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记者/邓喻静
2010年初春的乌克兰，选战正酣。如同季莫申科生命中的数度大起大落，这一次冲击乌克兰总统的尝试，或许只是她的又一次转身。在乍暖还寒的基辅街头，向选民们优雅致意的季莫申科，一如既往地将她独具魅力的金色发辫盘到脑后，如同一面闪亮的旗帜。
季莫申科手里的牌
季莫申科此次冲刺总统的努力可谓孤注一掷，在与昔日的“橙色伙伴”——现任总统尤先科分道扬镳之后，她的强劲竞选对手——前总理亚努科维奇在第一轮投票结束后便对媒体放话，当上总统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季莫申科赶下总理位置，并解散她的政府。这一次，季莫申科没有后路可退。
在第一轮投票中，季莫申科比亚努科维奇落后十个百分点。国内外的民调机构几乎都认定，季莫申科此次没有太多胜算，但季莫申科显然已经准备战斗到底。
此轮投票前后，季莫申科阵营加大宣传力度，高举“民族精神”旗帜，强调建立公平社会和有效行政体系，以创新推动经济结构改革，改善人民福祉。基辅街头汹涌的“橙色”人潮中，金色发辫盘头、身着白色西服的季莫申科出现在其中，似乎在回放当年“橙色革命”街头抗议的片断。
对于她的竞争对手，季莫申科也并不心慈手软，她指责亚努科维奇和地区党“正准备实施大规模舞弊”、“操控中央选举委员会”，而对于外界“抹黑对手”的质疑，她付之一笑。
批评者认为，这显示季莫申科正在号召“橙色革命”旧部，一旦失败，可能会像当年那样发动大规模街头抗议。支持者则表示，季莫申科的政治手腕高超，把握机会的能力较强，到底谁能获胜实属难料。
不过，除了分歧明显的民意，季莫申科在她总理任期内积攒的资本其实并不多，英国《独立报》曾分析，亚努科维奇能东山再起，与其说是乌克兰民众认同他的政策，不如说是尤先科和季莫申科这对“橙色革命”盟友执政表现太差。
“橙色革命”中，尤先科和季莫申科携手出击，风光无限，但不久即陷入权力斗争，直至如今的分道扬镳。这两人上台后均承诺实施政治改革，但迟迟未予兑现。
乌克兰经济则在金融危机冲击下陷入严重衰退。2009年2月，乌克兰财政部长维克托·平泽尼克因预算编制与季莫申科发生争吵，愤而辞职，季莫申科随后直接管理经济，然而，日趋低迷的经济和政府内斗令乌克兰人极度失望。《独立报》评述说，无怪乎亚努科维奇可以把尤先科-季莫申科“双头政治”这一“橙色革命”产物称为“橙色噩梦”。
铁腕的野心家
“你们何时看见她流过眼泪，没有，她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人面前都不会屈服，她就是乌克兰，乌克兰就是季莫申科。”这是本次乌克兰大选中，季莫申科支持者对她的评价。
身为总理的季莫申科看似弱不禁风，却被西方媒体称为是“乌克兰政府中惟一的男人”，是“乌克兰最强悍的人”。自2004年“橙色革命”以来，乌克兰政局变数不断，季莫申科就一直处在政治漩涡的中心，带着一副铁腕强硬的执政脾性走过乌克兰政局的跌宕起伏。
2004年11月，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在基辅街头持续数周的抗议选举中，尤利娅穿着朴实无华的皮大衣，头发在前额利索地分开了一条缝，站在反对派领袖尤先科的右边，
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曾说过，华盛顿明白，“橙色革命”的真正推动者是季莫申科。“没有她的雄厚财力作后盾，尤先科的声音不可能这么响亮”。
在“橙色革命”中频频露脸的季莫申科，很快有了“橙色公主”的美誉。作为回报，尤先科出任总统后，任命季莫申科为总理。
对于季莫申科在政治上的迅速崛起，人们颇有争议，但她管理经济的能力却得到了广泛的肯定。她在任副总理期间，曾大刀阔斧地在经济领域大规模改革，解决了拖欠俄罗斯的数十亿美元债务，恢复了乌克兰与其他国家在机械制造、管道工业等领域的关系，使乌克兰向俄罗斯的工业产品出口几乎翻了两番。
首度出任总理期间，季莫申科施重拳打击“影子经济”，即剥夺钻政府官僚主义空子而窃取所得的财富和权力，并成功地使欧盟和美国承认乌克兰的市场经济地位。
美联社把季莫申科的执政风格称为“发烧型”——第一个总理任期的8个月中，她推行了20个全新的全国项目。
尽管尤先科和季莫申科在“橙色革命”中“共患难”，但执掌政权后二人的合作不到半年即告终。“缺乏团队精神”是尤先科解散季莫申科政府的官方原因。但季莫申科的批评者认为，季莫申科不加掩饰的政治野心才是她下台的真正原因。
季莫申科从不掩饰自己希望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愿望。她亲西方的立场也赢得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大有盖过总统尤先科的势头。
她的政治野心超越任何意识形态的考量。2005年9月遭尤先科解职后，季莫申科不顾二人之前的多年合作，公开尤先科的丑闻。2006年3月议会选举前后，季莫申科又主动向尤先科示好，表示愿意重新担任总理。为达到目标，季莫申科不惜吸收此前的政敌，让他们加入自己政党之中。
“如果她和你一个阵营，那没有问题，”当时接替季莫申科担任总理的尤里·叶哈努罗夫说，“如果不是，那你麻烦大了。你会遭遇切尔诺贝利一样的灾难。”
尽管季莫申科在2006年重返总理宝座，但季莫申科的政治野心给乌克兰最高统治者带来的不安，使得乌克兰长期陷于一种政治内耗。双方的分歧尤其在能源问题上得以集中体现，2009年年初的俄乌“斗气”风波更放大了二人之间的矛盾。
乌克兰总统编外顾问、俄右翼力量联盟领导人之一涅姆佐夫就曾指出，尤先科坚持乌克兰走建立在民主与自由基础上的欧洲发展道路，而季莫申科则主张以“家长作风”和“民粹主义”走出一条特殊的道路来，二者的执政方针恰巧是针锋相对的。
而这场耗时过久的政治内耗也终于随着这次乌克兰大选中尤先科的出局而走到了尽头。
是女人，其次才是谈判对手
政坛上的潮起潮落，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是家常便饭，在以男性为主的政治游戏圈里摸爬滚打的女政治家也并不少见，而真正让季莫申科为世人记住的，是她性别特征分明的女政客形象。2009年年末，季莫申科被“最热辣国家领导人”组织评为世界最性感政治家。
早在“橙色革命”时期，举止端庄、优雅，身穿朴素皮大衣、脑后盘着一根“麻花辫”的季莫申科以“美女政治家”的形象为尤先科赢得了大量选票。成为总理之后，她的一言一行，甚至出门亮相的每一套行头，都成为了乌克兰乃至世界的焦点。
在乌克兰，季莫申科已经等同于时尚代名词，她仪容举止所引来的瞩目度，丝毫不亚于她极富争议的强硬施政风格。2009年年底，季莫申科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政府会议上。她舍弃了全国乃至全世界民众都习以为常的发辫，把此前盘绕在头顶的辫子解开，挽成发髻整齐地盘在脑后。这一发型很快为众多乌克兰女性跟风效仿。
“我很清楚如何利用自己的资本在这个男性统治的政治圈子里保全地位。”这是季莫申科在走上政坛后的一句坦言。事实证明，在这前后，她一直成功地实践这一女性执政的制胜法宝。
在成为乌克兰总理之前，季莫申科是乌克兰的“天然气公主”，她的统一能源公司曾经跟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的女婿平丘克的公司进行竞争。在激烈竞争中，平丘克不得不甘拜下风，他给季莫申科这位美女的评语是“致命”，这种“致命”显然不同于一般剑拔弩张的商界强势。
无论面对政客还是商人，季莫申科都力图给人一种印象：她首先是个女人，其次才是个谈判对手。敌视季莫申科的乌克兰人据此指出，这个“美女政客”很善于利用自己的美貌，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与尤先科的关系中也不会例外。事实上，从季莫申科成为乌克兰名女人的那一天起，她的种种绯闻就成为人们热衷讨论的话题。
季莫申科也是乌克兰青年男女崇拜的偶像，一些时装、球队以她的名字命名，各种典礼和宗教仪式上也少不了她；她甚至还灌了一张唱片，销量不错。她还总是不厌其烦地注意自己的头发、握手、公共场合亮相的服装这些细节，使她的每一次出现都完美得无可挑剔。
权力之巅的“她们”
《环球》杂志记者/邓喻静
她们中的许多人曾经只是妻子、母亲或女儿。如今她们有了多重身份，从依附到独立，从幕后到台前，从关心油盐柴米到心怀天下苍生。
千百年来，主要由男性把持的政坛难得有一缕脂粉之气。这些身处政坛巅峰的“娘子军”身着鲜艳裙装、淡定从容地现身国际舞台，代表自己的国家发出声音。这些闯入“禁地”的女性领袖，给阳刚十足的全球政坛注入了更多感性与温情。
随着越来越多女性领袖的涌现，国际政治，这个原本是男人把玩的游戏，会不会因此而改变规则？
在她们冲刺权力之巅的努力中，世界也因她们生变。
“性别神话”不再
二战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过的女性领袖，留名者不过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以色列第一位女总理戈尔达·梅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等寥寥几人。
这一情形正在改变。根据世界女性领袖网站的负责人马丁·克里斯滕森为《环球》杂志记者做的统计，除去世袭女王，全世界现今共有14位女性担任着独立国家的总统或首相职位，占世界领导人比例的9.2%，接近一成。
这个数字背后，是每年10%~20%的女性领导人的增速。马丁指出，当前女性领导人集中分布在南亚、北欧和拉丁美洲，此后一段时间，亚洲、南美和中美洲的女性领导人将在原来已有相当比例基础上有增无减，欧洲的女性领导人也将逐渐增多。
在亚洲的近二十年，女性治国已成为一项传统。印度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孟加拉国的两位女总理卡莉达和哈西娜、菲律宾总统阿罗约都是亚洲政坛长久的风景。一些女政要可能昨日还相夫教子，今天就应政治的召唤而成为巾帼英豪。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胡传荣指出，宗教、民族矛盾突出，暴力和刺杀政要频繁出现，政治人物被刺杀后留下遗孀等为这个地区女性领导人提供了政治沃土。
北欧国家则是从制度建立上入手，使女性从政机制化，常态化。这首先要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末席卷欧洲的女权运动。声势浩大的“妇女为妇女投票”活动推进了北欧女性在政治上取得和男性平等地位的进程，女性参政的权力被陆续写入宪法。在当前一些北欧国家的议会，女性占有约40%的席位。
胡传荣介绍，事实上，北欧素有女性当家的传统。在早期的渔业经济时代，当男人在外出海的时候，女人就在家独统“天下”了。
而在一向推崇所谓男子气概的拉丁美洲，在政治领域也出现了几位魅力非凡的女性领导人，比如智利女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和阿根廷的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马丁指出，拉美女性领导人的崛起是与土著居民、下层贫民的崛起同步的。随着拉美地区民主化进程加快，土著居民、下层贫民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导致了拉丁美洲出现“集体向左转”的现象，代表土著居民、下层贫民利益的左翼政党纷纷上台执政。原本社会地位低下的妇女跟其他受压迫阶级一起，将巴切莱特和费尔南德斯这样的领导人选上台。
据马丁介绍，在近年的数十位女性领袖中，有近四成曾经连任，其中冰岛前总统维格迪斯曾连任四届。他指出，女性领袖的连任说明，女性领袖可以像男性一样强势、有决断力，同样能赢得民众持续的支持。
全球话语的柔性化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领袖叱诧政坛，“她世纪”依稀可见，而原先的世界政治议题也因性别元素的搅合而面目逐渐模糊。
在三十多年前的撒切尔夫人和英迪拉·甘地时代，充斥着核武器、对抗、冷战这样的政治议题，女性领袖的作风也随之被锻造得几与男性无异，甚至必须比男性更强硬，那个年代独有的政治家生存法则为女性执政打上坚实的男性烙印。
时代的变化并没有消弭女性领袖的强硬作派，却令女性性别特征的回归成为可能。对于女性领袖来说，温柔婉约不再成为影响她们执政的弱点，民众对于女性领袖的期许也不只是拘泥于此前的铁腕、强硬，而趋于柔和、慈爱。
曾经强硬如默克尔，在媒体的鼓噪下也流露出女性的风情，而更多如季莫申科、阿罗约这样的美女领袖，美貌和性别成为她们在权力纷争中游刃有余的利器。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外交学系李英桃指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的当下，全球话语体系在经历重构，此前侧重军事国防等刚性话题的政治风向开始转变，一些柔性的政治话题被纳入进来，过去人们不甚关心的问题，如气候变化、环境卫生、移民现在都成为可以左右世界的议题。
而在当前的国际政治话语体系中，女性独有的包容、细腻、善于协调等特质，都使其成为这些柔性议题适合的推动者。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她们借助这些议题地位的跃迁，成为国家的领导者，如北欧和南美的一些女性领导人，皆因在环境、女性权利问题上的不俗表现，被选民送上领袖的位置。
还有在那些仍陷于战乱的国家，当人们已经厌倦了征战和杀戮，女性形象所象征的和平民主的国家理想，成为了抚慰伤痛最好的精神良药，如非洲近年层出不穷的女性领导人和今年阿富汗大选中涌现的首位女性候选人，都被人们寄予了将国家引入和平轨道的厚望。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亚太研究室副主任龚克瑜指出，不同于男性执政给人的关于杀戮和强硬的想象，女性执政更给予人们安全感和依赖感。不可否认，女性领导人确实改变了政治领域，两种性别的参与使得决策更加平衡和公正。
权力之路
然而，在五大洲，男性领导人独霸政坛的局面正在被全面改写吗？
龚克瑜显然并不认同这一说法。他说：“这只能说增加了一道靓丽风景，但并没有改变国际政坛男性为主的政治特性。”
李英桃也表达了相似观点：虽然女性领袖的执政方式带有强烈的性别色彩，但很多时候女性领导人的执政决策和权力并不由本人决定，仍是服从于国内外政治角力的结果。
那些通过自我奋斗而问鼎权力之巅的“铁女人”毕竟是少数，在东南亚、拉丁美洲和欧美等地区的大多数女性元首身上，可以发现一些类似的规律。李英桃指出，在亚洲、南美等一些地区，女性当政更多地表现为权力继承色彩，家族政治遗产成为其参政的重要资本。
如果克林顿没有当选总统，希拉里可能只能做到美国的百强律师；阿罗约若非出自名门，也无法在险象环生的菲律宾政坛激流勇进。如果不是女承父业、妻承夫业，她们可能永远站在他们丈夫和父亲的后面。
典型如亚洲，绝大多数女性领导人都是政坛中非正常死亡者的妻子或女儿，在政治权力方面，她们与她们的父亲或丈夫之间有着某种继承关系。不少家庭主妇在一夜之间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老套的寡母节妇受旌表的故事，被赋予现代的形式。
佐证这一观点的典型例子来自“尼赫鲁·甘地家族”。1984年10月，担任总理的甘地夫人英迪拉·甘地在总理府被印度锡克教徒保镖枪杀身亡，其子拉吉夫·甘地被推上总理宝座，但几年后他也遭到了暗杀。于是，拯救家族政治的重任就落在了拉吉夫·甘地的遗孀索尼娅·甘地的肩头。
而对于另一位创造历史的南亚女领袖——斯里兰卡已故前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西方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曾对其如何崛起于政坛做过如下描述：她身着丧服出现在人群面前，一言不发，只是哭泣。于是，群众与她一起泣不成声。于是，她从一个温存的妻子，谨慎的秘书，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似乎生来就能以魅力赢得民心的人物，她将像一个纯朴的母亲主持一个家庭那样治理一个国家。
就这样，班达拉奈克夫人在丈夫遇刺身亡后的第二年(1960年)，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理。
在孟加拉国，则出现了“寡妇PK孝女”的更趋极端的经典：在谢赫·穆吉布·拉赫曼总统和齐亚·拉赫曼总统先后死于非命之后，前者的女儿与后者的遗孀展开了长达10多年的政治竞争，现今仍轮流担任政府总理，达到了“亚洲女性政府首脑现象”的极致。
龚克瑜认为，在历来视女性为附庸的南亚社会，之所以频现女性政治家，更多是由于“性别的偶然”。在家族制度比较严格的南亚社会，人们更重视家族政治。一旦面临危难，如果没有合适的男子来承担家族政治的延续，只好让女性来支撑，这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这些女性政治家往往容易沦为男性权力集团的前台木偶，她们的幕僚、阁员和议会中的本党议员中，男性占绝大多数。“她们”孀妇孤女的伦理形象，往往沦为“他们”把玩的一种政治资源。这些女性领袖的执政地位看似强大，实则非常脆弱。
权力继承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女性执政轨迹中也不难见到。有“世界第一位女总统”之称的阿根廷前总统贝隆夫人，其夫任总统时就已是副总统，她利用亡夫的声望和得力助手的帮助，顺利登上总统宝座。现在的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也是从丈夫手中接过的总统接力棒。
但在这些家族政治体系的外围，通过自我奋斗而登顶的女元首正发展成更有力量的群体，她们代表着大多数女性对于政治的热望。在世界女性领袖网站的统计中，近十年来出身草根并最终走到权力巅峰的女性接近半数。对她们来说，性别可能是一种弱势，她们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在政治生涯中饱受磨砺。正因为此，西方成功的女性领袖往往表现出比男性更刚毅、更果敢的素质。
发型，还是政纲？
一旦跻身国家领袖，政治秀场的台前台后，复合身份成为女性领袖的权衡之难。
虽然政治家可以有性别，但当前国际政坛的男性倾向，仍毋庸置疑，大多要职仍为男性把持，进入这个圈子，女性领袖必然要舍弃一部分女性的思维方式和做事风格，从男性维度出发，按照游戏规则出牌。这时她是一个中性的身份。
对上个世纪的女性领导人而言，性别曾经是一种弱势。正因为此，她们有意无意地同那些人们心目中的“女人味”拉开距离，向“男子汉大丈夫”靠拢，甚至有时对女权主义嗤之以鼻。直至她们走上权力顶峰后，也并没有真正给女性贡献更多权益。
就在去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纽约时报》曾评论，在多名美国总统竞选人中，希拉里的外交政策并不比其他候选人更“温情”，她在伊朗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甚至显示出更为强硬的态度。
如果改变从属地位必须以放弃女性特征为代价，那么女性成功的意义又何在？在当今的世界政治舞台上，不少女性领袖都试图以各种形式来挑战性别政治，美丽优雅的季莫申科、性感刚强的赖斯等都努力向外宣告自己强烈的女性魅力，打破政坛不相信“女人味”的惯例。
于是在国际政坛上，出现了各国女性领导人争香斗艳的一幕幕图景，彰显女性特征的表率成为被褒扬的典范，而再经由媒体舆论翻炒，派生出“乳沟政治”、“发型政治”等一系列性别意义浓烈的政治名词。
除了对于女性领袖作为一个执政者身份的期待，龚克瑜认为，公众会希望女性领袖在国际事务中也能够适时展现女性温柔的一面，又能有包容妥协的态度来周旋各国的关系。默克尔会毫不犹豫地拍掉布什放在她肩膀上的手，但是她也会穿低胸礼服表现出婉约一面。
“即使当上女性领导人，也不能放弃这些身份。如果女性把家庭放在第二位，事业放在第一位，也会被人认为是不近人情的。所以女性元首必须比男性承担更多。” 龚克瑜说。
李英桃认为，现在媒体在对女性领袖浓墨重彩的报道中，成为焦点的往往是她们的性别属性，而不是她们的政治见解和业绩。一些政界名媛被采访时，她们更多的是被问及她们的家庭以及个人情况，政治问题则被搁置一旁。
德国总理默克尔曾经坚持：“政治归政治，我不会为了政治而改变容貌。”但她在2002年的总理候选人争夺战中失利后，舆论认为，那次失败与她的发型过于古板不无关系。2005年，她被正式提名为总理候选人后，她所在的政党明确要求她改变形象，尤其是要改变发型。结果，接受了建议的默克尔在著名发型师的打理下，“变漂亮了”，她“一夜之间成了媒体的宠儿”。在媒体一片称奇声中，默克尔最终于2005年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
有媒体报道说，“新发型'挽救’了默克尔的政治生涯”。
胡传荣指出，如果有一天，媒体在报道女性领袖时，不再突出她的性别，不再比较男女性别的优劣，女政治家既不是女强人，也不需打“温柔牌”，那就意味着女性真正融入了政治这个领地，男女平等在政治领域真正得到了实现。
来源：2010年2月16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4期
《环球》杂志授权使用，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
联系客服
