭狷”之徒，其自沉的行为也不是“怼君而死”，肯定其忠君爱国的品格。
湘军幕府文学对屈骚的接受，爱国精神与忧患意识同样是重要的方面。湘军主要是一个以杀伐取功的军事集团，并非典型的优游文辞的文人集团，尤非盛世文幕；其文学思想，以经世致用思想为基调；在文体选择上，辞赋创作也不是其重心所在，因此湘军文学总体上缺乏楚辞那样的浪漫情调。
曾国藩开创的“湘乡派”，于桐城派标榜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再加上“经济”一条，要求文章内容更加面向现实。曾国藩为文取径，依晚清李详《论桐城派》所说，“虽从姬传（姚鼐）入手，后益探源扬（雄）、马（司马相如），专宗退之（韩愈）”，“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17]62，与桐城派清淡简朴的文风有别，更与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所言屈作“诡异”“谲怪”“狷狭”“荒淫”[18]46-47的境界迥异。这种经世派文论无疑对屈骚文学的浪漫情调起着屏蔽、改塑的作用。湘军幕府文学总体也表现出重义理、轻辞章，重实际、轻夸饰的特点，即使那些比较典型的骚体作品也与传统的“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18]350的风貌不同。
这是不难理解的，在急迫的现实面前，吟《骚》治《骚》，显然并非他们的当务之急。比如，江忠源从戎前作《次韵曾温甫国华赠别》，虽说“我兴在丘壑，廊庙非所思”，但在“海氛虽暂靖，常恐烦王师”的背景下，表明“请缨系夷颈，破阵作歌诗；无为徒抑塞，牢骚吟楚词”[19]108的志向。江氏将鞍马间的“歌诗”与以“牢骚”为特征的“楚词”区别对待，是要放下牢骚，慷慨从军，不难看出此间孰轻孰重、孰缓孰急的选择。曾国藩也说自己“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近乃平浅无可惊喜；一则精神耗竭，不克穷探幽险，一则军中卒卒，少闲适之味”[20]825，军中生涯对创作风格无疑会有很大影响。
在如何学习、继承楚辞的问题上，周寿昌《思益堂集》所收王士俊《戒楚士文》即体现出重义理、轻辞章，重实际、轻夸饰的倾向：
宋玉《高唐赋》所称巫山神女曰：“朝为云，暮为雨。”此指神女之所司耳，非指楚王行幸事也，而后世以枕席当之，是亵天也。屈原《九歌》中所谓湘君、湘夫人，不知何指，而秦博士以为尧之二女，即舜二妃。后人又以屈词哀艳，遂加嫚语。其尤甚者，《酉阳杂俎》所载李群玉先之以诗，继之以梦，何其敢于侮圣欤？夫云雨兴于天，降于地，虽三尺童子知其司令最尊也。尧女舜妃，为圣嗣，为圣后，虽狂愚之夫，皆钦其灵爽不磨。君子对青天而常惧，敬鬼神而远之，奈何亵天侮圣之大戾，偏岀于学士大夫之笔而莫之省也。
盖宋玉讽其君之荒淫，而托为谬悠不稽之论；屈原冀其君之复用，而托为美人香草之词。二公皆有大不得已焉者，所谓寓言十九也。后之人执其说而泥之，是不畏雷霆斧钺之诛，且陷古人于大戾矣。其各以为戒。
文末称：“此本朝湖南巡抚王公士俊《戒楚士文》二则，备录之，以为学子箴。” [21]243-244 此文作者王士俊没有做过湖南巡抚，其于雍正年间任湖北巡抚 [i] ，周寿昌《思益堂集》误以为湖南巡抚。这个失误不管是源自周寿昌本人，还是王先谦等人辑刻《思益堂集》时所致，都表明晚清湘人期望楚湘学子要重视屈原、宋玉“哀艳”“谬悠不稽”的辞藻背后的真义。
这种态度也体现在湘军幕府人物的具体创作中。何应祺的《无题》组诗以青衫红袖、美人香草、汉皋玉佩、陈思洛神、莫愁、红线、宋玉高唐、尾生抱柱一类艳异的典故入诗，但其旨趣则归于正道。如其十云：
挑尽寒灯百感生，客途无奈鹧鸪声。愁如春茧千丝结，心共残香一缕清。紫陌红尘来梦得，茂陵秋雨卧长卿。美人香草离骚意，莫认风华作艳情。[22]
何应祺字镜海，湖南善化（长沙）人，湘军营将，所著《守默斋诗稿》主要收录其军旅途次之作。此诗尾联认为《离骚》描写“香草美人”，无关“艳情”。
总之，屈赋的思想主旨、屈子的精神境界才是晚清湘军人物关注的重心。
三、人生归趣：抱才不遇与笺《骚》慰怀
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兴起，“士不遇”“归去来”的文学主题也随之产生。《诗经·卫风·考槃》描写隐士生活，而庄周本身就是一位隐士，屈原虽位至左徒，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23]2482，也是“士不遇”的一类典型。《离骚》虽意绪纷繁，但所表达的是作者在进与退、去与留、生与死三大矛盾中的犹疑与最终选择。宋玉《九辩》及汉人拟骚之作对“士不遇”主题作了拓展。
晚清湘军幕府文人无疑是将个人理想寄托于湘军事业上。他们大都志向高远，却往往“贾用不售”，因而他们对屈骚的接受还表现为：一是在文学创作上，承袭楚辞怀才不遇的主题；二是在学术活动上，以吟《骚》治《骚》作为自己的人生归趣。
这方面，郭嵩焘以其大起大落的人生最具有典型性。他一度佐理曾国藩幕，又一度成为湘军将领，后为驻英公使，最终为守旧派所中伤，黯然称病回籍。他设席思贤讲舍，崇敬四位先贤（屈原、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热爱楚辞。其晚年的楚辞研究直接影响了儿子郭焯莹[24]140-170。其《史记札记》中有关《屈原列传》的文字，特别强调楚怀王的“贪愚”“不知人”，如：“怀王之贪愚亦云极矣，史公反复沉吟，推咎其不知人。君昏国危，而犹有人焉枝柱于其间，则其国可以不至于亡。《诗》曰：'邦国殄瘁。’是以君德又莫大于知人。”解“巧匠不斫兮，孰察其揆正”云：“此言楚至今日衰弱极矣，而其时固犹可为也；苟假乎贤者，拨而反之正，而其功效立见，特世人愦愦不自知耳。”解“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云：“说尽衰世气象。好恶不分，贤否糅杂，终乃以成乎大乱而莫之救也。”[25]208-209可见治《骚》成为郭嵩焘晚年抚慰忧愤失意心境的一项学术活动。
王闿运的经历也比较典型。他有着强烈的经世理想，不希望“人皆以文人待之”[26]31。他曾在曾国藩幕府中献策，不被采纳。失意之下，以吟玩楚辞慰怀。其《湘绮楼记》云：“湘军治兵，出参军谋，归读我书……借居衡阳，依朋友以资衣食，妾汲妇炊，大治群经。屋壁皆长女篆书，妻妾儿女，夏簟冬炉，每读楚词相和。”[27]340其《湘绮楼日记》更记载他这样的感喟：
楚弃夔、巫而弱亡，屈子独欲复夔以通巴、蜀，宋玉传其说。此古智士秘计奇谋，至余乃始发之，虽或谓屈、宋所不到，而此策自是弱秦复楚立奇未经人道者也。余今日亦有弱夷强华之策，无由陈于朝廷，用事大臣闻者尚不及子兰能大怒，其情恐悲于屈原，而遇则亨矣。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渔父、詹尹岂能笑之乎？[28]1078-1079
据王闿运日记可知，其《楚辞释》集中撰写于光绪八年（1882年）到光绪十二年之间。其时他的大部分经史著作已经完成。这种先考经史、后论辞章的撰述次第，虽非古来学者的成法，但通儒大家，其笺《骚》论屈之作，确实又常在经史著作撰成后的晚年。这是因为楚辞的意绪，更切合于人生志业皆已无望的暮年心境。譬如《楚辞集注》就是朱熹晚年于“疾病呻吟之暇”撰成的，目的是“庶几读者得以见古人于千载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载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于来者之不闻也”[29]4。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称：“公（朱熹）为此《注》在庆元退归之时，序文所谓'放臣弃子、怨妻去妇’，盖有感而托者也。其生平于六经皆有训传，而其殚见洽闻、发露不尽者，萃见于此书。呜呼伟矣！”[30]435王闿运恃才傲物，其先考经史、后论楚辞的撰著次第，实际表明其与世俗功名日渐疏离的心路历程。
再如易顺鼎。他未能躬逢湘军崛起之时，但又不愿平流进取，只得依违仕隐之间，蹉跎岁月。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在他看来是一效孤忠、千载难逢的良机。但在清廷与日本媾和的大背景下，只能罢幕归来，长期困踬而不甘。其《云门以马车送余归宿海淀，而风雨大作，秋声如海，拥被不眠，再和其韵》说：“懒随燕市访荆高，怕向华筵饫象髦。诗思恰宜驴子背，文章况有凤凰毛。淮王客到招丛桂，梁父吟成感二桃。同出三闾香草地，故应秋雨共笺骚。”[31]928易顺鼎作此诗时，已是清朝崩溃的前夜，表面上他也有王闿运“归读我书”、隐居笺《骚》的心志，但却长年滞留京师，干谒权贵，以图进取。入民之后，又与时俯仰，与屈原的“思君念国，忧心罔极”（王逸《九章序》）[32]120的品性大相径庭。他一度贫困不能自存，乞求于权贵，希望“免作汨罗之怨魄”[33]383，虽以屈原作比，但其境界与“吾独穷困乎此时”“宁溘死以流亡”（《离骚》）的屈原完全不同。他在诗里屡说“笺《骚》”，实际却没有笺《骚》之作传世，也就不难理解。
总之，晚清湘军幕府人物主要接受屈子坚持操守、热爱祖国的思想品性，其中一些人物则表现出怀才不遇的情绪，并从事楚辞研究。这种情形表明后世文人以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方式理解与认同楚辞，是复杂多样的。
四、艺术承变：楚辞意象与骚体形式
就文体来说，对楚辞继承的最直观方式，当然莫过于辞赋的写作。但非常遗憾的是，通检晚清湘军人物的诗文集，就会发现，湘军人物的辞赋写作通常在他们入幕之前与出幕之后，而游幕期间鲜有辞赋作品，骚体诗也不多。然而，无论在幕与否，其诗文却大量使用楚辞意象、典故和骚体句式，呈现出有异于其他作家群体的特征。
（一）楚辞意象的运用
楚辞意象主要有人物、山水、植物、服饰等方面的意象。意象是以词、词组和句子为载体的，楚辞意象也是如此。湘军幕府人物依照表达的需要灵活地运用这些意象，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
首先，由于湘军幕府文士对楚辞的接受重心是其爱国精神与忧患意识，因此在楚辞意象的选择上，偏重于具有标志意义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以易顺鼎为例，作为晚清“中晚唐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表现出脂粉气、香奁气。易顺鼎深受楚辞影响，罗惇曧给他作的挽联说：“是李太白后身，冠盖京华，斯人憔悴；与屈大夫同里，江山文藻，异代风流。”[34]866如前所述，易顺鼎晚年的操守与屈原迥异，但他在辞藻、意境上一直学习屈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游幕之作一改香艳积习，楚辞意象的运用也颇有不同。其《和冯梦华赠诗韵》云：
已分相逢在广桑，不成死别更堪伤。依刘几日哀王粲，诛羿今时望少康。燕市血藏三岁碧，楚山骨返一抔黄。他年可料君思我，拥鼻微吟薜荔裳。[31]548-550
此诗融铸“薜荔”“楚山”“羿”“少康”等习见的楚辞意象，很好地表达诗人为国赴难、慷慨悲壮的意绪。据《史记·夏本纪》及“三家注”记载，夷族酋长后羿趁夏政衰乱，取代太康，号有穷氏；太康失位，出居于外，经仲康、相，传位于少康。这期间，后羿被寒浞所杀，少康即位后，攻灭寒浞，夏代正统得以恢复，史称“少康中兴”。易诗“诛羿今时望少康”，似认为后羿被少康所杀，跟文献记载有出入，但读者不可株守字面之义，其真实用意当是以传统的“夷夏之辨”看待当前的中日对立：以少康中兴期望于当今皇帝，以后羿借指入侵的日军。再如《为敬摹家慈遗像寓居上海萧寺中，感事书怀，成长句十首》其十有“下吊齐桓上帝喾”之句，也属楚辞典故，易氏自注认为出自《楚辞·大招》的“上推帝喾，下齐桓只”[31]514。这是易氏误记，《大招》里并无此句，应源于《史记·屈原列传》“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等句，是对《离骚》主旨的揭示。当时中日议和将成定局，易氏深感失望，所以藉由对帝喾、齐桓的凭吊，表达对清朝未来的隐忧。此外，他还反复借用“沉湘”（《感事书怀八首》其八、《柬吴中朋旧四首》其三）、“问天”（《上海感怀今昔，示〈申报〉馆诸人六首》其一）一类与屈原事迹相关的词语表达对时局的困惑以及以死明志的决心，而“伤心帝子秋风客”（《为敬摹家慈遗像寓居上海萧寺中，感事书怀，成长句十首》其八）一句，则让读者联想到《楚辞·湘夫人》幽渺伤怀的情境。这些意象、典故和辞藻偏重于政治层面，与他年轻时喜用兰芷、山鬼一类色偏调冷的自然、灵异意象不同，可以看出时局的变化对诗人在楚辞意象选择与运用上的影响。
其次，楚辞的山水意象成为千里行役的晚清湘军诗人营构思乡情境的重要元素。
湘人魏承柷《致曾侍郎书》描述其入黔经历说：“由沙市横过常德，澧兰沅芷，香风馥郁，想见灵均当日。”[35]3146此语道出了文人墨客基于地理因素缅怀屈原以及以楚辞意象入诗入文的心理机制：他们总是藉由山水风物相似或相异的类比与联想，拓展诗歌意象群落的空间，形成深远广阔的意境。光绪四年（1878年），左宗棠驻军甘肃兰州，其《秋日泛舟泉湖作》述说他泛舟酒泉，仿佛置身于湘鄂的情景：“今我访酒泉，异境重湖拓。杖擿出新泉，堤周三里廓。洲渚妙回环，树石纷相错。渺渺洞庭波，宛连湘与鄂。扁舟恣往还，胜蹑游行屩。”[36]413左宗棠之作是五古长诗，本不以抒情为主调，但藉由“渺渺洞庭波，宛连湘与鄂”等诗句，拓展了诗境，平添了活泼的生机与绵长的韵味。如果我们联想到隶属左宗棠麾下的湘军将领杨昌濬歌咏左公的诗歌－－“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37]，并将其与唐人王之涣《凉州词》“春风不度玉门关”比较，就可以理解湖湘子弟是如何克服浩渺的乡思，以坚定、昂扬的意志平定边关的。
再次，晚清湘军幕府诗文较多地以楚辞招魂典故表达对死难将士的哀悼。
《楚辞》中有《招魂》《大招》篇，晚清湘军幕府诗文深受其影响。比如，湘军名将李续宾战亡后，胡林翼作《祭李迪庵文》，有“魂兮归来，活此黎民”[35]3614之句。“魂兮归来”即出自《招魂》。何应祺《叠前韵呈曾侍郎》其五也用到招魂典故：“故交湖海几人存，楚些难招宋玉魂。传到口碑同洒泪，可怜国士未酬恩。重来未挂延陵剑，痛哭无如谢傅门。摧折况关同气秀，西州频溅血花红（谓翰臣姊丈）。”[22]此诗作于咸丰十年（1860年）。此前，胡林翼、江忠源、李续宾、塔齐布、刘松山等湘军将领相继战亡或病殁，所以有“故交湖海几人存，楚些难招宋玉魂”之句。这里要附带说一下龙启瑞、何慧生的事迹。诗尾小注“翰臣姊丈”，是指龙启瑞。龙启瑞字翰臣，广西临桂（今桂林）人，桐城派古文家。一生仕宦与湘军相依倚，因国事飘摇，忧愤而死。其妻何慧生（字莲因，何应祺之姊）为之殉节，曾国藩作挽联云：“豫章平寇，桑梓保民，休讶书生立功，皆从廿年积累，立德立言而出；翠竹泪斑，苍梧魂返，莫疑命妇死烈，亦犹万古臣子，死忠死孝之常。”[38]372“二妃”是藉由《九歌》“二《湘》”的描写才真正成为动人的艺术形象，流传千古。曾国藩借以比况何慧生，肯定其忠节，也为龙氏伉俪的事迹增添了悲剧色彩。杨昌濬《登岳阳楼，吊钟苔洲、钟楚池、刘恪臣、刘青轩、蒋德卿、蒋碧笙、朱献生、王藩卿诸死事之友》也用招魂典故来凭吊死难的湘军僚友：“巴邱凭吊感沧桑，沦没湘英此战场。天地无情空黯淡，湖山如梦莽凄凉。谁怜忠骨埋荒草，独倚孤城对夕阳。剩欲招魂歌楚些，临风聊为奠椒浆。”自注云：“甲寅三月，湘军自羊楼山同溃，岳州复陷，钟苔洲等时为营官邦办，皆死之。”[37]
（二）骚体形式的运用
为了方便论述起见，此处将以骚体形式写成的作品、有着骚体形式的句子与句群以及在一种文体中嵌套进去的骚体笼统称为“骚体形式”。因为“骚体形式”在表达上以抒情见长，所以在传统文学中，尤其在抒写行役、思亲和哀悼等题材、情感时，较多使用。但晚清湘军幕府诗文有所不同，在上述情形中，典型的骚体作品比较少见，更多的是在作品中使用骚体句。
首先是行役之作。罗泽南是晚清湘军前期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优秀的军旅作家。其七古长诗《庐山吟》是行役兼游览之作，其中有云：“树郁郁兮峰回，雪霏霏兮云开；虎为啸兮猿为哀，山之灵兮翩然其欲来”“马萧萧兮江草肥，旗纷纷兮阵云飞；将星明兮妖氛微，凯歌归来兮，相与共览连华鹿洞之清辉。”[39]39这几句摹写庐山雄奇的景致和湘军整肃的阵营，表达了凯旋的希望，形式上，在七言中夹用五言、六言、九言等骚体句式，形成语气的顿宕腾挪。其《行路吟》也是七古长篇，其中的“行复止兮夕阳低，荆棘纵横兮宿鸟啼；欲问道兮行人稀，进不能兮退安归”[39]42，运用骚体七言句和八言句描写行军的艰难困苦。
其次是思亲念友之作。吴敏树《陇之山》是骚体组诗：
陇之山兮巀嶪，陇之水兮呜咽，我不见兮心魂飞越。
望明月兮千里，照见凉州营里。思明月兮团繁，入君怀兮影寒。
杨柳陌兮青青，路长亭兮短亭。王孙游兮不归，孤猿啼兮洞庭。卜金钱兮归期，门腾腾兮马嘶。绮窗昼兮梦醒，黄鸟兮谁能汝听[ii]。
序云：“《陇之山》，怀退庵也，于役秦凉，三年不归，家人思之而作。”吴士迈，字巽行，号退庵，是此诗作者吴敏树的从弟。他弃文从武，先入曾国藩幕，后随左宗棠西征陕甘，驻防秦州。从序来看，此诗具有代言性质，表达的是吴士迈家人对他的思念。“绮窗”是典型的闺阁意象，“绮窗”二句化用唐金昌绪的闺怨诗《春怨》的意境，可见这个“家人”是指吴士迈的妻室。
再次是哀祭之作。易佩绅《甲子三月同毛小梧方伯祭汉南死事将士及殉难官民文》是其领军出征川陕时所作，其中有云：“劳鄙人兮草草，愧从前救世无方；福公等于冥冥，愿此后生天有路。”[40]用“兮”字舒缓语气，并帮助上下句形成骈对。再如，谭钟麟为刘咏臧所作诔词云：“君辔未逞蹶中途，君策虽中捐壮躯。没山左兮望山头，志诚烈兮忠亦愚。”[22]抒情强烈。
此外，有的碑传文也夹用骚体。比如周开锡（字受三，湖南益阳人）追随左宗棠多年，同治十年（1871年）卒于军，左宗棠的幕僚施补华撰《赠内阁学士前福建延建邵兵备道周君祠碑》，篇末有用骚体创制的“歌词”：
生劳苦兮死可休，虚飘飘兮灵之游，睠西土兮聊淹留。涉汉水兮临渐江，浩闽海兮汤汤，谤喙短兮讴吟长。秦之州兮君所止，施号令兮民大喜，饥者饱兮痿者起。风飒飒兮云冥冥，灵之来兮如平生。叱驺从兮扬麾旌，升几筵兮享糈牲。昭精禋兮灵福尔，驱螟贼兮殪狼虎。岿祠庙兮山之隅，民报祀兮终如初，祉耿耿兮安可诬 [iii] ？
这个“歌词”不仅采用骚体，而且“风飒飒兮云冥冥”等句明显袭用《九歌·山鬼》的意境，很好地表达了对死者的哀思。
综上所述，晚清湘军幕府诗文虽然整体上体现出与幕府活动相适应的现实性、实用性特点，但它们通过对楚辞意象与骚体形式的灵活运用，其抒情性得以增强，意境也得到了提升。
总之，晚清湘军幕府不是典型的文人幕府，更不是盛世文人幕府；其文学思想以经世致用为基调。受其影响，晚清湘军幕府文士一方面在精神气质上自觉接受屈原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延续了楚辞以来“抱才不遇”的意绪；另一方面，他们的诗文通常体现出质实的风格特征，有异于楚辞艳逸、诡奇的风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他们较少写作骚体诗赋，但却热衷于使用楚辞意象和骚体句式，从而使其诗文富有绵邈深长的抒情意味。由此，晚清湘军幕府文学对楚辞的接受呈现出独特而又鲜明的个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清湘军幕府文学研究（18BZW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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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罗泽南.罗泽南集[M].符静,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0.
[40]易佩绅.函楼文钞(卷八)[M],清光绪龙阳易氏家刻本.
注释
[i] 据《清史稿》卷二百九十四《王士俊传》记载，王士俊（字灼三，贵州平越人）于雍正“九年，擢湖北巡抚”，没有任湖南巡抚的经历。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347页。
[ii]“团繁”之“繁”，原刻、校点本均作“繁”，疑应作“欒（栾）”。张在兴校点：《吴敏树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232页。
[iii]刘泱泱等校点：《左宗棠全集》第15册，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297页。该文作于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施补华《泽雅堂文集》亦载此文，题下注“代左侯”。据此可知，施补华是此文的真正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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