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5年授军衔的时候，大将以下将官的授衔，主要参考其职级，另外再参考战功、贡献和资历等因素综合评定，这其中，其决定性因素的是职级，同时还可以根据将领的战功、贡献和资历来进行微调，以正军级干部为例。在1955年授军衔时，职级为正军级的，一般授予少将，也可以酌情授予中将，不过授中将的正军级将领是少数。
还有两个特例，就是授了上将的正军级将领，陈明仁和董其武，他们在授衔时都是担任军长之职，理应授少将或者中将，不过因为他们是从国民党军队投诚过来的，而且他们在国民党军队的级别就是相当高的高级将领了，他们投诚影响还是很大的，我党认为他们的贡献非常大，所以给他们两个人授了上将。
还有最特殊的尹先炳，在授衔时也是担任军长职务，但是却授的是大校。即便给不了中将，至少应该给个少将吧，但是并没有。所以尹先炳的大校军衔，确实有点委屈了。
尹先炳是湖北省汉川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他开始是在红二方面军系统任职，在红2军团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后来他被派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就从红二方面军系统转移到了红四方面军系统，后来还参加了红四方面军长征。
抗日战争爆发后，尹先炳一直在八路军系统任职，最开始在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任职，先后担任团参谋长、代理团长以及团长。后来尹先炳被派到冀西抗日根据地工作，他曾经担任八路军第129师新编第11旅旅长，当时第11旅副旅长是秦基伟，在1955年被授予了中将。可见他尹先炳后来的发展明显慢了许多。在抗日战争时期，尹先炳参加了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和百团大战。解放战争后期他调到军事学校任职，远离一线部队，解放战争末期他在冀鲁豫军区担任地方军区副司令员，这说明尹先炳的战功并不出色，让上级领导不是很满意。
解放战争时期，尹先炳所在部队部队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尹先炳担任第一纵队第2旅旅长。19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编为中原野战军，尹先炳担任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先后参加了平汉、陇海、定陶、豫北、鲁西南、进军大别山、淮海、渡江、西南等战役。第二野战军改编成立后，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主力改编为第16军，1949年2月，尹先炳出任第16军军长，军政委是王辉球，王辉球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空军政治部主任，1955年时被授予中将军衔。又比尹先炳的军衔高。
解放战争末期，尹先炳的第16军开赴贵州剿匪，后来，尹先炳出任贵州军区副司令员，而贵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就是他的老搭档王辉球。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尹先炳奉命率领第16军入朝作战，一直到1958年才回到国内。1955年，我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度，那时尹先炳还在朝鲜，他在朝鲜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和一些女秘书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尹先炳的问题是很严重的，组织上撤销了原本给他的中将军衔，只给了他一个大校。
正军职将领被授予大校，这在1955年授衔时唯一的一例。
如前所述，尹先炳的一些战友，还有一些资历不如他的将领，军衔都比他高。解放战争中担任过军长的有50多人，相当一部分在解放战争末期和建国后已经高升为副兵团级了，甚至正兵团级了。这些人基本都是中将或者上将。像尹先炳这样，在解放战争中担任军长，在1955授衔时，仍然是军长的，其实不多见。
同为解放战争中的军长，尹先炳应该算是军衔最低的一个了。这其中除了他进步慢之外，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受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所拖累。要不然，即便不是中将，也应该是少将。由于他对自己军衔不是很满意，所以他很少把自己的大校军装拿出来穿。
1958年，尹先炳从朝鲜回国之后，自然不可能继续在野战部队任职了，他一直在解放军政治学院任职，先后担任学院的物质保证部副部长、院务部副部长等职。1983年1月，军委准备让尹先炳出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尹先炳答复一个月后报到。1月6日，他的老领导杨勇将军和徐立清将军在同一天去世，这让他非常悲伤难受，以至于当晚脑溢血发作住院，2月10日，他在北京301医院逝世。享年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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